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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G.法本公司
（1916—1959年）

看哪，这是世界的敌人，文明的毁灭者，国家的寄生虫，是混乱之子，邪恶化身，是腐朽物的发酵，是导致人类毁灭的恶魔。

——德意志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纽伦堡纳粹党集会上的演讲，1937年9月9日

上帝赠予我们这块土地，让我们培育出一座花园，而不是制造一堆残垣断壁。

——特尔福德·泰勒准将，纽伦堡美国军事法庭负责审判法本公司的首席检察官，1947年8月27日

一战后，评论家纷纷指责化工企业不仅从战争中牟取暴利，而且还鼓动战争。1934年，《财富》杂志刊载文章，讨论战争中的杀戮代价——据计算，每杀死一名敌军士兵约耗费2.5万美元。该杂志指出，“每当爆炸的弹片进入前线人员的大脑、心脏或肠道时，2.5万美元产生的大部分利润都会落入武器制造商的口袋”。一位法国经济学家指出，军备工业中的竞争，其作用非常独特：“军火贸易是独一无二的交易。竞争的双方中，如果一方获得订单，其对手也将增加相应的订单。敌对国的大型武器公司仿佛是同一拱门的柱子，彼此对立，却又相互支撑。政府之间剑拔弩张，军火公司却共同繁荣。”

北达科他州参议员杰拉尔德·奈在《国会议事录》上重新发表了《财富》上发表的这篇文章，《读者文摘》也为订阅者节选了这篇文章。畅销书《死亡商人》重点描述了一战为美国创造了2.1万个新的百万富翁。当年此书吸引了大批读者，因此类似出版物也接踵而至。参议员奈组织了一个调查军火公司的参议院委员会，唆使杜邦家族的一位成员指控共产党煽动民众反抗杜邦和其他化工企业。杜邦公司在一战期间赢利2.28亿美元，因此首当其冲受到民众的批评。奈打趣道：“我们可以预测，在下一场战争中，杜邦公司便能富可敌国，成为安定世界的‘杜邦政府’。”

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说：“私人企业随心所欲地制造并贩运武器弹药，已成为国际形势的不和谐甚至冲突的严重根源，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从根本上来说这是由于企业和商人的行为不受控制，拉动了毁灭的引擎，因此各国人民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应对。”

二战爆发之前的几年里，化学武器和杀虫剂的发展继续互相促进，齐头并进，在德国尤其如此。德国化工集团I.G.成立于1916年，由化工巨头巴斯夫、拜耳、赫斯特，以及规模较小的公司如爱克发、卡塞拉、卡勒、韦勒和格里斯海姆联合而成，是“德国染料工业利益集团”。1925年，这八家公司将战后的资源合并为一家公司，简称法本公司。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化工企业，股票价值在第二年增长了两倍多。该公司将业务扩展到军需品领域，根据炸药行业硝酸盐的消费需求，整合其硝酸盐工厂。它还积极推动煤炭合成石油的生产计划，但成本太高。最终，德国石油的匮乏成为其战败的主要原因。

随着纳粹崛起，法本公司向纳粹党领袖献媚，并在1933年初为希特勒的竞选活动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作为德国最大的公司，法本公司为希特勒提供了最大的一笔捐款。

起初，公司领导层有意保护犹太科学家。卡尔·博施，第一位因化学高压方法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工程师，在1933年3月大选后与希特勒见面，探讨了法本公司煤炭合成石油这一计划的重要性。他告诉希特勒，若将犹太科学家驱逐出德国，德国的物理和化学将倒退一个世纪。希特勒立刻反驳：“那我们就在没有物理和化学的情况下奋斗一百年！”此后，希特勒再也没有会见过博施。

1933年4月，博施得知，他的前合伙人哈伯被迫辞去柏林大学教授职务和威廉皇帝物理化学和电化学研究所所长职务，尽管哈伯已经皈依了基督教，而且是德国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博施试图把德国的非犹太裔诺贝尔奖获得者召集起来组成一个团体，抵制对犹太裔科学家的迫害。然而，哈伯的一个学生说：“我们不为犹太人拔剑战斗！”

1937年，法本公司彻底纳粹化。几乎所有董事会成员都加入了纳粹党，公司的犹太裔高层（包括监事会成员）被解雇，博施也从领导人的实职跌到了荣誉职位。该公司是纳粹党的财务靠山，提供各种战争物资支持纳粹主义的扩张，例如，合成石油、合成橡胶、润滑油、炸药、增塑剂、染料以及数千种含有其他化学成分的战争必需品，包括毒气。

1938年3月11日，德奥合并，法本公司初尝扩张成果。几天后，公司给纳粹驻奥官员写了一张便笺，请求授权兼并奥地利最大的化工公司——斯柯达-韦茨勒公司。法本高层认为，这次收购将打击犹太人在奥地利工业界的影响力，因为著名的犹太裔金融家族罗斯柴尔德持有能控制该公司的多数股权。到1938年秋天，斯柯达的犹太裔高层被解雇，斯柯达的总经理被纳粹突击队踩踏而亡，罗斯柴尔德家族逃离奥地利，公司被法本公司吞并。

下一个落入纳粹和法本公司扩张版图的是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9月29日，纳粹要求兼并捷克斯洛伐克的德语区苏台德地区，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和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采取绥靖政策，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实质上也就是向纳粹投降。这一事件也促成了法本公司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最大的化工公司——布拉格化学与冶金生产协会（简称布拉格协会）。

由于捷克公司的董事中有25%是犹太人，法本便拥有操控收购的优势。苏台德经济委员会向法本公司提供咨询时，确认了这一政治现实：“捷克犹太人在布拉格的管理已经结束。”《慕尼黑协定》签署后的第二天，法本公司负责人赫尔曼·施密兹给希特勒发电报，暗示对该地区的公司感兴趣。他写道：“您——我的元首——令苏台德回归德意志帝国，行动令人印象深刻。”施密兹又在电报中补充说，法本“将奉上50万德国马克，供您在德国领土——苏台德地区使用”。

第二天，即1938年10月1日，德军进入苏台德。由于公司管理层的抵制，收购布拉格协会的“谈判”陷入僵局。在12月8日的一次会议上，法本的领导人格奥尔格·冯·施尼茨勒告诉布拉格协会领导层，他们的行为是在破坏法本收购重点化工厂，他对此一清二楚，而且他将提醒德国政府，由于他们的态度，“苏台德地区的社会和平正受到威胁，动乱随时可能发生”，而骚乱的责任将由他们承担。第二天，布拉格协会领导层同意出售这些重点工厂。

