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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虫剂抗性
（1945—1962年）

最近你去人间漫游过吗？我到处走了走，同时研究了人类的奇妙发明。我告诉你，有关生命的艺术中，人类没有任何建树；但有关死亡的艺术中，人类超越了自然，用化学和机械制造出所有惨绝人寰的疾病、瘟疫和饥荒。

——地狱中的魔鬼对唐璜所说的话【选自萧伯纳戏剧《人与超人》（1903）】

鸡蛋躺在那里，浑身冰冷，闪烁了几天的生命之火如今熄灭了。

——蕾切尔·卡森，1962年

一战后，众多关心粮食安全和病媒传播疾病风险的专家达成共识：征服自然必须慎之又慎。1922年，美国农业部的首席昆虫学家莱兰·奥希恩·霍华德曾用简练的语言描述了这一挑战：“很少有人意识到目前存在的危机。人与人之间、国家和国家之间始终在相互争斗。战争似乎是人类勃勃野心的必然产物。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从1914—1918年的战争中吸取教训，避免国际战争再次爆发。也许，这是不必要的担忧，但无论如何，即使人类彼此不再争斗，人类与某些对抗力量之间，仍然存在着一场角逐。”

这些力量中最主要的是昆虫。霍华德写道，我们对大多数生物怀有一种“共生于地球的休戚与共的情谊”。昆虫则不然，“与生俱来的是不属于地球的习俗、精神和心理，有人说它来自另一个更可怕、更亢奋、更麻木、更残暴、更邪恶的星球”。与昆虫开战，人类胜算不大，因为昆虫“拥有更强大的武装、更精良的装备，人类无法与之抗衡，而它们体内积聚的能量和活力更使其成为人类最神秘的敌人，甚至是人类子孙后代最强悍的对手”。

霍华德是在与昆虫抗争的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得出以上观点的。沃尔特·里德在着手调查蚊子是否是古巴黄热病的传播媒介之前，曾咨询过霍华德；此外，霍华德在1901年出版的书《蚊子小史：生存、传播疾病、分类及消灭》，成为威廉·戈加斯少校在哈瓦那和巴拿马运河地区开展灭蚊行动的指导手册。但难题在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或者更早的时间，人类始终未能找到有效的化学物质来对付昆虫这个天敌。

二战改变了这一切。人类不再仅仅使用砷酸盐、石灰和硫黄的混合喷雾、植物提取液或是石油乳状液来对付昆虫。有机化学的发展势如破竹，不断产生新的有效的化学杀虫剂，对此人类受益匪浅。昆虫学家们热情地挥舞着这些利器，高呼着战斗口号，号召民众采取行动消灭昆虫。

但并非所有人都对大规模使用化学药品防治昆虫的前景感到乐观。早在战争期间滴滴涕首次使用时，已有人在支持的同时呼吁谨慎行事。坚定拥护滴滴涕的詹姆斯·史蒂文斯·西蒙斯准将写道：“人们充分意识到，如此强大的杀虫剂可能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使用失当，可能会对某些有益于农业及园艺的益虫产生危害。更重要的是，它可能会扰乱动植物王国的平衡，从而打乱各种基本的生物循环。”尽管西蒙斯已经提出了预警，这种不加区分、随意使用滴滴涕和其他新杀虫剂的情况仍在二战结束后立刻出现，一些科学家和专业的公共卫生人员用文字表达了内心的担忧。

