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 2. 《寂静的春天》(1962—196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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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的春天》
(1962—1964年)

害虫只是一种活的有机体,之所以区别于许多其他形式的生命,仅仅是因为它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人类对它们极为不满……智人消灭了与自己同一种族的其他智人。一种又一种文明,形成了,又消失了。但是,除了在局部地区,人类是否曾经彻底消灭过一种他称之为害虫的竞争性物种,这还是个疑问。

——乔治·C.德克尔,著名科学家,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的评论员,1962年

化学战争从来没有赢家,激烈交火时,所有生命都毁于一旦。

——蕾切尔·卡森,1962年

书名是一扇大门,可将读者拦在门外,也可邀请读者登堂入室。在卡森的脑海里,除了“人与地球的对抗”之外,书名还有诸多的可能性,例如“人与自然的对抗”“如何保持自然平衡”“掌控自然”或是“为人类着想的异议”。其中,最后一个标题中的“异议”涉及一桩司法案件:最高法院判定长岛居民反对喷洒滴滴涕是非法行为后,大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对此裁决持有异议。但以上所有标题都会限制这本书的读者群,因此卡森一直在寻找一个更合适的书名。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的主编保罗·布鲁克斯曾建议将《寂静的春天》作为鸟类章节的标题,后又建议将其拓展为书名。卡森的文学经纪人玛丽·罗德尔建议在书的封面印上诗人约翰·济慈的两句诗:“湖中芦苇已经枯萎,也没有鸟儿在歌唱。”

卡森的前作多是美丽、欢愉而抒情的,带领读者漫步于海岸边或是徜徉于海浪下,不会引起任何争议。然而,在《寂静的春天》于1962年秋季出版之前,争议已然铺天盖地。卡森刚刚着手写作时,布鲁克斯就预见到了这本书的影响:“毫无疑问,全世界都在等待它的出现。”之所以如此瞩目,部分原因是书中涉及的危机已经遍及各地。到1962年,化工企业已在美国市场注册了大约500种化合物,可用于制作54000种杀虫剂;当年,仅在美国,9000万英亩的土地上就使用了3.5亿磅杀虫剂,数量之大,令人瞠目。

卡森很清楚这本书将面临来自相关行业的激烈抨击,于是她联合知名专家审查了所有事实,而且霍顿·米夫林出版社的律师向她保证,其中不存在任何诽谤行为。卡森的团队向国会领导人、美国政府官员、政治组织以及园艺种植及保护组织派送了预出版样书。《纽约客》在6月出版这本书的精缩版时,论战的大幕已然拉开。该文章收到的读者来信比《纽约客》历史上任何一篇文章都要多。《纽约客》拥有43万读者,为《寂静的春天》提供了一个声势浩大的开场。该杂志的编辑威廉·肖恩在这本书的编辑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他指出:“通常,我们不会自诩《纽约客》改变世界,而这一次,或许会成为事实。”《纽约时报》宣称《寂静的春天》带来了“喧闹的夏天”。对于《纽约客》上的连载文章,“无论天气多热,人们都在阅读中感到寒意凛然”。

尽管只是连载,《纽约时报》已然准确预测到这本书将会产生的影响:“卡森小姐将被指责为危言耸听、缺乏客观性、只关注杀虫剂的副作用而无视其好处,但我们认为,这是她的写作目以及写作方法。我们不会因为统计数据中安全返家的驾车者高达数百万,就停止打击公路上的违章行为。”

有许多知名人士同卡森并肩战斗,包括《华盛顿邮报》的老板阿格尼斯·E.迈耶以及妇女选民联盟、犹太妇女全国委员会以及美国大学妇女协会等女性团体的负责人。她还得到了一些著名人士的支持,包括自然保护组织的领导者、科学家和公众人物,如大法官威廉·O.道格拉斯以及内政部长斯图尔特·尤德尔。道格拉斯称赞《寂静的春天》是“《汤姆叔叔的小屋》之后最具革命性的一本书”。书的封底引用了他的话,称这本书是“人类在本世纪最重要的编年史”“如果能够引起公众关注,敦促政府机构抵御商家的甜言蜜语并加强控制,作者将与滴滴涕的发明者一样,获得诺贝尔奖”。