波兰是德国的下一个目标。与此前一样，在入侵前，法本公司准备了一份欲收购的波兰化工公司清单。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二战由此拉开帷幕。三周后，应法本公司要求，法本的管理人员被任命为被收购波兰化工厂的受托人。

博施成功合成了硝酸盐、石油和橡胶，而这些化工成就如何成了德国发动战争入侵他国的帮凶呢？博施一直在痛苦地思索。1940年2月，他从威廉皇帝研究所迁到西西里岛，由于健康状态每况愈下，又于4月返回德国。他预言了法国的沦陷，也预见了德国和他亲手建立的公司的最终毁灭。1940年4月26日，博施逝世，享年65岁。

德国于5月9日入侵法国，到6月下旬，几乎控制了整个欧洲。法本公司兼并了法国、挪威、荷兰、丹麦、卢森堡和比利时的化工企业后，甚至计划收购未征服国家的化学公司，无论是中立国、盟国还是敌国，包括苏联、瑞士、英国、意大利和美国。“法本公司正处于权力的巅峰，”一位研究该公司的专家写道，“从巴伦支海到地中海，从海峡群岛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它控制着一个闻所未闻的工业帝国。”

如果被征服领土上的化学公司领导人不愿意把控制权让给法本公司，他们就会受到威胁，被列为“犹太企业”，所有资产将被立即没收。欧洲第二大化工公司——法国化工巨头库尔曼，就遭此命运。在德国占领前，库尔曼由犹太人管理——毫无疑问，按照处理犹太人的方式，资产将被没收，这迫使库尔曼领导层屈服于法本的要求。

法本公司也是大屠杀的参与者。它掠夺犹太人的财产，为集中营生产齐克隆B，此外，还利用集中营囚犯测试化学品。法本的一位主管后来辩解人体实验是合理的，理由是“集中营的囚犯最终会被纳粹杀害”，而“不计其数的德国工人却因此获救，所以实验具有人道主义的一面”。

也许法本公司最臭名昭著的罪行就是使用奴隶劳工。纳粹与其企业盟友利用集中营的奴隶来制造战争物资和武器。奴隶很廉价，随时可抛弃，而且绝对保密。在计划使用奴隶劳动时，海因里希·希姆莱曾向希特勒解释：使用集中营奴隶的好处是“与外界失去一切联系，囚犯甚至不准接收邮件”。

法本公司的化学家奥托·安布罗斯选择奥斯维辛集中营作为该公司大型合成工厂所在地，生产合成橡胶与合成石油，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奴隶工厂，也是法本公司最大的生产项目。安布罗斯作此选择，是因为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奴隶劳工数量多，煤矿近在咫尺，水源充沛（索拉河、维斯瓦河和普热姆夏萨河），铁路网和公路网也很便捷。

安布罗斯与希姆莱就“租借”奥斯维辛集中营奴隶劳工一事进行了谈判。二人本为小学同窗，对法本公司和党卫军而言，这也是个双赢项目。法本公司同意每天向党卫军支付每个奴隶3马克的“酬劳”。安布罗斯在信中向老板详述了这一安排：“在集中营管理层为我们举行的晚宴上，我们进一步敲定了集中营将为合成橡胶厂提供的所有出色安排。事实证明，我们与党卫军新建立的友谊是非常有益的。”安布罗斯选择参与大屠杀，尽管他的博士生导师是哈伯的朋友——犹太裔诺贝尔奖获得者理查德·威尔斯泰特。1939年威尔斯泰特逃往瑞士后，安布罗斯甚至与他通过信；1942年，威尔斯泰特在流亡中去世。

奥斯维辛的I.G.法本公司建筑群被命名为“I.G.奥斯维辛”，其用电量甚至多于柏林。建造该建筑群时有两万五千名囚犯死亡。囚犯们被迫从集中营长途行军到达建筑工地，不少人死于途中，这大大降低了生产力。于是法本公司为奴隶劳工建立了专属集中营——莫诺维茨集中营，入口处也有奥斯维辛的座右铭：“工作使你自由”。到此时，整个奥斯维辛集中营已经完工，包括奥斯维辛一期（关押着数十万名囚犯的最初的集中营）、奥斯维辛二期（位于比克瑙的灭绝营）、奥斯维辛三期（生产橡胶和燃料的法本厂区）以及奥斯维辛四期（莫诺维茨法本集中营）。

囚犯的去向通常由党卫军军医“甄选”决定，而法本公司管理层对这一过程造成的劳动力短缺非常不满。由于党卫军对执行“最终方案”情有独钟，能够在法本工厂工作的犹太人经常被选中去往比克瑙毒气室。例如，一批犹太人运到奥斯维辛集中营，5022人中，81%的人被挑选去毒气室，剩下的19%去往法本工厂。为了增加法本的劳动力储备，一名党卫军官员改变了方案，将犹太人下火车的地点安排在I.G.法本附近，而不是火葬场附近。于是，下一批4087名犹太人中，59%被选去毒气室，41%被选去法本作劳工，从而提高了劳动力储备。1941年至1945年，法本公司奴役了27.5万名集中营囚犯，其中不包括死亡的囚犯或与其他使用奴隶的企业进行交换的囚犯。

法本公司管理层始终对劳动力储备量不够满意。一名管理人员说：“从柏林运来的囚犯中有大多数是妇女、儿童以及老人，如果情况一直如此，对于劳动力分配问题，我无能为力。”一般而言，为法本公司工作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囚犯在莫诺维茨劳动几个月后，会因为身体条件恶化而被送往比克瑙。一名党卫军军官告诉莫诺维茨的囚犯：“你们同样被判死刑，只是推迟一段时间执行。”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法本囚犯的伙食略强于灭绝营，但仍是食不果腹，每周体重会减轻3～4千克。法本管理层规定，在特定时间内，囚犯的患病人数不得超过5%，而且一个人患病不得超过14天。任何违反这些规定的人，都将被送到比克瑙。

法本工头参照党卫军纪律条例来确保奴隶劳工遵守规定。受到党卫军纪律处分的行为包括“懒惰”“逃避”“拒绝服从”“拖延服从”“工作拖拉”“吃垃圾桶里的骨头”“向战俘乞讨面包”“抽雪茄烟”“离岗十分钟”“工作时间坐下”“偷柴生火”“偷汤”“持有金钱”“与女囚犯交谈”以及“暖手”。对以上行为，党卫军采取的惩罚措施包括扣留食物、鞭打、绞刑以及送往比克瑙。

