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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呕（黄热病）
（1793—1953年）

黑夜降临时，我期待天明；而清晨来到时，想到一整日的漫长劳作，我又渴望重回夜晚。

——本杰明·拉什医生，费城，1794年

“黄热病”（也称“黑呕”）的故事与疟疾极其相似。这种疾病源于非洲，曾一度阻碍了欧洲殖民者的步伐。它跟随士兵、商人、殖民者和奴隶一起来到新大陆，对美洲的土著人“大开杀戒”。非洲奴隶强大的免疫力提高了他们身为奴隶的价值，因此黄热病曾进一步巩固了奴隶制。不仅如此，黄热病还塑造了新世界殖民地的政治格局，它对新生的美国产生的巨大影响，就是最好的例证。

1793年，圣多明戈（即后来的海地）奴隶起义，赶走了法国殖民者。当年夏天，部分黄热病患者逃到费城，随船而来的还有藏匿于水桶中的祸患——埃及伊蚊（一种传播黄热病的蚊子）的幼虫。同年8月，费城暴发疫情，病人高烧不退，到11月初，死亡人数占全市人口的10%。

9月5日，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妻子感染此病，一些著名人士也纷纷病倒。占人口40%的有钱人根本无需说服，即刻逃离，留下来的是穷人、病患以及勇敢的志愿者。灾难消息一旦传开，东海岸的其他城镇纷纷表示：从费城来的人或物，一律不得入境。一名费城妇女试图进入特拉华州的米尔福德时，身上被人涂满了焦油并插上了羽毛；附近城镇的居民甚至击沉了一艘从费城驶来的船只。

费城的医生和医护人员大多逃离了岗位。获得自由的奴隶立刻成立了非洲自由协会，这是唯一自愿充当护工照顾病人的组织，然而危机结束后，他们被指责哄抬物价和偷窃。1793年11月，疫情渐渐消退，马修·凯里在自己的畅销书中出言不敬，贬损付出了生命代价的黑人护工。“护工供不应求，导致收费居高不下。”他写道，“一些卑鄙的黑人急不可耐地抓住机会。照顾一夜，就要收费两美元、三美元、四美元甚至五美元，而实际上只值一美元。其中的一些人甚至洗劫病人的房屋。”这种种族主义的指控与凯里的性情似乎并不相符，因为他曾经出版过反对奴隶制的文章，其中还有一些是黑人作家的作品，他在疫情期间甚至志愿加入了城市职能监督委员会。

非洲自由协会的领袖阿布索伦·琼斯和理查德·艾伦于1794年1月发表了一封信回应凯里，题目是《1793年费城大灾难中黑人行动之记述以及对一些指责的反驳》，这是已知的第一份非裔美国人质疑种族主义指控的手稿。琼斯和艾伦曾是奴隶，在这封信中他们写道：“许多人在紧要关头袖手旁观，却因为我们提供的是有偿服务而横加指责。虽然他们有如此行事的自由，我们依然感到委屈和愤怒。”

的确，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收费不菲，但这是病人之间为争夺护理机会而出的高价；与此同时，非洲自由协会却因提供援助而债台高筑。琼斯和艾伦问，如果凯里没有逃离费城而是去照顾病人、埋葬死者，他会提出什么要求？凯里无视白人的盗窃行为，却诬蔑黑人是小偷，这一“无中生有的诡计”“让我们显得更加卑劣”。他们写道：“白人理应为我们提供可供效仿的行为模式，而他们如今的行为实在令人齿寒。”例如，“有个白人曾威胁说，如果我们抬着尸体经过他的房子，就会开枪打死我们，然而三天后，他自己就需要我们埋葬。”在大多数时候，邻居和朋友拒绝互相帮助，孤儿被遗弃，因照顾白人患者而被感染的黑人护工被扔到大街上。琼斯和艾伦意识到“恶名易给不易摘”，因此他们对黑人的英雄行为逐一进行了回顾。

黑人不是第一次被指责引来了黄热病。事实上，一些著名的医生注意到黄热病和奴隶贸易之间的联系，推断黄热病是由来自“黑奴身体”的“有毒气体”引起的。一位医生写道：“黑人的身体结构很特别，皮肤的功能更广泛，例如可以充当排泄器官。当这个种族中的若干人集中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尤其是温暖而潮湿的环境中，会使周围的空气散发出一种令人不适的难闻的味道。事实上，没有什么比呼吸被污染的空气更令人恶心和沮丧的了。”他得出结论：黑人污染了空气，最终引起白人的黄热病。

留在费城照顾病人的本杰明·拉什医生闻名遐迩。作为《独立宣言》的签名者之一，他也坚定地支持琼斯和艾伦创建美国第一座独立的黑人教堂。照顾病人堪比噩梦。琼斯和艾伦写道：病人“怒气冲冲，令人胆战心惊”；护工照顾的病人“一直在吐血和尖叫，让人毛骨悚然……有些人丧失理智，怒不可遏，在强烈的抽搐中死去”。拉什如此描述：“深夜，病人醒来时，在破碎蜡烛的微光里，看不到任何其他人，除了一个远远睡在房间角落里的黑人护工。他也听不到任何声音，除了灵车出入，或许是自己的一个邻居，也或许是一个朋友，即将被运往坟墓。此时此刻，有什么药能拯救他呢？”

费城是美国建国初期的首都。疫情之初，在此居住的开国元勋纷纷逃离。乔治·华盛顿在写给詹姆斯·麦迪逊的信中写道，联邦政府中的大多数重要人物突然有了“私人事务，急需离开”。然而，仅仅过了几天，华盛顿也决定放弃费城，回到弗农山庄。他命战争部长亨利·诺克斯代行政府职能，但诺克斯也逃走了。

华盛顿放弃费城引发了一场宪法危机。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他后来的妻子多利·佩恩·托德正是在这场瘟疫中失去了第一任丈夫）认为华盛顿不能在费城以外的地方召集国会开会，这导致联邦政府在混乱时期彻底停摆。他们的观点是合理的，因为英国曾有几位国王利用政治手段，没有提前通告便在偏远地区召集议会开会，引起政局动荡。因此，随着黄热病的疫情消退，开国元勋们聚集到附近的日耳曼敦。在那里，杰斐逊、麦迪逊和詹姆斯·门罗都只能挤在一家人满为患的酒馆中，睡在地板上或长凳上。估测安全后，国会重回费城召开会议，通过了一项法律，允许总统在紧急情况下可在费城以外的地方召集国会。

危机期间，不仅联邦政府崩溃，宾夕法尼亚州政府和费城市政府也因为政府人员死亡或逃亡而崩溃。费城市长马修·克拉克森留下来，并创建了一个不具任何法律地位的“特别委员会”来管理这个城市。该委员会的成员均为“寂寂无名之人”，他们填补了瘟疫造成的领导岗位空缺。

第二年即1794年，黄热病再次在费城暴发，在1796年、1797年和1798年更是接连来袭。由于瘟疫可能会长期影响政府职能，费城不再适合作为首都所在地。杰斐逊在致拉什的一封信中写道：“黄热病将阻碍我国大城市的发展”，尽管他认为这未必是坏事，因为城市“对人类的道德、健康和自由都是不利的”。