这本书注定会成为商业奇迹:它入选“每月一书”俱乐部的十月推荐读物,内容节选将在杂志上发表,消费者联盟为其会员订阅了一份特别版,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节目《CBS独家报道》计划就该书推出一期电视节目。

与这些积极迹象相抗衡的是,九月份之前,书籍尚未出版,卡森和她的书已然遭到了唇枪舌剑的攻击。生产杀虫剂七氯和氯丹的威尔斯科尔化学公司威胁说,如果继续印刷精缩本,他们将起诉《纽约客》。《纽约客》没有退却。威尔斯科尔公司又以同样方式威胁霍顿·米夫林出版社。在给出版社的信中,威尔斯科尔宣称:“不幸的是,除了反对天然食品的狂热分子、奥杜邦学会之流的真诚意见外,美国和西欧的化工企业还必须应对一些邪恶势力的影响。他们攻击化学工业,其目的有二:1. 制造一切商业都是贪婪和不道德的错误印象;2. 让美国和西欧国家减少使用农用化学品,使我们的食物供应减少。许多无辜的团体正是受到这些邪恶势力的资助和引导,开始攻击化学工业。”

《寂静的春天》以《明日寓言》开场:

从前,美国的中心地带有一座小镇。在那里,似乎所有的生命都与周围的环境和谐相处。小镇的四周是星罗棋布的兴旺的农庄,田野里长满了庄稼,山坡上遍布着果园。春天来了,白色的云朵在空中盛开,飘浮在绿色的田野上;秋天到了,橡树、枫树和桦树色彩斑斓,如火焰般在一片松林前燃烧闪烁。山间狐狸在吠叫,田野上小鹿静静地跳跃,所有的一切都在秋天清晨的薄雾中若隐若现……不知不觉地,一种奇怪的枯萎病蔓延到了这个地区,一切都开始改变。一些邪恶的咒语降临到这个社区:神秘的疾病前,鸡群一只不剩,牛羊在劫难逃。一起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眼前只有几只奄奄一息的小鸟,浑身剧烈地颤抖着,无法再次展翅飞翔……这是一个无声无息的春天。无边的寂静笼罩着田野、树林和沼泽。小径两旁曾经如此迷人,如今只剩下焦黄枯萎的植被,仿佛被烈火吞噬过……没有巫术,也没有战争,但这个灾难深重的世界再也无力孕育新生命。而罪魁祸首就是人类自己。

如此惨象由飘浮在绿野上空的白色云朵引发。马铃薯大饥荒时期曾有牧师穿越爱尔兰,当时所见的残酷,与此遥相呼应。“遍地都是腐烂的植物,触目惊心。绝望的农民随处可见,坐在腐烂菜园的篱笆上,绞着双手,痛苦地哀号。这场灾难令他们颗粒无收。”卡森的寓言也让人想起了一战期间肆虐欧洲战场的氯气云,很容易在冷战时期引起人们对核辐射的恐惧。事实上,她在书中确实先提到锶-90,再谈及杀虫剂,并将辐射作为隐喻贯穿全书。卡森写道:“化学杀虫剂和辐射之间的相似性是确凿无疑、无可回避的。”她引用了1952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阿尔贝特·施韦泽的话:“人类甚至连自己亲手创造的魔鬼都认不出来。”卡森发问:“如果不毁灭自己,甚至能够继续被奉为文明,那么,是否任何文明都能对生命发动无情的战争呢?”作为回应,孟山都公司推出了广为传播的荒诞剧《荒芜的一年》,展示了一个没有杀虫剂却充斥着疾病与饥饿的世界。“到处都是虫子,看不见它们,也听不见,但到处都有。在地下,在水下,在主枝、细枝和茎秆上,在岩石下,在植物、动物和其他昆虫的体内——当然,还在人体内。”由于没有杀虫剂,“大自然的绞刑绳索开始越勒越紧”。最终,“一个属又一个属,一个物种又一个物种,一个亚种又一个亚种,昆虫开始繁殖。它们蠕动着、爬行着、飞舞着从虫卵中出来,从南部各州出发,向北方进军”。人“一旦被宿主蚊子攻击就会感染,遭受可怕的寒热折磨和世界上最惊悚的灾祸痛苦”。而疟疾,绝对不是人类唯一的祸患。“后来,最臭名昭著的恶棍——恐怖的爱尔兰晚疫病到来了,坚硬的棕色‘土豆’不见了,变成了黑色的黏液。”由于缺乏杀虫剂,爱尔兰马铃薯饥荒的再一次暴发导致饿殍遍野。随后便是昆虫:白蚁毁坏了建筑物,吞噬了图书馆。“黄热病像幽灵一样”笼罩着美国南部。“老鼠大量繁殖”,导致斑疹伤寒和黑死病的暴发。