1945年1月17日，苏联红军向奥斯维辛集中营挺进，安布罗斯火急火燎地忙着销毁与法本公司战时活动和暴行有关的文件。第二天，党卫军强迫莫诺维茨集中营中的幸存囚犯长途跋涉，转移到德国内地；两天之内，60%的囚犯殒命于这场“死亡行军”中。1月23日，安布罗斯逃离了莫诺维茨，只剩下些患有传染病的囚犯，他们身体太过虚弱，无法强行推进“死亡行军”。在这些囚犯中，有一人是意大利化学家和作家普里莫·莱维。四天后，即1月27日，苏联红军解放了全部奥斯维辛集中营。而此时，安布罗斯又回到德国，销毁了法本公司的其他记录，并改造了一家化学武器工厂，使其看起来像是生产洗涤剂和肥皂的场所。

纽伦堡的美国军事法庭以战争罪起诉了20名法本公司管理人员。最严重的指控是“第三项：奴役和大规模谋杀”，内容是：“在此期间，数百万人被赶出家园，被驱逐、奴役、虐待、恐吓、折磨，甚至谋杀。”1947年8月27日，首席检察官特尔福德·泰勒准将在法庭上进行起诉，他的陈述令人不寒而栗：

本案中的严重指控并非随意或未经考量而提交法庭的。起诉书中被指控的人对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战争负有重大责任，他们曾进行大规模的奴役、掠夺和谋杀。

这是些可怕的指控。若对自己所要承担的责任没有深刻而谦逊的认识，任何人都不该轻率地或报复性地承担这些指控。本案中，没有笑声，也没有仇恨。

泰勒将军强调，法本公司管理层的所有行动均有条不紊：

被指控的罪行并非由愤怒驱使，也并非源于突如其来的诱惑，更不是那些遵守指令的人犯下的无心之失。人不会因一时激情建造起一个巨大的战争机器，也不会因转瞬即逝的残暴心理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建造工厂。这些人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彻底地摆脱束缚……在这种不可一世的穷凶极恶的行动中，这些被告人是热切的参与者与领导者。他们扑灭自由的火焰，将德国人民置于第三帝国的残酷暴政之下。他们使国家残酷无情，使人民活在仇恨之中。他们以举国之力，集天才之能，制造各种武器及征服性工具，将德国的恐怖统治散布到欧洲各地。他们编织着死神的黑色斗篷，笼罩欧洲。

战争结束时，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将军派遣了一个调查小组来调查法本公司如何帮助纳粹扩张其军事力量，其中包括被法本公司兼并的被征服国家的化工企业。泰勒将军在纽伦堡审判中指出：“矿场和工厂遍及欧洲各地，他们对此垂涎欲滴。在军事征服的过程中，每一步都伴随着一个迅速而残酷的工业掠夺计划。”艾森豪威尔的调查组总结道：“如果没有深入的科学研究、丰富的技术经验、高度集中的经济力量以及法本公司强大的生产能力，德国不可能在1939年9月发动侵略战争。”

法庭判处安布罗斯8年监禁，罪名是“战争罪、参与奴役和强迫劳动的危害人类罪”以及“虐待、恐吓、折磨和谋杀被奴役者”。其他11名法本管理人员公司也被判有罪，被判处一年半至八年的监禁。一名首席检察官义愤填膺地表示：量刑“过轻，简直像惩罚一个偷鸡贼”。

“塔崩”

（1936—1945年）

将硝石、（木炭、）硫黄混合，即可制造电闪雷鸣。

——罗杰·培根，约13世纪70年代

此刻，我们希望能毒死昆虫，因为它们威胁着军人的健康。巧合的是化学战勤务局……正在积极工作，试图改进毒杀德国人和日本人的方法。无论是毒杀日本人，还是毒杀昆虫、老鼠、细菌或癌细胞，所需的基本生物学原理大致相同。适用于以上任一课题的基本信息肯定也适用于其他课题。

——威廉·N.波特，化学战勤务局局长，1944年

随着纳粹在德国全面得势，在战争爆发之前，法本公司的管理层主张加大化学武器的生产。他们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化学武器可以用来恐吓敌方平民。当人们发现“每一个门把手、每一道栅栏、每一块铺路石都是武器”时，就会惊慌失措。法本公司管理层指出，即使盟军对德军令人闻风丧胆的战斗力进行报复，德军也会占据优势。

德国之所以生产化学武器，也因为无力负担进口杀虫剂（主要是尼古丁）的昂贵费用。1937年的德国法律规定农民必须使用杀虫剂，因此，如果德国化学公司能够发现具有除虫效果的廉价化学品，就可以销售给农民并从中获利；如果他们在杀虫剂研究过程中发现了对人体有害的化学物质，还可以出售给军队以获利。

法本的化学家格哈德·施拉德在寻找新型杀虫剂时，分析了有毒化合物氯乙醇的结构。施拉德替换了分子中的不同原子，并测试了所得化合物的毒性。在这一过程中，他发现了一类名为有机磷酸酯的化学物质，其中的大部分物质都对昆虫有剧烈毒性

1936年12月23日，施拉德合成了一种带有氰化物的有机磷化合物，发现它能百分百杀死蚜虫，即使浓度只有极微量的万分之二。施拉德花了几周时间做了大量实验，发现新化学物质“具有令人类难以忍受的毒性”。他回忆说：“第一个明显症状是人的视力在人造光下大大减弱，这是一种无法解释的现象。那是在一月初，天黑后使用电灯看书，或下班后开车回家，几乎完全不可能。”施拉德记录：“我不慎将7号物质遗落在长凳上，即使极其微量，也对我的角膜产生了强烈刺激，胸部有强烈的压迫感。”

这次意外使施拉德暴露于世界上第一种有机磷神经毒气中，他最终康复。1937年2月5日，施拉德将这一发现的样本寄给了埃尔伯费尔德工厂卫生研究所中的一位教授。3月，施拉德申请了包括“7号物质”在内的系列化学品的专利保护，他希望这些化学物质能够用于生产杀虫剂。1935年，纳粹颁布法令，要求对具有军事潜力的专利申请进行严格保密。就在《德国专利　第155/39号决议（绝密）》发布前，施拉德的同事对小鼠、豚鼠、兔子、猫、狗和灵长类动物进行了测试，证实“7号物质”对哺乳动物有剧毒，因此，它作为杀虫剂的潜在商业价值也就消失了。

施拉德的同事将这一发现转达给了陆军武器办公室，后者立即宣布将“7号物质”的研究和生产列为绝密。“几天后，”施拉德说，“有人通知我到柏林的斯潘道城堡陆军防毒实验室去演示氰化物（7号物质）的制备。吕迪格上校当时是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他认识到这种新物质的军事价值。于是，他安排对斯潘道化学实验室进行改造，并提供了一个现代化的技术实验站，确保氰化物的生产。”