约翰·亚当斯也认为，当时美法两国关系紧张，正处于千钧一发之际，很可能破坏年轻共和国的稳定局面。这场流行病适逢其时，有积极的意义。在瘟疫面前，政治冲突显得无关紧要，关于美法关系的激烈辩论也偃旗息鼓。亚当斯在写给杰斐逊的信中说：“最冷静最坚定的人，甚至包括费城的贵格会教徒，都向我表达了这一观点：只有黄热病才能把美国从激烈动荡的政局中拯救出来。”

有不少位高权重者将疾病感染归咎于费城供水系统不卫生。因此，市政府决定建立市政供水系统。这一系统由本杰明·拉特罗布于1799年建造，是美国第一个市政供水系统。尽管受污染的水不会引起黄热病，但在修建过程中，需要迁移多个水井和蓄水池，从而消灭了蚊子的滋生地。

拉特罗布是美国第一位职业建筑师。完成费城供水系统的建设后，他负责监管华盛顿特区国会大厦的建设工作；1814年英军摧毁国会大厦后，他又担任重建工程的建筑师。1820年，拉特罗布在新奥尔良因身染黄热病而去世。

黄热病不仅对早期美国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更重要的是，黄热病也使法国的美洲殖民地发生了命运逆转。法国人打算扩张自己的北美殖民帝国，计划的第一步便是在海地部署军队。但是海地发生了奴隶起义，法国殖民者纷纷逃亡，扩张计划受阻。于是，拿破仑派遣他的妹夫勒克莱尔将军率领一支强大的部队前去平定1801年的海地叛乱。法国军队从起义奴隶手中夺回海地控制权，并屠杀了15万海地人。但不久后，大约5万名法军，包括勒克莱尔本人，丧命于黄热病。幸存的几千名法军撤退，海地奴隶重新获得独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自由的黑人共和国，法国也失去了西方的军事据点。1803年，受挫后的拿破仑以1500万美元的价格将路易斯安那卖给了美国。从此，美国国土面积扩大了一倍多，包括密西西比河和落基山脉之间的15个州，从墨西哥湾一直延伸到加拿大。

19世纪后期，法国计划在1881—1889年间修建一条横穿巴拿马的运河，但由于30000名工人死于黄热病和疟疾，这一计划宣告失败。开挖的运河以及法国人使用的盛水容器给蚊子提供了无数栖身之处，来自世界各地的被传染病感染的工人，为蚊子提供了现成的血源，成为疾病暴发的源头。这种情况也为美国送来了机会。1904年，美国重启运河建设，将运河纳入美国领土，打通了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的航道。法国搁置的计划，美国花了不到20年便顺利完成，这完全得益于疟疾和黄热病的蚊媒被发现。

但是，黄热病也使美国深受其害，不仅摧毁了费城，19世纪时更是蔓延于全国各地。从1791年到1821年，曼哈顿每年遭受黄热病袭击，1858年黄热病又一次暴发。在这里，爱尔兰移民受到指责。船只刚靠岸，生病的爱尔兰人就被送到斯塔滕岛的海军检疫医院进行隔离。出于对黄热病的恐惧，1858年9月1日，一伙愤怒的暴徒驱逐了病人，并将医院付之一炬。他们还点燃了住院医生的房子和附近的一家医院。等警察和消防队员灭火之后，暴徒们竟又赶回来将残垣断壁烧成灰烬。

在19世纪，黄热病还席卷了波士顿、巴尔的摩、莫比尔、蒙哥马利、诺福克、朴茨茅斯、萨凡纳、查尔斯顿和杰克逊维尔等城市。1853年，黄热病在新奥尔良造成8000人死亡，1873年和1878年在孟菲斯造成7000人死亡。仅在19世纪，新奥尔良就经历了39次黄热病大流行。1850年至1900年，除去其中的7年，美国南部港口城市都曾暴发黄热病；而1861年，由于内战中联邦军队的封锁，南方没有出现黄热病。

为了阻止黄热病的传播，人们采取了各种实际措施，但都不见成效，因为这些措施根本无法对抗病原体及其载体。例如，用甲醛熏蒸来自南部的邮件，只因黄热病在美国南部流行；南部的一些居民拆毁铁轨，烧毁桥梁，以阻止感染者入境。

与大多数战争类似，美国内战期间的人员伤亡主要由疾病造成。在这场战争中，黄热病显然成为一种生物武器。根据一名盟军双重间谍的说法，肯塔基州的医生卢克·普赖尔·布莱克本将百慕大黄热病患者的衣物运往北方，企图在北部城市引发黄热病疫情。他甚至企图使用同样的手段，用一包被污染的衣服刺杀林肯总统。

内战结束后，布莱克本治疗了若干名患者，他们都在美国南部暴发的几次黄热病中受到传染。在抗击1873年孟菲斯黄热病的过程中，他被尊为英雄，因为他是唯一愿意“实施剖腹产手术的医生，使得未出生的婴儿仍有机会接受洗礼，即使母亲已经去世或处于弥留之际”。在这一点上，他与其他医生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他们“对母亲的浅薄同情常常剥夺了另一个生命体验两种生活的权利”。布莱克本曾指责其他医生干涉自己的医疗行为，并当众用手杖击打对手的头和肩，这种行为深受同时代人的赞赏。他还曾承诺照顾一个10岁的女孩，她的家庭在疫情期间接受过布莱克本的医治，十二口人中，她是唯一的幸存者。他带着女孩在家乡路易斯维尔参加游行，与她一起登上报纸，然后就把她送到一所天主教寄宿学校，却不曾付给学校一分钱。那时他是肯塔基州的州长。

“黄热病”这个名字来源于病患的肤色，其同义词“黑呕”更是不言而喻。一位殖民地医生描述了18世纪末暴发于牙买加的黄热病症状：发病时，患者皮肤上“黄色迅速蔓延，直至全身橙黄，肤色深得如同美国土著人；情绪异常焦虑，不停呕吐，呕吐物犹如咖啡渣，像烟煤一样黑，恐怖至极”。费城的一位医生也写道：“病人经常呕吐出一种奇怪的黑色物质，有时吐得不多，有时却多达几品脱、几夸脱甚至几加仑。他们四肢冰冷，皮肤萎缩，浑身散发着死亡的气息。胸部、脖子、脸、手臂以及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呈深黄色。不久，生命功能停止，只剩一堆令人厌恶的腐肉。”这些悲惨的描述来自于1804年的一篇论文，作者依然认为病人的面容根本无法描述，此情此景，“大画家拉斐尔和荷加斯画不出来，文学巨匠莎士比亚也写不出来”。

各种发烧症状难以区分，医生一筹莫展，因此治疗方案往往无效。使用金鸡纳树皮可在临床上将疟疾与其他类型的发热分开，但大多数由发热引起的疾病仍处于初级治疗状态。“两千多年来，医学家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猜想，”18世纪晚期的一位医生写道，“但我们仍旧看不出哪种猜想能引导我们走向终结。”

治疗黄热病的方法很多，包括放血；用热芥末淋浴；用浸有茶、盐、白兰地或朗姆酒的毯子包裹尸体；服用鸦片和葡萄酒，剃光头并用温水浸泡身体，再用一桶冰冷的盐水倒在病人头上。医生使用汞和有毒植物来催吐促泻，以消除病人的疾病。1878年孟菲斯暴发黄热病时，当地报纸建议读者保持冷静，不喝过期威士忌，继续日常活动，还要“尽可能开心并且大笑”。一位著名的医生说：“醉酒、熬夜、因赌博而兴奋以及任何形式的放荡，都有利于疾病的传播并提高死亡率。”

