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未来展望

解释中国的革命，探索它那丰饶的社会、政治经验的蕴藏，这些并不是本书的任务。然而就是在这最后几页里，也许还能够给航海者在沿着这脉络众多的历史的湍流中行驶时，提供一幅总海图。

有一位名为列宁的渊博的社会科学家曾经说过：“一般的历史，特别是革命的历史，它的内容总比最优秀的政党、最进步的阶级中那些最富于阶级意识的前卫所能想象的要更加丰富，更加复杂，更加全面，更生动和更微妙。这是很明显的，因为最优秀的前卫也只能代表几万人的阶级意识、意志、感情和幻想，但当革命到达了它的最高潮和人类所有的能力发挥尽致时，它却是由千万人，由最尖锐的阶级斗争所推动的千万人的阶级意识、意志、感情和幻想所促成的。”[1]

这个解说可以应用于中国。在某一意义上说，列宁所承认的，只是共产主义者的预测的易误性，共产主义者时常把个人感情上的愿想与现实相混淆，误把百万人的“阶级意识”与千万人的“幻想”相混淆。这并不是证明辩证法唯物论的方法有误，而是说辩证法运用者的错误。第三国际的机关报《国际新闻通讯》（Inprecor）和美国的《新群众周刊》（The New Masses）在对历史的可能性加以分析时，有时也跟《泰晤士报》和《意大利人民报》（Popolo d'Italia）一样是错误的，也可以由此得到解释。

中国历史的内容，在哪一方面，比共产主义的理论家十年前所预测的要“更加丰富、更加复杂、更多方面、更生动和更微妙”呢？具体地说：红军既然做了英勇的和竭力的斗争，为什么还不能获得中国的政权？在回答这种问题之前，我们必须把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及其主要的目的重申一遍，清楚地记在心里。

对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有着这么一个普遍的和到现在还流行着的概念，认为它是这样反资本主义的，它不需要有一个资本主义经济的时期，而希望直接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错误的。中国共产党的每一次宣言都清楚地表示出他们承认现阶段革命的“资产阶级的特质”。这斗争与其说在革命的性质上面，不如说在革命领导的性质上面。[2]共产党承认领导本身的义务就是尽快地实现如下两种主要的历史任务：第一，推翻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完成民族独立（这就是使中国从半殖民地状态解放出来）；其次，推翻地主与绅士的政权，完成民主（这就是使大众从“半封建制度”解放出来）。共产主义者认为只有在这些任务完成之后，才能够走向社会主义。

但是怎能获得这些胜利呢？中国共产党曾希望与资产阶级共同来求得它，但当一九二七年反革命运动爆发的时候，当国民党（地主与资产阶级的政党）放弃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手段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才相信：“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主专政”才能领导资产阶级的革命——这革命自从推翻了清朝政权之后，始终未曾获得决定的形式，一直到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

所有这些，对不谙熟辩证法的人实在是异常繁难的。如果读者想研究它，关于这整个理论的作品不消说非常之多〔初学的人，可看斯大林的《论反对派》（About the Opposition）〕。这里我只能对这论题做一质朴的叙述而已。

把上面所说的话用另一种说法说来，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的概念是这样的：中国总要有一个民族资本主义的时期，但这只有在肃清了各城市的帝国主义势力，取消土地私有制，推翻地主在农村的、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势力，把土地给予农民大众，使他们得到彻底的解放的时候才能够达到。

共产主义者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并不是真正的布尔乔亚，而是“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它是一种“买办阶级”，是它所服侍的国外金融和独占资本主义的寄生物。事实上，要获得它能自由发展的条件，必须完成反帝的任务，肃清一切国外的势力。但只有中国的工农大众才能够领导这革命得到最后的成功，而共产主义者却主张工农大众不应把这胜利的结果转给由此获得了解放的新资产阶级，像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所发生的一样，事实上只有俄国是个例外。实在他们应该保持他们的实力，由经过一个“新经济政策”的时期，即一个短暂的“统制资本主义”的阶段，再进入国家资本主义的时期，最后便借着苏联的协助而迅速转入社会主义建设的阶段。所有这些，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基本法》中都已清楚地指示出来。

