第四十六章　论空洞的哲学和荒诞的传说所导致的黑暗

“哲学”可以被理解为是为了使人们在物力或人力所允许的范围内形成人类生活所需的效果，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或是根据任何事物的产生方式推导其特性，或是根据事物的特性推导该事物某种可能的产生方式所获得的知识。因此，几何学家根据图形结构得出了其中的许多特性，随后又根据这些特性经过推理得出许多新的构图方法，以用于测量土地、水域以及其他不可数计的用途。与此相同，天文学家根据太阳和星星在星空不同区域的升起、落下以及运行情况，可以找出白昼、黑夜和一年中不同季节形成的原因，从而能够记录时间，其他科学知识的形成也与之相似。

根据该定义，显而易见，我们不可以将包含慎虑原始知识的经验算作哲学的任何组成部分；因为它不是通过推理而得出的，而是可以在人类和猛兽身上都可同样找得到的；它不过是关于此前一系列事件的记忆，其中只要忽略了任何一个非常小的环节，效果就会改变，从而导致经过最为深切的慎虑而得出的预期遭遇失败。但是，从正确的推理之中得出的不是别的知识，而只能是具有普遍性、永久且恒定的真理。

因此，我们不能将任何错误的结论都冠以哲学之名，因为用自己所理解的词语进行正确推理的人不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任何人经由超自然的启示所知晓的知识也不能被冠以哲学之名，因为它不是通过推理而得来的。

根据书本的权威说法推理而得来的知识也不能冠以哲学之名，因为它不是从原因推论而得来的，亦非由结果推论原因而得来的知识，因此它就不是知识而是信仰。

因为通过使用语言可以产生推理的官能，所以通过推理就可能发现某些几乎与语言本身一样古老的普遍真理。美洲野蛮人并非没有关于道德的箴言，同时他们也具备少量的算术知识，可以对不太大的数目进行加减运算，但是他们不会因此而成为哲学家。正如对谷类和用来酿酒的植物而言，当人们知道它们的属性并汲取它们的养分或在田地和葡萄园中栽培前，田野和森林中就有少量分布，当时人们以橡实为食，以水为饮；所以起初就存在许多正确、普遍且有益的推论，就像人类推理领域中原本就存在的“自然植物”一般。但是，最初栽培的植物数量非常少，人们凭粗陋的经验生活，没有所谓的方法，即除了错误与推测等“野草”和“普通植物”之外，没有对知识本身的“播种”或“栽培”。原因在于人们在获得生活必需品和防备邻人之外，不可能还有闲暇时间；所以只有当建立了幅员辽阔的国家后，情况才会有所改观。闲暇是哲学之母，国家则是和平与闲暇之母。哪里率先出现了规模庞大且繁荣的大城市，哪里就会出现哲学研究。印度的天衣派信徒[1]和波斯拜火教的博士[2]以及埃及和迦勒底的祭司都被认为是最古老的哲学家，而这些国家则是最古老的王国。在希腊人和西方其他民族的国家（也许没有卢卡[3]或日内瓦[4]大）未实现和平前，当他们对彼此抱有同样的畏惧时，他们没有闲暇工夫观察任何事物，并且只能相互盯住彼此，此时（在这些国家）哲学不会兴起。最后，当战争导致许多规模较小的希腊城邦整合为少数几个但规模较大的城邦时，来自希腊不同地区的七个人获得了“贤人”的声誉。其中有几位贤人是因道德和政治哲言而闻名于世，有些则是因研究迦勒底和埃及人的天文和几何学而著称。但是，当时我们还没有听说任何哲学学派。

在雅典人打败了波斯军队并夺得了海上的统治权之后，他们获得了对欧洲和亚洲位于爱琴海中的全部岛屿以及沿海城市的统治权并逐渐繁荣起来，正如圣路加所说，国内外那些无所事事的人就“只将新闻说说听听”[5]，或是向城邦中的年轻人公开宣讲哲学。每一位老师都会找一处讲学的地方。柏拉图讲学的公共场所被称为“学园”，这个名称源自一个名为阿卡德摩的人[6]；亚里士多德则是在潘神庙的步行道上讲学。这里被称为“吕克昂学园”。有些人则是在画廊（即商人们摆地摊卖货的拱廊）讲学，还有一些人则是在其他一些地方教导别人或与人讨论他们的见识来消磨闲暇时光。还有一些人则没有固定的场所，只要是能将城市中的年轻人召集在一起听他讲话就可以。卡涅阿德斯[7]在罗马担任使者的时候也这样做，因而加图[8]劝告元老院尽快让其离开（罗马），担心年轻人喜欢听他的高谈阔论（他们认为是这样）而导致败坏年轻人的品行。

