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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叹与谦卑
（1962年后）

在过去的100年里，任凭自然环境的摆布，人类仍然由一个弱小的生命体不断壮大，成为独一无二的生物，能够穿越地球各个角落，随时与地球上任何地方通信；生产出人类需要的食物、衣服，建造房屋；无论身在何处，只要有需求，就能改变土地、海洋和天空，甚至启程穿越天穹直入太空。这些都是科学，而人类已经深谙科学之道。

——罗伯特·H.怀特-史蒂文斯，化学工业界代表，1962年

二战之后，化学家们继续开发各种产品，预防饥荒与疾病，努力创造美好的世界；同时，他们也继续设计威力强大的化学武器，为下一次战争做准备。战争频繁爆发，人人谈之色变，若指望战争永远退出历史舞台，未免天真；面对独裁者的攻击，如果依然毫无防备，更是愚蠢。

无论是为了人类的福祉还是战争，人们制造的化学物质都会导致环境灾难，而这也是蕾切尔·卡森的写作缘由。1964年卡森离世，但杀虫剂开发和应用的热潮依旧方兴未艾。

卡森开始创作《寂静的春天》时，曾写信给朋友：“如果我保持沉默，就永远不会心安。”创作完成时，她又在信中写道：“如果我没有竭尽全力，就再也无法快乐地听画眉鸟唱歌了。”这种无法控制的冲动使人痛苦，也促人前进，书中提及的科学家也因此成就了伟业。罗纳德·罗斯在显微镜下经过经年累月的观察，终于有了重大突破——在一只按蚊的胃壁上发现了一个色素细胞，而他的显微镜则因为滴落的汗水而锈迹斑斑。弗里茨·哈伯和瓦尔特·能斯特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顶着巨大的压力，冒着死亡的风险，进行固氮实验。格哈德·施拉德在制造有机磷杀虫剂时进行自然实验，将自己暴露在有史以来毒性最大的化合物中。

《寂静的春天》出版后，发生了多起因接触化学物质而造成的伤害事件。科学家发现母乳中滴滴涕的浓度是牛奶中滴滴涕最高允许浓度的五倍。卡森去世后，长岛环境保护主义者、科学家和一名律师组成的非正式团体设立了环境保护基金，并在《纽约时报》上登了一则广告，提出质疑：“母乳适合人类食用吗？”同样，伯克利的生态中心制作了一张裸体孕妇的海报，乳房上有一个标签，上面写着：“小心，请勿让孩子接触。”

世界其他地方也有类似事件发生。1967年夏，在卡塔尔，因食用美国面粉制成的面包，7000人住院治疗，24人死亡。这些面粉装在布袋中置于甲板上，而甲板上方运载异狄氏剂的桶发生了滴漏。同年，在墨西哥，17名儿童因食用糕点死亡，另有600名儿童患病，制作糕点的糖放置于对硫磷附近。同样，哥伦比亚也发生了一起对硫磷污染面包的事故，造成80人死亡，600人患病。由于市场上新型农药的种类仍在不断激增，使用量也屡创新高，类似悲剧发生在世界各地，且日渐普遍，死亡率也在节节攀升。事实上，《寂静的春天》出版四年后，即1966年，美国公司销售的有机合成杀虫剂价值已超过8.4亿镑，而无机农药又为美国市场贡献了4.5亿镑。

市场对新型化学品的大量需求源于害虫抗性不断发生演变。按蚊对滴滴涕的抗性演变导致1969年世界卫生组织暂停实施全球疟疾根除方案。现有的杀虫剂必定会过时，这为化学工业提供了发展机遇；同样，由于军备竞赛导致武器过时，军备工业也从中获益匪浅。

杀虫剂破坏自然平衡导致人类死亡，但具体方式难以预测，最耸人听闻的例子是1963年暴发在玻利维亚的出血热，300多人因此丧命。这种致命的病毒是由当地的一种啮齿类动物传播的。啮齿类动物的数量一直受制于猫，但由于抗疟运动中喷洒的滴滴涕，猫的数量急剧下降。

