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告别红色的中国

在我离开保安之前，遇到了两件有趣的事情。十月九日我们收到了从甘肃打来的无线电报，知道红一军团陈赓的第一师与红四方面军的先锋队，在会宁已取得联络。过了几天陈赓及红一方面军的所有重要的将士，在甘肃和红二、红四方面军的领袖们，如朱德、徐向前、贺龙、张国焘、萧克等，举行了一个愉快的恳谈会。甘肃的整个东北部都在红军的控制之下，而且红四方面军的一个纵队，正在渡过黄河，向甘肃的西北部——一个锅柄形的地方移动，国民党政府的抵抗顷刻告了失败。

正规的红军势力在中国的西北部建立了良好的交通线。冬季军服的订货单不断地涌到保安和吴起镇的工厂里。三大军队的联合势力，到现在已有八九万训练好的、武装齐备的战士了。在保安以及整个苏维埃区域全举行了欢宴和庆祝会。在甘肃南部的战争中，一个长时期的不安，已告终了。现在每个人对将来都抱有了新的信心。由于中国最好的红军现在都集中在一大块的新的地域上，并且邻接着被他们当作同盟者看待的、十万同情红军的东北军队，于是共产党相信他们为统一战线而提出的要求，将会使南京政府感到甚深的兴趣。

第二件重要的事情，即是当我正要离开之前，和毛泽东的一次会见。在这次会见中，他第一次对中国共产党愿与国民党和平相处以及在共同抵抗日本的这一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条件。这些条件中有的已公布在八月间中国共产党所发表的宣言中。在我与毛的会谈中，我要求他解释这一新政策的原因。

“第一，”他开始说，“日本侵略的步伐在一天天加速，而且因为是一种可怕的威胁，所以在这威胁的面前，中国一切势力都必须联合起来。除了共产党之外，中国还有其他党派和势力，而其中最有力量的是国民党。现在没有它的合作，只我们的力量在抗战中是不够抵抗日本的，南京政府必须参加。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中国两个主要的政治力量，假使它们现在继续内战，那么结果对于抗日运动是不利的。

“第二，自从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号召中国各党各派联合抗日后，这一主张已得到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虽然国民党还是继续对我们进攻。

“第三，是许多爱国分子，甚至在国民党中，现在也都赞成再与中国共产党联合。南京政府中的抗日分子以及南京政府自己的军队，因为我们民族的生存受到威胁，现在也都准备与中国共产党联合了。

“这些都是中国目前的主要特征，为了这些特征，我们不得不重新详细地考虑一个具体的方式，在这方式之下，使民族解放运动中的这一合作成为可能。我们坚决主张的联合的基本要点，是民族解放的抗日原则，为了实现这一原则，我们相信，必须建立一个民主的国防政府。这一政府的主要任务，必须抵抗外国的侵略者，给人民大众以民主权利，加强国民经济的发展。

“这样我们愿意支持这一议会制度的民主政府，一个抗日救国的政府，一个保护和支持一切民众爱国团体的政府。假使这样的共和国建立起来了，中国的各苏区将成为这一共和国的一部分。我们将在我们的区域内，实现一个民主的议会制度的政府。”

“这是不是说这一（民主的）政府的法律，也要实施于苏维埃区域？”我问。

毛肯定地回答了。他说这样的政府应该再度恢复与实现孙中山的遗嘱及其大革命时期中的三大“基本原则”：联合苏联及其他以平等待中国的国家；联合中国共产党；积极保障中国劳动阶级的利益。

“假使这样的运动在国民党中发展起来，”他继续说，“我们准备支持它，并和它合作，并且像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那样，组成一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我们相信这是拯救我们国家的唯一的出路。”

“是否有什么直接的原因促使你们做出了这些新的提议？”我问他，“这些提议一定能被看作是中国共产党十年历史中最重要的决定。”

“直接的原因，”毛解释着，“是日本提出了严重的新要求，如我们屈服于这种要求，则将来抵抗上的种种努力一定会受到极大的阻碍，同时，也会影响大众对于以伟大的人民爱国运动这一形式对付日本积极侵略的反应。这种情形已使南京政府的某些分子的态度发生变化。在这一情形之下，像我们所提议的这种政策是可能实现的。假如这样一种政策，提出于一年前或更早些，那么不论全国还是国民党，都不会接受的。

“目前交涉已在进行，但是中国共产党对于说服南京政府抵抗日本，并不抱着怎样积极的希望，虽然这是可能的。只要是可能的，中国共产党就愿意准备以一切必需的方式来合作；假如蒋介石要继续内战，红军也将和他周旋。”

毛泽东的确发表了一个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愿意停止内战，停止企图以武力打倒南京政府的正式宣言，并表示：如果建立了除国民党以外，其他各党各派也可合作的政治机构，则中国共产党也愿意服从这一民主的中央政府的最高命令。在这时候（虽然不是正式谈话中的一部分），毛也表示：在不根本地妨碍红军与共产党的独立的任务，共产党为促进“合作”起见，准备实行名义上的变更。这样，倘若这是可能的，则红军将改变为国民革命军，并取消“苏维埃”这一名称；在准备对日抗战的时期中，也将改变土地政策。在后来的令人兴奋的几星期中，这一谈话[1]对于事变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在事变发生之前，中国共产党自己的宣言曾被抹杀和封锁，少数看到这些宣言的南京政府的领袖，对此也抱了甚深的疑虑。但是自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与外国记者的会见记录被广泛地发表以后，许多有影响力的人，就更相信了中国共产党的诚意。两党“破镜重圆”的需要，从此获得了许多新的支持者——因为停止浪费国力的内战以及为抵抗日本的侵略、实现和平统一的提议，现在已向各阶层号召了。

