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破镜重圆

中国共产党对蒋的友好姿态，如取消“剿匪”行营，取消新的总攻红军的计划以及其他已经讲到的各种命令决议等，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切战争停止了。南京部队与红军部队共同和平地分驻在几处接境的区域。蒋曾表示对红军的存在，取和解的态度，至少暂时是这样，如果他们遵守他们三月十日所发通电中的条件。

在“西安事变”中，红军占据了广大的新的区域。在陕西，占领这一省一大半的面积，差不多包括渭河以北的一切。在他们将近五十县的区域内——将近六万至七万平方英里的面积，或者差不多等于奥地利国两倍的面积——中国共产党控制了他们历来所统治的最大的单独的领域。但这地方，经济上是贫乏的，它的开发的可能性也极为有限，并且人口极稀，也许不足二百万居民。

从战略上讲，这区域具有极端重要性。从这地方，他们能够，如果他们采用的话，封锁到中亚的通商路线，或者可使他们自己与新疆或外蒙古发生直接关系。讲到一旦与日本发生战争，这区域本身的价值是很明显的。这是中国所有通达外国的两条边境线之一，可以从这地带获得国外供给而为日本所不能封锁。约有五十五万平方英里面积的新疆的一半以上，早已是在半社会主义政体之下，同情中国共产党，而对南京是半独立的。还有自主的外蒙古共和国，与其东北的苏联已有一种相当的联合，其面积有九十万平方英里，本为中国以前的藩属，到现在苏联还承认中国在外蒙古的宗主权。可是由于一九三六年与苏联订结军事联盟（军事互助公约）之故，外蒙古实际上已在红旗势力之下了。

这中国共产党控制的三个区域，名义上仍可算作“大中华”的部分，其总面积约近前大清帝国领土的三分之一。以前这三个地方相互隔绝，不相接触，在政治上成为一种缓冲地带，其间住着蒙古族人、回族人与边境居民。他们和南京的关系极为脆弱，日本人征服他们的危险，将日渐变为事实。那些地带，以后很可能加入抗日统一战线之内，而受苏联的影响。但也可能包括在未来广大的红军根据地之内，这根据地从中亚起，一直到中国西北的中心。但所有这些地带都是很落后的。有几处地方，只是草原与沙漠，交通不方便，居民很少。这地带在东方政治上变为重要的因素，只有和有进步工业军事基础的苏联，或中部中国，或中苏两方，发生密切联盟关系，才有可能。

中国共产党直接的收获，只限于这些范围以内停止内战，南京政府对内政策达到某种限度的宽大与容忍，对日强硬，苏维埃区由长期的封锁，得到部分的开放。由于委员长驻西安专使张冲将军与中国共产党在那儿的代表周恩来举行谈判的结果，四月、五月、六月这三个月，发生了许多重要改变。经济封锁解除。贸易关系建立在特区与特区以外各地。更为重要的，两地交通暗中恢复起来。在接境的地方，红星旗与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交叉起来，象征联合。

邮电机关也部分重新设立。中国共产党在西安买了几辆载重汽车，在他们的区域内，成立长途汽车机关，连接各重要地点。各种需要的工程材料开始输入。对于共产党最为宝贵的是书籍。在延安一个新的鲁迅纪念图书馆开办起来。为充实这图书馆，共产党各地同志送去大量的新书，好几百青年共产党从各大城市到陕西北部共产党都城延安去。在五月左右，两千以上的学生在“红军大学”（已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注册上课。此外，有将近五百个学生进入共产党学校，其中有蒙古人、回族人、藏族人、苗族人以及彝族人。还有许多学生，在各种技术训练学校攻读。

许多热情的青年激进分子以及老资格的党务工作人员，从中国各地一齐去那边，有的是步行去的。到了七月，不管学生生活怎样严肃，不管玉蜀黍与菜蔬等饮食怎样出名的难于吃饱，仍有无数请求入学的人，结果无法安插。好多人回转去，等待下学期，届时共产党准备收五千人。许多有训练的工程师也到来，他们被推为教师，或承担起现在刚开始的“建设计划”。在这方面，和平的直接利益，也许就在这地方，建立了一个基础。在这基础上面，可以为革命军队自由训练、补充与教育新的将校与反帝运动的人员。

