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自1828年弗里德里希·沃勒使用氰酸和氨意外合成尿素以来，科学家们已经探索了原子和分子的工作原理，以阻止饥荒、战胜疾病以及摧毁军队。回顾这段历史，我发现，使用第一人称比第三人称更加适合总结我的想法，而仔细梳理一段杂乱无章的家族史则可以解释我为何选择书写科学家、化学、进步和悲剧之间的缠绕纠葛。请原谅我行文风格的改变，我将讲述自己祖先的故事，并思考其中的深意。

在书的前半部分，我写到物理学家詹姆斯·弗兰克的故事：他和导师兼朋友弗里茨·哈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测试防毒面具的功效，他辞去研究所所长以抗议纳粹反犹主义。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乔治·德·赫维西在哥本哈根的尼尔斯·玻尔研究所，用王水溶解了弗兰克和马克斯·冯·劳厄的诺贝尔奖金牌。但对我来说，记录这些故事也有私人原因——弗兰克是我的外曾祖父。在我们家，我们叫他“老爹”。

在纳粹上台之前，老爹在巡回演讲途中访问了伯克利大学。他的女儿达格玛——也就是我的祖母——有一个朋友在伯克利工作，并获得了1927—1928年度的洛克菲勒奖金。这个朋友叫亚瑟·冯·希佩尔，后来成了我祖父。在旧金山，亚瑟用一辆老爷车接了老爹，这辆车是他花了15美元与实验室助理合买的雪佛兰二手车。

亚瑟在自传中描述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我接老爹下了火车，驶出车站后才发现午后竟然下起了大雾。我从未到过那个地区，转过一个街角后，我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铁路路堤上开车。我们的身后是一个呼啸而来的火车头，拖着货车车厢轰隆隆地冲我们急驰而来。老爹大叫，说我们应该弃车逃走。我大声回应说那辆车花了15美元，丢不起，然后开着车从陆堤上一跃而下，落到一堆木头里。我们终于着陆了，撞了一下，但无大碍，头顶上正好驶过了货运火车幽灵般的身影。我们掰直了挡泥板，顺利开到了伯克利。这件事加深了我俩的友谊。老爹喜欢去后山骑马，如果得知我还没吃东西，就会“恰巧”邀请我吃晚饭，还带我去汉密尔顿山和威尔逊山的天文台探险。因为是禁酒期，我们还和吉尔伯特·刘易斯（伯克利大学著名的化学家）一起去了他最喜欢的地下酒吧。威尔逊山之旅特别有趣，因为我们与哈勃教授进行了讨论，哈勃教授当时正在研究遥远星系的红移现象以及他的宇宙膨胀观点。

两年后即1930年，回到德国后的亚瑟请求老爹允诺他与达格玛的婚事。亚瑟写道：“老爹提醒我反犹太主义浪潮高涨，纳粹即将上台，但我告诉他，我已经站在反纳粹的立场上，并为我们的反对运动写了一份针锋相对的宣言。他认为我非常不明智，但同意让达格玛自己决定。”起初，果然不出老爹所料，亚瑟家人极为反对。“听说我要娶一个犹太女孩，我的父亲、兄弟和妹妹奥尔加感到十分震惊，”亚瑟写道，“但后来，他们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我。我的远房亲戚们则非常愤慨，希望家族委员会介入此事，不反对的只有一战期间巴尔干半岛军队的指挥官、老将军康拉德·冯·希佩尔，他给我写了一张可爱的短笺，说自己站在我这边。

婚后几年，亚瑟与诺贝尔奖得主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马克斯·普朗克、古斯塔夫·赫兹、弗里茨·哈伯以及瓦尔特·能斯特等人往来切磋，在科研领域硕果累累。他和老爹去拜访能斯特，能斯特展示了他的最新发明——电钢琴，普朗克则乘兴弹奏了一曲。他们也与哈伯私交甚好。有一次，亚瑟和达格玛造访哈伯在德国南部的农场，他们借用了哈伯的戴姆勒汽车，可是车顶却塌了下来，差点车毁人亡。达格玛当时怀着我父亲阿恩特，逃脱一劫，也是万幸。

