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针锋相对”

现在我们要开始讲到最后一幕，这是对一个生手（即使对于几个有经验的观察者亦复如此）关于东方人装模作样的技巧最感奇特与迷惑的。在以后三个月内，“西安事变”所造成的大部分事实，完全被公众弄明白了，而在这一幕的结尾，场面突然变换。有大大的征服在进行，有胜利在获得，有大大的损失与败退在记录。但进行的决斗，正如那些你所看见的中国戏中古代战士的决斗一样，他们发出使人血都要凝结起来的呼杀，在空中凶恶的乱砍乱击，但从来实际上没有互相接触。而在收梢，当失败者承认他的死亡后，将自己用布遮起来，无力地睡在地板上一会儿，之后他再爬起来，用着极庄严的姿态，主动地离开台面。

这是不可思议而同时又使人眼花缭乱的在南京进行的假装的武剧。各人“胜利”，只有历史被欺骗了——变为一个牺牲者。

张学良到京后，立即呈蒋一函谓：“兹觍颜随节来京，愿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纲纪，警将来……”

蒋介石对此慨然回答道：“由于我的不德及对部属的教导无方，致使发生空前叛变……你现在既衷诚悔悟，我应呈请中央，采用适当处置，以恢复原状。”

那么什么是恢复原状的办法呢？在这里读者要留心研究，表面上极为严重的行动而实际上是由和解来代替的，并且要注意赏与罚的巧妙的安排。这是精于和解技术的大师的杰作。中国人所谓“有名无实”与“有实无名”的分别，在这里是玩得异常巧妙的了。

蒋回到南京的第一个举动是什么呢？他发出一篇很长的谈话，承认其未能防止“叛变”，与其不胜行政院院长之任。随后命令一切中央部队从陕西退出——这样，履行了他的阻止内战的宣言——并提出辞职。在十二月二十九日那天，他召集中央常委会，请这国民党的最高机关实行四件要事。这四件事是：交付军事委员会（他是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审判张学良；由军事委员会解决西北问题；停止进攻“叛军”；撤销何应钦“讨伐”叛逆的大本营。他的呈请由中央一一照办。

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张学良由军事法庭（蒋未列席）判决十年徒刑，褫夺公权五年。在下一天，他准予特赦。他在这期间是最近到西安的专使宋子文公馆的上宾。到了一月六日，委员长的西安“剿匪”行营终于取消。两天之后，大家都已晓得那会讲日语、在日本受过教育的外交部部长，国民党中政学系的重要领袖张群，已有了一个代替人，王宠惠博士代他出任外交部部长。王宠惠为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律师，国民党中欧美派的一个领袖，他极受西北的欢迎。

再经过蒋的请求，在二月十五日召集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过去，中央全体会议的作用，很可以料想得到的，那不过是把最高领袖蒋委员长所已决定的党的政策的重大改变，经过合法的通过而已。什么是现已决定的党的政策的重大改变呢？好几百件的议案已经准备送交这个庄严的会议讨论：其中一大半是关于“救亡”问题。

在一月与二月初，蒋委员长请病假，回到浙江的故乡奉化老家去休息，张学良也去那里。蒋的第一次辞职未被接受，又提出了二次辞职。同时表面上虽不在任，他却完全有权解决西北问题，完全控制在进行中的与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将领的谈判。张学良待罪奉化，实际上仍旧是囚犯。在南京，蒋的部下忙碌地为他收集情报，以便估量事变以后，倾向他和反对他的各种势力，以便重新估计他的部下，寻找出谁是忠实者，谁是曾准备在西安轰炸他的投机分子。西安事变，真如蒋夫人所谓“因祸得福”。实际上恐还不止此而已。

在二月十日那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通电给南京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执会三次全会。那电报祝贺政府对于西安事件的和平解决，与祝贺近在目前的国内和平统一。对于国民党中执会三次全会，这电内建议改变政策，共计四项：终止内战；保障言论出版与集会自由；释放政治犯；抵抗日本侵略，恢复孙总理的三大政策。[1]

如果这些建议形式上或实质上都被采用，共产党预备为达到迅速完成国内统一抗日起见，愿意停止一切推翻政府的企图，并采用下列政策：（一）把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而由军事委员会指挥；（二）把苏维埃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的特区政府”；（三）在苏区内，实现完全民主政体；（四）停止土地没收政策，集中人民力量于救亡任务——那就是抗日政策。

但国民党中执会三次全会在二月十五日召集的时候，对于共产党的通电，并未公开加以注意。因为国民党中执会三次全会要完成比这更重要的事。蒋介石在他第一次对大会的报告中，再用（对他来说）情绪激动的话，把他西安蒙难的经过叙述一遍。他生动地叙述，如何拒绝任何“叛逆”要求的签字担保。他也报告“叛逆”如何转变态度，如何读了蒋的日记，因其中所透露的爱国心而感动得流泪。还没有等到把这些话说完，他最后就用匆忙与轻藐的态度，把“叛逆”提出的八项主张，交给大会。大会表示完全信任委员长，不接受蒋委员长的第三次的辞职，严责张学良，而同样轻蔑地拒绝那不法的主张与要求。