“驱逐帝国主义和打倒国民党的目的，”一九三四年毛泽东这样说过，“是使中国统一，使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得以完成，并使这革命有转化为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这就是苏维埃的任务。”[3]

由这些巨大的障碍（这些他们都是很知道的）看来，一九二七年中国的共产主义者为什么自以为他们能够超越这阔大的历史的鸿沟呢？大概主要是十月革命的教训。巨大的跃动曾使俄国民众由低下的封建君主专制一跃而登上社会主义的高原。这是在两个或能在中国再现的条件下做到的，因此这跃进在中国也属可能。托洛茨基非常简单地说明道：“就是农民的战争——资产阶级发展黎明期的特质和无产阶级的叛变——资产阶级没落期的特质，这两个原动力，这两个属于完全不同的历史范畴的原动力互相吸引与互相渗透。”[4]

在中国大革命的最高潮时，中国的农民大众与无产阶级都显示了必要的革命情绪。但就形势而论，却与产生俄国革命的情况有着许多的差异。其中有一点是非常不同的：封建制度的残余在俄国甚至比在中国还来得有力，但中国是个半殖民地的国家，一个“被压迫的民族”，而俄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是一个“压迫者的民族”。在俄国革命中，无产阶级只需征服一个阶级，它本国的布尔乔亚帝国主义阶级，而中国的革命却不能不跟一个有双重人格的敌人抗争——与本国初生的资产阶级和有着巩固利益的外国帝国主义两者相抗争。在理论上说，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在初期的时候，想以他们自己那两重性质的斗争——除自力外，再加世界上他们那些“无产阶级的盟友”和“苏联的勤劳大众”的帮助——来推翻他们那两重性质的敌人。

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未能握得政权的原因，本质上确很简单。最重要的一点是中国产业工人存在的性质和条件。在数目上看，中国的产业工人非常之少，总数几乎不到四百万人，而且都是无经验、少教育、多疾病、缺乏营养、饱受恐怖的。此外，更因他们中有众多的童工与女工，使他们的力量越发贫弱，在本国与外国资本家的难以言喻的剥削之下，这阶级，即使中国是个独立国家，也很难发展他们的政治意志。而使他们备受奴役的最恶劣的条件，则是由于中国近代工业都集中在外国势力控制之下的地带，在这些地带的工人们都互相隔离开来。

所有中国的产业工人中，约有三分之一是集聚在世界上六个强国的炮舰威胁下的上海。在天津、青岛、上海、汉口、香港、九龙和别的帝国主义势力范围内所有的产业工人，约占全中国的四分之三！上海就是它们中最好的范本，在这里你可以看见英国的、美国的、法国的、日本的、意大利的和中国的士兵、水手和警察，世界上一切帝国主义的势力，本地的流氓与买办阶级——中国社会中最恶劣的分子——共同“合作”挥舞着警棍，打在千万个赤手空拳的工人大众的头上。

这些工人自然不会有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只要本国与外国的警察势力这双重的制度存在一天，要动员中国的产业工人做政治行动就完全不可能。在中国的历史上它的力量只爆发过一次，在一九二七年，那就是当蒋介石想利用工人以保证他对北洋军阀的胜利时那几天。但随后便立即被压制了，当时手段的毒辣，使它成为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一次流血。

在当局与外国势力相勾结和获得国外资本家的金钱的援助之下，希望在城市叛变的一切企图，完全失败了。南京能够而且已经倚靠为外国帝国主义势力所把持的各个通商口岸为其安全的工业根据地——倚靠他们的军队、他们的枪炮、他们的军舰以及他们的内地警察和内河炮舰，以至他们的财富、他们的新闻、他们的宣传和他们的侦探。这些国家直接与红军作战的例子并不多，但当需要这种行动时，他们就干起来。但他们的主要工作是钳制产业工人使之不能动弹以及供给飞机军火，故意称共产党为“赤匪”，借以否认内战的存在，所以连“不干涉”（像今日的西班牙一样）这样的问题，也从未发生过。