《寂静的春天》出版后，人类遭遇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杀虫剂灾难来自“牧场之手”行动。该行动从1962年一直持续到1971年，美国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雨林和红树林的树冠上喷洒了7300万升的除草剂和落叶剂例如橙剂。26000平方公里的农田中，有10%喷洒了农药。其目的是断绝越共部队的食物供应，同时清除妨碍美军军事行动的森林树冠。美国森林防火标志“斯莫基熊”成了这次行动的非官方吉祥物，但口号修改为：“铲除森林，舍你其谁？”有飞机专门投掷烟幕弹或照明弹以标记将被砍伐的森林或敌人的阵地，它们的绰号就是“斯莫基熊”。其他的相关行动如“舍伍德森林行动”（1965年）和“粉玫瑰行动”（1966年），美军砍伐热带雨林，待树木干燥后投放柴油和燃烧装置，作为攻击越共的武器。由于负责喷洒农药的飞机飞行速度缓慢，在其执行任务前通常会进行一轮使用炸弹、弹药和凝固汽油弹的空中轰炸。

这些行动反映了军方对使用甚至滥用新技术所持的态度，这种态度受到众多批评者的抨击，卡森在《寂静的春天》一书中也对这种态度进行了探讨。卡森写道：“化学除草剂是一种崭新的工具。它们的工作方式令人惊叹，使用者常常感觉自己掌握了控制自然的力量，不禁忘乎所以；至于其带来的长期而隐性的影响，则被斥为悲观主义者毫无根据的想象。”

由于发现了调节生长的植物激素，战争中使用化学落叶剂才成为可能。1941年，芝加哥大学的教师、植物学家埃兹拉·克劳斯提出，将这些植物激素进行合成，大剂量使用时可充当除草剂。克劳斯和美国农业研究中心为此筛选出部分化学物质，包括刚被证实可刺激植物生长的化合物2，4-D。就在美国宣布参战的几天之后，克劳斯提议美国应合成除草剂，使之成为“破坏日军的主食——水稻生长的简单手段”。这些化学物质也可以喷洒在森林里摧毁树木，从而“暴露敌军隐藏的军火库”。而距离克劳斯在芝加哥的工作地不远，就是恩利克·费米建立第一座核反应堆的场地。

化学战勤务局扩大了对除草剂的筛选计划，这些除草剂在战斗中可作为农作物破坏剂或落叶剂使用。到战争结束时，化学战勤务局已经测试了大约一千种化学物质，发现2，4-D和2，4，5-T效果最佳。战后，这些未来得及用于战争的除草剂进入了商业市场。后来，2，4，5-T确实作为战争武器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马来亚战场上，当时英国军队使用这种除草剂来摧毁农作物和树木。此举也为美国在越战中使用橙剂奠定了基础。

在《寂静的春天》出版后，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建议对杀虫剂进行测试，以确定它们是否有可能导致癌症、先天缺陷或基因缺陷。因此，1963年，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资助生物技术研究实验室，测试所选杀虫剂的毒性。与橙剂的活性成分2，4-D一起参与测试的是2，4，5-T，当时是一种流行的除草剂。1966年，生物技术研究实验室提醒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2，4，5-T导致小鼠出现先天缺陷。尽管这种除草剂在美国和越南广泛使用，但政府没有向公众公布这一信息。1968年，该实验室向国家癌症研究所提交了另一份报告，但这些信息仍然只限于少数科学家、政府监管机构和杀虫剂行业的企业知晓。

尽管如此，一些科学家仍对战争中使用落叶剂表示震惊。1967年，美国科学促进会向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请愿，要求授权研究在越南使用落叶剂的影响。政府回应称，“我国政府内外以及其他国家的资深科学家都作出了判断，使用落叶剂不会发生严重的不良后果。我们对这些判断有信心，因此才会继续使用”。最终，在1969年秋天，消费者权益倡导者拉尔夫·纳德资助的科研小组中，有一名成员偶然发现了一份来自生物技术研究实验室的报告，并将其转给哈佛大学生物学家马修·梅塞尔森。