同样,《美国农学家》杂志有一篇专题报道,内容是祖孙二人去森林中寻找橡子为食。祖父说,那本反对使用化学农药的书出版之后,“我们就只能这么‘自然而然’地生活。你母亲‘自然而然’地死于蚊子传给她的疟疾;你爸爸在那可怕的饥荒中‘自然而然’去世了,因为蝗虫吃掉了所有的食物;现在我们‘自然而然’挨饿,因为晚疫病毁了我们去年春天种下的土豆”。

一大批化学公司,如孟山都、杜邦、陶氏、壳牌化学、古德里奇-海湾、联化以及格雷斯等等,通过贸易组织联合起来对这本书及其作者提出批评;还有一些公司,如威尔斯科尔和美国氰胺,让自己的销售代理发起攻击。这些公司通过大量的广告宣传精心树立了企业声望,如杜邦公司的广告宣扬“化学手段提高生活品质”,而《寂静的春天》对这些公司的声誉构成了威胁。化工行业也担心这本书会导致政府部门实施不必要的监管。《化学与工程新闻》援引新泽西州农业部负责人的话说:“在这一地区,要实施任何大规模虫害控制计划,都会立即遭到反对,反对者声势浩大却信息闭塞,倡导自然平衡、有机园艺、爱护鸟类,都是些不讲理的公民团体。”还有一家杂志言简意赅地评价:“她的书比她反对使用的杀虫剂更毒。”而推崇卡森的一位评论家则揭露了化工行业此番攻击的荒谬性,他写道:“他们以情绪化的态度批判他人的真情。”

卡森写道:“如今滴滴涕广泛使用,因此该产品的益处深谙人心。”政府机构和个人团体不加区分地使用杀虫剂,除了对自然的影响外,还带来了严重的伦理问题,而这正是《寂静的春天》的核心主题。普通民众,无论是否知情,也不论是否同意,都不得不接触杀虫剂。到1950年,美国人体内脂肪中的滴滴涕平均含量已经超过百万分之五,妇女的母乳也受到了污染。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成年人体内脂肪中的滴滴涕及其代谢物的含量上升到百万分之十二。卡森认为,民众应对农药的使用有知情权和决定权,但这两种权利都被剥夺了。她写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工业主导的时代,挖空心思挣钱的行为不会受到苛责。杀虫剂的使用带来显而易见的毁灭性后果,公众对此提出抗议时,官方却总用一些半遮半掩的真相来平息事端……甚至要求公众承担昆虫专家计算出的不使用杀虫剂可能带来的风险”。

由于家用杀虫剂随处可见,因此人们总是亲手将危险带回家,自己“仿佛是欧洲最善用毒的波吉亚家族的客人一样,身处险境”。一位化工行业的高管基本上同意这一点,他说:“化工行业并未教育农药使用者采用正确的方法来使用强效化学品,这确实应当受到严厉批评。我们一直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高估了用户的能力。”卡森写道:“如果《权利法案》未能保障公民不受私人或公务人员分发的致命毒药的侵害,那肯定是因为我们的祖先并未意识到这一问题,尽管他们睿智而富有远见。”她还把这种伦理关怀延伸到动物身上,并写道:“默许一种会给生物造成巨大痛苦的行为,作为人类,我们不觉得汗颜吗?”