纳粹随即发现了施拉德新化学物质的优点。它无色无味，吸入或接触皮肤都可致死。1937年，施拉德搬到法本公司的一家新工厂，可以“不受干扰地进行有机磷化合物的研究”。他获得了50000马克的奖励，是德国工人平均年薪的16倍。

施拉德按时间顺序详述了随后发生的事件：

从1937年到1939年，H.W.A.（德国陆军武器局）一直忙于研究氰化物（7号物质）的生产技术。我给这种制剂定的编号为9/91。格罗斯教授称之为“Le 100”，H.W.A.将其命名为“Gelan”，后来也称为“83号物质”。1939年，H.W.A.在穆斯特拉格（海德克鲁格，兰布卡麦尔）建立自己的工厂生产83号物质。1939年底，安布罗斯局长接到最高司令部命令，要为大规模生产建立一个专门工厂，选址定在布雷斯劳，距离奥得河畔的戴赫福斯约40公里。新工厂名为阿诺加纳，于1940年秋开始建造，1942年4月开始投入生产。产品称为“Trilon 83”，后简称为“T.83”，最后定名“Tabun”（“塔崩”）。

赫尔曼·戈林是首批纳粹部长之一，曾担任盖世太保（纳粹秘密国家警察部队）的指挥官以及德国纳粹空军总司令，并全权负责纳粹全面备战的“四年计划”。他在纳粹指挥部位列第二，仅在希特勒之后。战后，戈林也是纽伦堡法官判处死刑的主要战犯之一，他要求由行刑队执行死刑，而不是绞死。盟军控制委员会拒绝了他的请求。戈林用氰化钾自杀，他把氰化钾置于小瓶内，交替藏在肛门和肚脐里长达18个月。战争期间，戈林参与了纳粹有关战争的各种决定，包括“塔崩”的生产。“塔崩”（Tabun）一词来源于“禁忌”（taboo）。

发现“塔崩”后，戈林委托法本董事会主席卡尔·柯罗茨提交了一份报告。柯罗茨写道：“塔崩”是“一种武器，是卓越智力和先进科技思维的结合体”，在“进攻敌人的腹地”时将大有作为。戈林同意这一评估，并回信说：神经毒剂会“摧毁贫民的心理，使其因恐惧而疯狂”。1938年8月22日，戈林任命克劳奇为他的全权代表，负责处理化学生产的特殊问题，而“塔崩”是重中之重。

施拉德的研究取得了突破。1938年12月10日，他发现了一种比“塔崩”毒性强十倍的化合物。“相较于目前已知的用于战争的有毒物质，这种物质的毒性更是高得惊人。”测试显示，“这种有趣的物质对温血动物的毒性超过了‘塔崩’，不能被视为杀虫剂”。

和“塔崩”一样，这种新物质也有一系列标签。施拉德称之为“Le 213”，并介绍说：“H.W.A.先给此物质编号‘Stoff 146’，后来称其制剂为‘Trilon 146’或‘T.46’，最后定名为‘Sarin’（‘沙林’）。”“Sarin”是相关研究者的姓名字母结合体：来自法本公司的施拉德和安布罗斯以及来自德国军方的吕迪格和范德林德。

1939年6月，施拉德将沙林配方准备就绪；9月，德国国防军在柏林的实验室生产出第一批沙林样本。与此同时，德国击溃波兰，希特勒在一次言辞激烈的演讲中宣布，他拥有的新武器所向披靡。

“塔崩”和沙林的大规模生产带来了财政压力，也带来了技术上的巨大挑战。为了淡化法本公司的角色，建造“塔崩”工厂的资金来自于德国国防军，名义上由新成立的公司承担。事实证明，技术问题更加棘手。合成“塔崩”的过程中，难题层出不穷。“塔崩”原料对钢铁有腐蚀性，因此必须镀一层银。但“塔崩”的毒性给工人和工厂的操作带来了特殊困难。蒸汽和氨气被用来净化设备，工人们使用呼吸器，身上的橡胶套装只能使用十个工作班次。然而，生产出第一批“塔崩”前，发生了300多次意外泄漏，严重时会导致人员在两分钟内死亡。高脂肪可以降低沾染“塔崩”的副作用，因此工厂为工人提供脂肪含量高的食品。工人和奴隶劳工的伤亡为纳粹科学家研究“塔崩”对人的毒性影响提供了数据。

一旦解决了技术问题，工厂的生产能力便提高到每月1000吨。首先，生产出原料，合成“塔崩”，然后转移到一个巨大的地下室，用于填充炸弹和炮弹。待到安装部署时，便将“塔崩”军需品悄悄运出，储存在上西里西亚省的一个地下军火库中。

纳粹在一座名为“144号楼”的秘密建筑物中设立了神经毒剂研发中心，雇用1200名工人制造沙林。对其超常的杀伤力，纳粹格外满意。沙林和“塔崩”被巧妙地安置于各种武器装备中，包括一把每分钟能发射2000发沙林或“塔崩”子弹的机关枪。

到20世纪40年代初，施拉德已经为纳粹政府筛选了一百多种有毒的化学物质作为军用毒气。纳粹在集中营囚犯身上测试由法本公司生产供应的神经毒气和其他化学品的毒性。他们建立了一个博物馆，展示被“塔崩”毒死的动物的器官，还有四千张照片，均是意外接触“塔崩”或实验中被强行沾染“塔崩”的人。

施拉德还制造了大量的有机磷杀虫剂，包括对硫磷和马拉硫磷。他发现对硫磷对昆虫的毒性比滴滴涕大；而且与滴滴涕不同，它能杀死每一种沾染它的昆虫。就在科学家发现这些化合物对昆虫和人类均有毒性时，纳粹宣传机器恰好将犹太人比作需要消灭的昆虫和其他害虫。

纳粹从19世纪的德国文本中汲取灵感，称犹太人是“害虫、蜘蛛、成群的蝗虫、水蛭、巨大的寄生虫以及毒虫”。19世纪德国著名的学者保罗·德·拉加德曾对犹太人说过：“人不与害虫和寄生虫打交道，不养它们，也不珍惜它们，而是竭尽所能迅速消灭它们。”希特勒扩展了这类描述，称犹太人为“瘟疫”以及“携带着比黑死病更严重的细菌”。戈培尔说：“既然跳蚤不是一种令人愉快的动物，我们就没有义务饲养它，保护它，让它繁衍生息，让它刺痛我们折磨我们。正相反，我们的责任是消灭它。这同样适用于犹太人。”

最终，纳粹每月生产出12000吨军用毒气，包括“塔崩”和各类芥子气，还有一种名为“N物质”的可燃性气体，它甚至可以燃烧沥青。纳粹空军储备了近50万枚毒气弹，大小从15千克到750千克不等，填充了光气、氰化氢、芥子气、“塔崩”以及其他各种毒气、酸和碱。

