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叛变”的序幕

当我从苏区出来后，发现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和蒋委员长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后者那时不仅是中国军队的最高统帅，并且是行政院院长——一个相当于内阁总理的官职。

东北军被调来调去“剿共”，经过半打以上的省份，后来却在军事上以及政治上都逐渐由一支被雇佣的军队变为受到其敌人的民族革命抗日口号影响的军队，其演变的过程，已在上面叙述过[1]。他们被说服继续内战无用，他们只被一种劝告所感动，只对一个中心观念所忠实，那就是“打回老家去”，日本人驱逐他们离开他们的家庭，奸淫与杀害他们的家人，他们要把中国东北从日本人手中收复过来。这些观点与那时南京所持的见解相反，东北军自然会与抗日红军逐渐产生同志之情。

在我四个月的旅行期间，发生了一些重大事件，更是加深了这种隔膜。在西南，白崇禧、李宗仁两将军曾一度反抗南京政府，他们的政治要求是反抗南京“亲日”的不抵抗政策。经过几个星期将近战争的状态，终于和平解决，但这给全中国抗日运动以很大刺激，有三四个日本人在内地的几个地方被愤怒的群众所杀，日本便会见南京政府严重要求道歉、赔偿及新的政治让步。看起来很可能会再次发生一个新的中日“事变”，接着日本再次举兵内犯。

同时，“全国救国会”领导的抗日运动，不论怎样严厉禁止，仍到处得势，群众庞大的压力间接使南京对日态度强硬起来。这种压力在十月中，当日本领导的蒙古军以及在日本占领下热河、察哈尔境内所给养、所训练的伪军进攻北部绥远时，更为扩大。民众普遍认为已经到了“最后限度”，应有全国抗战的表示，政府却完全不加理会，亦不下全国动员的命令。南京仍坚持其一贯的立场：“国内统一”——应该首先做到“剿灭”红军。好多爱国团体方面开始请求南京接受共产党停止内战与根据“自由联合”形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以便集中全民的力量，抵抗日本这共同的大敌。拥护这样意见的人被当“汉奸”一样逮捕起来。

情绪激动达到极点，却集中于西北。那时极少有人知道东北军的抗日情绪与其决心停止“剿共”有密切关系。西安，对于大部分中国人，就像它对于在中国通商口岸的外国人一样，离得很远，新闻记者也很少去游历。在近几个月，也没有外国通讯员到西安去过，没有一个人对发生在那边的事有可靠的根据——只有一个人除外，那个人是韦尔斯女士，一个美国的作家，她在十月到了西安，访问过张学良。韦尔斯女士正确地报告了西北发展中的新动向：

在中国西京——西安，一种危险的形势正在张学良将军部下的主张极端抗日的军队中发展着，他们是驻扎在那儿“剿共”的。这些军队从一九三一年的二十五万人，淘汰至目前的十三万人，都是没有了乡土的人，思家心切，讨厌内战，极端痛恨南京政府的对日的不抵抗政策。下级士兵的态度，完全可以说是容易叛变的，这种情感，甚至连高级军官，也已被传染。

这种情形引起了好多谣传，甚至连张学良和蒋介石的私人关系，也变得颇为紧张，他正在计划与红军联合起来，成立抗日统一战线，由一个国防政府统一指挥。

中国严重的抗日运动并不是系统地表现在由北及南的一次次“事件”当中，而是表现在西安那些从东北被驱逐出来的流亡者当中，正如一般人所想一样，那是必然的结果。虽则这种运动在中国其他地方遭遇禁止，在西安，这运动却由张学良将军公开热烈地领导（如果不是由其军队强迫去向这条路的话）——而由其军队热烈赞助。[2]

