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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滴涕
（1939—1950年）

军队配备了滴滴涕，斑疹伤寒不再令人谈之色变。在历史上曾与灾难、饥荒和贫穷如影随形的这一残酷角色，自出现伊始，便被冠以“瘟疫之王”的恶名，如今终于彻底失势。

——詹姆斯·史蒂文斯·西蒙斯准将，美国陆军预防医学处处长，1945年

1941年12月7日上午8点之前，183架战斗机从日本航母舰队起飞，对夏威夷的珍珠港发动了首轮进攻。一小时后，第二波54架高级轰炸机、78架俯冲轰炸机和36架战斗机再次发动攻击。这次突然袭击使18艘美国军舰和数百架飞机受到重创或者被毁。美军有2400人死亡，1178人受伤；美国海军两小时内的人员损失是美西战争和一战所有战役总和的三倍。

9小时后，飞越马尼拉的日本轰炸机摧毁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麾下将近一半的B-17“飞行堡垒”轰炸机以及多架P-40战斗机，当时这些飞机正好降落机场进行加油。日军一路凯歌，迅速攻占关岛（12月11日）、威克岛（12月23日）、中国香港（12月25日）、荷属东印度群岛（1942年1月）以及新加坡（1942年2月15日）。经过五个月的征战，日本控制了大片区域，势力一直延伸到澳大利亚和英属印度边界，盟军还丢失了菲律宾。珍珠港事件后，太平洋战争经历了四年拉锯，双方军队从阿拉斯加的阿留申群岛一直向南打到新几内亚群岛。

尽管昆虫对北太平洋战区只是偶尔滋扰，但在南太平洋地区确实是致命的疾病传播媒介。麦克阿瑟将军写道：“成千上万的昆虫遍布各地。成群的蚊子、苍蝇、水蛭、恙螨、蚂蚁、跳蚤和其他寄生虫日夜纠缠着人类。疾病是无情的敌人。”

1944年，美军海军陆战队第四师准备占领热带岛屿塞班岛时，军医做了简要提醒：“人在海中，要提防鲨鱼、梭鱼、海蛇、海葵、锋利的珊瑚、污染的水域和有毒的鱼，还有巨大的蛤蜊，它们会像捕熊器一样把人夹住。上岸后，会遇见麻风病、斑疹伤寒、丝虫病、雅司病、伤寒、登革热、痢疾、马刀草以及成群的苍蝇、蛇和巨蜥。不要吃本地生长的食物，不要喝本地的水，也不要接触本地居民。清楚了吗？”

一个士兵大吃一惊，问道：“先生，我们为什么不让日本人守着这个岛？”

热带地区最致命的疾病是疟疾。在南太平洋地区，美军有50万人感染疟疾，而盟军部队在某些区域的发病率（包括复发率）极高，每年每1000个连队中就有4000人感染。从1942年8月到1943年4月，在西南太平洋战区前线，因疟疾住院的盟军士兵是伤亡人数的10倍。例如，在新几内亚作战的一支美国步兵部队报告，2名士兵阵亡，13人受伤，925人患病。1942年4月，美菲联军中疟疾肆虐，导致巴丹半岛失守，这是美军自南北战争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投降，随后便发生了骇人听闻的“巴丹死亡行军”，约有15000名俘虏被虐身亡。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也称瓜岛），司令官命令海军陆战队只有在体温超过103华氏度（约为39.4℃）时才能获准不执行巡逻任务。1943年，麦克阿瑟将军向陆军部队中研究疟疾的专家抱怨说：“医生，我手下有一个师感染了疟疾住院，还有一个师尚未从疟疾重症中康复，能上战场的只有一个师。这会是一场漫长的战争啊！”

造成这种困局的主要原因是美军官兵对疾病不够重视，而严阵以待的医务人员却又无权指挥。这种我行我素的做派从一名军官的话中可见一斑：“我们是来杀日本人的，怕什么蚊子！”有人对这种态度提出批评：“军人们很强悍，习惯于每天面对炸弹、子弹、炮弹和刺刀的威胁，他们认为蚊子叮咬几乎感觉不到，对此大惊小怪太过娘娘腔了。”此外，军事活动也促使了疫情的暴发。一位美国军医指出：“战壕、散兵坑、坦克陷阱、炮位、车辆车辙，由炮弹、炸弹和地雷爆炸形成的坑洼，被破坏的灌溉工程，由桥梁碎石和临时挖掘堤道形成的溪流，因匆忙修建机场和公路而堵塞的排水系统，所有这些都可能为传播疟疾的蚊子提供更多的繁殖场所。”

于是，加强控制战场上的疟疾疫情成为了首要任务。军方空投宣传手册将疟疾的危险性告知士兵。一本培训小册子上说：“疟疾和毒气一样，引发病痛且难以治愈。它会让你变得虚弱无力，一无是处。”在新几内亚，为了对付拒绝执行疟疾防控措施的大男子主义行为，一位机智的澳大利亚中士张贴了标语：“保持男性雄风！疟疾导致阳痿！”美军军官迅速如法炮制了这一策略，成效明显。

几个世纪以来，能预防和治疗疟疾的只有从金鸡纳树皮中提取出的奎宁，而全世界金鸡纳供应量的90%以上是来自爪哇的荷兰种植园。因此，日本军队在1942年1月控制爪哇岛时，他们也控制了全球金鸡纳的生产。同时，德国军队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缴获了库存的奎宁。盟军只占领了棉兰老岛上的一小片金鸡纳树林，培植这片树林的种子当年是装在麦乳精瓶子中从爪哇走私出来的。棉兰老岛种植园自1927年开始供应奎宁，但这无异于杯水车薪。1942年5月，棉兰老岛沦陷，获取奎宁的所有希望都已破灭。