纳粹领导人对使用这一武器库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战争伊始，领导纳粹化学部队的赫尔曼·奥切斯纳将军就表示，这些毒气是一种强大的恐怖武器。“毫无疑问，”他说，“像伦敦这样的城市将陷入无法忍受的混乱状态，这将给敌国政府带来巨大压力。”

1944年，纳粹向英国发射飞弹（V系列导弹），每波多达200枚。进攻的头两周内，两千枚火箭弹雨点一般落在英国。盟军将其称为“十字弓行动”。每天，大约有50吨的飞弹在伦敦爆炸。英国空军投入了一半兵力，尝试击落这些火箭弹，战斗极其惨烈。尽管德军可在火箭弹中填充“塔崩”或用各种方法发射“塔崩”，但他们没有这样做。事实上，德军差一点就采用了这种方式。1944年诺曼底登陆前，希特勒告诉墨索里尼，他拥有的武器“足以将伦敦夷为平地”。希特勒的亲随，如马丁·鲍曼（希特勒的私人秘书）、约瑟夫·戈培尔（德意志帝国宣传部长）和罗伯特·莱伊（纳粹工会主席），都主张使用“塔崩”。

德国掌握了神经毒气，但盟国对此一无所知。伯纳德·蒙哥马利将军在诺曼底海岸登陆时，甚至把自己的防毒气装备留在了英格兰。诺曼底登陆之所以没有遭遇毒气袭击，很可能是纳粹低估了盟军的能力。

安布罗斯与施拉德合作开发沙林，并担任最大的“塔崩”生产公司的董事。因此，对德国化学武器能力的了解，无人能出其右。1943年5月，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后，希特勒会见了安布罗斯和身为装备部长的纳粹建筑师阿尔伯特·斯佩尔。大约两年后，斯佩尔密谋刺杀希特勒，将“塔崩”引入希特勒地堡的通风孔中，遗憾的是，他未能攻克以这种方式使用“塔崩”的技术难题。战后，他是在纽伦堡受审的22名主要战犯之一，也是唯一认罪的人，法官判处他22年监禁。

1943年5月的那次会议，议题集中于能否使用化学武器逆转苏联前进的势头。安布罗斯指出，盟军在化学武器生产方面具有优越条件。根据前几代毒气武器的发展，希特勒承认了这一事实，然后补充：“但目前德国拥有一种特殊毒气——‘塔崩’。在这一点上，我们德国处于垄断地位。”安布罗斯提出了相反意见，可惜判断失误。他说：“我完全有理由假设‘塔崩’在国外也广为人知。我相信，如果德国方面能够使用这些气体，其他国家很快就会跟上步伐，不仅能仿制出这些特殊气体，甚至可以大量生产。”这一错误评估使人相信：如果德国首先使用毒气，将遭到敌方的报复性打击，造成更大的损失。这很可能是纳粹没有在战场上使用化学武器的原因。

战争期间，一切与神经毒气有关的化学物质，美国《科学》杂志都停止发表相关文章。纳粹跟踪美国的技术出版物，认为这些突如其来的出版禁令源于国家审查制度，这确实是事实。然而，被禁止出版的科学领域正与滴滴涕的实验相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穆勒的雇主J.R.嘉基早在1942年就向纳粹透露过滴滴涕的情况，但美方对滴滴涕的保密工作仍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结果——纳粹科学家由此推测盟军也已研制出有机磷神经毒气。

盟军距离使用化学武器也仅有一步之遥。1940年6月，大英帝国总参谋长约翰·迪尔爵士主张，如果德国士兵在英国登陆，英国应首先使用化学武器。他在一份军事备忘录中写道：“我们的国家正处于生死存亡之际，我们被丧心病狂的敌人威胁。这些人阴险狡诈，不承认有任何规则，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采取任何可能带来成功的手段。”迪尔手下的一名资深官员并不赞同这一主张，在他看来，如果英国人首先使用化学武器，“我们之中将有人质疑这样的胜利是否真的有价值”。而温斯顿·丘吉尔选择支持迪尔。

两年多来，尽管丘吉尔和战争内阁不断施压，英国的化学武器计划依然进展缓慢，令人沮丧。丘吉尔认为这一失误将使得英国在德国的进攻下险象环生，不堪一击。“对这些命令充耳不闻的原因是什么？”他写道，“谁应对此负责？应当对有关人员严惩不贷。”

到1944年7月，英国的化学武器储备不仅足够用于防御，甚至能够用于进攻。丘吉尔在给参谋总部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对于使用哪些武器是道德的，哪些是不道德的，公众的观念往往在短期之内发生突变。“这就像一个时尚话题，比如女人喜欢长裙还是短裙。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这样的绅士总是吃亏，而无赖却总能得利。我相信，可能要等几周甚至几个月之后，我才能够要求你们向德军喷洒毒气。一旦决定这么做，我们就要百分之百地做好。同时，我需要有人对此进行研究，他们得是些睿智而冷静的人，而不是如今随处可见的那种唱着圣歌、穿着制服的失败主义论者。”

英国人为化学战争积极备战，不仅生产大量的防毒武器，而且还制造了7000万个防毒面具、4000万个防毒油膏和4万吨漂白剂。到战争结束时，盟国和轴心国已经积累了大约50万吨的化学武器，但没有一种曾在战场上使用。整个一战中使用的毒气总量只占二战储存量的20%。

在欧盟战区，化学武器造成的唯一一次大规模伤亡（不包括集中营囚犯）是1943年12月2日德国空军在意大利巴里港突袭盟军舰队。被摧毁的船只中包括一艘名为“约翰·哈维爵士号”的美国自由轮，它运载着2000枚芥子气炸弹到了巴里港口。这是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盟军在海上遭受的最严重损失。美国竟然下令船只驶入易受攻击的意大利海域，这令丘吉尔感到非常震惊。艾森豪威尔将军试图用罗斯福总统和英国战时内阁所颁布的严格的审查制度来隐藏此次灾难的缘由，但平民和士兵大规模伤亡，其原因根本无法遮掩。因此，参谋长联席会议宣布：“盟军的政策是，除非或直到敌人先使用毒气，我们绝不会（此处需强调）首先使用。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攻击，我们不否认这一事件，但我们已做好充分准备实施报复。”

在整个战争期间，纳粹始终对“塔崩”和沙林秘而不宣。科学家们只知道自己负责的特定阶段的化学合成步骤，而不知道完整的配方，即使是施拉德本人也无法完全接触到由自己发起的研究。在讨论这些化学物质时，一般使用各种代号，甚至“塔崩”和沙林的成分也被假名称指代，且不停更换。战争结束时，纳粹掩埋了记录这些信息的文本。