《寂静的春天》以如下段落结尾:

“控制自然”是一个在傲慢中构思出来的短语,它诞生于尼安德特人时期的生物学和哲学,当时的人类认为自然是为了人类方便而存在。应用昆虫学的概念和实践大多始于石器时代,但令人深感震惊与不幸的是,如此原始的一门科学却用最现代和最恐怖的武器武装自己,在对抗昆虫的同时,也对抗地球。

应用昆虫学家因此被斥为无知和不道德。他们联合起来以同样的方式进行回击。一位著名的昆虫学家写道:“《寂静的春天》提出了一系列关键问题,但无论是作者还是普通读者都没有资格做出决定。我认为这是科幻小说,阅读它,类似于看电视剧《迷离时空》。”一家工业贸易杂志评论道:“对于杀虫剂行业来说,这本书仿佛一记重拳,结结实实地打在身上,却没有击中要害部位。”

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美国国家科学院下属的食品保护委员会的一位著名科学家预测,《寂静的春天》将吸引“进行有机种植的园丁、反氟化物联盟成员、‘天然食品’的推崇者、生命哲学的信奉者以及伪科学家和时尚主义者”。他建议,“与我们杰出的科学领袖和政治家相比,她的科学资历太浅,因此这本书根本不值一提……我也很怀疑,读者能否忍受书中这一连串耸人听闻的焦虑”。他警告说,书中所表达的态度“意味着人类所有的进步终结于此,将回到‘被动社会’形态:先进的技术以及现代医学、农业、卫生和教育全部消失;疾病、流行病、饥饿、生理痛苦和精神折磨——现代人无法忍受的这一切,将卷土重来”。

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营养学系负责人说:

卡森小姐充满激情,非常美丽,但缺乏科学家应有的超然气质。冷静的科学依据和热情的宣传鼓动是两桶水,根本不能扛在一个人的肩上。卡森小姐的书中,漏水的那个桶正是科学依据……很可惜,卡森小姐含蓄地指责科学界轻视人类价值观。她抛弃了科学性的证据和真理,取而代之的是夸张以及在臆想出来的公理上进行的非科学性的演绎推理。卡森小姐是文学界的名流,成就斐然,并非徒有虚名。她本可以写作一本书,以弥合科学与公众之间的鸿沟,而不是扩大这一鸿沟。

美国最大的滴滴涕生产商蒙特罗斯化学公司的总裁指责卡森是“自然平衡崇拜的狂热捍卫者”。许多人随之攻击卡森。例如,一位政府官员说:“这个国家曾经保护了100万印第安人以及一些野生动物,自然已经平衡得很了。”一个名为“国家农业化学品协会”的贸易组织资助了一项耗资25万美元的公共关系运动以攻击卡森。一位已卸任的农业部长提出问题:“为什么一个没有孩子的老处女会如此关注遗传学?”他自己给出的回答是:卡森“可能是个共产主义者”。

最引人注目的评论来自美国氰胺公司的罗伯特·怀特·史蒂文斯。他写道:“我们经常发现,在我们对有限的相关事实进行核查并做客观陈述之前,虚假陈述往往像洲际弹道导弹般发射,在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甚至书籍中爆炸。”怀特·史蒂文斯对卡森的作品极为欣赏,但并不赞同她的写作意图:

蕾切尔·卡森小姐……是一位写作生物题材的作家,笔触生动,文辞雅致。在她的笔下展现了一幅充满怀旧感的画面,那是人们想象中的多年前的美国乡村,宛如极乐世界,大自然中的一切和谐而平衡,其乐融融,幸福绵长,直到杀虫剂和其他农用化学品散布在这片如诗如画的土地上,将一切笼罩在疾病、死亡和衰败的阴霾之中。但是,她所描绘的画面本就是虚幻的存在,作为一名生物学家,她理应知道,在那个世界里,居民的寿命大约只有35岁,每100个婴儿中有20个在5岁之前夭折,20多岁的母亲死于产褥热和肺结核;若是前一个夏天的基本作物歉收,人们将在漫长的黑暗与冰冻的冬天中饱受饥荒的折磨;害虫和污秽侵蚀人们的家园、污染储藏的食物并且摧毁他们的身心健康——乌托邦的幻象被这一切粗暴地打破。