这些挫折促使美国政府开始紧锣密鼓地组织研究工作，寻找天然奎宁的替代品。而在历史上，这样的尝试早已有之。1856年，威廉·帕金——一位年仅17岁的化学家尝试用煤焦油的副产品苯胺合成奎宁，结果析出一种黑色残留物。他认为这毫无价值，便用酒精清洗实验烧杯，打算洗掉残留物。但酒精与残留物重新作用，产生了一种紫红色染料。这一意外发现不仅为珀金带来滚滚财源，也摧毁了印度的种植业，因为在此之前，紫色染料生产一直被印度垄断。巴斯德也曾尝试合成奎宁，但未获成功。在二战期间，美国化学家成功地从煤焦油中合成了奎宁，同时测试了15000多种化合物的抗疟作用，其中也包括多种德国科学家发现的染料。

美国对来自亚特兰大监狱、伊利诺伊州监狱和新泽西州感化院的约800名囚犯进行了抗疟药物的疗效测试，这些囚犯自愿被携带复发性间日疟的蚊子叮咬。一名记者描述了志愿者的爱国热情：

他们甘愿冒着更大更多的危险，服用不同剂量的新药，从而确定这些化学品能否安全提供给深受疟疾折磨的战士，同时测试人类的身体系统能容忍多大的剂量。这些人曾经是社会问题分子，如今却深切体会到这场战争关乎每一个人的安危。一旦得知自己的合作能使成千上万的士兵免受热带疾病的蹂躏，囚犯们立刻热情回应……他们将采集血样所用的巨大针头戏称为“鱼叉”，但无人退缩，而是纷纷留下来进行穿刺并完成烦琐而频繁的检查。药物的性质以及测试的结果仍然是一项严格保守的秘密，但进入大规模人体试验阶段，其本身就表明距离长期寻求的目标只有一步之遥。

显然，囚犯的爱国主义情怀具有很大的自我改造作用，这从假释后的低累犯率中可见一斑。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奎宁均为短缺物资，这种状况促使德国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合成了几种替代品。其中，1930年合成的名为“阿的平”的化合物效果最理想。1943年，美国选择阿的平作为新的奎宁替代品。同年，盟军化学家成功揭秘了人工合成阿的平的方法，随后便进行了大规模生产以确保士兵能够留在战场上。阿的平味道难闻，容易引起恶心、呕吐及腹泻，还导致皮肤变黄（又称“阿的平黄”），部分服用者还会患上精神疾病，甚至有人谣传它可能导致阳痿。因此许多士兵宁可冒险感染疟疾，也不肯服用阿的平。

日军所有部队都使用奎宁预防剂、驱蚊剂和蚊帐。然而，在缅甸作战的一个日本军团报告说，所有士兵都被感染。

1941年，德军在入侵希腊、乌克兰和俄罗斯时也遭受了疟疾的侵袭，他们同样使用了阿的平，但是，德军随后采取的行动引发了疫情。1943年末，当美英两国军队向意大利前线发起进攻时，德军破坏海堤和泵站，并在河流和运河出口处筑坝，淹没了彭甸沼地。为了阻止盟军长驱直入，德军引入海水和淡水，不过短短几周，10万英亩复垦农田化为一片泽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农田是20世纪30年代初从湿地中开垦出来的，得益于希特勒的盟友墨索里尼推行的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一名记者报道说：“意大利已与三个敌人开战——德国人、地形和蚊子。”这名记者参观了一个曾被纳粹士兵占领的农场，在猪圈的墙上发现了引发瘟疫的蚊子的痕迹，而这正是德军的行动带来的恶果。盟军使用了阿的平而幸免于难，但是当地平民损失惨重。

除此之外，纳粹与疟疾的关联还体现在集中营的医学实验中。1946年，美国军事法庭在达豪集中营以战争罪绞死了克劳斯·席林博士。二战前，席林是著名的疟疾研究科学家、国际联盟疟疾委员会委员以及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热带疾病部主任，但是在大屠杀期间，他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残杀达豪集中营的囚犯。1942年2月至1945年4月，席林伙同自己指导的几位纳粹医生，或是直接使用蚊子叮咬，或是注射蚊子粘液腺提取物，使1200多名囚犯感染疟疾，包括儿童。然后，受害者接受了各种药物实验，包括奎宁和阿的平。许多人接受了免疫接种实验，被迫反复感染，据此，德国人最终制定出了阿的平的使用剂量指南。

在战争罪法庭的审判过程中，被告的医生们一再援引美国利用囚犯进行实验来证明这是常规做法，尽管美国囚犯是自愿参与的。一位辩护律师认为，根据美国进行的囚犯实验，“我们可得出结论：对人类实施医学实验不仅在原则上可接受，而且在罪犯身上进行实验也不违反文明国家刑法的基本原则”。席林相信以治愈疟疾为目的而进行的实验，是“自己对人类应尽的责任”。他告诉法庭，“他的工作仍未完成，法庭应该尽其所能帮助他完成实验，为科学造福，也为他自己平反”。有关法庭对战争罪以及对纳粹医生的起诉，应该附加上这样一条信息：在达豪集中营利用囚犯进行实验的医生中，至少有6人在战后被美国的“回形针计划”秘密招募。这一行动旨在搜寻纳粹医生、科学家和工程师并将其秘密带回美国，为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专业知识。