此前，梅塞尔森曾对美国在化学和生物武器问题上的立场提出过质疑。他还从报纸的报道中了解到，在越南喷洒橙剂的地区，先天缺陷的发生率急剧上升。1969年10月29日，米塞尔森拜访了尼克松总统的科技顾问、物理学家李·杜布里奇，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就在办公室，当着梅塞尔森的面，杜布里奇打电话给国防部副部长兼惠普公司的联合创始人大卫·帕卡德，他们决定限制2，4，5-T的使用。杜布里奇当天发布新闻稿称，国防部“将规定，只允许在远离人群的地区使用2，4，5-T”，但是，农业部宣布，“禁止粮食作物使用2，4，5-T的规定将从1970年1月1日起生效”，农业部和内政部表示“将自行制定计划，对2，4，5-T实行禁用”。

几天后，杜布里奇打电话给米塞尔森，说陶氏化学公司认为罪魁祸首是二恶英，而不是除草剂2，4，5-T。2，4，5-T中之所以含有二恶英，是因为生产过程中出了失误，因此，农业部和国防部表示，改进生产技术后，这种除草剂仍可继续使用。随后，陶氏化学公司在1970年初进行了一项研究，证明改进后的2，4，5-T不会导致先天缺陷。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以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尝试复制陶氏公司的实验，结果却发现2，4，5-T和沙利度胺一样，极有可能诱发先天缺陷，若有二恶英存在，影响更大。仅用了6周时间，1966年生物技术研究实验室的报告结果就得到了确认，而此前，因为相关部门的不作为以及对研究结果的模糊处理，研究迟迟没有定论。参议院随后举行听证会。然而，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出示的报告却指出：“针对越南人口先天缺陷的发生率以及种类，由于缺乏在使用落叶剂前后的准确的流行病学数据，因此无法对出生缺陷是否增加作出任何估计。”

与此同时，陶氏化学公司和赫拉克勒斯公司就2，4，5-T的使用受到一定限制提出上诉，美国国家科学院提议组建了另一个科技顾问委员会，将受雇于2，4，5-T制造商的科学家纳入其中。该委员会向新成立的环境保护署建议继续使用合成的未被二恶英污染的2，4，5-T。

在有关科学家的多年请愿下，1970年美国科学促进会资助了一项调查。四名成员组成的研究小组，即除草剂评估委员会，由梅塞尔森召集，亚瑟·威斯汀（本书作者有幸在1987年与之共事）领导，成员还包括约翰·康斯特布尔和罗伯特·库克。

研究小组前往越南，发现事实与国防部的声明背道而驰。喷洒的杀虫剂不仅破坏了人口稠密地区的农作物，严重损毁了越南一半的红树林和五分之一的硬木林，而且在子宫中就已接触过杀虫剂的胎儿，出现死胎和先天缺陷。威斯汀写道，使用除草剂作为武器，“会给非战斗人员带来非同寻常的痛苦，与他们能够得到的直接的军事利益相比，二者不成比例”。

研究小组得到了数千名科学家给予的道义支持，其中包括17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请求美国停止使用除草剂作为武器。面对如山的证据以及研究小组的报告，美国农业部门于1970年暂停了2，4，5-T的注册，橙剂在越南的使用也告一段落。然而，使用除草剂摧毁农作物的行为一直持续到1971年1月7日，尽管1968年的一项跨部门审查得出结论：“作物毁坏后，受到影响的主要是平民。”

梅塞尔森参与了一项国家科学院的后续研究，1974年发布报告说，落叶剂计划导致了儿童的疾病和死亡，被毁的红树林需要一个世纪才能恢复，疟蚊肆虐的风险在提高，粮食供应遭到破坏，人口流离失所。杰拉尔德·福特总统于1975年签署了第11850号行政命令：“作为国家政策，美国放弃在战争中首先使用除草剂，但在国内，根据其适用的法规，可用来控制美军基地及军事设施内的植被或处于美军直接防御范围内的植被。”

以上行动可追溯到1969年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代表美国发表的申明：不首先使用化学武器，并全面禁止使用生物武器。这两项决定均受到了梅塞尔森的影响。他在哈佛的前同事亨利·基辛格在尼克松和福特两届政府中都担任要职，经由基辛格引荐，梅塞尔森得以与总统取得联系。尼克松呼吁参议院批准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指出“人类的手中握有大把自我毁灭的种子”。参议院同意通过，随后还批准了《生物武器公约》，这是二战后首次全面禁止生物武器。1975年，福特总统签署了这两项公约，同年禁止首先使用除草剂作为武器。