随后，这个幸福之家便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在此，我将大量引用亚瑟自传中的文字来回顾这段历史：

哥廷根大学的校长是一位农学教授，也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他召集全体教职员工开会，宣布废除大学章程。他让我们看看窗外，帝国国防军和纳粹突击队正整装待发，打算围剿所有的抵抗行动。鲍尔教授领导下的第一物理研究所归顺了纳粹。我们第二物理研究所在弗兰克的领导下拒绝加入纳粹，但在斗争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叛徒：一名博士生是纳粹的头目之一，他在自己的储物柜中藏了一份纳粹接管计划。

学生认为亚瑟碰巧发现了这个秘密计划，便威胁要逮捕亚瑟。“很快，由于达格玛是犹太人，我们的生活受到了巨大的影响。老朋友们仿佛突然变成了近视眼，再也认不出我们。当我走在大街上，他们就会径自走到街对面去。我父亲必须证明他的‘雅利安血统’，叔叔瓦尔特·冯·希佩尔是东普鲁士省长，也是家族史专家。尽管他因为我与达格玛的婚姻暴跳如雷，但仍受到了牵连，被该省的纳粹头目科赫投入监狱，此前他曾以无能为由将科赫开除。我父亲在德国最高法院为瓦尔特辩护，并将他释放，但纳粹仍然将他再次投入监狱。瓦尔特叔叔给我留下一封道歉信，自杀了。”

“1933年春，希特勒颁布了一项法令，禁止犹太学生进入大学，包括马克斯·玻恩（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和理查·柯朗（著名数学家）在内的犹太教授，随后也被开除。由于一战期间的英勇表现，老爹曾获得一等铁十字勋章，因此得到了豁免，但他显然不愿得到这种优待。因此，我们与几个朋友坐下来准备了一份辞职声明。”在这封递交给政府的辞职信中，老爹写道：“部长先生，这是我的辞呈。请允许我辞去哥廷根大学正式教授和该大学第二物理研究所所长的职务。鉴于政府对待德国犹太人的态度，这一决定对我而言是必然的结果。您最诚恳的詹姆斯·弗兰克博士、教授。”

亚瑟还记录了他们如何将老爹辞职的消息发布出去：“清晨，我们致电《哥廷根新闻报》宣布了这一消息。”该报随即发表了以下报道：

哥廷根大学第二物理研究所所长詹姆斯·弗兰克教授要求普鲁士科学、艺术和文化事务部长立即解除其职务。这条消息不仅会在哥廷根，而且会在整个德国甚至全世界引起轰动。作为学者，弗兰克不仅对于一个地方或一个国家举足轻重，他还在世界范围内享有崇高的声誉，在当今的德国，没有任何其他学者能够与之比肩。几年前，当他获得诺贝尔奖时，整个德国都引以为豪，因为他将德国科研的美名再次传播到国外。而今，这位年仅50岁的学者自愿放弃教学和研究活动，这是科学界无法估量的损失。

后来与奥托·哈恩一起发现核裂变的莉泽·迈特纳写信给老爹：“起初，您的来信不禁让我内心一震；但是，在我读完您给校长的信后，我再三思索，不得不承认您是对的。”著名科学家迈克尔·波兰尼（他的儿子约翰获得1986年诺贝尔化学奖）在给老爹的信中说：“得知您的近况，我的内心又惊又喜。只要世上仍有犹太人，您为挽回他们的荣誉所做的一切努力就不会被遗忘。”柏林的犹太学者约阿希姆·普林茨写道：“我衷心感谢您，因为您在困境中为德国犹太人以及德国人树立了非凡的榜样。”帝国犹太退伍军人联盟写信给老爹：“尊敬的战友弗兰克教授，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作为一名曾经的前线战士以及犹太人，您选择了正确的立场，我们对此深表感谢。您的所作所为给予了德国犹太人前所未有的道义支持。我们很自豪能邀请您进入我们的行列。”一时间，老爹辞职的消息在英国、美国、荷兰、意大利等各国媒体传播开来。