据此，他们中任何人进行宣教或辩论的所在地就被称为“schola”，在他们的语言中是“闲暇”之意。他们的争论则被称为“消磨时间”。另外，哲学家学派也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其中有些人就以上述学派的名称命名，例如，认同柏拉图学说的人被称为“学园派”，亚里士多德的门徒则因其教学所在的步行道而被称为“逍遥学派”，芝诺的门徒则是根据“画廊”一词而被称为“廊下派”，这种情形就如同人们经常在其他地方、保罗教堂或交易所聚会侃大山和混日子时被称为“天南海北派”[9]“保罗教堂派”或“交易所派”这种风俗一样。

但是，人们却对这种习俗推崇备至，以至于迅速风靡整个欧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因此该地区的几乎所有国家都公开设立讲学会并支持他们开展演讲和辩论。

在古代，犹太人的学派在我们的救主的时代前后都是存在的，但是这些学派是关于他们法律研究的学派。因为他们虽然将其称为“教堂讲经会”，即百姓聚会，但是因为会在每一个安息日在他们中间宣读、解释和辩论法律，所以其性质和公开的学派并无二致，仅是名称有所差异。并且（这种学派）不但在耶路撒冷设有这种讲经会，有犹太人居住的每一个外邦人的城市中都设有这样的讲经会。比如，大马士革就设有一个这样的讲经会，圣保罗曾进入这个会堂并遭到（犹太人的）迫害。[10]在安提阿、以哥念和帖撒罗尼迦也设有这种讲经会，圣保罗曾进去那里辩论过。设在利百地拿、古利奈、亚历山大、基利家和亚西亚的会堂亦是如此，即位于利百地拿和在耶路撒冷的外地犹太人的学派，同圣司提反辩论的那些人就属于该学派。[11]

但是这些学派有何用益呢？究竟能从他们的解读和辩论之中得到什么样的科学知识呢？虽然几何学是自然科学之母，但是我们现在的几何学却并非是由这些学派留给我们的。柏拉图是最优秀的希腊哲学家，他创立的学派不吸收那些未掌握一定几何学知识的人。[12]尽管研究这种知识的人有很多且人们也从中受益颇多，但是没听说那些人提到这些人的学派，同时也没有出现任何几何学家的学派，他们也未被冠以哲学家之名。与其说这些学派的自然哲学属于科学范畴，倒不如说是一场梦，空话连篇，毫无意义；如果一个人没有先在几何学方面具备很深的造诣就去讲授哲学，那么就不可避免地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自然通过运动而产生作用，如果没有线形比例及其性质的知识，那么就不可能知晓该运动的方式和程度。他们的道德哲学只不过是在描述他们自己的激情罢了。因为对于行为方式而言，在没有世俗政府的情况下，其法则就属于自然法；在存在世俗政府的情况下，其法则就是世俗法。该法则判定诚实和虚假、公正和偏私以及普遍意义上的善和恶。但是，他们却按照他们自己的好恶制定善恶法则。根据这种方式，既然每个人的偏好各不相同，所以就不存在那些普遍达成一致意见的事情；而每个人对于自己认为有好处的事，只要他敢做，他就会放手去做，进而导致国家走向灭亡。他们的逻辑本应是推理的方法，但是却不过是言之无物的诡辩以及意图通过标新立异驳倒那些诡辩之人的伎俩而已。总之，世界上最为荒谬的事情莫过于连老哲学家都得不到人们的支持（对此，正如西塞罗所说，他本人就是这样的哲学家）。我认为，自然哲学最荒谬之处就是现在所谓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理论；与政治最不能相容的就是他在《政治学》一书中提出的那一套；最为愚蠢的观点也莫过于他的《伦理学》中提到的大部分内容。

最初，犹太学派只是一个研究摩西律法的学派，摩西命令每逢七年的末一年，就在住棚节的时候，在众人面前将这律法念给他们听，让他们听，让他们学习。[13]因此，在每一个安息日宣读律法（在以色列人被掳以后的做法）应该没有其他目的，而只是让百姓认识到他们应予服从的诫律并向他们解释先知的著作。但是，根据我们的救主给予他们的诸多谴责，他们显然根据自己错误的注释和荒诞的传说而误用了律法的原文。并且他们对先知也知之甚少，以至于他们不承认先知所预言的基督和他所行的业迹。因此，他们根据自己在会堂里的演讲和辩论将律法原理变成了一门关于上帝和灵的、不可思议的空想哲学。他们从《圣经》中语意更为含混不清的、最易于穿凿附会地为自己提供支持的原文以及关于自己祖先荒诞的传说中幻想出一些东西来，将希腊人那种空洞的哲学和神学糅杂在一起而形成了这种哲学。