自然，国民党会继续监视共产党与外界的关系。现在对于共产主义运动的限制比较宽松，但还不公开承认。非共产党的好多党派的知识分子也到苏区去考察——其中好多人留在那儿工作。六月，国民党自身也秘密派了一个半官性质的团体，由邵华领导，去参观红色都城。他们游历苏区，而在庞大群众大会面前发表染了红色的抗日演说。他们主张恢复国共之间的反帝统一战线。可是在国民党刊物方面这一类的消息，却不准发表。

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对于列宁拥护者的待遇也有改善。共产党名义上仍旧是不合法的，但它可以扩张它的势力，发展它的组织，因为压迫已逐渐减少。不断有少量政治犯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特务员继续侦查共产党，但绑架与非刑拷打已经停止。据说，此后特务机关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侦查“亲日汉奸”方面。后者许多已遭逮捕，而破题第一遭，有几个受日本雇用的中国间谍被判处死刑。

到了五月，为答复这些让步，苏维埃政府准备改为“特区政府”，而红军也申请编入国军，作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党和红军的全国代表大会，在五月与六月间召集，实现与国民党合作的新政策所应采行的措施的议决案，在会上通过。在这些会议中，列宁、马克思、斯大林、毛泽东、朱德及其他红军领袖的肖像与孙中山、蒋介石肖像并排挂着。

这种现象，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一方面不得不改变形式和名义，而在另一方面保留了他们的主义、政纲的重要内容，与他们独立自主的存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与民生——正如北伐革命时代一样，又被共产党所信仰。这并不是蒋介石的三民主义，因为共产党对于这主义加以马克思化主义化的解释。马克思主义与社会革命的基本理论，他们是绝不放弃的。每一个采取的新措施，每一个造成的新改变，都用马克思主义的名词来考验、辩论、决定，与使之完成——而无产阶级革命，他们终极的目的，也并没有放弃掉。

在中国共产党政策中最主要的改变是停止没收地主土地，停止反对南京、反对国民党的宣传，与担保一切国民——不问其社会所属的阶级基础，享有平等权利与选举权。这些政策当中，最直接影响共产党经济的，自然是停止土地没收。这并不是讲在土地已经实行重新分配的区域内，把土地归还给地主，而是一种协定，在新的共产党控制区域内，放弃这样的做法。

因为这种退让结果，收入短少，蒋委员长还暗中——虽不是正式的——答应承认苏区为“国防区域”的一部分，而发给军饷，第一次付给红军的款项（五十万元）是在蒋介石回南京不久以后交付的。于是红军用国民党的纸币换回苏区货币，买他们合作社里面所卖的货物——现在货物已很充实——还有许多钱是用来购买急需的用具的。这一笔钱没有一文是当作分发薪水而消耗掉。财政委员仍旧发五元一月的生活费！从南京发给他们的每月津贴的确切数目，当我写本文时，仍在谈判中，这实在是未来合作最切实际的条件。

六月，委员长派他的自用飞机到西安去接中国共产党的首席代表周恩来。他飞向牯岭，中国国民政府的“夏都”。在那地方，周与蒋介石及行政院中各部长，又举行了几次谈话。所讨论到的问题是，共产党要求派代表列席十一月国民会议——这会议的组织，是作为通过民主宪法之用的。据报告，双方商定“特区”可作为一个地区，选举代表九人。

这些代表，或许不成问题，但绝不会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出现。南京从来没有公开承认过所谓的“覆水重收”。南京宁愿把这种关系当作是“纳了一个外室”。她的行为端正与否还有待证明，所以关于这件事，为了外交的理由，在家族范围以外，愈少提起愈好。但即使这种偷偷摸摸的联姻，早已使日本吃惊，这是对它的公开挑战。几个月前，它绝不会想到会有这种事发生。同时日本自己的（经过广田这媒婆牵线）答应结成一个高贵的“反共”的婚姻，却被一脚踢翻。在这一点，也许是最后与最确实的表示，南京的外交政策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了。

这一切，在一个不熟悉中国政治的西方观察者看来，一定是一个很难了解的大团圆，他很可能在分析其意义的时候，做出严重错误的判断。自然，这样的事，除开中国外，不会在其他地方发生。经过十年的最凶残的内战，“红”与“白”突然“破镜重圆”，这有什么意义呢？“红党”变为“白党”，而“白党”也变为“红党”了吗？两者都不是。但必然有一方胜利而有一方失败。是的，中国已经胜利，而日本失败。因为这种极其复杂的两条路的斗争的最后胜负之数，是又被第三个因素——日本帝国主义——的干涉而拖延下去了。

因此，我们要提起帝国主义在中国革命当中的作用，来找出未来红色地平线的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