还有其他的一些化学事件也影响了世界各地人民的日常生活，并继续强化了卡森发起的对政府和工业界的质疑。例如，1968年3月13日，犹他州的美军达格威试验场进行的VX神经毒气测试导致6000只绵羊死亡，而放牧绵羊的牧场距离试验场有45英里远。随后的14个月里，军队起先断然否认进行过神经毒气测试，但在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终于同意向牧场主支付赔偿金。

1969年，美国陆军准备用800节车厢将27000吨化学武器从落基山脉军火库运往大西洋进行海上倾倒。这批物资中包括12000吨沙林炸弹和2600吨密封于混凝土和钢铁中的发生泄漏的沙林火箭。纽约州众议员麦克斯·麦卡锡担心使用铁路运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够安全可靠，这也引起了公众的警觉。梅塞尔森所在的美国国家科学院专家咨询组发现，军队制定的运输计划极不充分，对武器进行海上倾倒处置（即“开洞沉海”的CHASE行动）曾经引发意外爆炸和其他灾难。据国家科学院报告，军队最终同意在落基山脉的军火库处置这些武器，而被密封的沙林火箭弹则倾倒在距离佛罗里达州海岸较远的海洋中。

1978年，有关先天缺陷和疑难疾病发生激增的话题甚嚣尘上，当地媒体争相报道，社区邻居也议论纷纷。露易丝·吉布斯组织纽约的拉夫运河社区关闭了她儿子所在的学校并重新安置了搬迁家庭。学校原址位于西方石油公司的子公司之一——胡克化学公司所在地。该公司曾在此地处理过2万多吨有毒废弃物，然后以1美元的低价将该地块出售给当地的学校董事会，将危险转加给无能为力的受害者。吉布斯没有上过大学，也没有经过相关训练，原本不是这场运动最合适的领头人，但她仍旧成立了拉夫运河业主委员会，并带领市民督促工业部门和政府承担起责任。一位工程师提出修复计划，吉布斯说：“对不起，我只是一个无知的家庭主妇。我不是专家，你是专家。我只想讲一讲常识。”针对这项防止污染社区的修复计划，吉布斯指出了其中的缺陷。向政府施压长达两年后，1980年10月1日，卡特总统终于宣布拉夫运河社区的所有家庭都将得到重新安置，损失也将得到赔偿。经历了这场惨败后，政府于1980年通过了《综合环境响应、赔偿和责任法》，该法案被称为“清污超级基金”。

类似的灾难层出不穷，而且大都与拉夫运河事件如出一辙，企业的无动于衷往往激起民众的强烈愤慨。最有代表性的案例来自于一位名为艾琳·布罗克维奇的法律书记员。她发现，在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燃气电力公司运营的一个压缩机站附近的居民，因设施中的铬-6浸出而患病。本案于1996年达成法院和解，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宗与污染相关的集体诉讼，彪炳史册。

在发展中国家，化学品引发的悲剧往往规模更大，影响更广，原因在于安全标准不高，应对措施不得力，而这两者又都可归因于财政资源不足、管理不力。例如，位于印度博帕尔市的联碳（印度）有限公司杀虫剂厂生产西维因（即1956年开始销售的氨甲萘）。由于一系列令人惊骇的设备问题和人员失误，接连发生过多起小规模化学事故。最终，在1984年，这座工厂喷发出致命的毒气云，笼罩在博帕尔上空，造成几千人死亡，数十万人患病。由于印度经济较为紧张，在人口聚集区进行剧毒化学品的生产合成，虽有风险，却情有可原，而符合标准的安全预防措施却也受到了忽视。

杀虫剂生产企业附近的居民被迫承受风险，农场工人也面临相同的境况。在卡森提醒全世界注意持久性有机氯农药的危害时，世界各国政府逐步停止了该类农药的生产和使用。因此其他产品如有机磷农药，逐步替代了有机氯农药。有机磷酸酯的优点是残留时间短，但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化学品往往具有更强的毒性。因此，对于使用者而言，它们会比持久性化学品威胁更大，可能导致农场工人及家属患病死亡。因此，风险便转移到几乎没有任何政治依靠的低收入人群中，而这种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尤为显见。当时，美国联合农场工人工会的创始人塞萨尔·查韦斯领导了全民抵制葡萄运动，目的正是帮助加州农工争取权益。