回想她的与张学良会见的重要意义，韦尔斯女士曾这样记述：

实际上，考察有关此次谈话的背景，这次会见可以认为是一种想劝告蒋介石去领导积极抗日……同时也包含一种威吓（用张学良的话来说）：“只有抵抗外来侵略（那就是不内战），真正的中国统一才能出现”，并且，“如果政府不服从民意，它就不能存在”。尤其重要的是，这位副司令（其地位仅次于蒋委员长）说：“如果共产党能够诚意合作，抵抗外来的侵略者，或许这一问题能够和平解决。”……

真是叛逆的谈话！但蒋介石显然低估了这警告的严重性。在十月中，他调遣了他最精锐的第一军作为攻击甘肃红军的先锋，当他到了西安后，他的目的是在此完成第六次“剿共”的初步计划。在西安与兰州，布置供一百架轰炸机起落的应有设备。成吨的飞机炸弹也已运到。据报告，毒气也准备用。这是蒋介石所谓他要“剿灭”残余“赤匪”，“将于两星期，至多一月，可尽全功的”[3]唯一可能的解释。

有一件事，蒋介石在十月抵西安后或许已经明白了。那就是东北军对于“剿共”已变为毫无用处。与东北军将领会见以后，委员长已经看出东北军对于新的进剿，毫无兴趣。张学良参谋部的一个军官后来告诉我，在那时候，张学良正式提出建立民族阵线、停止内战、联俄抗日的意见书送呈蒋委员长。蒋介石的回答是：“不到每一个红军都被消灭，每一个共产党都被关在监牢内的时候，我决不谈这问题。”只有到那时候，才可以同苏俄合作。

于是蒋委员长回到他洛阳的行营，检阅新总攻的准备。二十个师的军队，准备调赴西北，如果有必要的话。在十一月底，十个师以上的战斗力极强的军队，已集中在陕西门户，历史上有名的潼关以外，火车满载炮弹与军用品，开往西安。坦克车、装甲车、运输汽车也预备跟着运去。

但这一切大规模的激烈内战计划，大众——除开在西北的人以外——完全不晓得。报纸上很少提起西北的事。红军已经被“剿灭”，只有少数残余分子散窜——官方的报告是这样讲的。同时绥远的防卫交付与地方军——他们却勇于作战。没有一架南京飞机升起来抵御每天轰炸中国战线的敌机。但他们进行了频繁生动的宣传，说南京军队在领导边区防卫；同时东京与南京，互相交换保证，“地方冲突”不应扩大。少数中央军队——最多不过两师人——开入绥远，其作用是在防止地方军队把“抵抗”这件事看得太严重，生怕他们真的开始进攻日本在察哈尔、热河占领的区域。有些南京军队布置在绥远军队与红军之间，蒋介石想到红军也许会从陕西攻打绥远以求得真正进攻日本的目的。

强烈的民族情感像火一样烧遍全国，日本要求禁止全国救亡运动，认为这一团体煽动抗日。南京又屈服了。这团体的七个最著名领袖都是可敬的属于布尔乔亚的国民，其中包括一个有名的银行家、一个律师、几位教育家、几位著作家，一齐被逮捕起来。同时政府一下就禁止了十四种国内著名的刊物。上海几家日本纱厂工人罢工——一部分是对于日本进攻绥远的爱国抗议，也被日本人在国民党的合作下暴力解散。当其他的爱国罢工出现于青岛，日本海军登岸，逮捕罢工者，并占领该市。海军撤退的唯一条件，是南京实际上答应禁止将来青岛日本工厂中所有罢工！

这一切发生的事件，在西北都有不同的反响。在十一月，被他的军官所压迫，张学良曾向蒋介石发出赴绥远前线的呼吁。“为达统治我们的军队起见，”这封信中的结尾说：

我们应保持我们对他们的允诺，一等机会到来，就得让他们实现他们进攻敌人的欲望。否则，他们不仅把我，并连委座也当作是一种欺骗，此后不再服从我们。请下命令给我们，至少动员一部分的东北军，立即开赴绥远，援助那些在那儿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弟兄。如果这样，我和我部下的十万余人，将跟从委座的领导，至死而不变。