虽然预防性的化学物质缓解了疟疾带来的压力，但大多数由昆虫传播的热带疾病根本无法防控。效力持久的杀虫剂也出现了短缺。战争切断了荷兰东印度群岛鱼藤酮的供应线，由于菊花歉收及英国殖民地肯尼亚的劳工动乱，除虫菊的库存也几近枯竭。而在二战前，美国的除虫菊供应主要依赖日本，是军队虱子粉和氟利昂蚊虫喷雾剂的活性成分。但是，所有这些杀虫剂，即使可用，现在也基本无效。因此，盟军对昆虫传播的疾病几乎束手无策，直到1943年，盟军在南太平洋、欧洲和北非战区引进了一种新武器——滴滴涕，即二氯二苯三氯乙烷。

1873—1874年，奥地利科学家奥特玛·蔡德勒合成了滴滴涕，但并未意识到其重要性，“德国化学学会”会刊也只用六行文字略微提及。1939年，瑞士化学家保罗·穆勒发现了滴滴涕的杀虫特性，9年后，他因这一发现获得了诺贝尔医学或生理学奖。从穆勒发现这一特性到获得诺贝尔奖，仅仅相隔9年，由此可见，滴滴涕效果显著且迅速得到了公认。这标志着人类终将克服任何困难，即使是那些长久困扰人类的难题。

1935年，穆勒受雇于J. R.嘉基，在巴塞尔对杀虫剂展开调查。通过回顾文献和专利，穆勒发现，相较于一直使用的天然杀虫剂，尚未能找到一种合成杀虫剂能在效果上与之相抗衡，包括砷酸盐、除虫菊和鱼藤酮。他写道：“这使得我有了坚持下去的勇气。但在其他方面，情况也不容乐观，因为农用杀虫剂的要求非常严格，只有特别便宜或极其有效的杀虫剂才有可能投入使用。于是，我下定决心仔细观察，我问自己：理想的杀虫剂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具有什么特性？”

穆勒确定了理想杀虫剂的七个要求：1. 对昆虫毒性大；2. 起效快；3. 对哺乳动物及植物无毒或毒性很小；4. 无刺激作用，无异味；5. 可广泛作用于各种节肢动物；6. 化学性质稳定，长期有效；7. 价格低廉。

穆勒用这些标准衡量已知的杀虫剂，如尼古丁、鱼藤酮和除虫菊，发现结果并不理想。

穆勒在玻璃室内用蓝水獭蝇进行测试实验。他测试了数百种化合物，都没有成功。他写道：“在自然科学领域，只有坚持不懈、努力工作才能产生结果，因此我对自己说‘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持研究’。”

当他合成并测试滴滴涕分子时，他惊讶地发现，这种化合物“杀虫效果非常明显”，远胜其他物质。“过了一会儿，我的蝇笼沾染了毒性，甚至在彻底清洁之后，新来的苍蝇一接触笼壁，就会掉下来。”穆勒由此判定，滴滴涕基本符合他为“理想”杀虫剂制定的严格标准，仅仅一条“起效快”未达到。

1939年，瑞士首次使用滴滴涕对付科罗拉多马铃薯甲虫；1940年，这种化合物获得了专利。战争期间，瑞士保持中立，国家处于孤立状态，实现国内粮食的自给自足非常重要。由于使用滴滴涕，马铃薯大幅增产，这一消息鼓舞人心。1940年，穆勒的雇主J. R.嘉基开始销售两种产品：一种是含5%滴滴涕的盖沙罗喷雾杀虫剂，用来防治马铃薯甲虫；另一种是含3%或5%滴滴涕的新杀肽，用于防治虱子。瑞士军方最早使用滴滴涕控制因战争产生的难民身上的虱子，以防止斑疹伤寒的暴发。

1942年秋天，J. R.嘉基将滴滴涕的有关消息透露给了战争双方，而德国人并未留意。尽管法本公司（为灭绝营生产齐克隆B，其子公司德国害虫防治公司负责销售）也生产滴滴涕以制造除虱粉，但纳粹对他们的毒气室技术更为满意，因而齐克隆B在工业生产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与此相反，美国陆军对滴滴涕饶有兴趣，他们将盖沙罗和新杀肽这两种化合物的样本交给了农业部的科学家，分析化学成分后，确定其为滴滴涕，于是，美国人对其进行了重新合成。（1943年，英国供应部将这种化合物命名为DDT，并一直沿用至今。）

随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的美国昆虫学和植物检疫局研究了滴滴涕的功效，确认其对苍蝇的毒性作用。为了检验化学物质除虫灭虱的效力，该部门已经测试了7500种化学物质，但仅用了几天时间，他们就意识到滴滴涕是控制疾病的新型化学品。滴滴涕可导致苍蝇、蚊子、虱子、跳蚤、臭虫等多种害虫的神经系统中毒，引发“盖罗沙颤动”或“滴滴涕反应”。一位记者欣喜地记录：“一旦接触，它就会引起四肢瘫痪，痉挛性抽搐，直至完全瘫痪后死亡。”1943年5月，滴滴涕进入美国陆军的供应清单。

为了寻找一种安全的滴滴涕混合物，可直接作用于人体皮肤杀死体虱，一系列关键性的实验随之展开。此前已进行的动物实验表明，高浓度的滴滴涕与食物一起食用会严重损害健康，甚至导致死亡，但滴滴涕能否安全地作用于皮肤，仍未可知。随后进行的人体试验非常成功。詹姆斯·史蒂文斯·西蒙斯准将写道：“将这种粉末带到虱子猖獗的各个地区进行实地试验时，人们非常欢迎，调查人员常常因志愿者太多而感到尴尬。”

1943年夏天，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白山森林里，科学家对35名出于道义而拒绝参战的人进行了一项对照研究，并最终确定出理想剂量。科学家在每位参与者的内裤中放置一百只体虱。很快，每个参与者的身上就繁殖出大量的虱子，科学家每天都要仔细清点虱子的数量。参与实验的人来自各行各业，“大学教授、农民、职员、推销员、艺术家，等等。这些反战者克制而稳重，自愿前往位于白山的偏远营地，亲身体验这一过程”。