但等着瞧吧！同时，在蒋委员长的巧妙的方法下，三中全会主动地成就了好几件事。比其他一切都要重要的，也许是在党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汪精卫的大会开幕辞。自从反共战争以来，这是汪同志第一次演说不提起“安内”（铲除中国共产党）是国内最重要问题，不提起他的名句“抗日必须统一”。“当前国内最重要的问题，”他说，“是收回已失的领土。”此外，大会还采纳收复冀东、察北与取消冀、察政务委员会的议案。自然这意思并不是说南京要对日进攻。这意义仅是从现在起，再遇有日本侵略中国领土，将遭南京的武力抵抗。但那真是向前跃进了一大步。

第二，再由行政院院长的提议，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召集久延的“国民大会”，这会将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举行，不再延期。更重要的是三中全会授权中央常委会修改国民大会组织法，增加各“团体”的代表。委员长——仍由汪精卫代表——宣言国内第二个重要问题，是迅速实现民主政治。

最后，蒋在大会最后一日，发表谈话。在这谈话里面，他允许开放言论，除开汉奸以外，一切人皆可享更大言论自由——他不再提起“文化匪徒”——这是第一次听到委员长保障出版自由。他又允许释放悔悟的政治犯。很秘密地下一个命令给出版界，以后“赤匪”与“共匪”等字眼，不准再用。有几个监牢开始把一些情节不重要的政治犯放出来了。

于是像回忆往事一样，在有历史意义的大会的最后一日，发表很长的宣言，表面上斥责共产党，追述其十年犯罪及破坏的历史。有人要问，那些共产党他们曾有一时是良好国民，甚至是道德高尚的国民党的联盟者，怎么会堕落成这样呢？和杀人放火的“匪犯”“和解”，难道竟是应该的吗？这些言论的发出，实际上就是为和平条件作准备，宣言就用这种条件来做它的结尾，这使那些不惜任何代价反对和平的反动派，极为不高兴。

那么这些建议究竟是什么呢？三中全会在四个条件下给共产党“以自新之路”：（一）取消红军而将其改编为国军；（二）取消苏维埃政府；（三）共产党停止从事与三民主义绝对不相容的宣传；（四）放弃阶级斗争。这样，虽然用“投降”的名称来代替合作，然而国民党最后却决定接受共产党的主张，以为和解的谈判根据。应该注意的是，那些条件仍让共产党享有他们自主的国家、他们的军队、他们的政体、他们的党以及他们未来最大限度的纲领，或者至少共产党可以这样希望！并且实际上他们也这样干。因为在三月十五日那天，共产党、苏维埃政府以及红军，发出一很长的宣言，要求与南京开始谈判。

蒋的这一切复杂策略的目的是什么呢？显然这些策略被这样巧妙地编排起来，以与反对派和解，而不致减少他自己或南京政府的威信。按照顺序去读他的命令与谈话以及三中全会的议决案，显出他部分地满足了一切反对团体的要求——恰巧足够分散他们的团结与不服从他的决心而不致引起国民党内的“叛变”。内战已经停止，很清楚，南京最后担任起了武装抗日的任务。更大的政治自由的允许，已经成功，实现民主政治的日期，也已规定。最后一个国共武装休战的方式——即使不是合作——也已造成。同时政府也在名义上拒绝了“叛逆”的要求与共产党所建议的合作。这一切都是别开生面的。

这是断不可忽略的，蒋介石这种折中的办法，乃由于南京方面有一种极大的反对妥协的势力存在而不得不这样做。受了可怕的刺激后，会使一个缺乏远见的人怨毒到极点而不能自持，而促使他报仇——这件事，确是蒋手下的愤怒的人们所要求的。但蒋比他们更聪明。当他脱险，回来时民众到处大规模地游行庆祝，这并不是一种个人的凯旋，而是人民要求和平反对内战与统一抗日的有力表示。蒋完全明了那件事而同时知道他采用任何讨伐西北的举动，结果会使他的受欢迎度立即降低。

更为重要的是，“西安事变”使中央权力基础发生极深的裂痕。他晓得这些裂痕是多么容易扩大，进而变为致命的崩溃，使全部建筑倒毁。现在他很有把握，晓得对他最有利的乃为和平，在和平状态下，那些裂痕最后一个个都可以被消灭掉。实在是政治策略真正的天才，他并没有不顾他在西安所允许的条件，立即公开对扣留他的人实行报复，而巧妙地选择了一种恩威并施的政策。在这样政策下，他果然达到拆散西北集团（他的第一个目的）而和平地把东北军从陕西调到安徽与河南，另一方面，把杨虎城的军队改组，由中央指挥。在二月中，南京军队能进达西安与其近郊，一点儿不发生纠葛与反对，在下一月，与共产党谈判就举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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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照《新中国》（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五日延安出版）。——作者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