然而，这个密不透风的秘密差一点遭到泄露。1943年5月，英国军方在突尼斯抓获了一名德国化学家。该人透露了他所知道的Trilon 83（塔崩）的相关信息：它是“一种无色透明液体，几乎没有味道”，“由于是一种神经毒药，所以不能归类于任何其他军用气体”。它会导致瞳孔缩小到“针头大小、呼吸困难，一旦加大浓度，一刻钟内将导致死亡”。这个德国化学家提供了成分、作用、使用方式和防御手段等详细信息。英国审讯人员在一份绝密备忘录中记录了这一信息，研究人员也检测出了某些化学物质拥有与“塔崩”类似的效果，然而，英国的情报官员并未对此多加理会。

有机磷酸酯类

（1944—1959年）

对农民而言，植物能自行杀灭害虫是一种奇思妙想；而今，这个梦想已找到了实现的可能性，那就是新型内吸杀虫剂，即磷化合物。这种杀虫剂由德国开发，作用于植物内部而不是外部。

——科学简讯一则，出现于评论施拉德内吸杀虫剂的社论中，1951年

直到1945年4月，人们才意识到“塔崩”的存在，并深感震惊。当时，蒙哥马利领导英军第21集团军占领了一个被遗弃的德军试验场，称为劳布卡姆莫尔（德语Raubkammer，意为“强盗巢穴”），附近还有多座掩体。试验场内里有一个动物园，用来在动物身上测试化学武器，而掩体内藏有填充了不明物质的炮弹。来自英美两国的化学武器专家来到现场，在一个移动实验室内对兔子进行了实地测试，发现它身中剧毒。专家们小心翼翼地把这种物质运回英国，化学武器专家对其成分进行了分析。科学家们不顾意外暴露导致瞳孔收缩的潜在危险，只花了一个周末的时间就发现了“塔崩”的成分和毒性，并找到了解毒剂阿托品。

随着欧洲战场接近尾声，美国化学战勤务局以吸收纳粹化学家为首要任务，并将他们的磷酸酯类神经毒剂纳为己有，以推进美国化学武器的开发。战争重心也从击败德国转向攻击苏联和征服日本，因此，被俘获的德国化学家以及实验室是不可多得的资产。“强盗巢穴”试验场存有260千克重的“塔崩”炸弹，美国化学战勤务局局长威廉·波特将军下令将其中的5千克运往美国进行实地测试。几个月内，美军已经将530吨的“塔崩”陆续运回美国进行测试。化学战勤务局甚至不顾国务院反对，将德国化学家带回美国协助开发化学武器。

1945年3月，盟军部队占领了勒沃库森并俘虏了施拉德，将他与其他著名的德国科学家一起关押在克兰斯堡城堡——一座位于陶努斯山脉的中世纪城堡，曾是德国空军的总部。盟军给这座城堡编码，称其为“垃圾桶”。他们在那里关押了来自法本公司的20多位化学家和6名董事会成员以及其他纳粹科学家、医生和实业家。1945年8月至9月，英国情报目标小组委员会（BIOS）在“垃圾桶”对施拉德进行了问询。

施拉德与联合调查人员合作，编制了一份有关有机磷神经毒气的机密报告以及一份有关有机磷杀虫剂的非机密报告。应BIOS调查人员要求，施拉德编写了那份非机密报告，促使自己的科学发现实现商业化。非机密报告的导言说：“本报告中的所有信息都已记录在BIOS报告中，但由于涉及其他数据的相关内容，BIOS报告必然被定为‘机密’。因此，为了使信息具有更大的适用性，以下叙述仅涉及施拉德在杀虫剂方面的研究工作。对于本报告所涉领域的研究人员而言，有必要进行以下警告。本报告所描述的化合物，虽然主要用于杀虫，但对温血动物也有毒性。众所周知，其他同类型的物质对高等动物的毒性更大，而且，从事该系列物质合成与研究的工人，很可能制造出一种危险的物质，对自己和附近的人员构成威胁。”BIOS调查人员释放了施拉德，使其回到工作岗位，重建被毁的实验室，改进有机磷杀虫剂。

与此同时，德国于1945年春天战败投降，德国东部的“塔崩”和沙林工厂被苏联控制。苏联人还在占领区发现了一种更强大的纳粹神经毒剂——梭曼，是有机化学家里夏德·库恩及其合作者康拉德·汉高发现的。库恩和安布罗斯一样，在犹太裔诺贝尔奖获得者理查德·威尔斯泰特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尽管库恩与他的犹太导师关系密切，但1938年获得诺贝尔化学奖时，他并未接受，因为希特勒将这个奖项称为犹太奖。

1944年夏天，库恩在为德国军队研究“塔崩”和沙林的毒理学特性时合成了梭曼。库恩和研究人员发现“塔崩”和沙林有毒，因为它们抑制了一种重要的神经递质，可迅速导致实验对象死亡。他们还发现阿托品可以用作解毒剂。

施拉德向英国调查员描述了梭曼的发现过程：“1944年，H.W.A.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我的工作交给了库恩教授。库恩将异丙醇引入沙林中，所获物质被陆军部编号‘梭曼’。1944年8月，我将其制造出来并进行了研究。对于温血动物，梭曼的毒性可能是沙林的两倍；而对于植物保护，沙林-梭曼系列由于带来的生理作用过强而不具备重大价值。”后来，盟军称“塔崩”为“GA”（“德国毒剂A”），称沙林为“GB”（“德国毒剂B”），称梭曼为“GD”（“德国毒剂D”）。

库恩在战争末期才发现梭曼，因此纳粹来不及将其销毁。战后，盟军调查人员审问库恩，但库恩否认曾参与纳粹化学武器计划。一位审讯者总结说库恩的说法不可信：“在我看来，里夏德·库恩的过往并不清白。身为德国化学学会主席，他崇拜纳粹，忠实地执行纳粹仪式。上课之前，他一定会向希特勒敬礼，并且像一个真正的纳粹领导人一样高呼‘胜利万岁’。”

确认无疑的是，库恩批准了奥托·比肯巴赫“关于化学毒剂和细菌毒物对蛋白质血浆物质影响的生物及物理化学实验”的拨款申请。比肯巴赫利用这笔资金在纳茨维勒集中营用化学武器光气进行人体实验。纳粹还在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和诺因加默集中营的囚犯身上测试化学武器。战争结束后，比肯巴赫的律师在对库恩的战争罪行审判中，要求库恩为其辩护。库恩说：“我认识奥托·比肯巴赫先生，他以个人名义在海代尔堡实习多年，进行纯粹的科学研究。他的六亚甲基四胺实验极其精确，是杰出的科研成就，他追求的是全人类的福祉——对此，我毫不怀疑。我了解到他曾英勇地进行自我实验，这证实了我的观点。我的意见是，他已取得的成就以及他将不负所望取得的成就，一定会造福人类。”

