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委员长的被扣

无论我们怎样否定发生在西安的这场“事变”的动机，或在其后面的政治作用，但我们必须得承认，它是适当其时、处理妥当的。这一件事比蒋介石南京或上海的政变，或共产党攻入广州时流血更少，方式更为巧妙。没有一点儿消息被泄露出去给对方知道。等到十二日早上六点钟，全部事件都已完成。东北军与西北军控制了西安。蓝衫党从梦中惊醒，已被解除武装，遭到逮捕，事实上全参谋部被包围于其驻扎处——西京招待所而监禁起来，邵力子主席及省公安局长也变为阶下囚，西安城市的警察投降了“叛军”，五十架中央飞机及其驾驶员也在飞机场被控制。

但逮捕委员长是一件流血事件。蒋介石住在离城十英里的著名的温泉所在地临潼，这地方事前已令其他游客避开。半夜到这地方去的是张学良的卫队长，二十六岁的营长孙铭九。在半路上，他挑选了二百个东北军，在早上三点钟的时候，他已到了临潼近郊，在那地方他等到五点钟，第一部载重车载了将近十五个人，冲到委员长的行营门前立即与岗卫发生冲突，双方开火。

援军不久即开到，援助这些东北军的先锋，由孙营长领导向委员长住所进攻。完全出于意外，不过卫队的一阵抵御足以使受惊的委员长有充分时间逃走。当孙营长走进他的寝室时，他已经逃开。孙率领一群搜找部队走在这宾馆后面多石的盖着雪的山上，指挥搜索。他们立即发现委员长的随从侍役，不久以后，终于搜到他。他只穿着一件宽大的袍，加在他的睡衣外面，光赤的手脚，已在逃上山时被划破，身体在严寒中发颤，他躲藏在一个大磐石旁边的山洞里面——这磐石恰巧是指示走向筑长城的秦始皇的坟墓所在地的标识。

孙铭九向他行敬礼，委员长的第一句话是：“如果你是我的部属，枪杀我了事。”对于这，孙回答道：“我们决不枪杀你。我们只要求你领导我们抗日。”

蒋仍旧坐在那块磐石上，犹豫地说：“请张副司令到这儿来，我要下山去。”

“张副司令不在这儿。军队已在城内起义，我们来保护你的。”

听到了这句话，委员长看起来才放心了些，吩咐备马载他下山。

“这儿没有马，”孙说，“我来驮你下山。”他跪在蒋的脚下。经过短时迟疑，蒋采纳了，很痛苦地伏上这位青年军官的宽广的背上。他们在这样的状态下走下山坡，军队在旁护卫，后来由一个用人送来蒋介石的鞋子。这一小群人才在山脚下坐进一辆汽车，向西安出发。

“过去是过去，”孙向委员长说，“从现在起，中国应有一新政策。你准备干些什么呢？……对于中国，目前最急迫的任务是打日本。这是东北人的特别要求。你为什么不打日本而反下命令打红军呢？”

“我是中国人民的领袖，”蒋厉声说，“我代表国家。我认为我的政策是对的。”[1]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蒋委员长留了少许的血，但没有屈服，委员长抵达省城，在那地方，他变为杨虎城、张学良控制下的客人。

在政变那天，东北军与西北军所有的师长签名向中央政府、各省领袖及全国人民发出通电。这短短的通电中解释“为促成他的觉悟”，应让委员长“目前暂留西安”。同时他的个人的安全是可以被担保无问题的。向委员长呈请的“救国”主张也向全国广播——但遭到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各处都禁止发表。下面就是著名的八项主张：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负救国责任；

（二）立即停止一切内战，与采用武装抗日政策；

（三）释放上海被捕七名爱国领袖；

（四）释放一切政治犯；

（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

（六）保障人民组织爱国团体的权利与政治自由；

（七）实行总理遗教；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对于这一纲领，红军、中华苏维埃政府与中国共产党立即表示拥护。[2]几天以后，张学良用其私人飞机飞至保安，载来了三位代表：一位是周恩来，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一位是叶剑英，东部红军参谋长；一位是博古，西北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代表随后召集了一个联席会议，三方面变为公开联盟者。在十四日那天，发表通告，宣布成立抗日联军，其中包括十三万东北军、四万西北军与九万左右的红军。

张学良被推举为抗日联军军事委员会主席，杨虎城为副主席。于学忠部下的东北军在十二日那天曾主动在甘肃省会兰州发动政变，反对中央政府派遣的官吏与军队，并将南京驻在那儿的军队解除武装。在甘肃其余地方，红军与东北军合作，控制交通要道，包围在甘肃的五万中央军，因此“叛军”在全陕西与甘肃有实际权力。