亚瑟写道：“1933年4月，老爹发布了庄严的辞职声明，对于纳粹以及臣服于纳粹的大学教师而言，无异于一枚重磅炸弹。为此，4月24日的《哥廷根日报》发表了一篇针锋相对的文章予以谴责。”这是一封42名教职员工的联名信，信中指出：“我们一致认为，上述形式的辞职不过是一种蓄意破坏规则的行为；因此，我们希望政府能迅速采取必要措施肃清这种行为。”这些签名者因此获得机会，纷纷得以取代犹太教职工，担任更高级别的职务。

亚瑟写道：“纳粹窃听了我们的电话线，他们的主要报纸《人民观察家报》也专门攻击我们。我怒不可遏，去往哥廷根的纳粹总部——恰恰就在‘犹太街’上，想找他们的领导人进行决斗。”纳粹随后关闭了《哥廷根新闻报》，因为它发表了老爹的声明。

老爹考虑了他在德国能够从事的职业——除了公务员。他给马克斯·玻恩写信说：“我告诉普朗克，只要不做公务员之类的工作，我愿意接受任何职位，能够给我提供在德国开展研究的机会和一些收入即可。只要迫害犹太人的法律继续存在，我就不愿为国家服务。”老爹以威廉皇帝研究所客座科学家的身份向法本公司咨询就业机会。卡尔·博施想提供帮助，但囿于政治现状未能实现。诺贝尔奖获得者、恶毒的反犹主义者菲利普·勒纳德也是纳粹政府的参议员，他向参议院申请：“我以书面形式向参议院提出以下问题：参议院是否支持以下三人：1. 犹太人弗里茨·哈伯 2. 犹太人詹姆斯·弗兰克 3. 耶稣会士马克曼立即被除名，并彻底离开威廉皇帝学会的研究所？”

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成员突袭书店和图书馆，强行移走所有犹太作家的书籍。从1933年5月10日开始，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城市，包括哥廷根，燃起大火焚烧这些书籍。哥廷根大学的新校长在焚书大会上对大批群众发表演讲，号召反对“非德国精神”。他说，熊熊大火象征着这场斗争才刚刚开始。显然，德国已经没有老爹的立足之地了。

5月底，爱因斯坦写信给玻恩：“很高兴你们（你和弗兰克）都辞职了。谢天谢地，你们两个都平安无事。但是，一想到年轻人我就心痛。林德曼（物理学家以及温斯顿·丘吉尔的顾问）已经去哥廷根和柏林一周了。也许你可以写信和他谈谈核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的事。我听说他目前正考虑在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建立一个条件良好的物理研究所。到目前为止，那里还是一团糟，怕只是个骗局。但是，如果我觉得这件事值得认真考虑，我会立即写信给你，告知细节。”玻恩应诺贝尔奖获得者欧内斯特·卢瑟福的邀请搬到了剑桥。

亚瑟写道：“弗兰克教授的辞职声明在英国重新出版，牛津大学的林德曼教授前来提供帮助。他提出要带我回牛津，但我们认为我们当中唯一一个犹太人海尼·库恩，处境更加危险。因此，海尼和玛丽埃赶赴牛津大学，也找到了合适的职位。此后不久，苏黎世的施瓦茨教授成功地说服土耳其总统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在伊斯坦布尔建立一所全新的欧洲式大学，并聘请约30名欧洲教授为其工作人员。我是被选中的‘幸运儿’之一。在哥廷根的最后一晚，天空中出现了一场盛大的流星雨。我们和朋友贝耶斯一家在后院里观看，心中充满了敬畏，这仿佛是一种征兆，不知将来会发生什么。”