当今所谓的“大学”是指在同一个政府当局之下，由同一个城镇或城市中许多公开的学派结合而成的一个集合体，主要学派被划分为三种研习专业，即罗马宗教、罗马法和医学专业。哲学研究不过是罗马宗教的“使唤丫头”而已。因为这里流行的权威观点只有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所以这种研究就不是正式的哲学（其性质不是由著作家所决定）而是“亚里士多德学”。因为几何学不服从任何事物而只服从严格的真理，所以几何学在最近时期之前的时代中毫无地位可言。如果任何人凭借自己的天赋在几何学方面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那么一般他就被认为是魔术师，他的技艺就被认为是魔鬼式的技艺。

现在我将对空洞哲学的具体教义展开讨论，这些教义部分是因为亚里士多德、部分是因为理解的盲目性而被传入大学中并由大学传到教会中。我首先讨论其原理。有一种所谓的第一哲学，它是所有其他哲学的依据所在，它主要包含对那些最具普遍性的名词的意义的正确界定。这种界定可以避免推理中含糊不清和模棱两可的地方，它们一般被称为“定义”，诸如物体、时间、地点、物质、形式、本质、主体、实体、偶性、权势、行为、有限性、无限性、数量、质量、运动、行为、激情以及其他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人们用于解释关于物体产生及其性质的概念时所必需的很多其他定义。经院哲学派将上述这些以及类似的名词解释（即确定其意义）作为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组成部分通称为“形而上学”，而这部分亚里士多德哲学就是以“形而上学”命名的，但它具有不同的意义。因为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它是指“写在或置于他的自然哲学之后的各篇”，经院哲学派则将其当作是超自然哲学的各篇，因此“形而上学”可以具备上述两种含义。确实，其中所写的内容绝大部分都是无法理解的，而且同自然理性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冲突，以至于如果有任何人认为可以据此理解任何东西的话，那么就会必然认为它是超自然的知识。

这种形而上学的内容与《圣经》糅杂在一处，于是形成了经院学派神学。它告诉我们，世界上有些要素是脱离于物体而存在的，他们将其称为“抽象本质”和“实质形式”；在对这一术语进行解释时，此处就得比平常更加谨慎。此处，我要请求那些不习惯此类讨论的人原谅，我此处要专门为那些习惯于此类讨论的人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世界是有形之体（我是说不仅指俗世，喜爱俗世的人被称为“俗世的凡人”；我指的是宇宙，即万物构成的一个整体），它是具有尺寸大小的，即具有长度、广度和厚度；同样，物体的每一个组成部分也是物体，也同样具有尺寸大小；所以，宇宙的每个组成部分都是物体，不是物体的东西就不是宇宙的组成部分。因为宇宙容纳万物，所以不存在不属于宇宙组成部分的东西，因此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不是物体的东西。据此，也不能得出结论认为不存在灵，因为灵具有尺寸，它是实在的物体；尽管从其一般意义上而言，“物体”只是指可看见和可感知的物，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透明性的物。对于灵而言，它们被称为是“无形体”，这一名词之中包含着更多尊敬的意蕴，可被更为虔诚地适用于上帝本身；之于上帝，我们不必考虑用何种性质的形容词最能说明他的属性，其属性是无法表达出来的，而只须考虑用什么形容词最能表达我们尊重他的意愿。

现在，为了搞明白他们基于何种理由认为存在抽象本质和实质形式，我们必须考虑这些词语的本义。词语的用途在于为自己进行记录以及向其他人阐明我们自己内心的想法与概念。在这些词语中，有一些是可被感知的事物的名称，例如对感官产生作用并在想象中留有印象的所有物体的名词即是如此。另外一些是关于想象自身的名词，即我们对看见的或者记住的所有事物的想法或心理表象的名词。另外还有一些是名词的名词或不同种类语言形式的名词。诸如，“普遍”“复数”和“单数”就是名词的名词；“定义”“肯定”“否定”“真”“假”“三段论法”“询问”“许诺”“信约”则是某些语言形式的名词。另外，还有一些名词表示一个名词和另外一个名词的推理或矛盾关系。诸如，当一个人说“人是一种物体”的时候，他是指“物体（body）”这个名词是在“人（man）”这个名词后面出现的，是因为“物体”只是同一种对象的名词，“人”是所称为“物体”这一名词中若干对象中的一个。这种因果关系通过“是（is）”将它们关联在一起而表达出来。正如同我们使用动词“is”一样，拉丁人用“est”，希腊人用“esti”的不同变形来表达。我不敢说世界其他各国自己的语言中是否都有与“is”这个词相对应的词，但是根据我的想象，它们并不需要这个词。因为将两个名词按照顺序放在一起，只要有这种习惯，就可以像“is”“be”或“are”等词一样来表征其因果关系（因为习惯使语言形成了它们的效用）。