在开始时工人阶级是这样无力，不能在城市里获得一个整个的重要的工业根据地，于是无产阶级先进的领袖们便被迫退至农村，而农村的共产主义运动——它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的目的和理想——实际上却采取着农业革命的性质，共产党希望最后在农村地带建立起一种足够的力量，使之首先能攻击南京统治下那些国外势力较不稳固的城市[5]，然后——他们希望这时候获得世界无产阶级的援助——围攻各通商口岸的外国势力的堡垒。

但当各帝国主义国家成为南京反共的盟友时，他们所期待的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终未能实现。虽然在《共产国际纲领》[6]上明确地承认各个半殖民地国家（如中国）的无产阶级运动，如要成功，“只有从已建立了无产阶级独裁的国家（如苏联）获得直接的援助，才有可能”。而事实上，苏联并未给予中国同志以预期的、与需要相适应的“无产阶级独裁国家的援助与供给”。甚至相反，苏联在一九二七年以前给予蒋介石的巨大帮助，简直到了干涉的程度，竟在客观上使国民党中最反动的分子握得了政权。自然，在一九二七年之后，如给予中国共产党以直接的援助，便与苏联所采取的立场全不相容，因为国际战争的危机足以危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部计划。然而，我们必须注意，这个因素对于中国革命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中国的共产党既失去一个盟友，却仍独自继续为夺取“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而斗争，相信国内和国际政治的深刻的变动，将产生有利于他们的新力量。他们是完全估计错了。所以结果是一个长期的内争，使中国大众忍受着终未能生产新婴儿的、政治分娩的苦楚。

南京的势力，因上述的理由，在各巨大的城市中心仍然相当稳固，但在乡村里它的发展非常迟慢。奇妙地可又是辩证法地，这农村资产阶级的贫血症，其根源跟南京的势力在各城市里所患的相同，都是由于国外的帝国主义。因为当帝国主义亟愿“共同合作”以阻止或压服城市的叛乱或其可能性时，它也同时在客观上——主要是通过日本，这远东最大的压迫组织的焦点——为此种服务征收重税，而征收的方式则为新领土之占据（东北、热河、察哈尔与冀东地区），胁迫做出新的让步、获得新的财产等。这个帝国主义侵略的新阶段，在南京肩上加以非常的重负，使国民党不能够迅速把必要的资本主义的“改良”——如设立商业银行、改善交通、集中捐税与警权等——施行于农村，以阻止农村不安与农民叛乱的传播。而共产党却因实行土地革命满足了农民大众的要求，获得了中国部分农业区域的领导权，甚至还在可说是纯农业的经济上建立了几个有力的根据地。但同时，他们在各城市的力量并未增强，它们仍然为其敌人所盘踞。

在这种局势之下，共产党便持着这样的论调，说国民党进攻苏维埃，致使中国民众未能逐出日本，完成“民族解放”的神圣任务；而国民党本身的不愿保卫祖国，已证明资产阶级领导权的破产。共产党革命的论题是这样的有效，盛怒的国民党却给予反攻，说共产党企图推翻政府，致使他们未能抗日，不管国难的严重，仍然在内地继续实行“赤化”，更使内部的改组未能实现。最有趣的是双方的攻击，都是对的，又都是错的，这又是辩证法的。在本质上，这就是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之所以特别受阻和无力的原因。

这十年来，帝国主义的压迫已渐渐地变得这么疯狂，而帝国主义者保护各城市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所索的代价又来得这么巨大，以至国民党（资产阶级与地主的政党）与共产党（工人与农民的政党）之间有了消弭相互间的阶级矛盾的趋向。就是因为这一点——也因为上面各章所叙述的各种最近的事件——国民党与共产党能够在十年不断的内争之后，以联合的形态共同抗日。这联合是因为它内部的矛盾，是不稳固的，也不是永久的；而当内部的敌对重于外部时，它也许要再度分裂开来。然而现在联合的完成已确定地结束了革命战争的阶段，而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