亚瑟、达格玛和他们的儿子彼得及阿恩特在伊斯坦布尔定居下来。亚瑟描述了随后发生的事情：“我未来的实验室位于古苏丹宫殿中，而植物学家海尔布隆和勃劳纳栖身在一所曾经的神学院。两个晚上后，总统在多尔玛巴赫切宫为外国教授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庆祝会，我们托词未去，原因很奇特——总统喜欢将他特别钟爱的女士占为己有，过一段时间再交还给她的合法丈夫。”亚瑟和技工在集市上购买了旧战舰上的零部件，还有其他一些物件，拼凑出一个新的物理实验室。

这是爱因斯坦1933年9月17日代表巴黎的犹太救济组织写给土耳其总理伊斯麦特·伊诺努的信。在这封信上，政府官员留下了很多批注，从中可看出这项计划几乎以失败告终。其中一条批注写道：“这项提议与（现行法律）条款不符”；另一条则是：“此时条件不允许，无法接受。”但是凯末尔总统显然决定一意孤行。应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要求，老爹和理查·柯朗评估了土耳其成功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可能性。他们报告说，“（土耳其官员）意志很坚决，要在伊斯坦布尔建立一个颇具发展前景的科学中心，以此推动土耳其高等教育的发展”。信件现藏于土耳其共和国总理部国家档案总局。

不幸的是，为了给这些蜚声国际的科学家们腾出教席，土耳其教授纷纷遭到解雇，因此他们对德国人的到来充满了敌意，甚至施以黑手。一名土耳其前教授毒害了他的德国继任者，不过受害者幸存下来。其他被解雇的教师向凯末尔总统指控德国教授是冒牌货，于是政府启动了正式调查。

亚瑟用德语和法语讲课，他发现自己惹了麻烦，因为译员扭曲了他关于发电机的演讲：“教授说他不想谈论设计的细节，因为你们实在太蠢，根本弄不明白，还不如就在本国种植土豆和橘子，和外国人换购这些机器。”学生们义愤填膺地罢课，然后大学被关闭。亚瑟写道：“无论是诚实的误解还是有意的阴谋，似乎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总理和教育部长从首都安卡拉赶来；我的同事们战战兢兢，大多对我不闻不问；报纸上的文章说，我以前不是教书的而是卖旧衣服的；达格玛带孩子们散步，却听到附近做慈善的女士们谣传她丈夫悲惨而黑暗的过往。最后，经双方同意，我们将五年的合同缩短为一年。”

亚瑟在土耳其的处境变得岌岌可危时，老爹加入了位于哥本哈根的玻尔研究所（物理学家爱德华·泰勒也在此重新就职），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下开展工作。在长期合作中，老爹与玻尔建立了密切而深厚的友谊。1922年，玻尔因提出原子结构理论而获得诺贝尔奖；1925年，老爹与古斯塔夫·赫兹第一次通过实验证明了该理论，二人共同获得了诺贝尔奖。1930年，泰勒和老爹第一次见面时，老爹告诉泰勒，“玻尔的想法看似荒谬，但他非常友善，我觉得至少值得为他尝试一次”。

为了研究光合作用的物理学原理，老爹展开了一系列实验。他对自己在这一新领域的发现并不确信，于是写信给1913年破译了叶绿素结构的理查德·威尔斯泰特进行探讨。此外，老爹还与德·赫维西及玻尔等人一起研究了放射性衰变。

老爹也因亚瑟和达格玛的遭遇而忧心忡忡。他以前的学生海因里希·库恩跟随林德曼来到了牛津（当时亚瑟主动将这一名额让给了库恩），随后还将参与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老爹给库恩写信说：“我们能否在此地久留，可能还要取决于希佩尔的命运。我们失去的太多了，只希望孩子们还能承欢膝下。”老爹把他的诺贝尔奖金给了他的两个女儿，希望能在这个危难时刻为她们提供足够的安全保障。