批评之声不只来自于昆虫学家和实业家。许多媒体也加入了这场争论。《经济学人》将卡森的“愤怒而尖锐的战斗檄文”贬低为“赤裸裸地宣泄愤怒,满纸充斥着磕磕巴巴的宣传语”。《时代》杂志的科学记者指责说,卡森的“文字非常情绪化,也并不精准”,“她在警觉与愤怒中拿起笔,不关注文学技巧,只以恐吓和惊扰读者为己任”,因此她的视角失之公允,观点片面,表达中也有歇斯底里、过分强调之嫌。卡森写道:“这些杀虫剂的功能不具有选择性,无法挑选出我们希望消灭的那个物种,之所以被选中,只是因为它是一种致命的毒药,能够使所有接触过的生命产生中毒反应。”《时代》杂志的记者回应道:“家庭主妇用驱虫弹喷洒苍蝇却并未中毒,这足以证明这种说法不完全正确。”这位记者以及其他人还援引了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局的案例:食物中加入了滴滴涕的罪犯与食物中未加滴滴涕的罪犯,其健康状况并无二致。

《自然历史》杂志登载了一篇包含不同观点的评论,不过作者仍为卡森的主张辩护:“她被人指责‘观点偏颇’,似乎这种观点是一个错误。”内政部长斯图尔特·尤德尔用同样的观点为卡森辩护:“《寂静的春天》被称为一本观点偏激的书。这正是事实。她并没有陈述使用杀虫剂的必要性,因为她的对手正在这片土地上蛮干,他们也从未费心陈述过保护自然的必要性。杀虫剂产业正在加速发展,控制有害生物的好处众所周知。如果要停止滥用杀虫剂,首先需要对谨慎使用杀虫剂的理由做出令人印象深刻的陈述。”

《新闻周刊》的科学编辑埃德温·戴蒙德最初与霍顿·米夫林出版社签订合同,与卡森共同撰写这本书,但卡森认为这种合作只会损害这本书,因此很早就将他从项目中除名。最终戴蒙德写出了一篇极其犀利的评论。“多亏了一位名叫蕾切尔·卡森的女士,”他写道,“用一场小题大作的闹剧把美国公众吓得魂飞魄散。”戴蒙德发问:“《寂静的春天》到底玩的什么把戏?……在这个时代,人们固守思维定势,总是无端控诉厉声指责,实行双重行为标准。”戴蒙德写道,“我认为杀虫剂这个‘问题’,可以找到解决途径,而且无需回到瘟疫和流行病肆意蔓延的黑暗时代。”

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一场基于性别的争论。男性多为批评者,言辞间多有与性别相关的刻板陈见,而女性(以及部分男性)则给予了关键性的支持,尽管也常常带有性别偏见。卡森被比作手持利斧砸酒吧的禁酒主义者凯莉·内森。发表在《内科学文献》杂志上的一篇社论说:“逐字逐句地阅读《寂静的春天》,我的内心隐隐作痛,总想起与女人争论时想赢却赢不了的徒劳。”尽管这位作者认为,从科学的角度看,这本书“简直是胡扯”,但他也认为这本书可能会带来一些积极的变化:“书中既充斥着喋喋不休、巧舌如簧的劲头,也包含着对人类状态的密切关注。读过之后,我断定它不会促进科学的发展和研究的进步,也不会推动蕾切尔·卡森本人的事业。但另一方面,如果大多数人都读过这本书,并开始思考书中的内容,哪怕这些内容失之偏颇,那么,这个国家,甚至研究书中所涉问题的科学家,都必定受益匪浅。”

有关性别的刻板观念也影响了公众的观念。《纽约时报》写道:“温柔的轻言细语的蕾切尔·路易丝·卡森,不太可能成为复仇天使。她害羞而柔弱,拒绝对攻击自己书的人进行口诛笔伐……卡森小姐身形娇小,深褐色的头发日渐花白,她有着一双棕灰色的眼睛,肤色苍白。”另一位态度友好的评论家写道:“卡森小姐55岁,至今未婚,平时沉默寡言。她住在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银泉郊区。1951年,她的海洋生物学著作《我们周围的海》获奖,从此声名鹊起。在她最近的几本书中,她带着复仇之心上岸来。”卡森在书中并未涉及性别角色,她关注的是“人所做的事,而非女人或男人所做的事”。