1948年，美国传染病中心（后改为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科学家写道：“在1946年至1947年间，尤其是1947年，人们普遍抱怨滴滴涕远不如1945年首次大面积使用时的效果明显。人们认为投诉主要由心理原因导致。由于早前使用过滴滴涕，人们已有一年甚至更长时间未曾受到大批苍蝇的侵扰，因此，即使现在只出现少量苍蝇，人们也无法容忍。”尽管公众的疑虑被归结于期待值发生了转变，但科学界的领军人物同样忧心忡忡，担心杀虫剂对野生动物产生影响。“只要杀虫剂仅在自家附近使用，”他们写道，“就不会破坏生物平衡。然而，一旦这些化学物质在广阔的无人居住区使用，就必须考虑人类的经济发展和生活享受给野生动物带来的严重危害。这些危害可能是明显的、直接的、立竿见影的，也可能是隐蔽的、间接的、延迟发生的。”同样，一位英国疟疾专家主张使用滴滴涕来对付蚊子，但他说：“滴滴涕是一种粗鄙但威力强大的武器，按照常规从空中喷洒而下。我看着它，既恐惧又厌恶。”

疾控中心的科学家们还指出，这些新型杀虫剂是否将导致人类的慢性中毒，“尚未可知”。目前只有人类急性滴滴涕中毒病例的报告，其症状与昆虫和鸟类相类似：“即刻出现的毒性反应为呕吐，发麻，四肢出现部分瘫痪，轻度抽搐，无法感知身体的朝向和位置以及四肢震动，膝关节反射过激。”普通民众使用滴滴涕仅两年，因误用而死亡的人数不断增加。疾控中心的科学家们写道：“关于中毒死亡的最完整的描述为——一名58岁的男子喝了120毫升商业制剂，内含5%的滴滴涕、2%的丁氧硫氰醚、7%的二甲苯、86%的脱臭煤油，随后又喝了一夸脱牛奶和几杯啤酒。症状包括迅速发作的上腹部疼痛和呕吐带血的物质，这些症状一直持续，直到第7天昏迷死亡。”

人们担心杀虫剂会危害人类和动物的健康，用来回应这一疑虑的证据是杀虫剂的选择性。1946年，一位著名专家写道：“那些一直致力于研制武器对付成群害虫的人，早就认识到杀虫剂具有选择性——几分钟内可使一只昆虫痛苦丧命，而另一只却毫发无伤。”不过这位作者也在同一篇文章中承认：“滴滴涕是如何杀死昆虫的，目前仍不得而知。”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滴滴涕及其他有机氯杀虫剂一直非常有效。一位专家写道：“滴滴涕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持久性。”但这种持久性也导致了一系列问题。一家滴滴涕生产商的首席昆虫学家指出：“我也曾与一些军人交流过。他们在登陆南太平洋的一个蚊虫丛生的岛屿前，看到低空飞行的轰炸机在喷洒杀虫剂，即使只喷洒了一次，岛上也只剩下一只孤孤单单的蝴蝶。根据这一说法，我认为滴滴涕在战后应当交由训练有素的人进行操作。与其他杀虫剂相比，滴滴涕杀死的昆虫种类最多，因为它的残留物毒性最持久，甚至殃及昆虫后代。而这正是危险之所在。昆虫中有许多是人类的朋友，而滴滴涕的杀伤力不分敌友。昆虫世界的自然平衡一旦打破，必将危及人类。”

1951年，有研究人员报告，柑橘类害虫数量激增，因为其天敌已被滴滴涕消灭。人们这才注意到生态平衡已遭破坏。甚至在更早些时候，人们就注意到了昆虫对滴滴涕逐渐产生了抗性。事实上，早在1914年，就有学者首次提出昆虫对杀虫剂产生抗性这一观点，并在1916年使用早于滴滴涕出现的氢氰酸进行了相关论证，但是，这一假说并未得到重视。

在希腊，1947年，即全国范围内喷洒滴滴涕的一年后，出现了对滴滴涕产生抗性的家蝇。随后几年内，产生抗性的蚊子、跳蚤、臭虫和蟑螂逐渐淘汰了不堪一击的同胞。到1952年，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许多地区，人们发现携带众多致命病菌的虱子、苍蝇和蚊子对滴滴涕和其他新型杀虫剂产生了抗性。例如，1946年在南加州引进滴滴涕后，不到两年时间家蝇就产生了抗性；又过了仅仅两年，家蝇对滴滴涕的替代品，如甲氧基氯、林丹、氯丹、毒杀芬、艾氏剂和狄氏剂等，也产生了抗性。朝鲜战争中，美国军队发现虱子对滴滴涕产生了抗性，不得不重新使用除虫菊这一老办法。