1935年1月至1936年8月，应玻尔之邀，亚瑟全家搬到哥本哈根，也在玻尔的研究所工作。为了庆祝团圆，玻尔把自己的度假小屋借给了他。泰勒与这家人共度了这个期待已久的假期，随后也参与了曼哈顿项目，并收获了“氢弹之父”的称号。亚瑟记录了与玻尔共事的美好时光：“在讲课时，玻尔从来分不清自己说的是哪种语言（丹麦语、德语或英语），有时候，即使只表达某一个想法，也会任意切换语言。他可能会突然停下来，脸上一片茫然。紧接着，绽放出一个幸福的微笑，一个新的想法由此诞生了。”

应玻尔的请求，亚瑟最后一次前往德国为高压实验室购置设备。该实验室进行的是核激发及解体实验，需要的设备必须能够产生100万至200万伏特的电压。能斯特打算在瑞士的杰内罗索山建造一个雷电发电机以提供所需的巨额电能，但这种原型不适合玻尔的要求。亚瑟将走访一家德国公司，该公司生产一种新的级联变压器，容量为200万伏。

这次走访着实令人备感伤痛，亚瑟得知他的许多老朋友如今都成了纳粹分子，他甚至还看到希特勒本人开车经过。德国驻哥本哈根大使馆的人警告达格玛，纳粹打算逮捕亚瑟，达格玛通过朋友向亚瑟转达了这一信息。于是，亚瑟从德国逃了出来，乘飞机返回丹麦；若按原计划乘坐火车，则有纳粹执法人员等待他自投罗网。

玻尔研究所只是暂时的栖身之处，他们一家人准备前往美国寻找新生活。就在即将移民前，老爹邀请普朗克一起去丹麦待几天，但普朗克回答：“我没法出国旅行。以前旅行时，我觉得自己代表德国科学界，感到无比骄傲；而今，我只能羞愧地掩面。”

老爹是家中第一个来到美国的人，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寻到一个职位，为随后到来的家庭成员探路。1936年夏天，他重返欧洲，帮助他的女儿、女婿、外孙和外孙女移民美国。

1936年8月底，玻尔和家人把老爹、亚瑟、达格玛以及两个孩子送到了“斯堪萨斯号”上，启航前往美国。当时的麻省理工学院院长、物理学家卡尔·康普顿（此前他曾在老爹供职的哥廷根大学的研究所担任客座教授，更为巧合的是他是我妻子家族上一代的成员）为亚瑟提供了工作。一家人居住在美式公寓里，楼上的邻居立刻邀请我父亲和彼得叔叔参加他们小女儿的生日会。女孩对彼得说：“我的祖先是乘五月花号来的！”彼得回答说：“我的祖辈坐斯堪萨斯号来的！”

亚瑟和老爹都曾在一战的战场为德军出生入死；二战爆发时，他们都把自己的科学才能转化为美军打击纳粹德国的有力工具。亚瑟得到了卡尔·康普顿的支持并获得5000美元的资助，创建了麻省理工学院的绝缘研究实验室，这也是最大的军事材料研究实验室之一。亚瑟和他的团队开发了雷达的介质材料，由于他同时还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辐射实验室工作，于是他对材料进行了整合，运用到新的雷达技术中。他的实验室还为各种战争技术提供塑料、橡胶、陶瓷、晶体等各类材料，并改进材料提高半导体和光电池的性能。

亚瑟的绝缘研究实验室与陆军、海军和战时生产委员会进行合作，组成了“战争介质委员会”。政府要求该委员会解决战区所用材料的技术问题。其中一个问题出现在新几内亚，那里的螨虫和真菌侵蚀盟军的制服和装备，成为盟军的一大困扰。亚瑟提出了用卤化物材料代替受损材料，这一方法颇为见效。由于与供应商的现有合同，军方推迟采用了这一解决方案，最终使用了亚瑟建议的聚氯乙烯，解决了虫害问题。亚瑟写道：“后来人们在家中以喷雾形式滥用这种化合物，并由此产生了卡森小姐所言的‘寂静的春天’的威胁，这在当时是无法预见的。”因为战时的杰出表现，1948年，亚瑟收到了杜鲁门总统颁发的“美国总统功勋证书”。

