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蒋、张与共产党

委员长在西安蒙难的故事已经由委员长自己和他的夫人蒋宋美龄女士合作写了下来。那些没有读过他们在中国历史这一大转换期中的记载的人，是急需一读的。据我所知，最近没有什么文件，再比这感人与生动的了，也没有一种文件，能够为那了解中国的读者，把中国统治者的性格与心理投射在这样深刻活跃的焦点上了。

因此，本篇所提到的事实，我不敢自满，仅能作为蒋委员长兼行政院院长及其勇敢多才的夫人写作的可怜的补充材料。他们认为西安事件是一种暴行，他们将个人命运用极夸张的情感来叙述，用一种主观的叙述来告诉我们他们的经历。但那些事是足以威胁他们生命的，自然用十二分小心来处理，出于政治的原因，或为维持其地位的尊严，他们不得不省略许多有价值的材料。

此处必须郑重声明的是，对于大部分中国人，由于他们是一个实验主义的民族，伦理学对于判断西安事件，并不居重要地位。中国历史自然是充满同样的事件，特别在记载封建战争的古史上，这种事实每一个将军都牢牢记着。最近也有不少前例。在一九二四年，“基督将军”冯玉祥逮捕与监禁那时的总统曹锟，而强迫曹接受他的政治条件时，大众对冯的敬仰很快地增加。他现在是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的副委员长。蒋介石自己也供给我们两件近例。不久以前，他扣留胡汉民，他的前辈、国民党的元老，与其他反对派。另一个例子是监禁李济琛[1]。蒋介石把他羁押在南京，一直等到他的政治权力瓦解。

其次应该记牢的，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有时在政治上常会折回到纯粹的封建制度时期。由于报纸的完全受控制，民众的无参政权，每个人都晓得只有一个有效方法去责备政府与改变其政策，那就是武装示威，或者中国人所谓的“兵谏”——一种在中国政治运动上的公认的策略。其感情作用，我们可以暂时不讲，我们可以认为张学良是采用最温和直接的方法，完成他的目的。他用直接行动对付大权独揽的首领，这方法花费最小限度的人力，导致最小限度的流血。这是封建式的方法，毋庸置疑，但张学良采用这种方法，其在半封建政治中所居的重要性，他在直觉上是明了的。他的行动是根据极端现实主义来考虑的，而其取得的客观的历史的效果，是进步的。

但蒋介石的生命，真的在严重的危险中吗？

看起来曾有那么回事。不是起意于张学良方面，也不是起意于共产党方面。杨虎城有这样的可能。但最想这样干的还是东北军中激进的青年军官、不满足于武装反抗的士兵以及有组织武装的群众。这一切人都表示要处罚蒋院长。青年军官决议召集民众大会审判蒋及其部属。军队的心意，严格主张牺牲委员长。奇怪得很，却轮到共产党劝告他们，他的生命应该保全！

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在“西安事变”中，从来没有明白发表过。好多人认为中国共产党为报复过去十年蒋介石对他们的残酷斗争，现在要置他于死地。好多人相信，共产党要利用这次机会，与东北军、西北军联合，大事扩充他们的根据地，向南京挑战，引起新的大斗争，以夺取政权。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干这类的事。他们不但促成和平解决与释放蒋介石，并且要求他回到南京任领袖之职。甚至蒋夫人也说：“完全与外间所信相反，中国共产党并无劫持委员长之意。”但他们为什么无此意呢？

在上面已经时常说起共产党要求停止内战，形成民族统一战线，以抵抗日本，而在南京实现一种民主政治机构。这些口号是绝对诚实的，因为这些口号和客观条件与所形成的共产党的总策略，完全适合。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以及各方面，他们实在需要和平，实在需要一代议制的多方面的民主政治，去达到他们当前的目的。他们看得很清楚，这样一个民主政治，是唯一的可以满意的形式，在这基础上，现在可以实际联合全国，达到反帝尤其抗日的斗争，完成独立。这一斗争，他们自己完全相信，应该先于中国社会革命的完成，并且与这有不可分开与应同时进行的关系。从经验上，他们晓得在外侮当前，势将灭亡全国的情形之下，继续进行内战，不但会更削弱国家抵抗的力量，并且也许连革命本身的潜力，也会随之而葬送掉。