或许,唯一对此书提出严肃批评的女性是维吉尼亚·卡夫,她在《体育画报》杂志上撰文:“全国野生动物的数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也更健康。杀虫剂没有拖后腿,多数情况下恰恰是因为使用了杀虫剂。如今的野生动物生机勃勃,正是因为人类——尤其是美国人——控制自己所处环境的能力不断增强。而实现这样的进步,唯一最有效的工具就是化学杀虫剂。”卡夫写道,对比《寂静的春天》,连内尔·舒特的核末日小说《海滨》“看起来都令人欣喜”。她又说:“明智而谨慎地使用化学杀虫剂不会造就一个寂静的春天,相反,一年四季,丰富悦耳的声音都将不绝于耳,动物和人类生意盎然。”

保罗·布鲁克斯总结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批评,将其与一个世纪前查尔斯·达尔文在《物种起源》出版时的境遇作了比较:当时,有人认为《物种起源》威胁到自己的利益,对其发起猛烈的攻击。而从那以后,再没有一本书受到如此的待遇。然而,1962年,当年批评达尔文的声音竟然再度响起。瑞士著名的生物学家路易斯·阿加西曾经评价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个科学错误,事实不真实,方法不科学,倾向于恶作剧”。《纽约时报》的一位评论员认为,将《寂静的春天》与托马斯·潘恩的《人权论》相比,“化学工业陷入恐慌,政府发表安慰性官方声明,你会认为蕾切尔·卡森提倡的是重新使用木制犁”。

在各种争议的刺激下,这本书销量节节攀升,情况对批评者非常不利。在出版后的两个月内,这本书就卖出了10万册,位列畅销书榜首,荣登新闻头条。事实上,这本书尚未出版就引起了肯尼迪总统的注意。它被翻译成22种语言,在霍顿·米夫林出版社推出平装版之前,精装版已经售出了50万册。每一个新事件都导致销量激增,无论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CBS独家报道》,还是政府听证会的新闻报道。霍顿·米夫林的一位高管认为这种情况史无前例,他说:“作为一本充满恶意的书,若说配得上这样的销售奇迹,唯一的原因是它仍然留存了一些善意。每当希特勒入侵一个新的国家,他的自传《我的奋斗》就会掀起新一轮的销售狂潮。于是人们纷纷猜想下一个遭殃的是哪个国家。”

由于病重,卡森只接受了少量活动的安排和采访。她在给医生的信中说:“我仍然坚信丘吉尔所强调的决心——打好每一场战斗,我认为只要抱着获胜的决心,就可能推迟决战的时刻。”她认为必须面对的一场战斗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采访,因为这档节目在黄金时段播出,而且极受欢迎,她的观点将赢得大量的听众。由于卡森身患癌症,行动不便,节目主持人和他的工作人员便在她的家中进行了采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通过八个月的拍摄,完成了这个节目的制作。在《CBS独家报道》中,作为反对卡森的化学公司的代表,怀特·史蒂文斯出镜。几位政府领导人也参与了拍摄,包括卫生部长、食品和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以及农业部长。由于内容具有争议性,三家大公司撤回了他们的广告。

该节目于1963年4月3日播出。人们看见房间里的卡森沉着冷静,与想象中歇斯底里的老处女形象大相径庭。节目以卡森的声音开启:“在地球表面投放大量的毒药而地球依然适合所有的生命生存,有人相信这种可能性吗?这些毒药不应该被称为‘杀虫剂’,而是‘杀生剂’。”怀特·史蒂文斯回应:“蕾切尔·卡森小姐的书《寂静的春天》中的主要说法是对事实的严重歪曲,缺乏科学实验证据以及一般实践经验的支持。如果人类忠实地遵循卡森小姐的教诲,我们将回到远古时代,昆虫、疾病和害虫将再次统治地球。”他继续说:“卡森小姐坚持,自然的平衡是人类生存的主要力量,然而,现代化学家、生物学家以及科学家坚信自然正稳定地控制在人类的手中。”卡森反驳道:“现在,对这些人而言,人类一出现就要废除自然的平衡,这显而易见。那么,不妨假设可以废除万有引力定律……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的战争就是与人与自己的战争。”卡森在节目结束时说:“我认为我们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要证明自己日益成熟,能够掌控自己,而不是掌控自然。”