与此同时，老爹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转到芝加哥大学，在那里他与泰勒合作研究光合作用。随着战争的爆发，他们将工作重心从自己热爱的基础科学研究转向了解决实际问题——在纳粹之前成功发展核武器。这项工作由罗伯特·奥本海默负责指挥。多年前，老爹曾参加奥本海默在哥廷根的博士生考试，奥本海默后来说：“我及时离开了那里，因为他开始提问了。”诺贝尔奖得主恩利克·费米在大学的一个旧壁球场建造了一个铀反应堆，诺贝尔奖得主亚瑟·霍利·康普顿（卡尔·康普顿的兄弟，也是我妻子家族上一代的成员）在芝加哥指导了这项研究。他任命老爹领导核弹研究项目的化学部——这也成为我家族史上的另一个巧合。老爹接受了任命，但前提条件是一旦核弹研制成功，他将被允许向高级决策者就其使用方式提供意见。老爹担心纳粹会首先制出核弹，如此他们必将胜利；他也担心美国政府控制科学界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因为德国的前车之鉴他曾亲身经历。

来自欧洲的坏消息接踵而至。莉泽·迈特纳逃到瑞典，并写信给老爹，告诉他留在德国的朋友们的命运。德国人处决了普朗克的儿子埃尔文，因为他参与了暗杀希特勒的行动，并以失败告终。类似的可怕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令人黯然。老爹回信给迈特纳，说自己渴望得到玻尔的鼓励：“我希望能在夏天见到他，希望他的乐观和对生活的积极态度能让我受到一点点感染。”和迈特纳一样，玻尔也已经逃到了瑞典。

欧洲战场以纳粹德国的战败而告终，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们又转而研究使用这种新式武器对付日本将会产生的负面影响。老爹向商务部长亨利·华莱士表达了他和其他科学家的担忧：“大家不得不担心这样一个事实——人类已经学会了释放原子能，然而在道德层面和政治层面，依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明智地使用它。”1945年6月5日，老爹就原子弹的政治影响向曼哈顿项目的领导人递交了一份备忘录。部分内容如下：“我们相信核弹即将问世，它将带来举世皆惊的破坏力。美国花了3年半的时间达成这一目标，为此，国家在财富方面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在科学和工业方面的组织工作也极尽完善。”

第二天，康普顿指派老爹领导该委员会撰写有关社会和政治影响的文章。该委员会成员包括格伦·西博格（后来担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利奥·西拉德（他于1933年提出了核连锁反应的构想，但对其后果深感忧虑），以及尤金·拉比诺维奇（后成为《原子科学家公报》的创办人之一）。报告于五日内完成，称被作“弗兰克报告”。老爹、康普顿和物理学家诺曼·希尔伯里打算将报告交给华盛顿特区的战争部长亨利·L.史汀生。史汀生不在华盛顿，他们便把报告交给了他的助手，随附了康普顿的一张短笺，坦陈他的个人看法——如果对日使用原子弹能加速战争结束，将挽救大量生命，而该报告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点。康普顿的此番说明是基于恩利克·费米、欧内斯特·奥兰多·劳伦斯和罗伯特·奥本海默所做的分析。他们在6月16日得出结论：“对于如何结束战争，我们无法进行技术演示，而我们认为除了直接使用军事手段，没有其他替代方案。”