“中国解放运动的胜利，”毛泽东说，“将是世界共产主义胜利的一部分，因为打败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就是毁掉帝国主义的最有力的根据地之一。如果中国完成独立，世界革命将发展很快。如果我们的国家被敌人所征服，我们将丧失一切。因为一个民族被剥夺了其民族自由的时候，革命的任务，就不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是为争取独立的斗争。我们要在一国里实行共产主义，如果我们失去了这个国家，那我们甚至连谈共产主义都不用谈了。”[2]

因此共产党向国民党所提出的和平建议，是建立于这样的结论上的，在委员长被捕以前，已经是如此。在那次事变的全部过程中，他们抱定他们的“阵线”，绝无改变。一种不掺情感的客观性，是以人情为政治中心的中国从来所没有过的。不顾外界形势呈现给他们一切的诱惑，他们表示出一种政党的纪律，这给一个公正的观察者以极深刻的印象。从一开始，他们就认为，“西安事变”的中心意义，是表示他们忠实于统一战线纲领的机会。他们与扣留蒋介石毫无关系。这件事使他们吃惊，正如国内其余的人一样。但他们对这件事的收尾发挥了很大作用。

苏维埃政府与共产党一听到这件事，就召集一次联席会议，在这次会议中，决定赞助八项主张并参加联合抗日委员会。不久以后，他们发出通电，发表意见，信任“西安领袖的动作，出于爱国忠诚，希望决定立即抗日的国策”[3]。这通电坚决责备何应钦的讨伐，宣传“如果内战开展，全国将混乱，日本强盗利用这机会侵略我国，而亡国奴即将是我们的命运”。为达到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主张避免战争，开始和平谈判，并召集各党各派开一和平会议，商讨全国一致抗日纲领。这通电很清楚地表现出被张学良所召到西安的中国共产党代表以后所遵行的政策——在整个事变期间，张学良很多地方依赖这几个人做政治顾问。

共产党首席代表周恩来，到西安后不久，即去看蒋介石[4]。人们很容易揣想这次会见给委员长带来的震惊。他的身体仍旧很弱，他的心理上仍旧被不久以前所遭逢的经历所深深的打击。蒋介石，据有人说，当周恩来——他的旧僚属，以前曾用八万元的赏格购他的头——走进他的房间，向他友好地打招呼时，他的面孔因忧惧而发白。他一定立即断定红军已进西安，而他将被交付给他们当作俘虏！这样的恐惧，在蒋夫人也是一样的，她说，如果蒋委员长从西安被移住他处，“则其目的地，当在红军阵线后方”。

但委员长对于这种恐惧，不久就觉释然，周恩来与张学良双方都承认他是统帅，并坐下来解释中国共产党对于国难的态度。委员长最初冷酷地沉默着，当他静听完（这是在他十年反共战争中的第一次）中国共产党的意见后，逐渐和蔼起来。在十二月十七日与二十五日间，蒋介石、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代表举行了许多次谈话。正如大家所知道的一样，蒋在最初甚至拒绝讨论“叛逆”的纲领，但当他单独处于他手下人为他造成的隔绝环境中时，当南京的种种阴谋传来后，还有他恐惧内战发生的严重后果增加后，他不但相信直接扣留他的人的诚实，并且也相信中国共产党反对内战与只要他能够定下积极抗日政策，中国共产党愿在他领导下帮助完成国内和平统一的声明，也是诚实的。在这几次会谈中，后来变为南京与苏维埃政府休战基础的四点，也许也讨论过。

蒋介石自然不会在他的《西安半月记》内详载这些讨论的问题，因为他的地位是，而且应该是，“一切皆应听命于政府”。因此这两星期中开会的完全的内容，将一直无人知道，除非张学良或别的人发表了他们会谈记录——这就目前的政治机构来说，短时期恐尚不可能。可是从各种已知的事实，“双十二”事变的轮廓，也可以明白一个大概。