每位志愿者每两周接受一剂滴滴涕，这是精确配置的不同剂量的碱基混合物。研究人员随即监测结果。虱子先是进入“一种神经质的躁动状态，然后亢奋，再陷入瘫痪，最后昏迷并死亡”。根据政府惯例，志愿者从未被告知实验结果。那年夏天，科学家在新罕布什尔州制定出应用于皮肤的滴滴涕剂量指导方针，而这一指导方针在几个月后的与斑疹伤寒的斗争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纽伦堡战争罪法庭的辩护律师也援引了对反战者实施的这一实验。）一旦确认滴滴涕的适当使用对人类并无威胁，总部陆军服务部队、军医局长、军需长以及战争生产委员会都会努力推动滴滴涕的大规模生产。

作为军事机密，滴滴涕实验秘而不宣。只要敌人不知道滴滴涕的效用，敌军就会继续遭受疟疾、黄热病、斑疹伤寒等虫媒疾病的折磨。滴滴涕在疾病预防领域的广泛应用，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媒体关注。1944年末，对科学成就进行年度回顾时，一位作者在题为《因战争需求而催生的发现与进步》的文章中写道：“如今，一切发生在政府、工业实验室以及前线的事件都是军事机密。但有时会传出无法压制的新闻。我们也因此有机会了解到喷气推进、飞行炸弹、飞机和滴滴涕等各项进步。”

1943年7月的一份贸易杂志上发表了滴滴涕的分子结构和合成程序，这是首次出现的有关滴滴涕的新闻，但这并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真正引发关注的是1944年2月22日《纽约时报》的报道。该报道称，战争部使用了一种“名为滴滴涕的新型除虫粉，阻止了在那不勒斯暴发的斑疹伤寒。在与疾病的抗争过程中，它被誉为最伟大的武器”。疫情始于人满为患的防空洞，“那里鼠虫成群”，环境肮脏，虱子更是随处可见。西蒙斯准将写道：“斑疹伤寒适宜寒冷或温和的气候。它钻进肮脏的巢穴里，等到灾难来临，它便乘虚而入，通过令人厌恶的媒介如虱子，攻击体格虚弱的人。”

美国陆军在北非战区的预防医学科科长威廉·S.斯通上校调动自己的资源，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健康团队和其他医务人员的帮助下，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阻止斑疹伤寒的流行。为了避免当地人受折磨，更为了保护美国第五军以及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波兰的盟军士兵，在1943年12月26日之后的两个月中，该小组在那不勒斯的40个灭虫站以每天50000人的速度为200万人喷射了滴滴涕粉。他们建立了隔离医院，为伤寒接触者接种疫苗；同时，他们还为600个防空洞喷洒滴滴涕，洞中有20000名那不勒斯居民为躲避城市轰炸而藏身于此长达九个月。据《纽约时报》报道，“如今，那不勒斯人向新娘投掷滴滴涕，而不是大米，或许是因为现在的意大利人不浪费食物，也或许是因为感恩”。

从1943年12月到1944年2月，那不勒斯总共只发生了1377例斑疹伤寒病例，美军士兵无一死亡，这主要得益于老式杀虫剂使用之后立刻实施了滴滴涕计划。观察者发现，本次计划的成就惊人，反观二十多年前的一战期间，斑疹伤寒曾在乌克兰和巴尔干地区夺去了900万人的生命。

自此，随着盟军控制的领土不断扩大，灭虫站也与日俱增。1945年4月，盟军在莱茵河沿岸设立了“卫生封锁”，以阻止斑疹伤寒从德国传入。《纽约时报》报道说：“来自德国的平民、流离失所者以及获释囚犯，未经检查并喷洒滴滴涕粉，一律不得过河。”对于体虱携带者，只需在内衣上喷洒一次滴滴涕，便可确保一个月内不生虱子。这项伟大的计划保护了平民以及士兵的生命安全。一名记者写道：“斑疹伤寒曾比任何军队的子弹都可怕，而如今，我们的士兵和水手却不再有机会知晓这种危险。”

1945年10月，“柏林已成为一座拥挤而凋敝的城市，居民食不果腹”。英国人发起“鹳鸟行动”，从柏林撤离了5万名德国儿童。冬天即将来临，为了降低死亡率，每天有两千名儿童被疏散到农村，每个孩子都喷洒了滴滴涕粉来预防斑疹伤寒。

战时滴滴涕的使用不仅限于抗击斑疹伤寒。1943年8月，人们发现滴滴涕的残留物也可以杀灭成蚊。研究人员在建筑物的内表面喷洒滴滴涕时，发现按蚊被杀死。1944年5月，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以北的沃尔图诺堡，科学家首次对滴滴涕的抗疟效果进行了现场测试。联合控制委员会下辖的公共卫生委员会疟疾控制处的疟疾控制示范单位，为该镇所有房屋和建筑物的内表面喷洒滴滴涕，以测试滴滴涕对按蚊的杀伤力以及疟疾的发病率。第二次实验在台伯三角洲进行。这两项研究都持续了两年，均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健康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开展。早在几个月前，该委员会已在那不勒斯成功根除了斑疹伤寒。随后，又有其他实验陆续展开。

1944年7月底，美国陆军军医局局长诺曼·T.柯克少将宣布，将采用“现代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滴滴涕消灭携带疟疾的蚊子。美军首先选择在意大利沼泽地带的上空喷洒滴滴涕，这里曾因德军的军事行动引发了疟疾。一位记者观看了这一过程并记录：“古老的拉丁姆海岸曾是古罗马在布匿战争中海上力量的主要基地，站在此地，亲眼见证这种化学物质的神奇效果，真是一种不同凡响的体验。”这次大规模实验完成后，美军开始在各大战区部署喷洒滴滴涕。西蒙斯准将写道：“在顽强抗击疟疾的斗争中，军队的预防医学也在突飞猛进。”