这十年的政治经验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在理论上说，下面这一点是很明显的：共产党已被迫暂时放弃了资产阶级的民主运动“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发展这论据。现在它认为要达到这些目的，只有“各阶级的联合”。而就实际上说，主要的特点就是它已明白承认国民党在资产阶级革命上的现时领导权，而领导权在这里就是政权的同义语。这比之他们在江西时期，竭力“巩固工农的领导权，把这领导权伸至全国，并动员、组织、武装苏维埃与大众在这个革命战争中作战”[7]，显然不能不认为是共产党的“极大的退却”（这是毛泽东公开承认的）。争夺政权的斗争已经停止了。现在共产党的口号是：拥护中央政府，在南京之下迅速完成和平统一，实现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组织全民族抵抗暴日。

但在这样的时期内，“对共产主义理想的极端的忠实，”列宁这样写道，“必须和从事各种必要的妥协，从事‘转向’，协调、迂回、后退等的能力配合起来。”因此，虽然中国共产党在战略上有了这么巨大的变动，他们仍然相信，在这比以前还更顺利的环境中，他们仍然是能够执行战斗的。这种“相互的让步”，照毛泽东说，是“有明确的限度的”。

毛泽东接着说：“共产党仍然保留着对红军与苏区内一切问题的领导权，在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上，也保留着批判的独立与自由。在这两点上，是绝不能有让步的……共产党永远不放弃它的社会主义的与共产主义的目的，它仍然要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阶段而到达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阶段。共产党仍保留着它自己的纲领和政策。”[8]

中国共产党由于这些让步而得到实际利益，这已经讨论过了。但能否保有这些获得，共产党有什么保证呢？又对于目前的和平能否保持，所应允的民主能否实现，抗日到底的政策能否执行，共产党究竟有什么保证呢？

很明显的，国民党将尽量利用共产党的新政策。中国唯一能与国民党抗衡的政党现在已承认南京的政权，于是蒋介石将继续把他军事的和经济的力量伸展到军阀势力还很强大的边区（如广西、云南、贵州与四川等处）。改善其军事地位，于是他可以撤销对军阀的妥协来补偿对中国共产党的暂时容忍。最后，他希望以政治的与军事的纵横捭阖的运用在政治上削弱这些军阀而要求完全降伏。到那时红军成为孤立，便可在国内政治纠纷的基础上来粉碎他们，把这些顽强的残余部队，当作纯粹的局部的军事问题来对付。

中国共产党对这一点是很清醒的。同时，他们确信，如果他们不断做有力的反抗，民主或反帝的诺言就无从实现。在实践完全民主和反帝的口号（这是他们永远不放弃的口号）中，共产党对于政治上的让步，并无顾虑，因为他们相信，他们主要的政治立场是坚固不破的。当然，在历史上，独裁的政党要不是遇到重大的压力，是从未曾分过一丝政权给予民众的，这在国民党也没有例外。甚至就是现在所见到的这样的“民主”，要是没有共产党十年来的抗争，也不会存在。真的，没有反对者，民主就不需要，而现在在中国开始见到的那种逐渐集中的政权也就不会有，因为民主的产生，像近代国家本身的长成一样，是一种需求政治权力与政治机构的表示，其目的在借此以调和资本主义社会内根本不相调和的矛盾，即所谓的阶级矛盾，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的最简单的说明。

这些矛盾在中国不但没有减少，还迅速地在增加，甚至到了尖锐化的程度，国家是应承认他们的存在的。和平本身的成就，使这种情形无从避免。假使和平能到底，那么南京将成为一个较广泛的社会阶层的代表，但这并不是说国民党在这中间全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而安恬地宣布它自己的死刑，准许共产党在公开竞选运动中与之抗衡（因为各方都承认只农民的投票就可使共产党获得绝对多数的票数），虽则这正是共产党和其他各政党所要求和继续在争取的。而是说现在握住国家经济和警察权的极少数人，对大多数民众的要求将部分加以接受，在国民会议中，允许苏维埃代表在地方的原则下参加，就是一个明证。