第一次造成双方接近的事实是一个委员长的“外国朋友”澳洲人端纳（W. H. Donald），他于十二月十四日抵达西安。他是蒋介石的不居名义的顾问，以前在张学良下面担任同样的职务。在各种人物当中，为什么张学良要召请端纳来亲眼看见与使世界由他而知道“蒋介石安全与舒适担保”的真实情况呢？这透示着中国人心理有趣的一面。张学良晓得而南京也是如此，没有人会相信任何在这样的危机中去负这样的使命的中国人的话。但一个外国人，由于是一个第三者，会为人所信！

端纳于十五日回到洛阳，用电话报告南京，蒋介石是平安并且受优待的。他同时传出委员长已派遣蒋鼎文带了他的亲笔信致军政部部长及南京中央政府的消息。这个消息大大增加了蒋夫人对主战者的痛恨，因为她那时已有确切证据，不但她的丈夫仍旧无恙，并且证明除战争以外，还有别的“途径”可循。和平解决是可能的了。

在十八日那天，蒋鼎文将军带了委员长的信抵达南京，信中命令何军政部长停止“讨伐”。蒋鼎文将军复负有从南京方面推出几个代表回到西安的使命。张学良自然提议委员长的连襟孔祥熙博士为上选的代表，他那时不但是财政部部长，并且在蒋介石离开的时候代理行政院院长与国家首脑。孔博士犹豫不决，因为“医生坚嘱，不令飞陕”，蒋夫人这样说。但南京其余的人也反对这件事，因为他的前往，一定会被人认为开始正式谈判，这样的事，何应钦将军坚持为保持政府威信，应该避免。折中的办法，是由蒋先生的内兄，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生、现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的宋子文代替孔博士。宋子文属于南京的自由主义分子，乃国民党中所谓欧美派（这一派极端抗日而那时正倾向于统一战线），就变为西安所最信任的代表，而为最适当的调解者。与宋子文一同飞去的，为顾祝同将军，为除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以外的另一重要将领，他没有在“西安事变”中被扣。

宋子文于二十日乘飞机到了西安。在这时候，一个“原则上”承认的普通协定，看起来已经成立。委员长对于这件事没有提起过，但由下面张学良在十九日对外国通讯社谈话的节要看来，他至少认为这件事的解决，实际上已经完成：

委员长逗留此间，并非我们之故。一当端纳先生在星期一到来，委员长稍减怒气，不坚拒谈话之后，他沉静地讨论横在我们各人面前的问题，到了星期二，就原则上商定了我们应该采行的关于国策的各项主张，与改变政策，遵照总理遗嘱，使民族在政治上物质上自由合理地发展。

我因此打电报给南京，欢迎任何人前来听听委员长的意见，并与他安排必要措施，以防止内战的发展。委员长仍然激烈要求去南京，我一方面个人完全信任他要履行他的允诺，可是我们不能担保他到了南京以后，会因被劝说而继续内战……他默认这个意见。从那时起，他正如我们一样，盼望南京来人解决这问题（那就是适当的保人），以使委员长可早日返京。

那是一切事实的真相。真是奇怪的事，会发生这样的耽误，如果有人来，他也许几天以前已回南京了……

张学良[5]

但严重的纠纷发生在了东北军的激进的青年军官干部中。他们对张学良的政务有直接发言的权利，而他们的意见也极其重要。他们为全西北极有力量的群众运动的情感所传染，最初激烈反对释放蒋介石，以待南京实现八项主张。过半数的军官，事实上坚持对蒋的生命，交“民众审判”，他们计划召集一民众大会。

这样公开屈辱的可能性，蒋也想到了。没有一个人比他自己更清楚在西北有发生这样运动的可能性，因为在一九二七年已有类似的事件发生。甚至挂在他四周的卫兵的嘴上。蒋在《西安半月记》中写着：他听到他的看守者那种决定他的命运的谈话：“余闻其交人民公断一语，乃知彼辈杀余之毒计，将假手于暴民之所为也。”