因此，1944年，通过实施综合防控措施，美国军队的疟疾感染率不断下降，只有战争开始时的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在新几内亚，1943年1月，盟军士兵中每1000个连队中约有3300人感染疟疾；1944年1月，下降到每1000个连队中31人。战争末期，美国士兵中每年因各种疾病死亡的人数约占0.6%，远低于一战时的15.6%，“好于战争史上任何一支军队”。这一显著成就取决于诸多因素，如青霉素、阿的平、阿替卡因等新型麻醉剂、纤维蛋白泡沫、浓缩血浆、先进的手术技术以及滴滴涕。

1944年9月28日，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下议院发表演讲时，对在缅甸与日军作战时患病的23.7万名英军士兵表示慰问。但是“人们经过充分实验，发现滴滴涕粉成效显著”，这使他深感安慰。他说：“从今以后，在缅甸、印度或者其他任何地区，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军队，都会大规模地使用滴滴涕。”丘吉尔还指出，日本人也遭受了“丛林疾病”和疟疾，“这抵消了盟军在印度遭受的巨大损失”。他向下议院保证，“将竭尽所能地抗击丛林疾病，抗击日军”。

1944年12月，在意大利成功消灭疟疾几个月后，盟军军队出动鱼雷轰炸机，以每小时125英里的速度在150英尺的高空飞行，对面积为6400英亩的太平洋某岛屿实施滴滴涕溶液喷洒，每英亩用量为2夸脱，旨在帮助刚刚占领该岛的盟军部队实施疟疾预防措施。一位记者写道：“岛上有7000多具日军尸体，清点掩埋后，喷洒了大量滴滴涕。”

这类行动之所以得以实施，不仅得益于滴滴涕的发明，还由于美国化学战勤务局开发的毒气扩散设备已在各个战区部署完毕，这为滴滴涕和其他杀虫剂的应用提供了条件。例如，M-10烟雾罐只需要更换一个喷嘴即可进行滴滴涕喷洒，而用于中和毒气残留物的去污喷雾器也能成功喷洒滴滴涕。

一个复杂的问题是，部队在登陆作战前将滴滴涕喷洒在滩头，从医学角度而言是谨慎行为，但敌军很可能会将此误解为生化战争，并首先使用生化武器，因为在敌军看来，这不过是一种报复性打击。而后便是一场针锋相对的冲突，犹如一战时的对峙。因此，盟军通常在部队实施占领之后才使用滴滴涕。

助理军医长雷蒙德·W.布利斯准将在访问塞班岛时说，让他深感意外的不是“消灭了大约8000名日本人”，而是岛上完全不见蚊子和苍蝇。他回忆说，美军第一次占领太平洋岛屿时，昆虫如阴云密布，遮蔽视线。“现在，要找到一只蚊子，几乎像发现一棵长了四片叶子的三叶草那样难得。”一名记者写道，“首批登陆的海军陆战队伤亡惨重，如果他们的亡魂还在瓜达尔卡纳尔逗留，他们一定会对两年来所发生的变化报以宽容的欢笑。”海军基地的助理指挥官告诉记者：“见鬼去吧，我们再也不用吃阿的平了！”

经历了战争初期热带疾病带来的严重伤亡，如今，出人意料的好消息接踵而至，美国人仿佛迎接将士凯旋般欢欣鼓舞。西蒙斯准将写道：“几乎每天都有滴滴涕的进展报告送到军医局办公室，受关注程度不亚于前线的战报。这样的报告激发了大众的想象力，滴滴涕这个名称正被赋予一种神秘而浪漫的光环。它在飞速普及，很有可能加入到诸如‘吉普车’‘雷达’以及‘火箭筒’等著名的战争术语行列。”

1944年1月，美国的滴滴涕月产量不足6万磅，年底时却猛增到每月200万磅，几乎完全军用，但仍旧极度短缺。战争结束时，产量达到每月300万磅。1944年1月，那不勒斯正在抗击斑疹伤寒，杜邦公司为其供货，每磅收费1.60美元。到了1945年1月，由于产量大幅提高，成本降至每磅60美分。当月，西蒙斯准将写道：“滴滴涕的潜能足以激发最迟钝的想象力，即使研究不再继续，我们已取得的成就也足以令人自豪。在我看来，滴滴涕是这场战争留给世界的一大贡献，为人类未来的健康事业保驾护航。”

战争时期，人们对于病媒昆虫的防治取得了众多突破性进展，不仅仅只是发现并使用了滴滴涕和阿的平。避蚁胺（DEET）的加入改善了驱虫性能；喷洒巴黎绿毒杀幼虫的飞机，最大载荷从700磅增加到3000磅，大大提高了疟疾的防控效果。1944年，一位飞行员往科西嘉岛上喷洒了50多万磅巴黎绿，工作量之大，令人惊叹。还有一种使用液体氟利昂-12作为推进剂的压力瓶可使除虫菊弥漫在细雾中，便于杀死封闭空间内的蚊子。盟军在战场上部署了3500万枚此类防虫弹。

也许最值得注意的是，各种机构和组织在断断续续的合作中，始终在协调行动，以便根除病媒传播疾病，特别是疟疾。美国陆军、美国海军、公共卫生局、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昆虫学和植物检疫局、战争生产委员会和美洲事务研究所等机构共同努力，并与化学品制造商、大学以及基金会合作，设法在战场上消灭疟疾。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也在国际上开展了合作。