该节目吸引了1000万观众。节目播出后的第二天,康涅狄格州参议员亚伯拉罕·里比科夫宣布,他的政府工作小组委员会将举行有关杀虫剂危害的听证会。听证会于5月15日开始,卡森是被传唤出庭作证的证人,6月4日,她在万众期待中现身。里比科夫说:“卡森小姐,你是这一切的始作俑者。”这一评论使人想起林肯询问《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比切·斯托夫人的场景。根据斯托夫人的后代流传下来的家族故事,林肯在见到她时问:“这就是发动了这场伟大战争的小女人吗?”卡森在证词中说:“正因为需要控制的昆虫数量庞大种类繁多,我们应该寻找多样化的工具,每一种都有其特定的对象,而不应该只寻找一种超级武器解决所有问题。”卡森主张限制空中喷洒,减少使用持久性杀虫剂,建立一个专门的政府机构负责杀虫剂的检测和控制,将这项工作纳入公共投入以确保人们在家中不会中毒。卡森补充说,即使远离杀虫剂定点使用区域,在地球上的一些偏远地区,科学家们也在近日发现了杀虫剂的痕迹。因此,现在的问题已不只是杀虫剂使用者在公众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况下不加区别地进行喷洒,甚至在某些地区,人们可能根本不知道杀虫剂产自何处,却也开始使用。壳牌化学公司的一位顾问反驳了她的证词:“这些贩卖恐惧的人将会导致世界饥荒。”

就在里比科夫听证会的同一天,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以报告形式阐述了杀虫剂的益处以及风险。报告中说:“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保障健康,消除病虫害,这些都是现代人的需求和期待。”从以下例子中可以看出诸多进步:“甜玉米、土豆、卷心菜、苹果和西红柿等农产品的外观都是完好无损的,对此美国家庭主妇已经习以为常。”但是报告也注意到杀虫剂的抗性问题,还指出,“在蕾切尔·卡森出版《寂静的春天》前,人们对杀虫剂的毒性普遍没有意识”。卡森对报告的内容感到欣慰,报告的结论是:“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停止使用含有持久性毒性的杀虫剂”。两天后,参议院商务委员会就杀虫剂的管理规定进行辩论,卡森也提供了证词,她建议建立一个不受化学工业界影响的内阁级别的环境管理机构。

科学顾问委员会的报告发布之后,公众舆论转而支持卡森,称“蕾切尔·卡森证明自己是正确的”,一些媒体评论员也承认她可能是对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CBS独家报道》播出了一个后续节目,题为《蕾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之判决》。南极探险家之子沙克尔顿勋爵为英国版《寂静的春天》写了导言,他还在上议院表示,波利尼西亚食人族将不再吃美国人,“因为他们的脂肪被氯化碳氢化合物污染了”。沙克尔顿勋爵继续解释,滴滴涕浓度数据显示,“我们(英国人)比美国人更适于食用”。在这本书的影响下,英国人决定加强对杀虫剂的管理力度。

还有一些轰动性的事件也证明了卡森的正确性。1963年底,密西西比河中有500万条鱼抽搐出血并死亡。科学家经过调查,发现死亡原因是威尔斯科尔公司经营的一家杀虫剂工厂排放异狄氏剂。威尔斯科尔公司首先开发了异狄氏剂,在《寂静的春天》出版时,曾以起诉相威胁。卡森写道,书虽然出版,但野生动物由于接触杀虫剂而死亡的事件依然存在。“杀虫剂问题不是一个贪婪的作家为了积累版税而编造出来吓唬公众的噩梦,”她写道,“问题就在眼前,就在我们身边。”滴滴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的救世主,三十年后,却成了人类最大的毒害之一,这表明公众认知经历了剧烈变动,而社会对杀虫剂的监管仍然混乱不堪。