内科医生针对治疗方案的有效性进行了激烈争论。本杰明·拉什更赞成进行大量放血。他阅读了本杰明·弗兰克林向他提供的一封医生来信，信中提及在此前的弗吉尼亚黄热病中，医生曾使用过这种疗法。在费城黄热病期间，有一位名医（拉什在普林斯顿的同学）批评了拉什的过量放血疗法，说他抽取的血液足够填满一个头盔，“就像蚊子悄悄地趴在你腿上吸血填饱自己”。另一位医生认为这是“有害治疗”，它“将很多人送去了另一个世界”。拉什对此不屑一顾：“我的兄弟们最近越发嫉妒我、憎恨我。”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他们对自己草菅人命的错误感到羞耻，可他们非但不请求公众原谅，而是把所有因罪而生的羞耻和疯狂的咒骂全部发泄到给他们定罪的人身上。”

拉什的放血净化疗法反响强烈，供不应求，病人甚至在街上放血。因此拉什招募了非洲自由协会为800人放血。其他医生也将放血作为治疗方案之一。有人写道：“自己主动伸出手，要求抽出重达几磅而不是几盎司的血。”

在费城，人们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有人用熏过醋的手帕捂住鼻子或燃烧火药来净化空气；有人吸烟来预防疾病；有人咀嚼大蒜，或在家中开枪，或在地上铺上一层灰。当时的一些内科医生明白防疫措施远远不够。“我们的技术资源是极端匮乏的，”其中一位医生写道，“善事也需要借助工具和方法才能做成，然而在实干者的眼里，这种观点近乎轻率。”在疫情后期，“我们的工作毫无起色，仿佛是在努力抢救一具尸体”。尽管如此，公众也无需陷入“精神抑郁”，而应该“记住，即使最恶性的流行病，死亡率也很少超过25%；换句话说，每四个人中，三个会康复，一个会死亡”。

19世纪70年代出现了疾病的细菌理论，因此许多专家推断黄热病也是由一种活性有机体引起的，但是他们未能将其找出，因此备感沮丧。1876年，一位黄热病研究者写道：“如果它是无形的、无法解释的、任何感官都无法感知的，我们就无法正面认识这种疾病的本质。”

一旦有人被感染，当时的医疗水平根本无法阻止疾病的蔓延，于是，疾病的预防工作便成为焦点。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位医生曾经数次与黄热病交手，他在1878年写道：我们的目标是“使用一些能够破坏低等生命形式的药剂杀死这些细菌，却不会伤及它们的栖息地”。于是，人们使用亚硫酸气体、硫酸铁、石灰和稀释的碳酸等消毒剂来对付这些“看不见的敌人”。可是，尽管耗资不菲，却并不奏效，因为需要消灭的不是由被污染的衣服传播的“无翅动物”，而是由蚊子传播的病毒。

1878年暴发的黄热病中，超过10万美国人患病，其中有五分之一的人丧生。为了应对这场疫情，美国国会成立了一个黄热病委员会，以调查原因并找出解决办法。截至此时，黄热病在美国疆域内至少暴发了88次，已知的第一次疫情发生在1693年的波士顿。几乎所有病例都是由船只从西印度群岛输入的；船只特别危险，因为“尽管按要求装备了各种通风、消毒及净化措施，黄热病仍然异常顽固地附着在船上”。委员会如此评论：“黄热病应该作为危害生命、破坏商业和工业的敌人来处理。在地球上所有的伟大国家中，黄热病给美利坚合众国带来的灾难最为严重。”根据委员会的报告，“在某些条件下，黄热病往往不会大规模流行”，“但这无法形成确定的因果关系”。委员会最后得出结论：“如果在黄热病的发病过程中能够发现这一未知因素，将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福音。”

埃及伊蚊

（1880—1902年）

根据战争部长的指示，一个由医务官员组成的委员会将在古巴奎马多斯的哥伦比亚营会面，对古巴岛上流行的传染病进行科学调查。委员会人员详情如下：

美国陆军外科医生沃尔特·里德少校

美国陆军代理助理外科医生詹姆斯·卡罗尔

美国陆军代理助理外科医生阿里斯蒂德·阿格拉蒙特

美国陆军代理助理外科医生杰西·W.拉泽尔

委员会将根据陆军军医局局长传达给里德少校的一般性指示行事。

——陆军总部第122号特别命令，1900年5月24日

人类面临着一种有害生物的困扰，我和我的助手们被允许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理性而科学地探究它的成因。这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在祈祷，希望能以某种方式、在某个时候做出某些事情来减轻人类的痛苦——如今，终于得到了回应！

——选自沃尔特·里德给妻子埃米莉的信，1900年12月31日

与面对疟疾时一样，一些眼光独到的观察者们早就注意到黄热病与蚊子的关系，然而，他们的想法受到重视，却是很久以后了。1848年，在阿拉巴马州工作的约西亚·诺特提出一种假设，认为黄热病的毒素和其他由“瘴气”引起的疾病毒素都是由昆虫传播的。诺特指出，流行病的模式无法根据大气中的毒素来解释。例如，“1842年和1843年，黄热病如同税吏一般，徘徊了一个多月，一家一户都不放过，二者都受天气影响：都不喜欢下雨，都不在乎风向”。同样，1854年，法国科学家路易斯-丹尼尔·博珀斯（Louis-Daniel Beauperthuy）提出，蚊子通过叮咬传播污物，从而导致黄热病。某委员会详细审查了博珀斯的蚊子传播假说，最后宣布“他精神失常”。

听说过诺特观点的人，大多嗤之以鼻，但古巴医生卡洛斯·芬莱认为可用实验研究一验真伪，并将埃及伊蚊（当时称为花斑蚊）作为研究的重点。芬莱指出，埃及伊蚊在黄热病疫区很常见，它吸食各种血液，在黄热病暴发时期的气温下非常活跃。芬莱说，根据本杰明·拉什对费城疫情的描述，他首先想到的罪魁祸首是蚊子，因为拉什提到“蚊子（多病秋天的常客）的数量非常多”。

1880年，芬莱先让蚊子吸食黄热病患者的血液，再吸食五个健康人（包括他自己）的血液。受试者之一患上了轻度黄热病。他发表文章，提出蚊子是黄热病的传播媒介，却遭到了评论家的抨击。他们认为这种疾病只能通过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进行传播。直到20年后，疫病经过蚊子传播的假说才得到重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早在一个世纪前，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博士生斯塔宾斯·菲斯（Stubbins Firth）就已经否定了疾病的人传人模式。在1802年和1803年费城黄热病流行期间，菲斯收集了黄热病患者的黑色呕吐物和血液，并将其涂抹到自己的手臂和腿部的伤口上（他对猫和狗进行了类似的实验）。他还吸入用铁锅烹制的黑色呕吐物所产生的烟雾，服用由呕吐物制成的药丸，吞下新鲜的黑色呕吐物和血液，还把呕吐物放入右眼中。但是，这些尝试都未能引发疾病，菲斯又给自己注射了黄热病患者的血液、唾液、汗液、胆汁和尿液。