由于杀虫剂抗性成为严重的军事问题，政府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进行研究。1951年召开的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会议上发布了首个重要研究结果。著名的进化生物学家狄奥多西·多勃赞斯基在会上解释说，抗性是自然选择进化的必然结果，一个世纪前达尔文已经对此做过详尽的阐释。他认为：“生物学家应该摒弃那种继承自前进化论时代的思维习惯，即把每一个物种、种族或人群都看作是某种‘类型’或‘规范’的体现。”

为了阻止昆虫形成抗性，化工企业认为“必须不断开发出更多品种和规格的新型杀虫剂”。因此，不断生成的杀虫剂抗性为源源不断生产出来的新型杀虫剂提供了市场。由此，一系列有机磷酸酯杀虫剂被引入市场。美国氰胺公司的广告声称马拉硫磷“可以杀死对滴滴涕和其他氯代烃杀虫剂产生抗性的苍蝇”。一旦昆虫对有机磷也产生了抗性，化工企业又引进了全新的氨基甲酸酯杀虫剂。1957年，美国联碳公司宣布：其公司的新产品氨基甲酸酯杀虫剂西维因（或称甲萘威），是一种“安全便宜、性能稳定、广谱高效的杀虫剂”。

到1962年，科学家发现大约有140种害虫对滴滴涕产生了抗性。“现在用得多，”一位专家说，“今后就需要用更多。我们制造了比以前更严重的虫害问题。”一位野生动物专家写道：“可悲的是，我们为了一己私利而置他人福祉于不顾，执意使用杀虫剂达到最佳杀虫效果。这种行为已经毒害了整个世界，侵害了动物种群。”

野生动物受到的侵害最早发生在南太平洋的海岛上，战争期间，海岛上空喷洒了滴滴涕。一位昆虫学家写道：“塞班岛正濒临毁灭——没有鸟类，没有哺乳动物，没有昆虫，只剩下几只苍蝇。”二战临近结束，自然作家艾温·威·蒂尔发出警告：战后应当禁止大规模使用滴滴涕消灭昆虫。他写道：“战争结束后，如果还有足够的杀虫剂、飞机和笨蛋官员，我们将欢呼雀跃地向所有昆虫发起征讨。从空中喷洒农药清除一块田地或一片树林中的昆虫，这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远见卓识，就像我们为了杀死一个逃跑的强盗而用机关枪射杀一大群朋友。”结果将是——他继续写道：“一座单调而沉闷的纪念碑，镌刻着人类不可理喻的愚蠢。”

战争结束一年后，美国民间环保组织“国家奥杜邦学会”提醒美国人关注大规模喷洒滴滴涕对环境造成的危害，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阐述野生动物接触滴滴涕导致死亡的现象。除了野生动物（特别是鸟类和鱼类）急性中毒的案例外，20世纪50年代，人们还发现，滴滴涕在环境中的持久性和稳定性会使其毒性产生延迟效应。例如，喷洒在榆树上的滴滴涕，第二年依然能毒死新来的知更鸟。

滴滴涕和其他有机氯农药在脂肪中溶解度很高，在自然环境中存在时间较长，毒性从猎物转移到捕食者体内时，浓度会提高。例如，1948年，为了消灭蚊虫，加利福尼亚州的莱克县灭蚊区将浓度为十亿分之十四的苯氯乙烷（DDD，滴滴涕的代谢物）溶液喷洒到克利尔湖中；1954年和1957年，再次用十亿分之二十浓度的溶液进行喷洒。这导致浮游生物体内的苯氯乙烷浓度是湖水的265倍。以浮游生物为食的鱼类积累的苯氯乙烷浓度是浮游生物的2倍，而以食草鱼为食物的鱼类和鸟类，其体内累积的苯氯乙烷浓度是湖水的85000倍。随后，西部䴙䴘繁殖失败并大量死亡。在世界范围内，凡是有机氯农药使用频繁的地区，鸟类特别是高营养级的鸟类，也都出现了类似的繁殖失败、数量下降的情况。种群数量严重下降的物种包括出现在美国国徽上的白头鹰和地球上速度最快的动物游隼。鸟类极易成为滴滴涕及其代谢物的受害者，因为蛋壳会因此变薄，最终导致繁殖失败。