如果存在一种与“est”“is”或“be”没有任何相对应动词的语言，使用该语言的人在进行推论、得出结论和作各种各样推理的能力方面与希腊人和拉丁人相比也毫不逊色，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从这一动词所表示出来的“实体”“本质”“必要”“必要性”等词语以及其他最常见用法中根据这些词所得出的更多的词语，它们会如何呢？因此，它们就不是事物的名称，而仅仅是一些符号，通过这些符号能够说明我们自己设想出来的一个名词或性质形容词与另外一个词之间的推理关系：例如，在我们说“人是一个活的物体”的时候，这句话的意思并非是指“人”是一回事，“活物”是另一回事，“是”则又是一回事，而是说“人”和“活物”并无二致。因为“如果他是人，那么他就是一个活的物体”这一推论是由“是”一词所表征的真实推论关系。因此，“是一个物体”“走路”“说话”“活着”以及其他不定形式的词汇与“有形体性”“行走”“说话”“生命”“视觉”等名词所指的就是同一回事，即不表征任何事物的名词，我在别处已经进行了更为充分的说明。

但是，有人也许会问，就我所写的这本书的性质而言，既然本书指出要说明的只是关于政府和服从关系的学说所必需的全部问题，那么讨论这些细枝末节的目的何在呢？我的目的是让人们不被那些人愚弄，他们用亚里士多德的那种空洞的哲学撺掇出一种“独立存在的本质”的学说，通过一些空洞的名词来唬人，让人们不服从自己国家的法律；这就如同人们用一件空空荡荡的紧身上衣、一顶帽子和一根弯木棍来吓唬鸟不让它们吃谷物一样。据此，他们才认为人去世并被埋葬之后，他的灵魂即他的生命还能脱离他的躯体而游走，并且在晚上的时候能在坟冢之间见到。基于同一理由，他们认为，在他们所说的那不存在饼的地方，也存在着饼的形状、颜色和味道。也是基于这同一理由，他们还认为，信仰、智慧以及其他美德和品质有时是从天上灌输的、有时是被吹入到人身体之中的，就如同有德之人和他们的美德是可以分离一样，除此之外，他们还提出了很多动摇臣民服从他们国家的主权者服从关系的言论。当一个人寄希望于“服从”会被灌输到或吹入他的身体时，他怎么会竭力去服从法律呢？如果一个祭司能创造出上帝，那么人们又怎会不服从祭司而去服从自己的主权者乃至于上帝本人呢？怕鬼的人怎会对那些能够制圣水而将鬼从他身上驱走的人不尊敬有加呢？这足以作为一个例证，证明亚里士多德关于实体和本质的观点给教会带来的谬误。有人可能明知这属于谬误的哲学，但是因为害怕遭遇苏格拉底那样的命运，所以便将它写出来，将其作为符合且又能明证其信仰的宗教的东西。

一旦他们陷入“独立本质”的谬误之中后，那么他们必然会因之而卷入到众多其他由此所导致的荒谬说法中去。既然他们认为这些形式是实在的，那么就必然赋予它们一定的空间；但是，因为他们认为这些是无形无体的东西，所以根本不存在尺寸大小，但是大家都知道空间存在尺寸大小，因而只能通过有形有体的东西去填充它；由此，为了维护自己的声誉，他们不得不进行一种区分，指出它们实际上在任何地方都不是“有界限的”，而只是“限定的”，但是这些词语都只是些空洞的词汇，在此处毫无意义可言，只有在掩饰它们空洞性的拉丁语形式下才能蒙混过去。因为某一事物的界限只是确定或划定它所在的空间，所以对此进行区分的这两个名词（即“有界限的”和“限定的”）就是一回事。尤其他们认为人的本质是灵魂，并且肯定地认为灵魂全都存在于小拇指中，而且同时存在于身体的任何其他部分中，不论这一部分如何微小都是一样的；并且整个身体的灵魂并不比任何一部分中的灵魂多。那么谁会认为上帝能认同这样一种荒谬的观点呢？但是，对于那些相信存在一种与躯体分离的无形灵魂的人而言，他们则有必要相信所有这一切。

当他们说明无形体的实体如何遭受痛苦，又如何在地狱或炼狱之火中遭受痛苦时，他们又答不出所以然来，只能说不知道火是如何焚烧灵魂的。

除此之外，因为运动就是空间的转换，无形体的实体是无法占据空间的，所以他们就要绞尽脑汁将没有躯体的灵魂如何从此处去到天堂、地狱或炼狱之地，以及人的魂魄（另外我要加上它们在显形时所身着的衣物）晚上如何游走在教堂、教堂墓地或其他墓地的事说得似乎具有可能性。对这些问题，我不知道他们如何作答。除非说它们是在“有限定地”而不是“有界限地”游荡，或者说它们是通过“性灵的形式”而不是以“世俗的形式”在游荡，因为这种臭名昭著的区分也同样适用于回答任何疑难问题。