这封信[4]中诚恳的语气，燃烧的复仇雄心，想要恢复军队已经失去的荣誉的希望，都极有力量地表现出来。但蒋介石拒绝这种暗示。他仍希望东北军去打红军。

不久以后，张学良乘自备飞机至洛阳亲自再提出这项要求。在这时，他也为救国会被捕的七领袖说情。后来，在委员长被监视以后，张学良曾发表下列谈话：

最近蒋委员长逮捕与监禁了上海的七个救国领袖。我请求释放那些领袖。讲起这七个人，没有一个是我的朋友或亲戚，甚至大部分的人，我都不认识。但我抗议他们的被捕，因为他们的主张和我一样。对于蒋介石，我那时曾这样说：“你处置人民爱国运动的残酷，是和袁世凯或张宗昌差不多的。”

蒋委员长回答是：“那不过是你的观点。我是政府。我的举动，是革命的举动。”

同胞们，你们相信吗？

这质问使集会的几千群众发出愤怒的吼声。[5]

但张学良那时飞至洛阳，成就了一项使命。委员长答应当他下次到西安，他要对东北各师长详细解释他的计划与战略。张学良回去静待他的上峰的二次光临。可是在蒋介石抵达以前，中途又有两件事发生，更引起西北的反感。

第一件是日德《反共协定》[6]的签订，与意大利的非正式的参加。这项协定，意大利早已暗中承认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以为日本承认意大利统治阿比西尼亚的交换条件。意大利与伪满洲国发生关系，使张学良极感愤怒，他一度与齐亚诺是老朋友。接到这消息，他痛诋齐亚诺与墨索里尼，发誓铲除意大利在中国的势力。他曾在他的受训的军官面前演说，有这么一句话：“这是中国法西斯运动的末日！”东北人又从此多了一项怨恨。德意军事顾问训练蒋的军队，蒋的空军轰炸红军。他们难道不会把他们所晓得的关于中国的军事消息，供给日本吗？难道蒋介石事实上会得不到德日协定的消息和认可这一协定吗？谣传他曾晓得这一切。

其次，也在十一月中，又传出胡宗南的著名的第一军失利的不幸消息。那军队在十一月二十一日被红军打败，损失很重。胡将军，南京最能干的军事家，在几星期前，毫无阻碍地深入甘肃北部，红军缓缓而退，除开小接触外，不与之大战。但用各种方法，向南京军队宣传联合阵线，劝告他们停止前进，要求他们参加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这样宣传，收效极大。

但胡将军推断红军是完结了——疲弱、胆怯，他们已无战斗能力。他鲁莽地深入。红军继续后退，一直等到他们退到将近河连湾。到了那地方，他们决定不再退下去，须给敌人一点儿教训。应该使他们晓得统一战线也有反抗能力。突然回转过来，红军巧妙地把胡将军的军队诱入一个满是淤泥的山谷中，在天黑的时候，当空军轰炸停止，把敌人包围起来，到了深夜，开始突然的阵地战，左右两翼以刺刀冲锋。那时气温是在零度以下，红军裸露的手冻僵了，连揭开他们手榴弹的盖子都困难。好几百人冲入敌方阵线，用山芋捣碎器般的手榴弹当棍棒使用。这次第一军凶猛地进攻，结果完全溃败，两旅步兵、一团骑兵被解除武装，同时步枪与机关枪也丧失无数，并有一营人归附红军。胡将军引军疾退，几日以内放弃所有他几星期以来“收复”的土地。他停止下来，等待委员长的援军。

东北军在暗中冷笑。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红军更比平常计谋更多了，这次新总攻的不祥的开始，显示“剿灭”将是多么困难。一年、两年、三年，他们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仍旧打红军。那么日本又怎样了呢？侵占了更大面积的中国领土。他们这样推想。但固执的委员长，为其最优良军队的失败所震怒，谴责胡将军，而只是更坚决地要去“剿灭”他的十年以来的仇敌。

这场戏剧开始了，蒋介石坐他的大型飞机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七日飞到了西安的飞机场。

