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中国共产主义与共产国际

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七年的中俄关系的历史，我们可能把它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七年，是苏联和各派国民革命者“实际”同盟的时期。这些国民革命者是在国民党和共产党旗帜之下组成的一个同床异梦的集团，目的在以革命推翻当时存在的中国政府，摆脱外国帝国主义。这个惊人的事业，因为国民党右派的得势、南京政府的成立、帝国主义的妥协以及中俄绝交而结束了。

第二个时期是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三年，是俄国对中国隔离，而南京政府力求和俄国势力完全绝缘的时期。当一九三三年年末莫斯科和南京复交的时候，这个时期才算闭幕。第三个时期是以南京和莫斯科不冷不热的接近开始的，这种接近曾大受过南京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内战的阻碍。在一九三七年年初，这个时期好像戏剧般地结束了。当时国共间达成了部分和解，也为中俄的合作也开辟了新的可能性。但是当我在红军中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情歌”还是得不到国民党的倾听。这个新时期只能留待将来适当的情状下再做讨论。

上述中俄关系的三个时期，也准确地反映着近年来共产国际在性质上所发生的转变以及它从国际煽动机关变为苏联国策工具的诸阶段。苏联和共产国际中发生此种转变的、极端复杂的诸原因，我们在这里不可能来作辩证的讨论，但是来探视它们在大体上如何影响着中国的革命，又如何受中国革命的影响，却是很适合的。

像每个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所知道的一样，中国革命的高潮，与俄国内部及共产国际中托洛茨基派和斯大林派互争世界革命势力的理论领导权和实际领导权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高潮，是一致的。如果斯大林不是到一九二四年才提出他“在一国中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如果当时这问题已被贯彻，如果在那时以前斯大林已能左右共产国际，那么，对中国的“干涉”，大有永不开始的可能。现在此种猜测是毫无意义的。可是当斯大林在进行他的斗争的时候，对中国的路线早已被设定了。

一九二六年以前，与中国国民革命军事、政治、经济及文化上的合作，大都是在季诺维夫[1]的指导之下的。他是共产国际的主席。直到那时，斯大林派还没有彻底地击败托洛茨基“不断革命”的理论。但是从一九二六年年初以后，斯大林就成为共产国际及苏联共产党一切事件和政策的主要负责者了。此后他就紧紧地抓住了这两个机关，这是大家所公认的。

在一九二六年全年以及一九二七年春季的大灾难中，把作战路线及“训令”发给中国共产党的共产国际，是由斯大林所领导的。在这风驰电掣的数月中，灾祸像飓风般地凝聚在中国共产党的头上。同时，斯大林路线也遭受着托洛茨基、季诺维夫、喀门纳夫[2]所领导的反对派的持续不断的攻击。虽然季诺维夫在做共产国际主席的时候，是充分支持国共合作路线的，可是现在他却强烈反对斯大林所执行的同一路线了。特别在一九二六年蒋介石在广州的政变流产之后，季诺维夫就预言着要有不可避免的反革命。在这次反革命中，民族布尔乔亚会和帝国主义妥协，成为出卖大众的叛徒。

至少在蒋介石第二次，也就是成功的一次政变一年以前，季诺维夫就开始主张共产党和国民党——民族布尔乔亚的政党分离。他认定民族布尔乔亚的政党是不能执行革命的两大任务的，即反帝国主义——推翻在中国的外国统治——和反封建主义——摧毁在中国农村中地主豪绅的统治。在那时托洛茨基也早就主张组织苏维埃和独立的中国红军。总之，反对派预言着，如果斯大林的路线继续下去，“布尔乔亚民主革命”是要失败的。这个预言当然被证实了。

可是，如果反对派的反对在中国境内奠定了早期激进政策的根基，那么这悲剧就会更加惨厉。这种假设也富有可信的理由。托洛茨基所做的理论上的批评，正如向来一样，是精彩的，他的忠告和实际情形的诸特点也有着某些联系。但这联系，正如向来一样，并不是很多。那本收罗他这一时期大部分言论的书——《中国革命的诸问题》，当然是一本立论松懈的著作，到处都充满着对当时现状的客观限制的漠视。共产国际的政策固然酿成了一次巨灾，但他所提供的政策，据该书所言，也足以酿成更早发的、更完全的巨灾。

在“大崩溃”之后，托洛茨基派把共产国际的路线解释为失败的主因。斯大林就起来为自己辩护，嘲笑这种解释为非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说：