这些合作行动与日俱增，加之战场上需求旺盛，滴滴涕的生产量持续暴涨。到1945年8月，仅西屋公司一家企业，滴滴涕防虫弹的月产量就高达130万枚，专供太平洋战区使用。这种炸弹的外壳由轻质钢制成，内含2%的除虫菊酯、3%的滴滴涕、5%的环己酮、5%的润滑油以及85%的扩散剂氟利昂-12。它的创新之处不仅体现在滴滴涕的使用方式上，还在于使用氟利昂分散杀虫剂。1945年，美国一位著名医生写道：“在未来几年里，单是氟利昂防虫弹一项的收入就可以抵消二战的耗费。”氟利昂后来被《蒙特利尔议定书》列为受控物质，因为它破坏了地球平流层中的臭氧层。

与此同时，欧洲仍然迫切需要滴滴涕来根除疟疾。战争刚结束，希腊就暴发了疟疾。据报告，部分地区的居民无一幸免。1945年8月，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作出回应，发起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空中抗疟战斗。

同月，保罗·穆勒与他的同事——J. R.嘉基公司的研究部主任保罗·劳格，第一次通过媒体发表了公开声明，宣布滴滴涕每年可保护100万到300万人免受疟疾的侵害，“可以最终消除地球上所有由昆虫传播的疾病”，能够“消灭美国所有的苍蝇和蚊子”，让按蚊和携带斑疹伤寒的虱子“加入渡渡鸟和恐龙等灭绝物种的行列”。

滴滴涕的奇迹

（1945—1950年）

如果滴滴涕创造的种种奇迹和传说的确属实，那么所有的虫媒疾病必将不复存在。家蝇会成为一种罕见的奇物；小狗不会受到跳蚤的骚扰，过上幸福的生活。

——《纽约时报》有关那不勒斯消灭斑疹伤寒的报道，1944年

战争期间民间也被允许开展滴滴涕的小型试验。例如，1945年7月8日，长岛国家公园委员会和拿骚县灭蚊委员会在纽约琼斯海滩测试了托德杀虫喷雾器，这是一种在前线使用的喷雾设备的改装版。《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写道：“今天有6万人来琼斯海滩州立公园观光。较早到达的游客突然发现自己被一团团带着甜味的烟雾团团包围。一辆敞篷卡车上安装着喷雾装置，缓慢前进，每分钟喷洒一英亩。一层雾状的轻油混合物覆盖着海滩，其中混有5%的滴滴涕溶液，随后变成极小的微粒飘散。”该记者指出，这些烟雾“不会对人类造成伤害或不适”。委员会还聘请了模特凯·赫弗农在滴滴涕大雾中吃热狗、喝可乐。《纽约时报》报道说：“15分钟后，云雾消散，苍蝇和蚊子统统不见踪影。”实验表明，只需要每英亩17美分的成本，就可以为海滩消灭蚊蝇。

滴滴涕在战场上捷报频传。战争接近尾声时，有密切关注者写道：“战后滴滴涕将拥有无限潜力。”1945年8月初，战争生产委员会允许在民用和农用领域使用少量滴滴涕。几天后，美国在广岛和长崎分别投放了一颗原子弹。《时代》杂志将原子弹首次爆炸的照片与允许滴滴涕民用的消息登载在同一页上。

此后不久，战争结束，滴滴涕的生产不再局限于军事用途，美国化学公司以民用要求为导向，提高产量。仅1945年，美国就生产出3600万磅滴滴涕。同年，飞射枪牌杀虫剂开始在配方中加入滴滴涕。在广告中，士兵朝日本兵背后射击的画面与某人用喷雾器喷洒苍蝇的画面并置，广告配文：“打苍蝇如同打日本人，关键是要动作快！”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的滴滴涕年产量为1.8亿磅，相当于人均1磅。

能够进行如此大规模的生产，部分原因是杀虫剂制造商使用了化学战生产设施。这些设施是从化学战勤务局购买或租赁的，该机构在1946年被国会升格为化学部队。军用气体生产设施转变为私营杀虫剂工厂，其中最著名的是落基山军火库。这家新成立的杀虫剂公司利用生产芥子气的工厂设备开发了两种类似于滴滴涕的杀虫剂——艾氏剂和狄氏剂。公司的领导也由前任指挥官担任。

在美国，滴滴涕和其他新型杀虫剂的开发促进了化学工业的迅速发展。1939年，有83家美国公司将生产重点放在杀虫剂和杀菌剂上。到1954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275家。

战后，人们狂热地推崇滴滴涕，将其带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在制作墙纸和涂料的过程也加入滴滴涕，以便“将苍蝇、蚊子和其他昆虫从房间中驱逐出去”。滴滴涕涂料本身有很多用途，可以用于保护家中的门廊、屏风、垃圾桶和排水管等物品，还可以保护船体，使其免受甲壳动物藤壶的损伤。舍温·威廉姆斯（宣伟涂料公司创始人）在克利夫兰博览会上向15万人展示了滴滴涕涂料的功效。他放出1万只苍蝇，让它们落在几周前涂过涂料的屏风上；苍蝇一只接一只经历着“滴滴涕反应”，然后死去。

1945年7月，在一场流行音乐会前，康涅狄格州农业实验站和美国农业部的昆虫学和植物检疫局用直升机向“耶鲁碗”体育馆喷洒滴滴涕，“这样，音乐爱好者就不必一边欣赏节目一边拍打蚊子了”。1945年3月30日，新泽西灭蚊协会建议在该州的沼泽和草地上发射装有滴滴涕的迫击炮。8月4日，一架军用飞机在泽西盐沼的上空喷洒了滴滴涕。8月9日，密歇根州卫生部在麦基诺岛上空喷洒了滴滴涕。一名记者写道：“如今，这里的苍蝇已经灭绝。人们欢欣鼓舞，在公共区域点燃篝火，烧毁了数百个灭蝇器；著名的四轮双座游览马车的车夫们收起了网状防蚊马衣……对苍蝇而言，（滴滴涕）的影响如同原子弹。”