对野生动物的侵害，最为疯狂的是联邦政府制定的一大批杀虫剂喷洒项目，其中之一是在美国南部9个州的2700万英亩土地上使用杀虫剂控制火蚁。美国农业部发起了一场宣传活动，希望美国人意识到火蚁的威胁以及火蚁对农作物和牲畜造成的不可估量的损失。随后，该部门于1957年发起了灭蚁运动，而事实上，火蚁只是一个小麻烦。因此，一位野生生物学家说：“这就像是剥下头皮治头屑，得不偿失。”《星期六晚报》刊文：“火蚁无疑是一种令人烦恼的害虫，但该计划是否有充足的理由屠杀成千上万的鸟类、鱼类和小型动物？这很值得怀疑。”事实上，火蚁生活在巢穴中，实施局部喷洒即可消灭，然而农业部却在南部各州广阔的土地上播撒了狄氏剂丸剂。

1959年，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读者文摘》警告读者大规模使用杀虫剂的危险性。“美国正在与害虫展开激烈的战争，使用的武器威力巨大，分布广泛，由此引发的争议也是巨大而广泛的。数十亿磅的毒剂播撒在一亿英亩的农田及森林中。今年，在全国范围内，将会继续投放更多的杀虫剂以消灭北部森林中的云杉天蛾、中西部900万英亩小麦地中的蚱蜢、东南部的白羽甲虫，以及沙蝇、蚊虫、日本金龟子、玉米螟和吉普赛飞蛾。”在同一篇文章中，还引用了一位著名动物学家的话：“目前广泛开展的杀虫剂喷洒项目已成为威胁北美动物生命的最大危险因素，比毁坏森林、非法猎捕、排水、干旱、石油污染更为严重，甚至可能比所有这些毁灭性因素累加在一起还要糟糕。”这篇文章还指出人类似乎越来越依赖化学杀虫剂：“既然杀虫剂消灭了以老鼠为食的老鹰、猫头鹰、狐狸和啮齿动物，还有益虫和害虫，我们在与害虫的战争中，是否再也不需要自然盟友而完全依赖日益强大的化学物质了呢？”鉴于昆虫对杀虫剂产生抗性的速度越来越快，该文章提出问题：“此后，要对付超级昆虫，我们是否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赢得胜利？”

两年后，即1961年，《读者文摘》在《告别花园害虫？》一文中呈现了完全相反的观点。文章盛赞了滴滴涕、林丹、氯丹、马拉硫磷和其他著名的新农药以及在该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公司，如杜邦、美国氰胺、威尔斯科尔、埃索、壳牌、陶氏及联碳等，它们实现了“懒惰房主的终极梦想——花园无需打理却美如天堂”。

杀虫剂的负面作用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抗议活动在美国各地时有发生，政府官员却对此非常恼火。公众首次集会表达愤慨是在1957年。当时，为了消灭纽约南部的吉普赛飞蛾，美国农业部使用飞机喷洒滴滴涕。除了在300万英亩的农村地区，该机构还对威斯切斯特县和长岛的城市社区进行了喷洒。溶解在煤油中的滴滴涕形成烟雾，落到火车站的通勤者、操场上的儿童以及打理花园的家庭主妇身上，这种情况时常出现。最终，中止联邦政府实施空中喷洒计划的提议未获成功。法官裁定，“为了消除邪恶的吉普赛飞蛾，大规模喷洒药剂是实现这一公共目标的合理行为，在指定官员适当行使警察权力的范围内”。