关于永恒的意义，他们不认为它是时间无穷性的延续。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们就找不出理由证明上帝的意旨以及为什么他对未来事物的预先判定不是先于他对这一未来事物的预知，就如同有效的原因先于结果之前出现、或行为者先于行为之前出现；此外，对于许多关于上帝的其他不可思议性的鲁莽之见也都找不出理由。但是，他们只告诉我们，永恒是现在的停滞，经院学派将其称为“停顿的现在”。他们自己不明白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别人也不明白，他们用“此处的停顿”来表示“空间的无限”也是这样的情形。

人们在他们的意识中通过对物体各个组成部分计数来对一个物体进行拆分；在计数这些部分的时候也就是计数了它填充的空间的各个组成部分。因此，在拆分这些部分的时候，我们也得同时对这些部分所占据的空间拆分，任何人都无法设想多于或少于所占空间的物体部分。但是，他们要让我们去相信，因为上帝是万能的，所以一个物体可以同时存在于多处地方，多个物体也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处地方。似乎我们说“存在的东西不存在”“曾经存在的东西不曾存在”，就如同承认了神能一样。他们不但不敬仰、赞颂神的不可思议性，反而从哲学上辩驳，由此这些人必然会陷入矛盾之中，而上述只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已；神的属性并不能说明神是什么，而是说明我们用能想到的最美好的名词去尊重他的意愿。但是，那些敢用这些表达崇敬性质的形容词去推论神性的人，自从一开始就丧失了他们的知性，由此引发的困难将会一个接一个，永无终结且不尽其数；这就如同一个不懂朝廷礼仪的人，见到了一位比他经常与之交谈的人更伟大的人物一般，刚进门就趔趔趄趄差点摔倒，上衣滑落了下来，刚拉起上衣，帽子又掉了下来；一阵忙乱不迭后，他才发觉自己的惊慌与失礼。

对于物理学而言，即关于自然事件从属性和次级原因的知识，他们除了满嘴空话之外，并没有提出任何观点。如果你想知道某些种类的物体为什么会自然地向地面坠落，而另一些种类的物体则自然从地面向上升起，经院学派会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告诉你，往下落的物体是重物，重量是导致它们下落的原因。但是，如果你询问他们所谓的“重量”是指什么，那么他们就会将其定义为一种趋向地心的意向。因此，物体向下方的一种意向是其下降的原因；这就等于说物体升起或下落是因为它们自身打算这样做。或者，他们会告诉你，地心是重物停息和留存之地，因此它们要竭力去向那里。这就如同说石头和金属像人一样存在欲望，或可以辨识它们打算去的地方；或者也可以说它们不像人类那样，喜欢休息，或认为将玻璃装在窗户上反而不如摔到街道上更安全。

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同一物体为什么在不增加东西的情况下，此时看起来比彼时要大一些，他们会说，当它看起来小一些时，那就是它是收缩了；当它看起来大一些时，那是因为它展开了。但是，什么是“收缩”和“展开”呢？“收缩”就是同一物质中存在的量比之前少，“展开”则是比之前多，就如同有一种物质可以具有不确定的量一样。实际上，量并非他物，而只不过是对物质的确定而已，即对物体的确定；我们据此才说一物比另一物大多少或者小多少；或者说就好像物体形成的时候根本是不具备量的，而是后来根据人们希望的那样，使这物体的疏密程度多增加或少增加一些。

关于人类灵魂形成的原因，他们认为是“通过注入而产生的”和“通过创造而注入的”。

关于感觉形成的原因，他们则认为是事物种相的普遍存在，即物体的显像或幻象的普遍存在。当它们对眼睛产生幻象时，就会形成视觉；如果对耳朵产生幻象，就会形成听觉；如果对舌颚产生幻象，就会形成味觉；如果对鼻子产生幻象，就会形成嗅觉；如果对身体其他部位产生幻象，则会形成感觉。

他们将做出任何特定行为的意志（即通常所说的“意愿”）的原因解释为“官能”，也就是说，官能是人类所具有的那种时而愿意做此事、时而愿意做彼事的一般能力；人们将这种能力称为“意志”，并由此将能力视为导致产生行为的原因。这就如同将人们行善和作恶的能力视为导致产生善恶行为的原因。

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把他们自己的无知视为自然事件的成因，只是他们通过其他字眼掩饰了这种无知。例如，他们认为运气是种偶然事件，即他们不知道事物发生的原因时，运气就是原因。同样，他们还将许多结果归因于“神秘的性质”；他们所谓“神秘的性质”就是他们自己不清楚，因此也认为其他人也不清楚的性质。除此之外，他们也将自然事件归因于同情、反感、特性相反（希腊语为“Antiperistasis”）[14]和特殊品性以及其他类似的名词，这些并不表示产生它们的行为者，也不表示产生它们的作用。