1945年8月中旬，为了阻止脊髓灰质炎引起的小儿麻痹症的蔓延，一架米切尔轰炸机以每小时200英里的速度飞行，在伊利诺伊州洛克福德市的半个城区喷洒了1100加仑的滴滴涕，以消灭可能将病毒从人类粪便转移到食物的苍蝇。为了评估滴滴涕的效能，另一半城市并未喷洒，但只有当局和细心的居民知道城市的哪一半是试验区，哪一半是非试验区。负责这一项目的耶鲁大学脊髓灰质炎专家说：“公开这些信息可能会导致人们蜂拥进入保护区。我们必须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还必须避免由此引发的歇斯底里的情绪。”受该项目启发，一些科学家在陆军嗜神经病毒委员会减蝇小组的领导下，也在美国东海岸行动起来。

高档百货公司将滴滴涕产品列入奢侈品行列。梅西百货于1945年开始以每夸脱（约为0.946升）49美分的价格出售MY-T-KIL杀虫剂；布卢明代尔百货商店则打出广告：半品脱（一品脱约为0.473升）1.25美元。到1945年9月，滴滴涕供不应求的状况已经大为改善，甚至动物园的动物也可以享受滴滴涕带来的舒适感。3.5磅的滴滴涕与11加仑的二级燃料油混合，加入松油气味，再使用琼斯海滩的同款喷雾器直接喷洒在中央公园动物园的动物身上，如大象、长颈鹿、野牛、麋鹿以及马鹿。此外，公园部门还使用蒸汽管网和水管网将滴滴涕雾剂吸入鸟舍。就这样，苍蝇和其他讨厌的昆虫就从动物园中消失了。

同年9月，西屋电气公司宣布，“在不久的将来，越来越多的家庭主妇会使用战争期间的滴滴涕‘防虫弹’杀死家里的苍蝇、蚊子和其他昆虫”。每颗防虫弹含有1磅容量的喷雾，足够为15万立方英尺的空间（相当于10～15个家庭）灭虫。一旦阀门打开，“杀虫剂就会以微粒的形式进入空气中，而一滴液体中就可能含有1000万颗微粒”。格外便利的是，“使用防虫弹时，家庭主妇不必穿任何特殊的防护服，也不必戴面具”。

滴滴涕进入民用市场后，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欺诈性索赔。滴滴涕产品上架后不到一个月，即1945年9月，美国农业部在全国范围内采取行动，制裁违反1910年《杀虫剂法案》规定的公司和个人。这些公司和个人销售的所谓“滴滴涕产品”实际上只含有0.01%的滴滴涕，而国家要求剂量为5%。纽约市商业改善局在回应虚假广告投诉时，发现了两个值得关注的方面：“一是商品标签和新闻报道中过分强调滴滴涕成分，表明它是杀虫剂的主要成分；二是有些或暗示或明说的表达，声称滴滴涕能杀死所有害虫。”

滴滴涕的敞开供应，标志着战时物资限制全面解封。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以及二战，美国人的消费欲望压抑了十多年，如今一发不可收拾。《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推荐用手榴弹形的滴滴涕防虫气雾弹作为圣诞礼物。梅西百货公司在1945年10月1日刊登了一则广告，标题是“梅西百货何时到货？”货品单包括：

你何时才能拥有品质优良的美式手表？

埃尔金和汉密尔顿牌手表上周到货。一个月内，其他品牌大量到货。

割草机何时到货？

几周前首批到货，现在仍有存货。

有法式翻边袖口的男士白衬衫吗？

你可曾注意上周四的上新？敬请继续关注。

玩具飞机有售吗？

几日之内到货。

吸尘器有货吗？

几周后取样。11月前可能大量到货。

有滴滴涕“防虫气雾弹”吗？

梅西百货有货，最新低价。

有留声机吗？

8月6日到货。最近四年的最大进货量，一如既往型号齐全。

有床单吗？

有货，但非本次主推货品。三至四周后再行推荐！

有洗衣机吗？

10月或11月到货。绝非预售，现场可买！

有口琴吗？

新货登场！9月14日到货，重磅推荐金属口琴。

滴滴涕的力量赋予了它隐喻性的含义。1945年，无协议党的市长候选人纽伯德·莫里斯发表广播演讲，其技巧深得纽约市长菲奥雷洛·H.拉瓜迪亚称赞，将其称为“一份令人印象深刻、心悦诚服的声明，以真诚为基础，时而猛烈如重型火炮发射，时而有益如滴滴涕喷洒，切换灵活，手法纯熟”。在有关起诉战犯的新闻报道中，甚至也能发现滴滴涕的踪影。一名记者写道：“大森战俘营，日本战俘的住处虫蝇遍布，用滴滴涕粉清理后，东条英机将军和其他知名的日本战犯都搬了进来。若还需改善，就需要一种效力更强的粉末了。”

滴滴涕的产量居高不下，导致其价格进一步下降。19世纪60年代末，业余昆虫学家利奥波德·特鲁维洛特出于兴趣，将吉普赛蛾子从法国带到马萨诸塞州，用于吐丝毛毛虫的杂交实验。在他搬回法国时，幼虫从他家的后院逃出，先是沿着街道传播，然后蔓延到美国东部的大部分地区，所经之处，珍贵树木均遭破坏。1946年，二战结束一年后，为了消灭吉普赛蛾子，美国联邦政府在大片土地上喷洒滴滴涕，每英亩成本仅为1.45美元。然而，使用大功率地面喷雾器喷洒效力较低的铅砷酸盐，成本则高达每英亩25美元。