这些滥用杀虫剂的情况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这需要转变文化观念，还需要出现一个声音，能将这一阻力重重的话题糅合成引人入胜的信息。

这个声音来自“温和的颠覆者”蕾切尔·卡森，她引起了公众对环境的关注，也引发了工业界的强烈抵制。1918年，年仅11岁的卡森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小说。从此，写作成为她一生的痴好。在宾夕法尼亚女子学院读书时，在一场雷雨中，她读到丁尼生的《洛克斯利大厅》的最后几行诗时，对从未见过的大海着了迷，一如她对写作的热情：

它的面前堆满了爆炸物，它的胸膛里闪起一道霹雳。
让它落在洛克斯利大厅吧，有雨有冰雹，有火有雪；
因为大风刮了起来，怒吼着冲向大海，我就随它而去了。

巧合的是，就在卡森阅读《洛克斯利大厅》时，丘吉尔称赞这是有史以来最有先见之明的作品。毫无疑问，卡森赞同这一观点。1929年大学毕业后，卡森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马萨诸塞州伍兹霍尔的海洋生物实验室学习了一个夏天，然后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生物学硕士学位。

入学后的第一学期，股市开始暴跌，卡森的大好前程也受到了冲击。她的研究生津贴为每年200美元，这微薄的收入突然成了这个贫困家庭的经济支柱，她的父母、哥哥、姐姐（一位单亲母亲）和姐姐的两个女儿都搬到了巴尔的摩的一所房子里居住。父亲辞世后，姐姐也去世了，留下了两个女儿。当时的卡森只有29岁，与年迈的母亲一起，承担了孩子们的养育重任。

在经济危机中，为了养家糊口，卡森为美国渔业局撰写有关海洋的报告和小册子。她的老板告诉她，其中的一本小册子非常精彩，不适合渔业局使用，他建议将其交给《大西洋月刊》——有这样的一位老板真是幸事一件！她旋即获得了成功，这篇题为《海底》的短文刊发在1937年的《大西洋月刊》上，稿酬为100美元。这篇文章文辞斐然，令人刮目相看，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和一位著名的纪实文学作家鼓励她将这四页纸的文字扩充成一本书。

卡森既要照顾家庭，又要为政府工作，因而写作速度缓慢，但西蒙与舒斯特出版社仍于1941年11月出版了《海风下》。尽管这部文笔优美的作品在评论界广受褒扬，但出版时间却很不理想。刚出版一个月，这本关于海洋生物的书恰好撞上了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新闻，未能得到读者的关注，因而在商业上并不成功。战争物资紧缺也使得这本书的销售举步维艰，比如，计划出版的英国版就因纸张短缺而受阻。这本书在书店的五年上架期快要结束时，卡森的版税收入还不到700美元。

卡森继续为联邦政府写作，在如今称为“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的机构中工作并升职。这一政府机构与动物保护事业的关系最为密切，作为这一机构的作家，卡森最先留意到1945年滴滴涕转为民用后引发的越来越多的担忧。该机构指派卡森编辑关于滴滴涕危害的报告，因此她也是首批意识到其风险的人。

“关于滴滴涕能迅速消灭害虫的消息，我们都有所耳闻。”她给《读者文摘》的编辑写信，打算为该杂志撰写有关滴滴涕的文章。但她也指出，研究人员正在测试“滴滴涕对益虫会产生什么影响；它会如何影响水禽或以昆虫为食的鸟类；如果使用失当，是否会破坏整个自然界微妙的平衡”。或许，她受到了艾温·威·蒂尔的影响，因为蒂尔在1945年也曾有类似表述：“今天，人们用滴滴涕重塑一个更接近于他们内心梦想的世界，将天堂想象成一个没有昆虫存在的领地。他们对古老的幻想念念难忘，尽管已有千万个惨痛教训在前，仍然认为自己能从大自然的编织物中任意抽丝却不破坏大自然原本的网络结构。”卡森提议为《读者文摘》撰写一篇关于滴滴涕的科普文章。可惜，与其他做大众科普的计划一样，这一提议同样被拒绝。不得已，卡尔森转到了其他话题。