一九三六年十月中旬，当我和红军相处了将近四个月以后，我回到白色世界去的准备终于就绪了。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差不多每条战线上张学良的东北友军都撤退了，代之而来的是南京和其他的敌军。那时只有一个出口，即通过洛川（西安北面，汽车一天可到的城市）附近，在那里一师东北军仍和红军前线相接。

我最后一次走到保安的大街，越走近城门，我越一步懒一步地拖着。人们都从各办公所探出头来，大声地向我致意道别。我的扑克俱乐部的人们，全体走出来，向我这扑克大师送别。还有几个“小鬼”蹒蹒跚跚地跟我走到保安城墙根，我停下来替老徐和老谢照相，他们像学生似的，把手臂互相搭在对方的肩上。只有毛泽东没有出来，他还在睡觉。

“不要忘了我的假手！”蔡喊着说。

“不要忘了我的胶片！”罗鼎仪敦促着。

“我们在这里等候着你的飞机队！”杨尚昆笑着说。

“送一个老婆来给我！”李克农要求着。

“还要送还那四盎司的可可给我！”博古不平地说着。

当我经过红军大学的时候，全体学生正坐在一棵大树下，听着洛甫的讲演。他们都走过来，我们彼此握了手，我含含糊糊地说了几句话，之后转身涉水过河，向他们摇手告别，然后坐上我的小马车很快地走了。我想：也许我是看见他们活着的最后的外国人了吧。我感到非常难过。我觉得我并不是在回家乡，倒像在离开家乡。

五天后，我们到达了南方的边界，在那里我待了三天，吃着黑豆和野猪肉。这是一个美丽多林的村庄，很适合游猎，我就把这几天消耗在山中，跟几个农夫和红军士兵猎着野猪和鹿。丛林中满是大野鸡。有一天我们甚至看到在远在射程之外的地方，有两只老虎正穿过一块耕地，在渲染着秋天的紫金色的山谷中。前线是绝对平静的，所以红军只有一营军队驻扎在这里。

在二十日那天，我平安地通过人迹全无的地带，到了东北军的背后。第二天我骑着一匹租来的马，走进洛川，那里有一辆运货汽车在等候我。一天后我到了西安。在鼓楼边，我跳下了车，请一位红军战士（他穿着东北军的制服）把行囊给我。他找了又找，找得很久，同时我的不安也增加了，最后毫无疑问地，我知道我的行囊已不在那里了。在那行囊里有一打日记和笔记，三十卷胶片——第一次拍到的中国红军的照片——还有几磅红色杂志、报纸和记录。这行囊必须找到！

鼓楼下面异常骚动，交通警察们在不远的地方好奇地眺望着，交头接耳地私议。后来我们终于弄明白了这件事：汽车里装着许多麻袋，满是些送去修理的东北军的破烂的步枪，而我的行囊，为了躲过搜查，也装进这种袋子里去了。但当到了距西安二十里的渭水对岸的咸阳时，我的行囊和其他的货物一道卸下了！汽车夫很懊丧地注视着车子，“他妈的！”他骂着。

天色已是黄昏了，车夫想等到第二天早晨再回去找寻。但我隐隐觉得第二天早晨太迟了，我坚持着，最后终于说服了车夫，于是车子掉转头回去了，而我则住在西安的朋友家里，终夜辗转难眠，忧念着我是否还能看到这珍贵的行囊。假使在咸阳这行囊被打开了，那么不仅我所有的东西会永远失掉，就是“东北军”的汽车及所有的乘客也都完了。因为在咸阳驻防着南京的宪兵。

幸而像你在这本书的照片上所看到的，行囊是找到了。不过我急于要把它找回来是绝对正确的，因为第二天蒋委员长突然到西安来了，这天早晨街上完全断绝了交通，通到城里去的所有道路，都排列着宪兵和军队，沿路的农民都从家里被赶了出去，有几家看不上眼的小屋也被完全拆毁。因此那里看不到碍眼的东西了。那时候我们的汽车要通过那条路到渭水，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条路是经过严重警戒着的飞机场的。

委员长的到临与仍旧新鲜地留在我的脑子里的场面——毛泽东、徐海东、林彪、彭德怀等在红色中国的街道上漫不经心地闲步着的场面，形成了一种不易忘掉的对照。委员长并没有被悬赏通缉，这明白地暗示着谁怕百姓，谁相信百姓。但是甚至在西安为了保护委员长的生命而布置的一切戒备，仍被证明并不充分，因为在保卫他的这一军队当中，也已有他的很多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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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会见时全部谈话记录，请看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十四日、二十二日两期的上海《密勒氏评论报》。——作者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