苏联人把研究重点放在开发梭曼上，而英国人集中力量攻克沙林。英国研究人员对志愿军人以及黑猩猩、山羊、狗和其他哺乳动物进行了暴露试验。尽管有志愿者死亡，但英国人很快便能达到每小时6千克沙林的产能。美国人也有类似的沙林生产计划，不过规模要大得多，且每千克成本只需3美元。

欧洲战场结束时，美国各大政府机构利用“乌云行动”正式招募纳粹科学家、医生和工程师，协助美国在科技和武器装备领域进行秘密研究和开发。1945年7月6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在一份名为“利用在美国的德国科技专家”的机密备忘录中批准了这项行动。这项行动起初并未告知哈里·S.杜鲁门总统，不过，杜鲁门仍在1946年末批准了这一行动。

由于德国科技人员的家庭把他们的军事住所称为“阴天营”，这个高度机密的“乌云行动”后来改名“回形针计划”。新名称来源于陆军情报官员的做法——将回形针附在纳粹专家档案上作为标记，表明国务院无需审查该档案，因为国务院官员必定反对招募纳粹分子。招募德国科学家、医生和工程师时，最初的要求为“非著名的或被指控的战犯”以及“非活跃的纳粹分子”，后来转为避免招募那些“计划复苏德国军事潜力”的人。

回形针计划从不紧不慢转为积极争取，从为纳粹专家提供临时签证转为提供永久居留权，主要是因为苏联日益崛起，不仅对美国构成了新威胁，还加入了抢夺德国专家的竞争。这一计划共招募了600多名纳粹科学家、医生和工程师进入美国各个机构，例如美军化学部队（前身为化学战勤务局）。安布罗斯也位列其中，他由菲利普·R.塔尔中校负责招募。在战争期间，塔尔中校担任化学战勤务局陆军情报处驻欧洲的首席官员。

塔尔还率美方成员加入了美英联合情报目标小组委员会（CIOS）。该委员会由3000多名技术专家组成，负责翻译和解释已发现的纳粹科研文档，其中部分文档与化学武器有关。塔尔与英国的埃德蒙·蒂利少校共同领导该委员会，但蒂利却对塔尔招募安布罗斯的事一无所知。

美国化学部队要求安布罗斯提供有关“塔崩”和沙林生产的详细信息，他们认为这远比为了正义而对其治罪更有价值。战争刚结束，塔尔就解除了对安布罗斯的看管，秘密派遣他获取生产“塔崩”所需的镀银设备的设计图。为保证合作，塔尔同意安布罗斯的要求，尽力确保能释放“垃圾桶”中的所有纳粹化学武器专家。为了这一计划，塔尔甚至伪造了英国供应部的上校的命令。安布罗斯最终溜进了法国军事占领区，并提出用自己掌握的信息交换一份法本工厂的管理工作。据一名英国军官报告，塔尔“已采取措施协助（安布罗斯）逃避抓捕”。塔尔从陶氏化学公司借调了一名化学家作为化学战勤务督察，1945年7月28日与安布罗斯在法国军事占领区会面。这次会面收获巨大，这位美国化学家对安布罗斯说：“期待在和平条约缔结后，我能继续作为陶氏公司的代表与您合作。”

美国陆军的其他官员曾多次试图将安布罗斯从法国军事占领区引诱出来，以执行逮捕行动。反谍报部队的卧底探员跟踪了安布罗斯的行踪。他们在美国军事占领区设下埋伏，打算诱使安布罗斯自投罗网，但这一计划并未得逞。对于跟踪自己的美国特工，安布罗斯命令手下的特工进行了反跟踪，并派一名身形相似的人代替自己落入陷阱。第二天，安布罗斯给设计圈套的美国官员送了一张写在法本公司信笺纸上的便条：“抱歉未能赴约。”

1944年底，德国连续溃败，安布罗斯命令副手朱尔根·冯·克林克销毁所有军用气体的相关文件以及法本公司与德军之间的合同。

冯·克林克把一些关键文档藏在钢鼓中埋在一个农场里，安布罗斯对此并不知情。然而正是这些藏匿起来的文件最终将安布罗斯推入绝境。

蒂利少校发现塔尔有自己的工作计划，这与他们联合领导CIOS的宗旨背道而驰。蒂利对塔尔保护安布罗斯并利用他发展美国化学武器的行为感到怒不可遏。1945年10月27日，蒂利发现了藏着法本文档的钢鼓，终于找到了反击机会。文档中，安布罗斯的罪恶铁证如山。两天后，BIOS自行发布了对安布罗斯的逮捕令。

安布罗斯在法国军事控制区又安全停留了三个月，1946年1月17日，就在他试图离开时遭到了逮捕。在被转移到纽伦堡监狱之前，蒂利少校在“垃圾桶”对他进行了审问。虽然在纽伦堡审判的第六个案件——法本公司案中，安布罗斯被判犯有反人类罪，但安布罗斯仍于1951年提前出狱，这使他有机会供职于美国化学部队。正如许多狂热的纳粹分子和战犯一样，在冷战带来的全新竞争秩序中，安布罗斯表现异常活跃。

战争即将结束时，美国化学部队仅在一年之内就生产出五种有机磷酸盐，并改进了沙林合成设备，提高了合成效率。使用昆虫进行毒气测试，一方面可以确定这些毒气作为杀虫剂的功效；另一方面，当这些毒气用于战场作为神经毒气时，确定昆虫作为生物指示标识的可能性。他们还与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签订了一项分包合同：化学部队对志愿者进行了有机磷杀虫剂的测试，以完善对神经毒气中毒进行识别和治疗的各种方案。

因此，化学部队利用其战时经验和专业技术，通过实验和实地测试，将新的杀虫剂引入市场，从而扩大其对社会的吸引力。同时推广的还有净化装置、迫击炮和烟雾发生器等使用杀虫剂时所需的工具。化学部队的火焰喷射器和最新的化学物质可以用来除草或融化冰雪；烟雾发生器可以保护果园免受霜冻；军用毒气则可以用于控制暴乱。军用毒气技术似乎拥有无穷的应用潜力，拥护者越来越多，政府也因此继续为化学部队提供资金。与此同时，美国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对化学制造商进行补贴，国防部也为其提供了大量合同。