喀门纳夫同志说中国革命的失败应由共产国际的政策负责，并说我们‘在中国扶养了卡佛纳[3]（Cavaignacs）'……我们怎能硬说，一个党的战略就能消除或转变阶级势力的关系呢？对于那些在革命期间忘记阶级势力的关系的人，对于那些想以一个党的战略来解释每一事物的人，我们能怎么说呢？对于这些人我们只有一个说法——就是，他们已经抛弃了马克思主义。

其实，凡是研究这个时代的公正学者，都不能不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托洛茨基派夸大了共产国际错误的重要性，同时，他们缩小了客观环境中绝对不利的诸因子。他们对在共产国际的错误中制造攻击斯大林的炮弹，比对于中国的直接命运更感兴味。可是他们的攻击终于没有成功。就全部而论，中国共产党仍旧一点儿不相信斯大林是无能的。因为中国革命的失败，再加上巴威利邦[4]（Bavaria）和匈牙利共产党政权的毁灭以及东方诸国中共产国际希望的总败退，俄国共产党遂厌倦了远方的冒险，并准备转向国内的建设。斯大林获得了胜利。托洛茨基遭受了流放——并且，进入了破坏铁道的事业中去（如果我们相信莫斯科审判的证据）。

我们如要在这里再把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争论讨论下去，就要令人生厌了。

重要的是斯大林赢得了胜利，他的政策支配了共产国际在中国未来的活动。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曾有一时，这种活动差不多是没有的。俄国在华的机关被封闭了，俄籍的共产党党员多被杀或被逐出国外，从俄国流入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助力都停止了，中国共产党陷入极大的混乱，并有一时和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络。苏维埃运动和中国的红军是完全在中国的领导之下自然发生的。他们在事实上并未获得俄国的赞许。直到中共六大以后，共产国际才给予它以事实上的追认。

此后，共产国际在中国革命中所担的任务明显增加了。有好几个机关的确已经偷偷地恢复了起来：它派遣代表到几个大城市中去和中国共产党发生接触；中国的学生继续到俄国留学并秘密回国从事革命工作；也有少数金钱流入中国。但是俄国要和苏区做直接的物质联络却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苏区没有出海口，而且处在敌军严密的包围圈中。以前在中国有数百个共产国际的工作员，现在只有两三个了，他们大都行踪诡秘，绝不敢在一处逗留数月。以前有数百万的金钱供给蒋介石的国民党，现在却只好每次一千一千地流入到共产党手中。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曾经受到了全苏联的拥护，现在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只受共产国际的帮助，这共产国际已不再能调拨“世界革命根据地”的广大资源了，它只好像螟蛉子一般一拐一拐地走着，如果做错了事，它就会被正式剥夺承继权。

实际上，莫斯科或共产国际在这十年中给予中国红军的经济助力是渺小得惊人的。当牛兰在上海被捕，后在南京被判定为共产国际驻远东总代表的时候，警察所提出的全部证据，表示在全东方（并不单是中国）的每月总支出并未超过一万五千美元。这和流入中国支持基督教宣传（大部分是资本主义的宣传）或支持日本和纳粹法西斯宣传的巨额经费比较起来，真是渺乎其微了。和一九三三年南京政府所获得的五千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对比起来也渺小得可怜。这笔借款的收入，根据外国军事参赞的报告，对蒋介石“剿共”的内战，是有决定性价值的。

英、美、德、意将大批飞机、坦克车、大炮和军火卖给南京政府，以摧毁中国的苏区，他们当然不会把军火卖给红军。美国的军队派出了许多军官，来训练中国的空军，这些空军，曾在苏区毁灭过数百个市镇。意、德的教练官曾亲自领导过几次最有破坏性的轰炸——正像他们今日在西班牙所做的一样。纳粹德国更派遣它最能干的将军西克特和一个普鲁士的参谋团，来帮助蒋介石，他们改进了南京政府杀人的技术。鉴于这些众所周知的事实，我若再说俄国扶助中国的红军，真好像太没用了。反之，很明白地，列强以重要的助力支持蒋介石将近十年，但他们是不肯以助力支持红军的。

我们可以坦白地说——而且我相信，没有一个理性的外国军事专家能够不同意这句话——在近代的中国历史上，中国红军在作战上所得的外国助力，要少过任何其他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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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季诺维夫（1883—1936）：应为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首任主席，苏联共产党早期领导人，联共（布）党内“新反对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下同。

[2]喀门纳夫（1883—1936）：应为加米涅夫，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早期领导人，联共（布）党内“新反对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下同。

[3]卡佛纳：卡芬雅克，1848年镇压法国工人六月起义的军事首脑。

[4]巴威利邦：巴伐利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