根据这些实验结果，菲斯在1804年的论文中宣称黄热病没有传染性。他认为这个成果意义重大，因为“一旦发烧，患者就会被朋友和亲人抛弃：妻子会避开丈夫、丈夫躲开妻子、子女离开父母、父母丢掉孩子；患者被交给一个唯利是图、冷漠无情、醉醺醺的黑人护工照顾”。菲斯还认为，证明黄热病不具传染性会导致检疫法过时，从而对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一个世纪后，有研究表明菲斯的结论只是部分正确；他坚信自己的判断，认为除了受污染的血液外，自己不会被任何其他的体液感染。然而，菲斯在血液注射实验中也并未被感染。此外，他还在无意中提出了消灭黄热病的方法，即清理死水池塘和排水草坪。当然，他的本意并非消灭蚊子，而是创造清洁的环境。

在遭到冷遇的那些年里，芬莱并没有放弃自己的蚊子传播假说，他甚至拓展了这一假说，将其发展为公共卫生建设的手段。芬莱认为，利用感染了黄热病的蚊子叮咬健康人，可使人类产生免疫力。对于疟疾，金和科赫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芬莱请67人参与这项实验，声称利用蚊虫进行接种可提供免疫力。但是，其中有4人感染了黄热病，其中一人死亡。他再次为49位神父进行接种，并将他们与对照组的32位没有接种的神父进行了比较。对照组中有5例死于黄热病。他写道：“受感染的蚊子在叮咬健康的受试者之后，其感染性似乎会部分失去甚至完全失去；而如果同一只蚊子连续叮咬黄热病患者，感染性则会加剧。”由于芬莱的所有受试者都生活在黄热病环境中，他既不知道病人将黄热病传染给蚊子的传染期（病人感染后的前3天），也不知道病原体在蚊子体内的孵化期（蚊子出现感染症状前10到16天），因此他的研究结果没有形成定论。

1900年，美国陆军军医局长乔治·斯特恩伯格在古巴成立了“美军黄热病委员会”。在刚结束的美西战争中，美国将古巴收入囊中。之所以成立该委员会，是因为在古巴作战期间，美军受到黄热病的侵扰。抗击黄热病的胜利，为美国军事占领古巴和其他热带领土提供了保障。斯特恩伯格任命陆军军医沃尔特·里德领导该委员会。

里德勤奋而聪颖。17岁时，学医仅一年，他就拿到了弗吉尼亚大学的医学学位；一年后，又从纽约市贝尔维尤医学院毕业，再获一个医学学位。他先在纽约做医生，随后又在美国陆军担任助理外科医生，曾在许多边防哨所服役，甚至接待过著名的阿帕切印第安人酋长杰罗尼莫。里德曾经拯救了一名严重烧伤的印第安女孩，她是个弃儿，只有四五岁。在里德的照顾下，她恢复了健康，并成为里德孩子的看护。1906年，里德传记的作者如此评价这一善举：“女孩快成年时，阿帕切血统中的野性显露出来，她逃跑了。十五年来，善良、温柔和文雅的养育未能改变她与生俱来的残酷狡诈的种族特性。”里德一直服务于军队的医疗事业，大部分时间都驻守在边境地区，18年后，他加入了华盛顿的陆军医学院，获少校军衔。

里德领导的委员会还包括了其他三位外科医生：杰西·拉泽尔（34岁）、詹姆斯·卡罗尔和阿里斯蒂德·阿格拉蒙特。拉泽尔两年前就对蚊子是疟疾的传播媒介这一发现有所耳闻。他还读过芬莱1881年的论文，该论文提出了蚊子传播黄热病的假说。之前，还有科学家发现其他昆虫也是疾病的传播媒介，例如，1878年帕特里克·曼森发现蚊子传播象皮病；1892年西奥博尔德·史密斯和弗雷德里克·基尔伯恩发现蜱虫将“红水热”传染给牛；1894年大卫·布鲁斯经研究发现，舌蝇传播非洲昏睡病。拉泽尔认识到芬莱的黄热病实验中存在错误，它无法形成定论，而且需要以比照方式重现。而斯特恩伯格和里德都认为蚊子传播黄热病的假说很牵强，或者如斯特恩伯格所说，是“一个无用的调查”。因此两人决定，先从意大利细菌学家朱塞佩·萨纳雷利提出的细菌假说入手开展研究。

萨纳雷利在黄热病患者身上发现了一种细菌，并将其命名为类黄疸杆菌或“黄疸细菌”。他利用多种动物进行实验，包括老鼠、豚鼠、兔子、狗、猫、猴子、山羊、绵羊、驴子以及马，还给5个人注射了这种微生物（未得到被试者许可），其中3人死亡。萨纳雷利因此扬名，一度成为鉴定黄热病病因的科学名人。他吹嘘道：“直到现在，致病机制依然晦涩不明，无法解释。这些实验虽然为数不多，但是非常成功，似一道灵光闪现，揭示出致病机制。”也有人认为他的人体实验是犯罪行为。在褒贬不一的评论声中，萨纳雷利的光环忽然间熄灭，因为里德的委员会研究了黄热病患者的血液，发现所谓的细菌实际上是一种猪霍乱，污染了萨纳雷利的血液样本。

利用不知情的测试对象进行医学研究，并非只有萨纳雷利一人。大约一个世纪前，爱德华·詹纳在开发自己首创的天花疫苗前，用猪痘和天花感染了自己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孩子长大后，体弱多病，21岁时死亡。1895年，斯特恩伯格和里德开展合作，用孤儿院的儿童测试了一种天花疫苗。但他们也进行自我实验，最明显的例子是斯特恩伯格在实验中用淋病培养物擦拭自己的尿道（以及三个晚期病人的尿道），所幸无人感染。

萨纳雷利的理论宣告破灭后，里德允许拉泽尔花时间论证蚊子传播假说。委员会成员一致认为，现在有必要以人体实验推进研究。他们同时认定，从伦理上说，如果确有危险，科学家也应当把自己作为研究对象。然而，四名成员中，最初只有拉泽尔适于进行自我感染。里德在华盛顿另有职务，阿格拉蒙特因在古巴出生而被默认为具有免疫力，而卡罗尔还在岛上兼任其他职务。

吸食过黄热病患者血液的蚊子开始叮咬拉泽尔和志愿者的胳膊，但他们都未感染。卡罗尔对蚊子假说一直存疑，最终他也同意把胳膊伸给了叮咬过拉泽尔的一只蚊子。可是，卡罗尔未能幸免，他成为实验感染的第一个人，但委员会仍无法确定蚊虫叮咬是否是感染源。第二名感染者是一名不走运的士兵——威廉·迪安，他碰巧走进了拉泽尔的帐篷，而此时的拉泽尔正好还有蚊子没有被使用。“医生，你还在摆弄蚊子吗？”迪安问道。拉泽尔回答：“是的，你想被它咬一口吗？”“好吧，”迪恩回答说，“我才不怕他们呢！”迪恩的案子使委员会相信黄热病是由蚊子传播的。卡罗尔几乎丧命，所幸最终两人全部康复。卡罗尔感到愤愤不平，在给妻子的信中，他抱怨说里德总是缺席委员会自行开展的蚊子实验。最终委员会决定停止实验。