“弗兰克报告”摘要如下：

发展核力量是美国技术和军事力量的重要补充，但同时也给美国的未来带来严重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在未来几年内，“秘密武器”核弹不可能一直只为这个国家所拥有。制造核弹所依据的科学事实，其他国家的科学家也很清楚。除非在世界范围内对核爆炸物质实行有效管制，否则我国拥有核武器的事实一旦向世界披露，核军备竞赛肯定会纷至沓来。不到十年，其他国家就可能拥有核弹，尽管每个核弹的重量不到一吨，却足以摧毁十几平方英里的城市……出于以上考虑，我们认为，对日本不宣而战，立刻使用核弹发动突袭，这是不可取的。如果美国率先启用这种新的滥杀手段摧毁人类，它将失去全世界的支持，加剧军备竞赛，甚至葬送未来就此类武器的控制达成国际协议的可能性。如果首先在精心选择的无人区向世界展示核弹的威力，则可为最终达成这样一项协议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总之，我们希望能将战争中使用核弹视为一个长期的国家政策问题，而不是军事上的权宜之计。这项政策的主要目的是达成一项协议，对核战争手段进行有效的国际控制。

当然，“弗兰克报告”并没有改变政策。6月21日，史汀生拒绝了报告中的建议，杜鲁门总统甚至从未见过报告。8月6日，美国在广岛上空投下了铀弹，三天后又在长崎上空投下了钚弹。物理与化学爆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力量，战争随之结束。

复仇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老爹将注意力转向了对德国的人道主义救济。他与其他德国流亡人士联名起草了一份冗长的呼吁书，呼吁美国公众对德国迫在眉睫的饥荒施以援手。呼吁书中这样写道：“我们这些签名者，或曾遭受纳粹思想的迫害，或曾起而反抗捍卫生存的权利，在此，我们呼吁美国人民坚持正义的原则，坚持慈善之心。我们中有许多人侥幸逃生，但每个人都有亲人或朋友丧命于射击队的枪口下或希特勒的集中营中。在过去的十二年里，无辜受害者的无助，无力回击的暴行，始终在我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而今天，这一幕在我们面前重新上演。”

老爹试图说服爱因斯坦也在呼吁书上签字，但爱因斯坦拒绝了。他们来回通信进行辩论，爱因斯坦在最后一封拒绝信中写道：

亲爱的弗兰克：

我仍然记得德国人在上一次战争之后“痛哭流涕”，我记得真真切切，因此绝对不再轻信。德国人蓄意谋划，屠杀了不计其数的平民，盗取他们的地盘。如果有机会，他们会故伎重演。那几位有良知的高尚人士没有带来任何改变。从我收到的那些来自德国的书信中，我看不到德国人有一丝忏悔。不仅如此，我还清楚地看到，在“联合国”里，又有人开始对德国百般奉迎。1918年后，德国重新崛起，在英国人看来，这种发展趋势及其背后的动力，全都充满了勃勃生机。相对于自己亲爱的祖国，人们更加关注自己的宝贝钱包。亲爱的弗兰克！别碰这件肮脏事儿！在利用了你的善良后，他们会取笑你的盲目轻信。即使你不肯回头，我也绝对不会插手这件事。如果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我会在公众面前大声反对。

向你致以诚挚的问候！

你的，
A.爱因斯坦

这样的回应非但没有破坏他们的友谊，而且老爹也不再公开呼吁支援德国。他写信给马克斯·玻恩说，他宁愿完全不理政治，“如果我的良知能允许我在政治事件中不表态就好了。我讨厌参与任何政治活动，我讨厌公众关注，但我无法退隐到象牙塔中，摆脱外界纷扰，只沉迷于研究。当然，到了我这个年纪，我们可能不及年轻人乐观，但是我也并非始终悲观，因为对于每一个新出生的孙儿，我的心中就油然而生一种本真的快乐。我想，只要有机会，我宁愿只有祖父这一种身份”。