与此同时，有机磷杀虫剂的研究仍在继续。1952年，英国帝国化学工业公司（ICI）在寻找新型杀虫剂时开发了一种名为胺吸磷的杀虫剂。该杀虫剂对蜘蛛螨具有剧毒性，因此具有巨大的商业潜力。然而，进行田间试验时，使用胺吸磷的农民出现了神经冲动损伤。这种杀虫剂毒性很强，几毫克即可使一人死亡。ICI意识到无法确保该化学品的市场安全，因此向英国当局提供了一份样本，英国当局又将这一发现转给了美国化学部队。

英国的波顿唐化学防御实验机构测试了胺吸磷作为化学武器的效力。研究发现，胺吸磷比施拉德和库恩开发的G型毒剂更容易通过皮肤发挥毒性。波顿唐的一位化学家修改了胺吸磷的结构，制造出一种有毒化学剂，即V型毒剂，用于皮肤时，其毒性是沙林的千倍，只需针头大小的一滴，15分钟内即可致人死亡。

运用V型毒剂制造出的最重要的化学武器是VX毒气。不同于德国的神经毒剂，这种新的化学物质沉重而黏稠，战场很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适合人类生活。1956年，美国和英国合作开发了一种高效的VX毒气制造工艺；1959年，美国工厂开工生产。到20世纪50年代，这家企业已从开发新农药演化为制造化学武器，且是制造迄今为止最具毒性的化学武器。运载VX毒气的武器包括地雷、火炮、喷雾罐和导弹。

另一个创新性发展是二元化学武器，即将神经毒剂的化学成分进行分装，储存在火箭或炮弹中。武器发射时，成分之间的隔墙破裂，化学反应在飞行过程中发生，合成神经毒剂。这项技术避免了直接使用神经毒剂的风险，相对无害的成分由人工处理，化学反应发生在运载工具内，生成化学武器。

战后，几乎在同时，一部分科学家和工程师改进了有机磷化学武器，另一部分科学家为农药制造商工作，改进了有机磷农药。施拉德关于杀虫剂的非机密报告中存在一些空白，因为法本公司管理层销毁了施拉德的部分记录，还有一些记录遗失。但是对于英国的化学公司而言，报告中可采用的细节已经足够充实，他们在1947年2月，就开始生产并出售对硫磷。美国的化学公司甚至在此之前就已经利用施拉德的非机密报告制造有机磷农药，不受任何专利或许可限制。

孟山都公司生产出第一种有机磷杀虫剂，称为TEPP，自1946年起作为灭鼠剂出售。据化学部队报告，1磅TEPP可杀死200万只老鼠。随后，赫拉克勒斯、美国氰胺、壳牌、尼亚加拉、斯塔夫、化学农业、维克多和威尔斯科尔等化工企业也迅速跟进，开始生产有机磷农药。

战争期间，施拉德发现部分有机磷农药进入植物根部，再穿过茎叶，传导到植株各部位，成为“内吸性杀虫剂”。在啃食喷洒过该农药的作物时，害虫会摄入毒剂并死亡。最初，施拉德着手研究基于氟乙基酒精的杀虫剂，在此过程中他发现了这种神奇的“不妨碍植物生长发育的化学治疗剂”。实验时，他用0.1%的杀虫剂溶液浇灌玉米植株。八天后，用茎叶喂食兔子，不到24小时，兔子死亡。同样，毛虫（吞食性昆虫）和蚜虫（吸食性昆虫）在食用树叶后死亡。施拉德写道：“这次试验确凿无疑地证明XLVII物质可被根叶吸收。它明显存在于植物汁液中，因为它可以抵达植物的每一个部位，在一段时间内对昆虫有毒，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对温血动物也有毒性。基于这一发现，一个存在了几十年的研究难题即将迎刃而解。”

这种方法具有一个独特的优点：喷洒杀虫剂时即使无法覆盖植物的某些部位，这些部位上存在的昆虫也能被消灭，因为植物的循环系统可将毒剂传导到所有部位。施拉德发现了多种内吸性杀虫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护了植物免受虫害。

施拉德第一时间采用这一新技术消灭危害德国葡萄园的根瘤菌。在此之前，如果要根除根瘤菌，需要封锁侵染区周围的大片区域，使用喷洒器在植物上喷洒二硫化碳。此举导致葡萄园被毁，土壤荒芜达四年之久。对葡萄园主而言，这仍是一场灾难。采用施拉德的方法后，葡萄树依然坚挺，葡萄也依然生长，尽管葡萄偶尔也会吸收毒液。即使是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葡萄藤也能在来年结出健康的葡萄。不仅如此，施拉德发现的内吸性杀虫剂还适用于各种农作物，为其除虫提供了新途径，因此，该技术在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施拉德还运用这项技术攻破了科罗拉多马铃薯甲虫难题。二战期间以及二战后，德国出现食物匮乏。然而，就在1944年夏天以及1945年战争结束后，德国最重要的农作物马铃薯受到了马铃薯甲虫的危害。为消灭马铃薯甲虫，施拉德潜心研究，于1945年发现了新的有机磷杀虫剂。相较于原先使用的砷酸钙杀虫剂，新杀虫剂的浓度低但效率高。“砷酸钙只能杀死成虫和幼虫，”施拉德写道，“新杀虫剂却可以连同产在植物叶片背面的虫卵一同消灭。这意味着很可能找得到一种消灭马铃薯甲虫疫病的有效方法。”

二战结束后，施拉德对化学武器研究兴趣寥寥，但是热衷于开发高效杀虫剂。他受雇于拜耳公司继续从事相关研究。拜耳公司从二战后法本公司的残骸中重新崛起，成长为化工巨头之一。它将这些化学制品推向市场，包括1952年推出的内吸磷、1954年的甲基内吸磷以及此后的敌百虫、谷硫磷和对硫磷。科学家中掀起了一阵合成有机磷化合物制造新款杀虫剂的热潮，到1959年，共合成了大约5万种此类化学物质并进行了杀虫能力测试，其中已有40种投入市场。

战争期间，对施拉德的赏识只来自于纳粹领导人，虽然他在化学领域有众多发现，但出于保密原因，他本人并不为人熟知；战争结束后，施拉德因使用强效杀虫剂对付害虫，得到了广泛认可。他获得了德国政府和德国化学家协会以及公司的奖励。1967年，他从拜耳植物保护实验室的管理岗位退休，1990年去世，享年87岁。

施拉德在二战前研究出的有机磷系列杀虫剂与保罗·穆勒在战争开始时研究出的有机氯系列杀虫剂，在战后的和平时期展开了竞争。最终，施拉德系列将大获全胜，但没人预测得到帮助其取得胜利的竟是一本薄薄的书——作者是一位温柔的女士，对于杀虫剂尤其是滴滴涕引起的环境破坏，她深感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