后来，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拉泽尔被一只蚊子感染并生病。他的妻子梅布尔在马萨诸塞州刚刚生完第二个孩子，两周后收到一封电报，上面写着：“拉泽尔医生今晚8时去世。”她此前并不知丈夫染上了黄热病，于是写信给卡罗尔，询问丈夫的死亡原因：“（我）迫切地希望知道拉泽尔医生如何感染了黄热病。伍德将军在昨天的短笺中告诉我，拉泽尔医生主动让一只刚刚咬了黄热病患者的蚊子叮咬自己。会不会是伍德将军弄错了？据我所知，拉泽尔医生的确热爱他的工作，但我很难想象他会任由热情将自己带到如此绝境。”

里德从拉泽尔的日志中推断，他的确是故意为之，这将被视为自杀，也就意味着他的家人将失去人寿保险赔偿的资格。拉泽尔的日志随后从里德的办公室消失，50年后才得以重现于世。

为了证明蚊子是黄热病的传播者，里德仓促撰文并发表，详述了委员会的证据。文章招来一片抨击之声。《华盛顿邮报》1900年11月2日的一篇社论评价说：“在有关黄热病的所有愚蠢荒谬的陈词滥调中，最傻气的莫过于基于蚊子假说而产生的观点和理论。”

三名幸存的委员会成员很清楚目前的工作远远不够。阿格拉蒙特写道：“我们充分意识到已有的三个案例——两个来自实验，一个意外得到，远非充分的证据。任何基于如此少量的证据得出的观点，医学界肯定都会持怀疑态度。”里德需要确凿无疑地证明蚊子假说的真实性，为了开展规范的实验，他申请了一万美元，在古巴安装了全新的设备。这就是拉泽尔营地。

他选择健康的士兵进行隔离和实验。隔离之后，其中三名男子被关入“污染服装大楼”里长达20天。该大楼被防蚊布遮挡，可防止蚊子进入，但是所有床垫、枕头、枕套、床单、毯子、毛巾和衣服全都浸在黄热病患者的血液、黑色呕吐物、尿液、汗水和粪便中。第一天，当他们打开装满脏衣服的箱子时，其中一人不禁干呕，但他们坚持了下来，“在难以言喻的污秽和极其强烈的臭气中，几乎一夜无眠”。尽管他们经常接触脏兮兮的浸透了呕吐物的物品，但没有一人感染黄热病，在接下来的实验中接替他们的人也没有感染。与委员会预期的结果一样，疾病没有通过被污染的衣服、被褥或空气传播。这项实验表明，几个世纪以来的做法——丢弃或焚烧黄热病患者的财物，是在浪费资源。

其他志愿者被安置在“蚊子大楼”里，日用织品都经过消毒。阿格拉蒙特将吸食过黄热病患者血液的蚊子运至蚊子大楼，使他们吸食志愿者的血液。有一次，阿格拉蒙特在运输途中，将关着蚊子的笼子塞在口袋里。马看到蒸汽压路机，吓了一跳，失去控制，冲下了一座小山。马车翻了个跟头，把他摔在路上，四脚朝天。“然而，蚊子没有丝毫损伤，”他写道，“一到拉泽尔营地，我就把它们交给卡罗尔进行后续护理。”两名志愿者作为对照组，在同一栋楼里经历着同样的事，而且蚊子都被关在房间外。他们都没有染上黄热病。

“蚊子试验”很难找到志愿者。“尽管有人表示愿意接受叮咬接种，”阿格拉蒙特写道，“但到头来，他们都更喜欢‘被污染的衣服’，而不想被蚊子咬。”因此，阿格拉蒙特开始招募西班牙移民，他们在码头下船，来到营地干些轻活儿。“一旦来到这里，就能吃到丰盛的食物，住着帐篷，睡在蚊帐下，一天工作八小时，唯一要做的就是从地上捡起松动的石头，中间还有充足的休息时间。”在这段时间里，阿格拉蒙特了解了他们的来历，剔除了所有未成年人、不健康的人、曾经生活在热带地区的人或是有家属的人。然后他付给剩下的人每人100美元，让他们在蚊虫屋中被叮咬，如果被感染，还能再额外得到100美元。“不用说，”阿格拉蒙特写道，“根本不会提到可能产生的丧葬费用。”研究小组采用了知情同意书，这是人体实验第一次使用同意书，为此后的人体实验设定了基准。

约翰·基辛格是接受蚊虫叮咬的志愿者之一，他是第一个无偿接受实验的人，也是第一例被感染者。虽然活了下来，但他在疾病缠身中度过了后半生，还患上了精神疾病。在基辛格之后被感染的志愿者中，有一个曾是他的室友，叫约翰·莫兰，他与基辛格一起，也拒绝接受补偿。莫兰是一名爱尔兰移民，自十岁起就自食其力。他在实验中出现高烧现象，里德说：“莫兰先生，这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日子。”所幸的是，莫兰没有步基辛格后尘，最终完全康复。

一些来自“污染服装大楼”的志愿者也自愿参加“蚊子试验”。他们接触过污染衣物却安然无恙，但因被感染过的蚊子叮咬而生病。“亲爱的，和我一起欢庆吧！”里德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这是继白喉抗毒素和科赫发现结核杆菌外，19世纪最重要的科研成果！我不是在吹嘘，我简直要欢呼雀跃！上天终于让我找到了黄热病的传播方法。”

将一些西班牙移民志愿者从蚊子大楼推到黄热病病房时，其他西班牙志愿者惊慌失措，纷纷逃走。据里德回忆，“起先，一些善良的西班牙朋友开玩笑地把我们的蚊子比作‘桌子上嗡嗡作响的无害的小苍蝇’，”但此时，“似乎突然对科学发展兴趣索然，将自我成就的意愿抛诸脑后，陆续切断了自己与拉泽尔营地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我既因他们的离去感到惋惜，但我也理解，脱离我们的控制是他们作出的最合情合理的决定。”在哈瓦那，人们窃窃私语，传说有一座石灰窑里装满了里德志愿者的骷髅，但事实上除了拉泽尔之外，无一人死亡，可媒体却报道说美国人给移民注射了毒剂。

里德委员会的工作虽然尚未完成，但由于蚊子试验的成功，患者血液中已确认携带了黄热病病原体，委员会便开始了血液注射试验。他们先从一名黄热病患者身上抽取了2毫升血液，注射给一名志愿者；然后从得病的志愿者身上抽取1.5毫升血液，再次注入另一名志愿者体内，这名志愿者也同样会得病。有好几名志愿者接受了试验，只有一人没有生病。病原体可以通过血液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因而人类自己充当了流行病暴发的蓄水池。

有一名志愿者被注射了0.5毫升的黄热病患者血液，结果病倒了。而另外四名已感染过黄热病的志愿者（基辛格、莫兰和另外两名）也被注射了感染者的血液，但他们安然无恙，这证明他们已获得了免疫力。里德决定自己做最后一名志愿者，但约翰·安德鲁斯在最后一刻走上前去顶替了里德。安德鲁斯注射了受感染的血液后几乎丧命，虽然最终康复，但四十年后，他瘫痪在华盛顿特区的沃尔特·里德医院。他确信这是由于黄热病对脊椎的持续影响造成的。