如果像这样的形而上学和物理学还不算是“空洞的哲学”，那么就没有什么哲学可以被冠以“空洞的哲学”的名号了，圣保罗也就没必要警示我们对此予以躲避。

至于他们的道德哲学和世俗哲学，亦是同样的荒谬或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有人做出了非正义的行为，即做出了违法行为，他们就会说神是法律的初始原因，也是该行为和所有其他行为的初始原因，但绝对不是非正义的原因，即行为与法律规定不符的原因。这就是空洞的哲学。据此，一个人也可以说某人画了一条既笔直又弯曲的线，而它的不调和性是另外一个人所造成的。这就是所有那些在不知其前提而得出其结论的人们的哲学，他们假称能够理解那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并将表示尊重品质的形容词解释为表示本性品质的形容词；这种区分只不过是用来支持自由意志的观点，即指人不服从神的旨意的意志。

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异教哲学家根据人的欲望来定义“善”和“恶”，因为人们在除了自己的欲望而不存在其他法则的情况下，不可能存在关于“善行”与“恶行”的普遍法则，所以这就足以说明他们是根据他们每个人自身的准则来支配众人的。但是，在一个国家中这一准则（按照个人自己的准则判断“善”和“恶”）则是错误的，准则应该是法律（即国家的意志和欲望）而不应是人的私欲。但是，人们依然信奉这种学说，按照自己的准则判断“善”和“恶”，根据自己的情感判断自己、他人和国家本身行为的“善”和“恶”。人们全然不顾及公法，而只根据一己之见将事物称为“善”或“恶”；只有修士和辅理修士才会因为誓言而必须绝对地听命于他们的上级，每一位臣民也都应认为自己根据自然法而必须绝对地服从世俗主权者。这种判断“善”的私人准则不仅是空洞的，而且对公众的国家是有害的。

将婚姻当作与贞洁或禁欲相冲突的事，并且将其视为道德败坏之事的观点也是一种空洞和谬误的哲学。他们以贞洁和禁欲为由禁止神职人员结婚就是这样一回事。因为他们承认，根据始终保持贞洁、节欲和纯洁的名义，要求一直侍奉祭坛和管理圣礼的神职人员始终远离女色不过是一种教会制度而已。因此，他们将与妻子的合法同房视为不贞和纵欲的行为。因此，他们将婚姻视为一种罪恶，至少也将其视为一种极其污秽以至于使人不再适合侍奉祭坛的事。如果因为与妻子同房属于纵欲和违反贞洁的要求而制订这条规定，那么所有的婚姻都是恶行。如果对献身于上帝的人而言这种事太过污秽不洁，那么就会有许多的人因为全都做过那些自然且必要的日常事务而使他们不配担任祭司一职，因为它们比起婚姻来更加污秽不洁。

但是禁止祭司结婚这一禁令的隐秘依据并非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其依据不是道德哲学的谬误，也不是宁愿独居而不愿结婚的意愿。宁愿独居而不愿结婚源自于圣保罗的智慧，他看到传播福音的人在基督徒遭受迫害的时代被迫从一个国家逃到另外一个国家，他们携妻负子，十分不便。实际上，它的根据是教皇以及后来的牧师企图使自己（即神职人员）成为神的国在今世唯一继承者的图谋。基于此，就必须要禁止他们结婚，因为我们的救主曾说，当他的国在上帝的子民中降临时，“人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15]，即成为性灵的人。既然他们已经自称是性灵的人，那么让自己拥有妻室就是一种矛盾的事，这是没有必要的。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世俗哲学，他们将平民国家之外的所有国家（比如当时的雅典城邦）称为“暴君国家”。他们将所有的国王都称为“暴君（tyrants）”，将征服他们的斯巴达人在当地的三十位贵族统治者称为“三十僭主”[16]；并且将处于民主政治下百姓的状况称为“自由”。“tyrants”最初只是指君主。但是，当后来希腊的大部分地区都废除了这种政府形式之后，该称谓就开始不仅仅表示此前的意义，并且还包含了平民国家对它的仇恨，就如同罗马在废除了国王后，“国王”也变成了一种令人憎恨的称谓；因为所有人自然而然地会想到，要使用那些代表蔑视之情的任何形容词形容强敌的大罪过。而且，当这同一些人对掌控民主政府或贵族政府的人不满的时候，他们就不必去寻找不光彩的称呼来表达其愤怒，而是用现成的话将其中一个称为“无政府状态”，将另一个称为“寡头政体”或“少数人的专制统治”。冒犯百姓的不是别的其他事情，就是那种不按照每个人自己所认为合适的方式，而是按照公众代表认为合适的方式去统治他们，不论这个代表是一个人或是一个会议，即被一个独裁政府统治；据此，他们给他们的上级冠以恶名。或许内战爆发后不久，他们才会意识到，缺少这种独裁政府，战争将永无停息之日，不是言词和承诺而是人和武器使法律具有效力和权威。