1951年，在第一本关于海洋的书出版十年后，卡森出版了第二本书《我们周围的海》。这次，一切顺遂，此书大获成功。《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写道：“从古希腊的荷马到英国的梅斯菲尔德，这些伟大的诗人都曾试图召唤海洋深处无尽的神奇与魅力，但最擅长于此的莫过于柔弱温和的卡森小姐。在世界范围内，每代人中总会出现一两位有文学天才的物理学家。卡森小姐的《我们周围的海》无疑是经典之作。”《纽约时报》的另一篇评论在感慨中收尾：“很遗憾，这本书的出版商没有将卡森小姐的照片印在封套上。她竟能以如此美妙而精确的笔触进行严谨的科学写作，如果能够得见真容，那就太好了。”《波士顿环球报》写道：“一位女性用文字书写了七大洋的壮丽与神奇，你是不是认为她精力充沛且体格健壮？不，卡森小姐恰恰相反。她身材瘦小，有一头栗色的头发，眼睛则混合了海水的绿色以及蓝色。她优雅而娇柔，涂着柔和的粉红色指甲油，精心装扮，却只略施粉黛。”《纽约客》向卡森支付了7200美元，将这本书节选后编入“海洋概览”系列；《耶鲁评论》支付75美元出版了其中一章，帮助卡森获得了美国科学促进会颁发的1000美元奖金；“每月一书”俱乐部将《我们周围的海》选入推荐书单，《读者文摘》出版了该书的节选版。卡森获得了古根海姆奖，《星期六文学评论》专门介绍了卡森。纷至沓来的荣誉中还包括“国家非虚构类图书奖”。这本书稳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的榜首，时间长达创纪录的86周。它被翻译成32种语言出版，首版就售出130多万册。卡森在44岁那年迎来了成功，她终于可以心无旁骛，全身心地投入写作。

在“国家图书奖”的获奖感言中，卡森透露了她将要写作的作品。她说：“我们一直从望远镜的错误一端看世界。如果我们不曾犯这样的错误，会看见什么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人类的虚荣和贪婪，看到暂时或长久地困扰着他的难题；然后，从这种偏颇的视角出发，我们观察地球，再观察宇宙——地球只是其中一小部分。然而，这些都是伟大的现实，参照这些现实，我们得以从全新的角度看待人类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望远镜倒过来，人类落在遥远的视野中，我们会感觉自己距离毁灭还有很长时间，无需提前做准备。”

《我们周围的海》好评如潮，于是出版社趁热打铁，在1952年重新发行了《海风下》。这本书很快就与《我们周围的海》一起登上了畅销书的榜单。《纽约时报》称，这样的出版模式在“在出版界如同日全食一般罕见”。

1955年，《海的边缘》出版。该作品在《纽约客》上发表首期连载时，艾温·威·蒂尔不禁感叹：“你又一次创造了辉煌！”这本新书同样得到了广泛的赞誉，斩获各种奖项，并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占有一席之地。《纽约时报》书评人这样评论：“她的理解方式具有极大的感染力，即使你对多刺、多黏液的生物一直深恶痛绝，你也会情不自禁地对它们产生好感和兴趣。”卡森成功地使读者接近这些不太讨喜的主题，正是凭借这种卓越能力，她又引领着读者进入她最为关注的终极话题——杀虫剂。