“我们终止了蚊子试验，”阿格拉蒙特写道，“出于必要，我们在试验过程中确实进行了人体实验，但所幸没有造成一例死亡；另一方面，这些实验彻底改变了预防黄热病的标准卫生措施。”目前，灭蚊措施已开始推广。阿格拉蒙特写道：“保证病人不被蚊虫叮咬，消灭蚊虫并铲除其繁殖地——只要这些措施得到彻底贯彻，任何社区都能够杜绝流行病，这也是确保一个国家永远摆脱这种灾难的唯一且必要措施。”

里德委员会的实验，清晰确凿，使得科学界达成共识。《华盛顿邮报》也开始接受蚊子是黄热病的传播媒介，但依然对黄热病委员会提出诘责：“委员会为何不致力于消灭这种媒介，而是忙于学术论证，导致了更多人死亡？”1793年瘟疫暴发时，费城的一位居民曾建议消灭水桶中的蚊子幼虫，但他的提议很快淹没在各种观点的喧嚣声中。

人们把芬莱比作帕特里克·曼森爵士，把里德比作罗纳德·罗斯。芬莱是古巴最负盛名的医生，尽管从未得过诺贝尔奖，却七次获得提名。在一次为他举办的聚会上，芬莱总结了自己的工作。“二十年前，”他说，“受到确凿迹象的指引，我冲向了一片干旱的未知土地。在那里我发现了一块毫不起眼的石头，并把它捡起来。我那高效而忠诚的伙伴克劳迪奥·德尔加多医生，协助我对石头进行了仔细打磨和检测，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发现的粗糙石头是钻石。但是，没有人愿意相信我们，直到几年后，黄热病委员会到来。其成员才华横溢，都是这方面的专家，他们很快就从粗糙的外壳中提取出了一块光彩夺目的石头，无人能视而不见。”

尽管阿格拉蒙特肯定了芬莱对黄热病蚊子传播理论发展的作用，但他认为芬莱的实验毫无用处。阿格拉蒙特写道：“芬莱构想的基本事实（蚊子传播黄热病）被初始研究中出现的大量错误、假设和推测所包裹，一直隐藏在科学的视线之外。直到美国陆军委员会对这一课题进行了彻底检查，子实才最终从谷壳中脱粒出来；芬莱和德尔加多的实验案例就是谷壳的一部分。”

任务完成后不久，里德开始担心自己无法得到应得的荣誉。他给妻子写信说，估计斯特恩伯格会“写一篇文章，说自己20年来始终认为蚊子是黄热病最有可能的病因”。果然，斯特恩伯格在1901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将荣誉据为己有。他还利用这一发现为自己的升职增加砝码。“请允许我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事实，”他在升职申请中写道，“由于我的倡议，我们最终发现了一个重要事实——黄热病是由蚊子传播的。沃尔特·里德少校和他的助手们通过一系列精湛的实验证明了这一点。在丝毫不影响他们的荣誉的情况下，官方记录将显示，这项调查是根据我的建议展开的，委员会成员是由我挑选的。此外，我还以个人名义向委员会主席作了指示，给他指出这项实验调查应当遵循的方向。”

古巴的黄热病研究仍在继续。芬莱和他的同事胡安·吉特拉斯认为，一次蚊虫叮咬只会引起轻微的黄热病，而多次叮咬则可能致命。他们试图采用被感染蚊子叮咬的方式进行免疫接种。委员会的工作使里德相信被蚊子叮咬一口就可以使人免疫。“总要等到有人丧命，”他写道，“他们才可能会改变主意。”吉特拉斯采用里德的研究方法对42名志愿者进行了测试，有3人死亡，其中1人是自愿参加研究的美国护士。“听到吉特拉斯的遭遇，我感到非常非常遗憾，”里德写道，“他因生命的丧失而痛苦，我感同身受——无论如何，少数人的牺牲或许会带来更有效的方法保护大多数人。”吉特拉斯的研究表明，黄热病不同菌株的致死率不同，因而他与芬莱有关“蚊虫叮咬一口即可免疫”的假说是错误的。卡罗尔写道：“蚊子叮咬会带来致命危险，但人们对此依然心存侥幸。这些案例的高死亡率消除了人们的侥幸心理。我有幸对第一例死亡病例进行了尸检，确实存在着典型病变。”

为了确定引起黄热病的病原体，卡罗尔与吉特拉斯合作开展实验。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病原体是通过蚊子叮咬或注射传播到血液中的，这给实验带来了阻碍。卡罗尔写道：“发生在吉特拉斯医生实验中的死亡事件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这使我很难再找到自愿接受测试的人。”吉特拉斯提醒卡罗尔，在实验中故意使用蚊子进行感染已不再被许可，但卡罗尔不以为意。

卡罗尔利用感染的蚊子又制造出几例黄热病病例。然后，他过滤病人的血液以去除细菌，再将不含细菌的血液注射到志愿者体内，结果受试者被感染。由此可见，病原体与细菌不同，它很微小，可以通过细菌过滤器，而且在显微镜下无法显示。卡罗尔第一次证明了人类疾病是由病毒引起的，但他无法使用“病毒”一词进行表述，因为该词从未使用于这种场合中；而且，当时也无法看见这些“超显微”有机体。这也首次证明了蚊子传播的是病毒。

阿西比菌株

（1900—1953年）

在我看来，黄热病将在我们这一代完全消失，下一代人只会将其视为一种绝迹的疾病，只具有历史价值。他们将把黄热病寄生虫视为一种曾经存在的动物，如同三趾马，无论在未来的何时都不会再次出现在地球上。

——威廉·戈加斯，1911年

里德委员会发现黄热病是由一种特殊类型的蚊子传播的，但没有发现病原体本身。经过激烈争论，委员会成功反驳了萨纳雷利的假设，即类黄疸杆菌是致病因子。1901年美国公共卫生协会会议上，里德介绍了委员会的开创性工作。就在两天前，威廉·麦金利总统因胸部、腹部中枪死亡。他的麻醉师尤金·瓦斯丁也来到会议现场，他错误地把总统死亡归咎于有毒子弹。

瓦斯丁曾在总统委员会任职，负责研究萨纳雷利细菌，他确信这是黄热病的罪魁祸首。他在科学大会上宣布：“里德博士声称尚未发现致病的有机体，这并非事实。萨纳雷利已经发现了这种有机体，并认为它是黄热病的病因，这一结论与里德医生有关蚊子传播疾病的观点并不矛盾。”瓦斯丁认为，与其他感染途径（如衣服传染）相比，蚊子传播不甚重要，而里德的所有发现都可以用萨纳雷利细菌的行为来解释。刚刚完成实验的里德对此很是不屑。“在我看来，这无异于浪费时间，”他回应说，“请恕我直言，瓦斯丁博士在这个问题上付出了太多努力，直到现在仍将这种芽孢杆菌视为黄热病的起因。”

经历了麦金利总统的遇刺以及与里德的争执，不久后，瓦斯丁出现了精神问题，1911年52岁的他在精神病院去世。诺贝尔奖设置后，里德的获奖呼声很高，但最初两届诺奖（1901年及1902年）却颁给了研究白喉疗法的冯·贝林以及研究疟疾传播媒介的罗斯。1902年，里德因阑尾炎去世，享年51岁。古巴军队的将军在悼念仪式上说：“从此以后，黄热病一去不返，从波托马克河口到格兰德河口的漫长隔离带已成历史。”里德葬于阿灵顿国家公墓，碑文是：“他帮助人类控制了可怕的黄热病灾难。”