1963年,卡森以一系列荣誉结束其职业生涯。年初,动物福利研究所授予她阿尔贝特·施韦泽勋章,随后,许多其他奖项也接踵而至。她当选为美国艺术暨文学学会会员,该学会仅限于50名会员,包括艺术家、音乐家和作家。卡森当选时,学会中只有另外三名女性,且没有非虚构文学作家。该学会总结了卡森的贡献:“作为科学家,她同伽利略和布封一样,拥有杰出的文学才华。她以科学知识和道德责任感帮助我们深入了解了大自然的生命力,并提醒我们,如果目光短浅,仅以技术征服自然,我们赖以生存的资源就会被摧毁,这一灾难性的后果,极有可能发生。”在美国妇女图书协会的一次演讲中,卡森解释了写作这本书的缘由。“即使我没有写这本书,”她说,“我相信也会有其他人表达同样的想法。但我知道这些事实,如果不告知公众,我会深感不安。”

《寂静的春天》也是卡森向阿尔贝特·施韦泽的致敬之作。施韦泽曾经写信给一个养蜂人:“我意识到在法国和其他地方,人们采用化学药剂杀虫后产生的一些悲惨后果,我对此表示遗憾。现代人不懂得如何放远眼光,防患于未然,终将毁灭人类与其他生物赖以生存的地球。可怜的蜜蜂,可怜的小鸟,可怜的人。”于是卡森以这句话致敬施韦泽:“人类已无法做到放远眼光,防患于未然,终将毁灭地球。”《寂静的春天》出版后,施韦泽给卡森写信表示感谢,随信附上了他的照片,这成为卡森最珍贵的物品。

卡森自知将不久于世,希望葬礼上能朗诵自己的作品《海的边缘》中的一段:“绳藻极其微小,不过是一小把透明的原生质。因某种神秘莫测的原因,数以亿万的绳藻生长在海洋中的岩石和杂草间。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始终萦绕在我们心头,却从来找不到答案。然而,就在这上下求索中,我们接近了生命本身的终极奥秘。”

卡森于1964年4月14日辞世,享年56岁。扶柩者包括内政部长尤德尔和参议员里比科夫。里比科夫在参议院向“这位温柔的女士致敬,她呼唤世界各地的人们关注20世纪中叶最重大的问题——人类对环境的污染”。保罗·布鲁克斯和他的妻子养育了她那孤苦伶仃的侄孙,布鲁克斯还出版了一本书,介绍她的创作过程。在这本书中,布鲁克斯写到了卡森在病痛之中完成《寂静的春天》所依靠的精神力量:“她努力使这本关于死亡的书成为对生命的礼赞。”

“蕾切尔·卡森已经故去,”E.B.怀特写道,“但是大海依然环绕在我们周围,依然以异常丰富的资源为生命提供支持,农药制造商们也依然享受着激增的销售量。”在她去世一年后,威尔斯科尔化学公司说:“希望你能注意到,树木枝繁叶茂,鸟儿在歌唱,松鼠在侦察,鱼类在跳跃——1965年的春天一切正常,全然不是已故的卡森小姐噩梦中的‘寂静’”。

《寂静的春天》出版后,蕾切尔·卡森也成为霍顿·米夫林出版社合作过的诸多著名美国作家中的一员。这些作家中有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哈里特·比彻·斯托、纳撒尼尔·霍桑、亨利·大卫·梭罗和马克·吐温等等。这家出版社还是数位英国伟大作家的美国出版商,如阿尔弗雷德·丁尼生勋爵、查尔斯·狄更斯和温斯顿·丘吉尔等。同样,《寂静的春天》也已成为一本经典之作,标志着全世界公众对环境、政府责任、民主、动物权利和人的权利等概念有了全新的认识。卡森曾经发问:“在一个无菌的世界中,没有昆虫存在,也没有鸟儿拍打翅膀划过天空——在没有广泛征求意见的情况下,谁决定,谁又有权决定这样的场景就是我们追求的最有价值的目标?它不过是暂时被赋予权力的独裁者在大众不注意的时刻做出的决定,然而对大众而言,自然世界的美丽和有序仍然具有深刻而迫切的意义。”

或许,卡森的观点在艾森豪威尔总统对全国人民发表的告别演讲中早有预兆。他说:“当我们窥探社会的未来时,我们——你、我以及我们的政府,必须避免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冲动,不可为了贪图一时的安逸方便,掠夺明天宝贵的资源。我们不可能做到只透支子孙后代的物质资产却不伤及他们的政治传统和精神财富。我们希望民主能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而不是在将来成为破灭的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