经济、政治和社会利益的向心的发展，这所谓“统一”的过程——就是这些条件产生了民主制度的同时，为了它自身的存在，它需要将愈趋愈大的集体集聚于中央，以期解决不能解决的问题——那渐次增深的阶级利益的冲突。南京越趋向于代表全国不同的、更广泛的阶级利益——这就越发接近民主政治的成就——它就越发被迫从恢复民族主权中找寻一个自存之道。

因此，中国共产党势力增长的保证，和以后不再有“围剿”的保证，在共产党看来，是存在于本国有机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关系中，也就是由于这些，才造成了现在这局势。构成这种局势的，首先，是武装民众与非武装民众对于国内和平、改善生活、实现民主、争取民族自由的广泛而强烈的要求；其次，中国共产党的保证是靠着它对普及全国的这种要求运动，对中国共产党军事的政治的确实的战斗力继续的领导；最后，他们倚赖中国人民十年来的政治经验，在这十年中，已清楚地表现出，需要不问阶级的分别，以完成历史上空前的联合，以抵抗帝国主义。

在一九三七年春，日本对南京压迫的暂时减少，对内蒙古进攻的停止，英、日对华合作的谈判以及英国政府希望调解中日纠纷，俾缔结协定，以造成远东“永久的和平”，曾使得许多人惊讶：共产党对政治局势的估计是不是错误的。把政策的中心完全偏于抗日的不能避免一点上，是不是一个鲁莽的冒险呢？有人就推断，现在中国国内的和平已经实现，现在共产党已放弃推翻国民党的企图，日本将会对南京改变态度吧。日本帝国主义者认清他们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太厉害了，太激进了，以致中国内部的决斗在普遍的对日的憎恨之下消释了。他们学得了新的聪明的举动，对中国的资产阶级实行友谊的政策，以便诱促他们重新开始内战，而这么一个东京与南京间的提携将会销毁共产党的政治势力，因为它太过于把基础放在抗日运动之上了。

但依照力学的法则，泛滥的历史必须找寻它的出路。它不能被驱返回原先的河床。现在日本要关上水闸已经太迟了。中国共产党晓得，即使日本最有才能的政治家认清了止步的绝对必要，日本也断不能对中国施行静止政策。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中国共产党的预言似已全被证实，而日本所谓改变态度的空话，也被完全消灭了。在北平城西十英里的宛平城举行“午夜演习”（这完全是非法的）的日军，宣称中国护路警向之开枪，就以这为借口，日军再度显示了他们的实际的需求。七月中旬，已有一万日兵开至平津地带，并提出了新的要求，接受这种要求，就等于承认华北成为日本的一个保护国。

中国共产党对这形势，对这必定不断变动着的引火的事件的认识是这样的：再有新侵略事件发生，全国要求抗拒帝国主义侵略的日趋高涨的压力，将逼迫南京确定它的立场。如果日本不改变它一贯的态度和政策，南京就只有抗战一条路。而这就是说，南京已只有抗战这一条路。我们还要记住，共产党认为这一种战争，不仅是争取民族的独立，而且是一种革命运动，“因为在中国打败帝国主义，就是毁掉帝国主义的最有力的根据地之一”。又因为中国革命本身的胜利，“与中国民众抗日的胜利是相符合的”（毛泽东语）。战事也许就在明天开始。但是也许再过一年、两年仍然没有发生。但是共产党分析日本、中国、世界极度紧张的政治经济形势，知道这决定人类命运的战争，绝不会有长期的延搁了。

他们预测在这个战争中，必须武装、训练和动员千百万的民众，只有这力量才能割去外面帝国主义的“毒瘤”与内面阶级压迫的“胃癌”。他们相信，只有最广泛地动员民众，发展高级政治化的部队，才能担任这样战争的任务；只有在最先进的、革命的领导之下，这样的战争才能获胜。这战争能由资产阶级开始，但只有革命的工农大众才能够完成它。只要人民真正大规模地武装和组织起来，共产党将尽力以获取最后的胜利。只要资产阶级领导抗日，共产党将忠实地伴同它，但它也准备着在资产阶级踌躇、成为“失败主义者”和显出投降日本的意愿时——这倾向在初次遭受巨大的损失之后将会出现——夺取这领导权。