在古巴，人体实验被禁止（尽管其他地方的研究人员对蚊子试验和血液注射试验进行了复制和改进），斯特恩伯格提议为卡罗尔升职，但未获通过。直到1907年，国会的一项特别法案授予卡罗尔少校军衔，但是黄热病的发作致使他心脏衰竭，于当年晚些时候去世。那年他53岁，留下妻子和5个孩子。

为了纪念里德和他的团队成员及志愿者，美国政府建立了一座纪念碑，这一殊荣实至名归。1793至1900年间，美国大约有50万人感染了黄热病，在某些年份中，该流行病造成的经济损失更是超过1亿美元。里德委员会解决了这一难题，作为补偿，国会每月向志愿者或他们的遗孀支付146美元。当时的美国陆军军医局长——斯特恩伯格的继任者批评了这一方案：“这一规定如此吝啬！一个多世纪前，詹纳发明了牛痘疫苗，英国政府奖励了3万英镑，而当时的货币购买力远远大于现在。相比之下，我们多么汗颜！”终于，1929年，美国国会决定，除了1500美元的年金之外，还授予22名志愿者（或他们的遗孀）一枚金质荣誉勋章。

卡罗尔去世后，阿格拉蒙特成为委员会唯一幸存的成员。他没有得到任何经济补偿，继续担任哈瓦那大学细菌学和实验病理学教授。他说：“或许有人认为，能从自己的努力中感到受益匪浅，内心产生巨大的满足感，并坚信自己没有虚度人生，这就是最大的回报。在很大程度上，我认同这种想法。”

芬莱自1880年开始实验，黄热病委员会在1900年进行实验，其地点都是古巴，古巴因此成为最早的获益国。黄热病委员会的工作大功告成后，里德的朋友威廉·C.戈加斯少校立即在哈瓦那发起了消灭埃及伊蚊的行动。他的灭蚊队伍大量使用菊酯杀虫剂，摧毁了埃及伊蚊的繁殖地。

埃及伊蚊的雌蚊在下水道、水池、桶、水槽、池塘、厕所、罐子及运河的静止水体中产卵。士兵们排干、砸碎或运走任何能够盛水的小物件，而对较大的水体喷洒煤油，阻止幼蚊呼吸。1901年3月，戈加斯的研究小组在发表第一份报告前，已经处理了在哈瓦那发现的2.6万块含有幼蚊的水中沉积物。他们在水箱上安装纱窗，在池塘里放养以蚊子为食的鱼类，用蚊帐隔离黄热病患者，并用除虫菊、烟草和硫黄熏蒸房间，以杀死感染了黄热病的蚊子。戈加斯的5人小组可在两小时内完成一座大房子的熏蒸工作。除了对公众进行教育并保护储水容器免受蚊虫侵袭，当局还对清理幼蚊不彻底的家庭处以10美元的罚款，这也刺激了个人在灭蚊方面的努力。

19世纪末20世纪初，尽管可用的杀虫剂仅限于天然产品，如煤油、除虫菊、烟草和硫黄，戈加斯对它们的使用却卓有成效。灭蚊计划开始前，哈瓦那遭受黄热病侵袭已经长达一个半世纪，几乎年年暴发。据哈瓦那官员记录，在最初的47年中，有35952人死于黄热病。然而，灭蚊计划实施仅三个月，哈瓦那已经基本上摆脱了黄热病，疟疾感染率也直线下降。该计划实施十个月后，幼蚊藏身处从26000个锐减到300个。这可能是有史以来阻断疾病传播媒介最成功的行动。

1905年，新奥尔良暴发黄热病，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局效仿戈加斯，使用煤油作为杀虫剂，实施了声势浩大的灭蚊行动。很快，这种措施在美国其他地方甚至世界范围内得到推广，得克萨斯州、英属洪都拉斯和巴西等地的成效尤为显著。

同样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美西战争的影响，美国对于在巴拿马修建运河的兴趣达到了顶峰。当时，巴拿马是哥伦比亚的一部分。美国太平洋舰队的船只若要前去增援大西洋舰队，必须从南美洲的南端绕行。此时，为了推进运河的建设，法国希望出售自己的运河权益以及横跨巴拿马的铁路，这与美国一拍即合，于是两国联合了一部分不愿失去运河商业利益的巴拿马人密谋了一场叛乱，最终使巴拿马脱离了哥伦比亚。1903年11月，美国承认巴拿马这一刚刚成立的国家，并立即签署一项条约，规定美国对运河区拥有永久的专属使用权；而巴拿马则得到了美国的资金和军事保护，以对抗哥伦比亚军队的平叛行动。

第二年，戈加斯在巴拿马积极采取排水措施并使用杀虫剂灭蚊，为运河建设提供了保障。19世纪80年代，有30%的法国工人因黄热病和疟疾引起高烧，因此法国未能完成这一工程；但在美国修建运河期间，只有2%的工人生病。戈加斯的灭蚊队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在巴拿马消灭了黄热病。

就在戈加斯忙于巴拿马的灭蚊计划时，他的政治前途却吉凶未卜。许多人仍然对里德委员会的工作不屑一顾，认为戈加斯的灭蚊工作是一种蛮干。因此，战争部长威廉·塔夫脱等人游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解雇戈加斯。罗斯福在美西战争中目睹了古巴暴发黄热病时的惨状，因此决定先咨询朋友亚历山大·兰伯特博士，再决定是否采取塔夫特的建议。

罗斯福说：“有人告诉我，戈加斯只忙着给游泳池涂油灭蚊。肖恩茨专员说，戈加斯上校根本没有清理巴拿马和科隆，那里的气味和以往一样难闻，因此，他应该下台。战争部长已经对此深思熟虑，默认了这项建议。”总统委员会又开始重操旧观念，认为黄热病和疟疾是通过气味和污秽传播的。兰伯特向罗斯福解释了这一行动的科学性，并强调说若不采取灭蚊行动，运河就无法建成。罗斯福对此印象深刻，一直让戈加斯担任运河区的医务官，直到1914年第一艘船舶通过船闸。

那时，戈加斯已经担任美国医学会主席六年。一战期间以及1918年流感期间，他又担任了美国陆军军医局长。1920年，作为新的黄热病委员会成员，戈加斯前往非洲研究黄热病，中途在伦敦逗留了一段时间，接受了国王乔治五世的接见。由于突然中风，他便在医院里接受了骑士头衔。弥留几周后，戈加斯不幸离世。他的妻子写道：“就在此刻，实现梦想已指日可待，人类将摆脱黄热病的纠缠，热带地区的白人将重获安全。然而，就在奋斗的途中，生命戛然而止，人生的失望莫过于此。”

戈加斯所在的1920年黄热病委员会中，另一名成员阿德里安·斯托克斯加入了洛克菲勒基金会1927年派往尼日利亚的小组，“尝试分离导致疾病的有机体”。那时，对传染病的调查已不再局限于人类，而开始有效地利用模式动物。1927年的研究小组需要开发一种适合黄热病的模式动物，在寻找合适的物种时，他们将黄热病患者的血液注入豚鼠、兔子、大鼠、小鼠、冈比亚大鼠、狗、猫、山羊、黑猩猩以及各种猴子的体内。其中，恒河猴对黄热病很敏感，因此成为理想的黄热病模式动物。