同时重要的事件也在舞台的左右侧发生着。在东北将领中，提出停止内战，反抗日本的一致请求，已经商议妥当。加入这种协商中的，还有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部下的军官。关于杨虎城，上面已经讲到过。约近四万的杨虎城将军的军队，对于打红军，较之东北军，更为不感兴味。对于他们，“剿共”是南京的战争，他们觉得牺牲他们自己“剿共”，一无理由——红军中好多人，正如他们一样，是陕西人民；对于他们，那也是一种可耻的战争，因为日本正在侵进邻近省份绥远。杨将军的军队，通常被称为西北军，早在几月前与东北军联合一致，暗中加入与红军休战。

这一切也许都已经传入军事委员长兼行政院院长的耳中。虽然他过去在西安没有常驻军队，可是在几个月以前，有一千五百人的著名第三宪兵团，即所谓“蓝衫党”的特务团——该团由其侄蒋孝先将军指挥，他曾经担负绑架、监禁与杀害几百激进分子的任务——入陕驻扎西安，在陕西全省设立特务机关，而开始逮捕与绑架被认为是共产主义分子的学生、政治工作者与士兵。南京派去的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则完全指挥省城的警察。因为张学良以及杨虎城除开卫兵以外，没有部队驻扎城内，蒋委员长在那儿实际上指挥一切。

这种形势更引起一件意外事件。在蒋介石到了后两天，九日那天，几千学生举行抗日游行，前往临潼，向委员长提出要求。邵主席下令驱散。警察由蒋介石的宪兵援助，粗鲁地对付学生，在一个地方，向他们开枪。两个学生受伤，因为恰巧这两个人是东北军官的子弟，这次枪击事件就闹大了。张学良出来干涉，禁止殴打学生，劝告学生回省城，并答应把他们的要求呈送委员长。蒋介石为此事所恼怒，责骂张学良的不忠实，想代表两方面。蒋介石自认为这发生于他们之间的意外事是导致后来“叛变”的直接原因。

委员长参谋部的全体人员以及他的卫队都和他一齐在西安。蒋介石拒绝同时接见东北与西北将领，而是分别与他们谈话，想用各种引诱手段，拆散他们的联合。蒋介石的这种努力失败了。所有的人都承认他是最高统帅，但每个人都表示不愿参加新总攻，都要求送他们到绥远抗日前线。对于所有的人，蒋介石只有一个命令：“‘剿灭’红军。”“我告诉他们，”蒋介石在他的《西安半月记》中写道，“剿匪战事已经完成到这样程度，只需最后五分钟——就达到最后的胜利。”

因此，不管一切反对与警告，委员长在十日那天，召集参谋部会议，那天正式商定第六次总攻的最后计划，准备对西北军、东北军以及在甘肃、陕西的中央军，与在潼关以外待命的中央军下动员令。这命令已经宣告在十二日公布。并且公开声明，如果张学良拒绝这命令，他的军队就要由中央军来解除武装，他自己也要被褫职。[7]同时张、杨都得到报告说：蓝衫党与西安警察，已把他们军队中同情中国共产党的名单准备好了，这些人在公布动员令后，即将被逮捕。

到了这样一个复杂的有历史意义的一连串事件的顶点，张学良在十二月十一日晚上十点钟，召集东北军、西北军将领的联席会议。早在前一天，已秘密下一个命令，调一师东北军与一团杨虎城的军队至西安城郊。这师人是调来作为逮捕委员长及其参谋部之用的。十七万人军队的“叛变”，终于成为事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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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照特别是第一章第三节。——作者原注

[2]参照纽约《太阳报》（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左右）。——作者原注

[3]参照《西安半月记》序言。——作者原注

[4]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由西安西北军事委员会发表。——作者原注

[5]这演说词登载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西安的《西京民报》上。——作者原注

[6]《反共协定》：《反共产国际协定》。

[7]蒋鼎文将军已调任行营主任代替张学良。——作者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