自然南京政府，跟别的中国要人一样，完全明白共产党的这些目的，因此他们将找寻每一条可能的妥协的路；如果他们能够避免在国内惹起反响来，他们将更对日本让步，一直等到对他们十分有利的机会，不唯有实力可以参加战争，而且在战后，还能保存实力，同时又能够使国内的革命延搁下去。但共产党对他们自己的对往后历史过程的分析非常满意，因为这分析与他们所选定的往后的路向，即经由种种将逼使南京确定抗战图存的立场的事件而前进的路向，非常吻合。他们晓得南京将继续踌躇不前，而日本也将不断做着多方面的佯攻和动员，按时间的需要，时而甘言劝诱，时而武力恫吓，直到从外部来说，日本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民族利益之间的矛盾，中国与日本的大众与资产阶级、地主统治者的矛盾到了顶点时，直到一切的束缚与压迫已到了无可忍受的限度时，历史的栅栏将崩倒，由帝国主义所造成的巨大的危机也将爆发开来，像神话中作法自毙的怪物一样，摧毁帝国主义的洪水便将泛滥而不可抑止了。

只有帝国主义才能毁灭帝国主义，只有帝国主义的大战（它将以世界大战的姿态出现，可以说是确实无疑的），才能解放各种势力，此等势力将提供亚洲民众以武器、训练、政治经验、组织的自由，必然使国内压迫的力量削弱：这是任何有成功可能的革命政党，在不久的将来，获得政权的必要的助力。不管那时“武装的群众”能否跟共产党走，而最后的胜利总是取决于目前尚难预断的许多不同的因素——最重要的是国内诸因素，但英、美、德、法、意的远东政策也是很重要的因素。至于苏联是否介入战争，以及它在战争各个发展阶段上向哪方面加上它无产阶级的势力，这是决定上述的胜利的最大关键。

我相信这就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的轮廓。此种推断也许不会全部实现，但至少看起来是正确的——列宁在二十年前所说的话，到今天依然是正确的：“不管中国大革命（‘文明’的豺狼们正对着它磨着它们的牙齿）的命运如何，世界上任何势力都不能恢复亚洲过去的奴隶地位，也不能从地面上消灭亚洲各国民众的伟大的民主政治。”

另一件事也是肯定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千万青年为它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的社会主义思想，此种思想背后的势力，都不能被毁灭。中国的社会革命运动也许要遭受失败，也许要暂时退却，也许要暂时失去活力，也许要改变战术，以适应当前的需要和目标，甚至有一个时期也许会被逼到秘密起来，但它不但依然继续成长，而且到底要获得胜利，只因为产生此一运动的各种基本条件本身就有完成此一运动的需要。这种胜利到来时，它的力量是那么强大，它的破坏力的喷射是那样难以抗拒，要把目前蹂躏东方的帝国主义的暴行毁灭净尽。

但如果有人认为此种结论过于“惊人”，则请他回到本节开头一节的引语中，去探求辩证法的慰藉，因为在“空论”的王国内，个人主观的影响，当然是很活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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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作者原注

[2]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斗争在领导权上是无产阶级的，但革命还带着资产阶级的特质，不纯粹是无产阶级的。——译者注

[3]引自《红色中国：毛泽东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展的报告》。——作者原注

[4]见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第一卷，第七十页（一九三二年伦敦出版）。——作者原注

[5]甚而一九三〇年红军占领长沙时，他们终不得不在英、美、日等国的炮舰猛烈炮击之下，退出该城，但长沙实际上是一个内地的、对各帝国主义国家较不重要的城市。——作者原注

[6]一九二六年伦敦版本。——作者原注

[7]《红色中国：毛泽东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展的报告》第十一页，一九三四年伦敦出版。——作者原注

[8]一九三七年四月十日在延安共产党大会中的报告。——作者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