1927年6月30日，研究小组从一个名叫阿西比（后来幸存下来）的发烧男子身上提取血液，返回阿克拉（原英属黄金海岸首府，现为加纳首都）的实验室后，将血液注射到一只恒河猴体内。猴子死亡后，斯托克斯的团队进行了尸检，确诊为黄热病。将它的血液注射到另一只猴子身上，也同样引起死亡。在30只猴子身上重复该实验，只有一只存活下来。随后，研究小组采用蚊子叮咬的方式在猴子之间传播黄热病。结果发现，猴子是黄热病病毒的“蓄水池”，这就解释了雨林附近的城镇地区为何易发流行病。此外，研究小组还发现，蚊子个体在其存活期间具有传染性，而且它们的寿命可以超过三个月。早些时候，里德的研究小组早也有类似的重要发现，并指出“文献中多次提及这样一个事实：无论在搬空的建筑中还是在人口剧减的感染地区，黄热病的传染性可能持续数月之久。如今，我们第一次对这一事实作出解释”。

1927年9月15日，斯托克斯感染了黄热病的阿西比毒株，可能是由于手部被猴子咬伤而意外导致血液感染。在尼日利亚的首都拉各斯，病床上斯托克斯请求同事让蚊子吸食他的血液并将其置于实验的猴子之中，同时，也给猴子注射他的血液。这两个实验都导致猴子因感染黄热病而死亡。他还坚持让同事在自己死后进行尸检。最终，他被感染夺去了生命，尸检结果为黄热病阳性，这也成为首个记录在案的通过皮肤感染的案例。斯托克斯去世后不久，他的同事们发表了这一发现，并将斯托克斯列为第一作者。

随后，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另外四名研究人员在调查期间也陆续死于黄热病，其中包括著名的日本细菌学家野口英世。野口带领研究人员奋斗了将近十年，却因为研究方向错误，认为黄热病是由细菌引起的，他称之为“黄疸性钩端螺旋体”。斯托克斯已经证明这不是致病的病原体，临终前，他邀请了一名著名的医生（野口的支持者）为自己做检查，最后一次展示证据。斯托克斯问：“你现在承认黄热病是由病毒引起，而不是由钩端螺旋体引起的吗？”医生回答：“我相信你们是对的。虽然我无法解释，但我认为你之所以得黄热病，确实是因为在实验室中感染了你所说的病毒。”

野口却坚持自己的主张。他给自己接种了钩端螺旋体疫苗，认为自己可以免于感染黄热病。后来，他在阿克拉实验室开展研究，发现自己确实错了。而此前，卡罗尔早已正确地认识到黄热病不是由细菌引起的。斯托克斯去世后不久，野口也在阿克拉感染黄热病离世。野口是如何被感染的？研究人员提出了两种理论。其中一种假说是，在发现自己的重大错误后，野口故意使自己感染，以科学手段进行“剖腹自杀”——一种日本的自杀仪式。另一种可信度更高的说法是，野口实验室里的笼子保管不善，受感染的蚊子从中逃脱，最终导致野口感染。

不久之后，研究人员发现埃及伊蚊并不是唯一能传播黄热病的蚊子。当年的奴隶贩子将病原体（由受感染的奴隶携带）和载体（埃及伊蚊）一起运到了新大陆。17世纪中叶，奴隶很可能首次将黄热病病原体传到美洲。受感染的蚊子随后将病原体传给美洲的人和猴子，为疾病建立了永久的“蓄水池”。美洲热带地区的本地蚊子也开始成为疾病的携带者。尤为糟糕的是，埃及伊蚊不仅传播黄热病，还使人们感染了另外两种疾病：登革热和基孔肯雅热（斯瓦希里语，意为“弯腰走路”），两种病原体都与黄热病病毒极为类似。

黄热病疫苗的研制也以一系列伤亡为代价。直到1930年，马克斯·泰累尔证明白鼠可以作为黄热病研究的有效的模式生物，这才取得了关键突破。与猴子相比，使用老鼠可以在研究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第二年，泰累尔给老鼠注射感染了黄热病的猴子或人类的血清使其获得免疫力。由此，科学家获得了强大的工具，可控制人类的黄热病和猴子的“丛林热”（可导致新型黄热病）。泰累尔发现，黄热病病毒在老鼠间传播后，危险性降低，可以当作疫苗给猴子接种。后来，这种老鼠疫苗得以继续开发并用于人类，1938年，泰累尔团队利用实验室中发生的偶然突变，从阿西比病毒株中开发出第二种人类疫苗，即17D疫苗。然而，泰累尔本人却感染了黄热病，所幸症状较轻。二战期间，美军给士兵接种了疫苗。由于疫苗受到污染，致使84人死亡，但是，美军中无人感染黄热病。一支法国团队还开发了一种有效的疫苗，可供大规模接种。到1953年，有5600万非洲人接受了法国疫苗接种。不过，17D疫苗的优越性最终得到公认，法国疫苗于是停产。

1948年，艾伯特·萨宾（后来研制出一种活性疫苗，消灭了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脊髓灰质炎）提名泰累尔为诺贝尔奖候选人。然而，当年奖项颁给了保罗·穆勒，“因为他发现滴滴涕作为接触性毒药，能够对抗若干种节肢动物”。三年后，就在诺贝尔委员会停止接收提名的前几个小时，委员会主席再次提名泰累尔，并对自己的提名进行了评估。最终这一提名获得通过，泰累尔获奖，这也是诺贝尔奖唯一一次颁发给黄热病研究领域或病毒疫苗研究领域的专家。同样在20世纪50年代，研究人员在西非黄金海岸找到了阿西比，英国殖民地办事处向他颁发了一笔养老金，表彰他在黄热病疫苗研发方面的贡献。

黄热病研究的道路漫长而崎岖。首先，19世纪中叶，颇有远见的诺特和博珀斯等人就提出黄热病由昆虫甚至很可能就是由蚊子传播的。1881年，芬莱正确指出黄热病是由一种特殊的蚊子（现称为埃及伊蚊）传播的，并开展实验来证明这一点，但可惜的是，实验过程未能得到有效控制。芬莱因此承受了二十年的冷言冷语，直到里德委员会开展了具有关键性和决定性意义的实验。一旦证实了黄热病由埃及伊蚊传播，戈加斯立即行动，在哈瓦那消灭了黄热病，而巴拿马和其他黄热病高发地区也启动了类似的大规模灭蚊计划。同时，据卡罗尔研究，病原体比细菌小，但囿于20世纪科技发展的水平，病原体的身份仍然是个谜。1927年，斯托克斯与人合作，揭示了猴子和丛林热之间的联系，并于1928年在猴子身上分离出黄热病病毒（大约60年后，这一病毒的基因组被测序）。1930年，泰勒和他的同事确定以老鼠为模式动物进行黄热病研究，并在八年后研制出了17D疫苗。至此，黄热病已被全方位攻克。接种疫苗可预防人类感染，广泛使用杀虫剂和其他灭蚊措施可减少传播媒介。黄热病被人类控制，暂时消灭了大流行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