因此，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存在另外一处谬误，即在一个具有良好秩序的国家中，应当是法律而不是人处于统治地位。一个天生有知觉的人，即使不会写字或读书，他又怎不会发现自己是被自己所畏惧的人们所统治，并相信在自己不服从时他们可以处死或伤害自己？他又怎会相信没有人的手与剑，只是文字和纸片的法律条文就能伤害自己呢？这是众多谬论中的一个，因为这些谬论诱使人们在不喜欢他们的统治者时，将归附于那些将统治者称为“暴君”的人，并且认为向这些统治者发起战争是合法的。但是，却有神职人员时常在讲道坛上捍卫这些谬论。

他们的世俗社会哲学中还有另外一处谬误（这处谬误既不是他们从亚里士多德或西塞罗那里学来的，也不是从任何其他异教徒那里学来的）。尽管他们的言论和行为符合宗教的要求，通过对他们进行信仰审查和宗教审判，将仅适用于行为准则的法律效力延伸至适用于人们的思想和良知意识领域。由此一来，如果人们不是因为表达真实的思想而受惩罚，就会因为畏惧惩罚而被迫表达不真实的思想。当一个世俗君主聘用一位牧师负责传教事宜时，他确实会询问该牧师是否愿意传播某种教义；如果他拒绝，那么世俗君主就可以不让他担任该职务。但是，当一个人的行为并未受法律禁止时，强迫这人控诉自己的观点则违背了自然法；有一种人尤其如此，即他们教导一个人说如果在基督教教义的信仰方面秉持错误的见解去世，那么他就会被判遭受永久和极端的痛苦。试问一个人既然知道犯错会面临如此之大的危险，那么对自己天然的关切又怎会不迫使他依照自己的判断让灵魂冒一次险，而要根据对自己的惩罚漠不关心的另外一个人的判断去行事呢？

政治学中的另外一处谬误是一个平民不以国家权力为根据，即未经国家代表许可而按照他自己的精神解释法律：但这并非源自亚里士多德或任何其他异教哲学家。因为他们所有人都承认制定法律的权力也包含着在必要时对法律进行解释的权力。依照国家的权威而使《圣经》中成为法律的原文，因而成为市民法的一部分，难道不就是这种情形吗？

除了主权者之外，任何人限制他人享有国家未予限制的权力，就是犯了同一类错误。例如，法律未就传播福音进行限制，但将其交由特定的人掌管的做法就犯了这类错误。如果国家要求我去传道或宣教，即如果国家对我不予禁止，那么就没有人可以禁止我。如果我发现自己身处美洲的偶像崇拜者之中，尽管我没有得到相应的命令，但是作为一名基督徒，难道在没有接到罗马教廷的命令之前我传布“耶稣是基督”的教义就应被认定为是一种犯罪吗？或者说，当我已经布了道，难道我不能解答他们的疑问并向他们解释《圣经》，即难道我不能宣教吗？对此，有人也许会表示，正如为他们行圣餐礼一样，必要性被认为是一种充分的传道权，这种说法是对的。但是，另外一种说法也是对的，即不论对于何事而言，应在必要的地方设置豁免规定，如果法律未予禁止，那么就无需规定豁免。因此，否定世俗主权者未否定的职权，就是剥夺了一种合法的自由，这与世俗政治的原理是背道而驰的。

关于经院神学的神学家们带入宗教的空洞哲学，还有很多的例子；如果人们愿意，他们可以自己去观察。我只是想补充一点，即经院神学家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堆砌了一堆毫无意义、诡异鄙俗的词句，或采用与当时通行的拉丁语文法不同的文法所创造出来的语句，西塞罗、瓦罗[17]和古罗马所有文法家都不会用这种语句。对于这一点，任何人如果想要看是否有证明，那么就让他去（像我在前文中所说的那样）尝试一下，看他能否将任何经院神学的著述翻译为英语、法语等现代语言，或是任何其他一种更为丰富的语言。因为如果不能通过大部分这些语言说出使人理解的这样一种东西，那么用拉丁语说出来的东西也是让人无法理解的。对于这种毫无意义的语词，虽然我不能说它是错误的哲学，但是它却具备一种特性，即不仅会掩盖真理，而且会使人自认为已经获得了真理而不会再继续追求真理。