紧跟着事变后，东北军与西北军受新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即向东开至陕西、山西与陕西、河南边界。红军也受这委员会的命令往南来。在一星期内，红军事实上已完全占领渭河以北的陕西北部。彭德怀领导红军前卫驻扎三原，这城市离西安只有三十英里。另一部分数目为一万的红军在徐海东指挥下，则沿西安四周驻扎，预备移向陕西、河南边界。红军、东北军、西北军并肩守在陕西边界。一方面进行防御的布置，另一方面各方皆斩钉截铁地宣言反对新的内战，声明他们完全出于政治目的，否认任何进攻的意向。

配合八项主张的种种措施被立刻实行——对于这种主张，红军在其新的根据地内严格遵守，并且停止推行土地革命纲领。一切反共命令都被取消。在西安四百以上的政治犯全被释放。新闻检查也被取消，一切爱国（抗日）团体的禁令都被废止。好几百学生自由到民间去工作，在各阶层组成联合阵线团体。他们也往农村中去，在那地方，他们在政治上训练农民，与在军事上武装农民。在军队中，这些政治工作者领导了空前的抗日运动。群众大会差不多每天被召集。有一次大会中，所到的人数超过十万人。总之，所有的口号都是联合起来抗日与停止内战——后者尤为深合农民心理，因为他们的谷物与牲畜已被征发，作为即将开始的“剿共”军事之用了。

但这些事件的消息在西北诸省以外，一律遭到扣押。敢于登载一些西安发出来消息的刊物编辑，正如有较高地位的《大公报》所指出的一样，就有立即遭逮捕的危险。同时南京宣传机关放出烟幕弹，这更使已经摸不着头脑的大众昏乱。南京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所震惊，其首先的反应是召集国民党常委会会议与中央政治会议，这会议立即宣告张学良为叛逆，褫夺其职务而要求释放委员长，如不奉行，讨伐将立即开始。人民对于这有刺激性的消息，也有各种反应，有的对于蒋的逮捕感到喜悦，有的忧惧。蒋介石成为一种轴心，围绕这轴心，中国各种互相冲突的势力曾得到相当的平衡。把他移走离开了中心，一切势力便都无约束，正面的势力和反面的势力发生公开的冲突，必须做新的调整、安排，新的集中力量与新的结合。

经过三天，没有人晓得蒋介石是生还是死——除开美国合众社断然宣称，张学良已在无线电播音中报告了他如何与为什么把蒋介石杀害了。没有人知道张、杨等人要做的是什么，也没有人明白这件事的政治意义，即使几个他们的同情者，为假造的消息所蒙混，也变为非难他们。南京割断一切与西北通消息的工具，所有西北的报纸与宣言，皆被检查员焚毁。西安终日广播，一次又一次，不是攻击政府，而只在说明其行动的意义，为正义与和平而呼吁，但南京强有力的无线电台发出震耳的噪声，混淆西安方面所播的演说。在中国，独裁政权从来没有这样充分地表现出过统治一切舆论的可怕力量。

我的好多电报也常是一删几百字。我几次想发出西北方面八项主张的消息——这也许可以稍微帮助西方读者了解这一个谜——但检查员删得不留一字。许多外国通讯员不晓得发生于西北的事件，而迅速采纳那些宣传机关假造的谎当作新闻。因为国民党及其党员对世界发出许多幼稚的虚伪消息，这样一来，使得中国比其实际上更像一个疯人院。有好多这样离奇的传闻：如起事者把省公安局长钉在城门上；红军占领西安并抢劫城内，把红旗升在城墙上；张学良已被他的自己人暗杀。差不多每天南京宣布西安发生混乱，红军诱拐青年男女，妇女被“共妻”。全部的东北军、西北军变为土匪。到处发生抢劫，张学良要求八千万以为赎蒋委员长之用。[3]莫斯科援助他。他是一个共产党。他是一个鸦片烟鬼。他是一个该死的混蛋。他是一个“胡匪”。

许多流行的最离奇的消息，也源于在中国的日本报纸，甚至是从日本官方传出的。日本方面的媒体上满是惊人的亲眼所见的西安“红色恐怖”的消息——虽他们正如别人一样，与那城市无任何接触。日本人也同样发现在这次政变背后有苏联的阴谋。但他们遇到了宣传能力高出于他们的对手。在莫斯科的报纸上，《新闻报》与《真理报》上绝对否认苏俄与之有任何关系，痛责张学良，而颂扬蒋介石，并编了一个故事，说“西安事变”是前行政院院长与“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联合鼓动的——一个与事实绝相反的毁谤，甚至中国最反动的报纸，恐怕人家嘲笑，都不敢这样揣想。“谎话是可以的，绅士们，”列宁曾经说过，“但要有一定限度。”