在卡森去世后的30年里，美国的杀虫剂年消耗量翻了一番，达到10亿磅以上。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用量的一半以上为有机磷酸酯。卡森的书成功改变了政府的态度，使其对有机氯农药持谨慎态度，但是，尽管她也对有机磷农药的危害发出过警告，有机磷的使用量仍在上升，危及野生动物。

其他种类的新型杀虫剂也大张旗鼓进入市场，包括拟除虫菊酯（人工合成的除虫菊酯类似物）和新烟碱类杀虫剂（人工合成的烟碱类杀虫剂类似物）。除虫菊和烟碱类杀虫剂是第一批广泛使用的农药，成本较高，难以推广，而合成剂却拥有广阔的开发前景。1949年拟除虫菊酯首次合成，20世纪60年代末技术得到改进，1972年发现了一种在市场上更受欢迎的二氯菊酯。

20世纪80年代，适逢各国政府开始限制有机磷杀虫剂的广泛使用，新烟碱类化合物刚一面市便成为市场宠儿。2013年，新烟碱类取代有机磷成为全世界最常用的杀虫剂。与此前一样，多数昆虫短期内便对新烟碱类杀虫剂产生了抗性，而新烟碱类杀虫剂也破坏了自然平衡，不仅使鸟类大量死亡，还成为蜂群衰竭失调症（世界范围内蜜蜂和大黄蜂的蜂群消失，没有足量蜜蜂为植物传播花粉）的诱因之一。因此，化学家们为了防止农作物遭受虫害而研制出的一系列杀虫剂，杀死了负责授粉的昆虫以及捕食害虫的昆虫，最终也将杀虫剂本要保护的作物推上了绝境。

在这本书出版后的几十年里，除了“寂静的春天”，又出现了若干个对地球上的生命产生深远影响的词汇和短语，例如“酸雨”“核冬天”“臭氧层空洞”和“全球变暖”等，公众为此焦虑不安。事实证明，卡森强调的有毒化学品问题，绝对不是夸张的咆哮，其严重性确实被低估了。她很清楚，尽管书中写的都是事实，但是让公众在一本书中消化如此丰富的信息，确实负担过重。卡森说：“我在《寂静的春天》中所论及的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令人痛心的整体问题的一部分——我们用有害而危险的物质肆无忌惮地污染着自己生活的世界。”

科学家发现，多数杀虫剂（包括滴滴涕）的毒性在于扰乱内分泌系统。然而，对内分泌产生干扰作用的物质中，包括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产品，如多氯联苯、清洁液、化妆品和个人护理产品、塑化剂和阻燃剂。实际上，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有毒化合物不胜枚举。人类和其他生物暴露在数千种有毒化学物质中。它们以不可预测的方式相互作用，导致发育异常、慢性疾病，甚至是世代遗传的健康问题。卡森预见到了这一点，她说：“我担心滥用杀虫剂可能会危及后代，这不仅仅只是女性的直觉。”

杀虫剂的使用和《寂静的春天》的出版促使公众加深了对这些问题的认知，并开始寻求解决办法。或许更重要的是，蕾切尔·卡森激励了普通人将自己培养成公民科学家，挑战无动于衷、腐败无能的政府和企业。“认清并界定了自己的价值观后，”她在临终前不久写道，“我们就要毫无畏惧、毫不妥协地捍卫这些价值观。”

杀虫剂的历史对杀虫剂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新的化学品只能在害虫产生抗性前维持短期效力。新方法和新技术将减少害虫的数量，从而降低致命疾病和饥荒的暴发频率。新技术源于现实需求，更加具有吸引力。其中一些技术，如四乙基铅和氟利昂，会导致严重的意外后果；也有一些能够大大改善生活条件，甚至可能缓解紧张的局势和资源竞争，从而降低战争的风险；还有一些被用于战争，这似乎是人类存在的必然结果。企业会获利，而企业、政府监管者和普通民众之间的紧张角逐将在一出政治大戏中上演，而这场戏被蕾切尔·卡森的话彻底改变：

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越是留意周遭世界的奇迹和现实，我们就越没有兴趣毁灭自己的种族。惊奇和谦卑是崇高的情感，它们无法与毁灭的欲望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