但此地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尽了极大力量。在他们与蒋谈话以后，他们从他得着确切保证（除开从全部局势可以清楚推测以外），相信他如果被释放，一定会停止内战，而大概会实行统一战线的全部纲领。但为达到这样，蒋的地位应该保全，他应回南京仍保持其威信。因此他们看得很清楚，如果签订任何协定被大家知道了，或者如果他受了民众审判这样一件屈辱的事，这一切事就要不可挽回地损害他及毁掉他的领袖地位。更其坏的，如果蒋被害了，不可避免的内战必将发展至不可收拾的程度，十年混乱的国共战争更要延长下去，而达到抗日统一战线的希望，要相去更远。到了这样一个前途，没有政党可以获益，只有中国受难，只有日本得利。至少中国共产党是这样看的。

因此博古、叶剑英、周恩来与其他在西安的共产党，那时费了几个钟点，有时，讲上整整一夜，一次次地解释他们实行这种政策的理由。对于他们的立场，东北的激烈分子极端不了解，因为在他们看来，应该是中国共产党首先要求置蒋于死地。他们当中有几个人真的因愤怒而哭泣，觉得受了“欺骗”——因为这一群人到中国共产党当中去寻找政治领袖，中国共产党正如张学良一样，对于他们极有影响。但是，虽则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杨虎城也和他们一样——依然不相信释放蒋为聪明的事，可是置他死地的要求稍稍减少了。渐渐地一个比较合理的态度胜利了。敦促张学良采用激烈手段的压力减轻以后，张学良对于他的谈判，便更为顺利。

除开宋子文、端纳及其他从南京来的两三个人外，政府中在西安的人早已有一大群，其中包括陕西、甘肃省政府主席，内政部部长，军政部次长，军事参议院参议，委员长的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以及总参谋部的各色人物，这些人都是和委员长同时被扣留的。他们当中大部分人参加了一部分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与东北军高级将领之间的会议。当到了实际谈判的时候，显然八项要求没有一项被原样接受，因为双方都承认有保持政府机关威信的必要。但中国人的要求总从最高点出发，绝不带一些真要达到的观点在内，仅因为先造成一个最高点，可以由这下去讨价还价，以达到实际的目的。“西安事变”也不能例外。

提出八项要求的实际目的，就其重要正确的项目讲是如下：（一）停止内战与国共合作；（二）规定武装抵抗任何日本再度的侵略的政策；（三）罢免某几个南京亲日官吏，与采用积极外交政策，造成与英、美、俄更密切的关系（如属可能，与之联盟）；（四）改组东北军与西北军，政治上、军事上与中央军同等待遇；（五）予人民以更宽泛的政治自由；（六）在南京建立一种民主政治机构。

上述似乎是蒋介石与张学良在离开西安前所成协定的主要几点。并且蒋介石个人担保不再发生内战。无疑蒋介石所谓他没有签订任何文件是完全可靠的，那些怀疑的人并无证据可以证明他曾签字。南京与委员长仍旧有“面子”，可是后来的事变证明张学良虽然丧失了他的面子，却不是一无用处的。

蒋夫人二十二日到西安，无疑她在催促谈话速毕（正如她的《西安事变回忆录》所说的一样），她对张学良的恳求与责骂，也加速了委员长的释放。正如她的丈夫自比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蒋夫人也承认如是担当了《圣经》上所规定的任务，就是：“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在二十五日那天，正当蒋夫人默想圣诞老人是否会经过西安时，这老头子终于化身为张学良而出现，他宣布他已说服了他的部下。他要在那天让他们飞回南京。他真的办到了。

最后还有结尾的做面子的惊人姿态。张学良将军，乘着他自己的飞机，和委员长一同到南京，等待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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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济琛（1885—1959）：后名李济深，字任潮，广西苍梧人。中国国民党爱国民主派人士。

[2]我与毛泽东在保安一次会见当中的谈话。——作者原注

[3]“召开和平会议的建议”（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保安出版）。——作者原注

[4]在《西安半月记》中，蒋并没有提到曾与周恩来谈话。——作者原注

[5]这一电报是在十二月十九日从西安发给上海的《泰晤士报》（The Times）通讯员佛莱采（Frazer）的，并附带要求分发给别的通讯员。南京检查员扣留了这电报。另一份是发给端纳，本节所引即由端纳处得来。——作者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