卡森提出这一话题，最初希望能引起儿童作家埃尔文·布鲁克斯·怀特的写作兴趣。怀特为《纽约客》撰稿，覆盖的话题很广泛，其中就包括环境。怀特又把这一建议返还给她，提议由她自己写写杀虫剂。他在信中写道：“我认为污染是个庞大的话题，是每个人最感兴趣、最关心的问题，吉普赛飞蛾的情况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污染从厨房开始，一直能延伸到木星和火星。总有人会代表一些特殊的群体为了争夺某些利益进行发声，但从未有人为地球本身说过话。”1957年，卡森再次为家庭重负所困扰，写作受到严重影响。她的侄女去世了，留下了一个5岁的非婚生男孩。卡森当时49岁，既要照顾年迈的母亲，又要照顾年幼多病的侄孙。尽管如此，卡森有关杀虫剂的写作项目在第二年就已酝酿成形了。她在收集信息时，内心常被恐惧支配，因为政府滥用杀虫剂对付火蚁和吉普赛飞蛾，完全不顾及这些化学物质对人类和野生动物可能产生的意外影响。

卡森充分意识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令人窒息的政治气候——对政府权威的绝对尊重以及对爱国主义等的狂热。当她开始整理自己对杀虫剂的观点时，她尊敬的作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对消费主义提出了批判，总结了卡森面临的文化挑战：“在这个时代，无论推崇哪种社会学科、拥有哪种政治信仰，所有人都渴求舒适，希望被人接受。有争议的人常被视为一种令人不安的影响力；独创性被视作不稳定的标志，就像是稍加更改的寓言——一切都平淡无奇。”作为拥有独创精神却又深陷争议的女性，卡森一定对此深有共鸣。

在《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前的几年里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使得卡森曾给这本书定名为《人与地球的对抗》。1954年，美国在比基尼环礁测试氢弹，爆炸后产生大量放射性尘埃。一艘名为“幸运龙”的日本渔船恰巧在此地逡巡捕捞金枪鱼，不幸受到辐射，船员非死即伤。辐射带来的致命危险震惊了全世界。1957年，苏联掌握了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技术。美国人得知放射性尘埃中的锶-90（半衰期近29年）可能出现在牛奶中，然后渗入孩子的骨骼和牙齿，导致癌症，这一点也让美国人感到非常惊惧。事实上，有记录表明，1961年婴儿的牙齿中就检测出锶-90。美国国家核政策委员会号召人们反对核试验和“意外降临的灭绝行动”。家庭主妇组织妇女和平罢工，目标是“结束军备竞赛，人类继续生存”。而此时，苏联在古巴部署了核导弹。

20世纪50年代，美国人从扬扬自得中警醒，因为他们知晓了放射性尘埃的威胁，更惧怕化学品的危害。在1959年感恩节期间，杀虫剂污染食品的消息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当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禁止喷洒过除草剂氨基三唑的蔓越莓上架销售。美国氰胺公司曾向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申请制定食品中的农药残留标准，但由于氨基三唑导致大鼠甲状腺癌，这一请求遭到了拒绝。蔓越莓虽然丰收，但种植者却面临着严重的经济损失，他们要求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阿瑟·弗莱明辞职，因为他发表了关于蔓越莓污染的声明。种植者写道：“为了公正地对待数千名蔓越莓种植者和经销商以及数百万名消费者，我们要求你立即采取措施，纠正由于不明真相而发表的具有误导性的新闻声明，挽回这一事件给我们造成的不可估量的损失。你的行为无异于因噎废食。”这件事提醒了美国人：政府没有阻止受污染的食品进入市场。这也许是政客们利用食品作为政治工具的最早例子，因为理查德·尼克松和约翰·肯尼迪在总统竞选期间都曾热切地吃着蔓越莓，以赢得新英格兰地区的农村选民的支持，那里的蔓越莓作物没有受到污染。

1961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告别演说中的言辞也影响了美国的政治环境：

维持和平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我们的军事建设。我们必须拥有强大的武器，随时准备采取行动，使任何潜在的侵略者都不敢冒着自我毁灭的风险以身试法。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庞大的永久性武器工业……这其中凝结着我们的辛劳，蕴藏着丰富的资源，也关系着我们的国计民生。我们的社会结构也是如此。在政府层面，我们必须防止军工联合体获得不合理的影响力——无论是否主动寻求。因权力错位而导致灾难的可能性，一直存在并将持续存在。我们决不能让这种军队与工业的联合力量危及我们的自由制度和民主进程。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只有警觉而睿智的公民才能确保庞大的军工防御体系与我们谋求和平的方法和目标以适当的方式结合起来，使安全和自由得以协调发展。