毁谤持续了好几天。但在蒋介石被禁一星期以后，南京在这样引人注意的大事后面的新闻封锁已经被证明力量不够。最后消息被泄露了一些，然后大量透露出来。八项主张的纲领广泛地刊布于擅自做主的报纸上，获得自由主义者与进步分子的拥护，因为那确是自由进步的布尔乔亚的纲领。大众开始了解西北并不要造成内战，而在停止内战。大众情感逐渐由对一个军人的安全担心，而变为对国家安全的担心。内战现在不能救出蒋介石，但可以覆亡中国。

听到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南京开始了夺取政治大权的阴谋。军政部长何应钦，与国民党中的“政学系”关系密切，那时他在南京高居要职，热烈主张“讨伐”。对于这个问题，支持何将军的人有倾向法西斯的黄埔派、蓝衫党、在野的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以及南京的德、意顾问。他们认为，这种局势是一个夺取全部军权的机会，可以驱逐国民党中的自由主义者、亲美派、亲英派、亲俄派以及联合阵线团体，使其在政治上完全失势。何将军立即动员二十师中央军，遣赴河南、陕西边界。他派遣几队飞机不断在西安城上示威，而对于“叛军”阵线，率领步兵，跃跃欲试。有几架飞机（是献给蒋委员长祝寿的礼物）轰炸陕西境内的渭南华县，炸死了几个工厂的熟练工人。

但蒋夫人显然并不这样主张，她比她的丈夫明了那时的局势。震惊于这样杀人吮血的一切准备（在南京的人那时认为委员长不会生还），她去访何将军，问他是何用意。如果他发动战争，他能收拾吗？他能救她的丈夫吗？对于蒋介石的安全，她曾这样写道：“实与国家之生命，有不可分离之联系。”他是不是要杀害她的丈夫呢？何将军面孔变了色。她坚持主张何将军应停止战争，而用一切方法以救蒋先生出险。她望其仍能生还。她的主张胜利了——后来蒋介石的专使即到了南京。

这也是很显然的，如果大规模的战事发动，西北方面也并不是没有同盟军。广西、广东、云南、湖南、四川、山东、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与宁夏的军事政治领袖，都待价而沽，并且还差不多可以确切晓得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肯费半点儿气力，去帮助何应钦发动战争。有几个人，或者所有的人，也许会走向“叛军”方面。至于要争取所有那些省份当中的政客，顶多只需花上一大笔钱，就可获得他们的中立，可是每一个人都想要在这次冲突中增加权力。这是很显然的例子，在二十三日那一天，拥有实力的宋哲元将军与韩复榘将军（河北、山东的两个统治者）发出通电，主张和平解决，爽快地反对开火，而明白地表示对何应钦的计划毫不赞同。

主要的问题在那时变为了这样：蒋介石在他西安被扣的期间，是否仍能获得相当的拥护，以阻止战事的爆发？这一战事，无论如何，如果不是完结他的肉体生命，必然完结他的政治生命。在南京与上海，他的内兄、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他的连襟、代理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及蒋夫人，甚至他的大姨子孙夫人（她反对蒋介石，大家是知道的），召集蒋介石的亲信，努力阻止南京比较反动的分子用讨伐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动进攻。

同时，蒋介石在西安发生了迅速的心理改变。在被捕后不久，委员长开始明白，也许出卖他的最坏的人，不在西安，而在南京。考量到这样的局势，蒋介石就决定不采取做殉道者的办法，因为在他有不讳[4]后，何应钦将军，或其他人将爬上去攫取独裁的权力。于是委员长宁愿降低身份，立即变为一种很精明与实际的态度，与那操纵他的生命的普通人接洽，甚至连“赤匪”也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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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是Daily Herald驻西安的我的通信员白脱利玛（James Bertrano）《孙铭九会见记》的一部分。——作者原注

[2]上述八项主张的七项，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共产党与苏维埃政府所发的通电中的救亡纲领，完全一致。因此张学良与共产党对于这纲领早已商妥，虽则共产党没有料到张学良会采用这惊人手段使南京采纳。——作者原注

[3]蒋夫人痛心这种谣言，曾这样写：“始终绝未提金钱与权位问题。”——作者原注

[4]不讳：婉辞，指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