老爹与达格玛和亚瑟一起，继续以私人身份，竭尽所能地为朋友和亲戚送去食物和金钱，并帮助解救那些被困在俄罗斯或被囚禁在其他地方的人。

1947年，德国政府邀请老爹担任海德堡大学实验物理学系的系主任。老爹拒绝了。如今，他的家在美国。对这一邀请，他做了如下回应：“我知道大多数德国人拒绝承认纳粹曾屠杀被标记为劣等民族的犹太人和其他种族的人，对此我毫不怀疑。这些人竟然没有将自己丢进凶残的火神之口，我不会责怪他们，因为这对他们毫无用处。但还有为数不少的民众，对这些罪行漠不关心、袖手旁观。我根本不想与他们理论。因此，我无法想象自己能在您提供的教学岗位上取得丰硕的成果，因为我必须扪心自问，与我因公务或私人事务而进行接触的这位或那位，是否属于以上所述的人群。”

尽管他曾经拒绝接受海德堡大学的系主任一职，老爹还是与战后的德国和解了。威廉皇帝学会易名为马克斯·普朗克学会，1948年授予了他相应的会员资格。由于他的朋友奥托·哈恩是该学会的现任主席，他便接受了这一资格。1951年，老爹和赫兹一起获得了德国物理学会颁发的马克斯·普朗克奖章。两年后，他获得了海德堡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此外，他还与玻恩、柯朗一起接受了哥廷根的荣誉市民身份，他们将此看作对纳粹受害者的纪念。1964年5月21日，老爹在探望哈恩和玻恩时，在哥廷根去世。

通过以上轶事，我解释了为何20世纪的化学故事在我的脑海中占据一席之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毒气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核战争，我的家人都深深地卷入其中。孩童时代，我便听过哈伯、爱因斯坦以及本书中所描述的20世纪其他科学家的故事，听过使用毒气作武器的壕沟战，听过法本公司的清白出身以及邪恶后续，还听过纳粹主义的兴起和移民美国的故事。老爹和亚瑟——我的外曾祖父和祖父，他们的故事使我了解了世界上曾经发生过的事件。它们将我的家人和成千上万的人颠来抛去，动荡飘零，宛如风暴中的小船。而那场风暴不仅包括饥荒、大屠杀以及世界大战，还包括肆虐的病媒传播疾病以及悲惨的难民生活。

这些事件不仅仅发生在我父亲的家族。我的母亲出生在维也纳，其父母均为弗洛伊德学派中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作为犹太人，在1938年德奥合并之后，他们也开始不顾一切地逃亡。最终，在美国同事的帮助下，他们逃脱了大多数欧洲犹太人的命运。

蕾切尔·卡森去世三年后，我出生在阿拉斯加。我们住在简陋的房子里，旁边就是一片森林，那是当时城镇的边缘。没有电视，我和我的三个兄弟姐妹和其他邻居的孩子就在树林里随意闲逛。空气清新，河水纯净，我们在自己家的小农场里饲养动物。就在这样的孩童时代，我第一次目睹了因滥用杀虫剂而引发的激愤。

那是一个夏日，我们在院子里玩耍，一团气体随着微风从邻居家飘过来。为了消灭蚜虫，邻居雇了一个灭虫员。我父亲把他的点44口径左轮手枪别在腰带上，威胁说如果继续喷洒杀虫剂，他就开枪。灭虫员慌忙逃走了。这种对峙持续发生，镇上再没有人愿意喷洒邻居家的院子。这是一个“优雅”的解决方案，但只可能发生在前数字化时代的阿拉斯加——一个仍然容忍枪支暴力威胁的边陲小镇。

父亲此举激发了我对杀虫剂最初的兴趣。如果一团小小的气体会引发这样的喧哗，那么气体无疑代表着某种重要的东西。我怀疑邻居用毒气消灭蚜虫的行为触动了父亲的神经，因为他的母亲是犹太人，他五岁时就历经颠沛流离，先后在四个国家生活过。在我们家，父母双方都有亲戚在纳粹毒气室中被杀。这样看来，他的目的是保护自己的孩子免受毒气伤害，特别是在《寂静的春天》出版之后，这样的反应似乎完全合理。事实上，全世界的人们都能在《寂静的春天》中找到情感共鸣，他们应该也不例外。毕竟，相较于健康的孩子以及身处自然平衡之中的人类，还有什么更能触动人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