到1946年，美国已有25家公司从事滴滴涕防虫气雾弹的生产。滴滴涕促进了战后的经济繁荣，其生产、分销、营销、销售、应用和医疗保健等各个领域都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

滴滴涕能够有效防治的节肢动物害虫，列成清单，足以抵得上昆虫学家一生的所学。1947年，著名昆虫学家克莱·莱尔在给该领域的专业人士写信时这样描述滴滴涕的现状：“可以说，昆虫学家与化学家和工程师合作，其成就具有如此之大的价值，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因此，几乎是一夜之间，在任何穷乡僻壤之处，杀虫剂的名字都已尽人皆知。在外行人眼中，昆虫学家是一个巫师，事实上，有些成就似乎确有魔力。对于昆虫学家来说，这不正是绝好机遇吗？他们意志坚决地发起运动，打算彻底消灭长期侵扰人类的一些害虫。对于战后的这一宏伟计划，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它将挑战全世界的想象力。”

战争结束后，滴滴涕立即成为一种重要的农业商品。在华盛顿，苹果种植者用砷酸铅和六氟铝酸钠（冰晶石）代替了滴滴涕，能够更高效地杀死飞蛾，使其数量大幅下降。在堪萨斯州，根据农场主的计算，每用一磅滴滴涕控制苍蝇数量，肉制品产量就会增加2000磅。在食物生产领域，滴滴涕提高农业产量的相关报告比比皆是。1920年的美国，一个农场工人种植的粮食仅够8人食用，但到了1957年，其产量可供23人食用。若使用砷酸铅和其他金属基杀虫剂，未清洗的农产品上会有残留物，人员中毒的现象不绝于耳；而使用滴滴涕取而代之后，消费者得以免受侵害。

爱达荷州发起了一项使用滴滴涕的灭蝇计划，其口号是“爱达荷，无苍蝇”，标语张贴在上万处公共场所。“如果明年春天早些时候大力推行这项运动，”莱尔预测说，“不到1948年，市县卫生官员就会要求见到苍蝇的人进行汇报，并立即派出一名喷洒人员前往该地寻找并销毁繁殖源。这并非白日做梦，而是必将发生的现实。”

类似的计划在美国各地方兴未艾。到1950年，在45个州的600个城市中，人们使用化学战勤务局所开发的喷雾设备来喷洒滴滴涕。大量经验丰富的飞行员驾驶着军用飞机喷洒廉价的滴滴涕。从市、州和联邦政府实施的昆虫控制计划到农业生产直至家庭生活，无一不与滴滴涕息息相关。

战后不久，其他合成杀虫剂也相继进入市场，如氯代化合物氯丹、毒杀芬、林丹、六六六、甲氧基氯以及有机磷化合物对硫磷，等等，总共有25种之多。氯丹被誉为“滴滴涕之后最伟大的发现”，极为畅销，生产商24小时不停运转才能满足需求。“开始，人们对这些新型杀虫剂极为看好，”穆勒写道，“纷纷预言滴滴涕的流行不过是昙花一现。然而，纵观市场，（这些新型杀虫剂）如今少有人提，而滴滴涕——特别是在卫生领域——依然保持甚至提升了自己的主导地位。”

事实上，滴滴涕作为防治疟疾的良策，继续活跃在世界范围。1944年7月，美国的西蒙斯准将把战区疟疾控制计划加以扩大，成功地在全国范围内地掀起了一场疟疾防治运动。在该计划的基础上，1946年美国建立了传染病中心，后来发展成位于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英国人在英属非洲殖民地的抗疟运动中也使用了滴滴涕，却不得不面对年长者因怀疑滴滴涕的安全性而进行的抵制。1946年，在肯尼亚的基普西基部落保护区进行的抗疟运动中，英国昆虫学家保证滴滴涕有效且安全，而基普希吉族首领依然将信将疑。“起初，非洲人对此印象不佳，”在一部纪录片中，叙述者如此说，“有些人担心滴滴涕会毒死他们，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巫术。”为了说服他们，昆虫学家吃了一碗喷洒了滴滴涕的粥，但“即便如此，也没能说服大家”。一位老者说，这是一种可以消灭整个部落的毒药。然而，不出意外，滴滴涕在肯尼亚最终也得到了认可。不可否认，这种新型杀虫剂对于害虫具有致命效果，终于，战胜疾病、减轻饥饿的大门敞开了。

在一个又一个国家的公共卫生领域，滴滴涕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1945年12月至1946年1月，它与杀鼠剂氟乙酸钠（“1080”）一起使用，迅速遏制了在秘鲁暴发的淋巴腺鼠疫；在印度，使用滴滴涕20年后，死亡率下降了50%；在锡兰（斯里兰卡），实施了喷洒计划后，滴滴涕覆盖过的家庭，其死亡率在一年内就下降了34%。

在世界范围内，人们接受了滴滴涕在公共卫生、粮食安全和家庭病虫害防治等领域提供的机会。大到瘟疫，小到家庭琐事，它总以极低的成本解决各种问题，不啻为一剂灵丹妙药，无论卫生部长还是家庭主妇，都对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足以证明人类拥有无限的创造力。在战争结束后的23年内，化学公司和消费者热情高涨，生产并喷洒了10亿磅滴滴涕。在人类历史上，还从未有过一种化学品得到过如此广泛的传播。滴滴涕的成功激发了全世界化学实验室的活力，科学家们迅速开发出了一系列合成杀虫剂。这些杀虫剂推动了绿色革命、提高了企业利润，也为穆勒这样的科学家赢得了声誉——他们是预防病媒传播疾病、消除饥荒的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