最后，虚假或不确定的历史带来的谬误，例如圣人传记中有许多虚假神迹的传说，罗马教会的圣师们也引用幽灵和鬼魂的历史佐证其关于地狱、炼狱的教义和咒语的效力以及其他从理性和《圣经》中都找不到根据的观点，还有那些他们称之为未记载下来的神的道的那些传说。难道这些不都是老妪们说的神话故事吗？虽然它们散见于古代教父的著作中，但是古代教父也是人，会极易听信虚假的传言。对那些根据圣约翰的观点去查验灵的人而言[18]，他们拿来证明他们所信是真理的那些观点的作用，不过是让他们在关于罗马教会权力（要么是他们没有怀疑这种滥用的情况，要么就是因其而受益）的问题上根据他们过于武断地相信传言这一点而否定他们的证据而已。即便是那些最真诚的人，如果没有渊博的自然原理知识，那么他们也最容易武断地相信传言，教父就是这种人：因为从其本性而言，最善良的人是那些对欺诈意图最不加怀疑的人。教皇格里高利和圣伯纳提出了一些关于鬼魂幻影的说法，认为它们都位于炼狱之中；英国的比德[19]也提到过这种说法。但是，我相信这些只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传闻而已。如果他们或者任何其他人根据他们自己的知识来阐述任何这种传闻，那么他们也不能由此而更多地证实这些虚幻的传闻，而只会发现他们自己的弱点或欺诈行为。

除传入的虚伪哲学之外，我们可附带提出关于那些既无合法权力根据，也未经充分研究而成为具备资格的真理判断者的人对正确哲学思想进行压制的问题。我们自己的航海经历清楚地说明，现在所有了解人类科学知识的人都承认（地球）存在两极，并且我们也一天比一天更清楚地知道地球转动决定了年岁和日期（的更迭）。然而，只要人们在著作中提出了这种学说，并以此作为基础提出赞成或反对的理由，就会遭到宗教当局的惩罚。但是，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呢？难道是因为这些见解违背了真正的宗教吗？如果这些见解是对的，那么它们就不能违背真正的宗教。因此，我们首先需要让那些具备资格的审定者来查验真理，或者是让那些声称自己知道相反观点的人来驳斥。难道是因为它们违背了已经确立的宗教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就让教导这些说法的宣教者的君主通过法律压制而使其沉默，即通过世俗的法律使其沉默。因为即便是那些教导正确哲学的人，当其做出不服从的行为时，也可被合法地惩罚。难道是因为它们支持叛乱或骚乱而意欲使政府紊乱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就让那些负责公共治安的人即世俗权力当局通过权力惩罚这些意见领袖并让这些意见归于沉寂。因为不论教会当局（在任何服从于国家的地方）以自己的权利之名夺得了何种权力，尽管他们称其为上帝的权利，但是这都是一种篡夺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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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印度耆那教的一个分支，要求信徒放弃物质，以天为衣，基本上裸体，但是只有最伟大的圣人才能全裸；又称空衣派或裸体派。

[2]波斯拜火教的祭司和神职人员的称呼。

[3]卢卡，意大利中部小城。

[4]日内瓦，瑞士西部靠近法国、意大利边境的城市。

[5]参见《使徒行传》第17章第21节。

[6]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雅典城外西北角的阿卡德摩建立学园。此地原为希腊英雄阿卡德摩的墓地所在地。

[7]希腊的怀疑派哲学家，柏拉图学园的学者之一，公元前156年曾作为雅典派出的官方使者出使罗马。

[8]加图（公元前234—前149年），罗马共和国政治家、活动家。

[9]此处对应上文的“在其他地方”，意即随意的一些不确定地点。

[10]参见《使徒行传》第9章。

[11]参见《使徒行传》第6章第9节。

[12]柏拉图在学园的门口曾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不懂几何学者不得入内”。

[13]参见《申命记》第31章第10、11和12节。霍布斯原文中说引自《申命记》第31章第10节，实际上在英王詹姆斯钦定版《圣经》中是在《申命记》第31章第10、11和12节。

[14]这是亚里士多德发明的一个词汇。人们很久以来就发现，经过加热的水比冷水更容易结冰，但是人们无法解释这一现象。亚里士多德创造出“Antiperistasis”一词，用来说明一种特性的增加是由于它被另一相反特性包围，即表示一种彼此对立相反的属性。因此，他认为这种现象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并不是一个谜团。

[15]参见《马太福音》第22章第30节、《路加福音》第12章第25节。

[16]公元前404年，斯巴达国王吕西斯特拉图占领雅典并在当地建立了寡头政治的傀儡政府，称作三十僭主，该政权实行恐怖统治，杀害了大量雅典人。

[17]瓦罗（公元前116—前27年），古罗马作家和学者。

[18]参见《约翰一书》第4章第1节。

[19]比德（约673—735年），英国著名的教会学者，著有《英吉利教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