这一“军工联合体”的核心部分正是化工企业。

一场由药品引起的恐慌也为《寂静的春天》提供了契机。1960年9月，弗朗西斯·凯尔西刚刚入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收到美国理查森-梅雷尔制药公司的申请，要求在美国销售镇静剂“反应停”。该药品最初由格兰泰公司在西德合成，并获得生产许可，可由制药公司在全世界46个国家进行生产。它用于缓解孕妇的孕吐反应，也广泛用于治疗睡眠问题、呼吸系统疾病和神经痛。医生还将其作为儿童的镇静剂，在检查脑电图之前使用。格兰泰公司将其宣传为“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的良药”。

动物实验显示该药品是安全的，因此理查森-梅雷尔公司要求加快审查进度。但令凯尔西感到不安的是，这种药物在动物身上的表现不同于人。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规定的六十天期限内，凯尔西发布了评审决定，认为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该药品的安全性。理查森-梅雷尔公司深感沮丧，不断提供更多的安全证据。一位记者写道：“她极其严肃地看待自己的职责，并严格履行职责。有人含沙射影地说她官僚主义、吹毛求疵、蛮不讲理，甚至如她自己所言——愚不可及。”

1961年春，德国突然暴发了一大批海豹肢畸形案例，但原因不明，研究人员一筹莫展。此前，这种先天性缺陷几乎闻所未闻——没有手臂，肩部下方出现未发育完全的手指，“如同海豹的鳍状肢”。不仅在德国，在世界各地，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数千名婴儿出生时没有双臂或双腿，甚至根本没有四肢，同时还伴有多种其他缺陷，此外，还有数千名婴儿死亡。1961年11月3日，一位德国儿科医生将病因归结为药品“反应停”，因为有医生妻子在服用了制药公司赠与丈夫的“反应停”样品后，所生婴儿也出现了同样症状。理查森-梅雷尔公司在向美国食品药物监督管理局提交申请后，向美国1200名医生派发了250万粒“反应停”药片，导致美国也出现了先天缺陷的案例。11月29日，有公司收到证据，证明是“反应停”导致了这一缺陷，并于次日报告给凯尔西。理查森-梅雷尔公司随即撤销了申请，尽管该公司声明“此类假设缺乏确凿证据”。调查人员还发现该公司与格兰泰公司都欺骗了监管机构。

由于凯尔西不厌其烦的努力，美国人基本上逃脱了“反应停”导致的先天缺陷的劫难。更值得反思的是，制药公司和医疗专业人士在没有进行充分测试的情况下，肆无忌惮地将一种新的化学药品推向市场；一位女性以谨慎的态度处理这一情况，却遭到了批评。从中，卡森看到了与自己类似的处境。她在一次采访中说：“‘反应停’和杀虫剂其实是同一个问题。它们表明人类总是迫切而盲目地尝试新事物。”

在接二连三的灾难面前，公众终于接受了卡森想要传递的讯息，但卡森前进的步伐却被个人家事拖住了。1958年底，母亲病重辞世。1960年初，卡森自己的健康状况也亮起了红灯，她感到了完成这本书的紧迫性。到了3月，整本书的架构开始成形。随后，一系列疾病接踵而至，到了12月，她意识到尽管在前一年春天做过根治性乳房切除术，但癌细胞仍然转移了。“如果有人迷信，”她写道，“就会相信有某种力量正在对我的工作施加恶毒的影响，好让这本书无法完成。”她一有可能就继续写作：“也许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完成这本书。”在卡森的描述中，放疗机器是一个“两百万伏的怪物”，却是她唯一的“盟友……但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盟友啊！尽管它正在杀死癌细胞，可我也很清楚它对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