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苏联的影响

这部书并不想以考察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或共产国际，或苏联的关系，作为主要目的之一。这里没有充足的背景材料，来完成这一工作。但是如果不把这种基本的关系，以及它们对中国革命史的非常重大的影响，加以论述，则这部书也是不完整的。

显然在过去十多年中，苏联的确在中国人关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问题的思考上有一种有力的影响（特别在知识青年中，是一种有力的外来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在苏区里是一件公开的光荣的事实，即使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地方也是真实的，虽然未被承认。在中国各地已有了坚定的政治信仰的青年中，作为一种哲学或宗教的代替物，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形态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在年轻的中国人中，列宁是最被崇拜的，斯大林是一位最被熟悉的外国领袖，社会主义则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的一种未来的形式。苏联文学最为一般读者所欢迎，例如高尔基作品的销路，比鲁迅以外所有的中国作家的作品更来得广大。而鲁迅本人，也是一个伟大的社会革命家。

这一切，特别有一个事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如英、美、法、德、日、意等国以及其他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派遣了数千名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或传教的工作人员到中国来，向中国民众宣传他们本国的信条。但是苏联几年来，在中国没有一所学校、一所教室，甚至连可以给他们做公开宣传马克思、列宁学说的讨论会都没有。他们的影响，除了在苏区之外，完全是间接的，而且处处还要受到国民党的严厉压迫。但是在这十年中住在中国而且熟悉其所生活着的社会情况的人们中，几乎没有人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俄国革命以及苏联的胜利所给予中国人民的精神上的影响，要比所有资产阶级基督教的影响，来得更广泛深入。

和许多人对共产国际这“魔怪”所抱有的观念相反，苏联给予苏区的影响，大部分在精神上和意识上，而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很少有直接的参与。我们要记住中国共产党的密结于共产国际以及和苏联的联合，完全是出于主动的，而且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由中国人单方面解除的。苏联这一角色，在他们看来是一个有力的实例，也是一个产生希望和信仰的理想。这就像是火与熔炉，能够帮助他们锻炼一般人认为中国人所没有的那种像钢铁般的英雄性格。这些中国共产党人，决然相信中国的革命不是孤立的，而且相信不仅是苏联，全世界数万万的劳动者都在焦望着他们，当时候一到，全世界的劳动者一定会效法他们，正像他们效法伟大苏联的同志们一样。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里，说“劳动者无祖国”，也许是正确的，但现在的这些中国共产党党员，相信除了他们自己的小小的一块无产阶级统治下的地盘之外，苏联是他们伟大的精神家园。这种真诚是为他们增加勇气和革命滋养料的重要源泉。

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宪法上，这样说：“中华苏维埃政府宣布准备与世界的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民族，来形成革命的统一战线；同时宣布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是它忠实的同盟者。”加下划线的几个字，对于当时很长时间在地理上、政治上、经济上完全陷于孤立的中华苏维埃有多少意义呢？这对于不晓得中国共产党的任何欧美人是难以理解的。

但这我是看到、听到并且感觉到的。在他们的背后有这样伟大的一个同盟者的这一观念（纵使这观念没有被苏联以任何积极支持的形式所确认），对于中国红军的士气，是非常重要的。这一观念给他们的斗争以一种世界性的信仰。他们高呼“世界革命万岁！”“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是一个渗入他们一切训练、信仰的观念。并且在这观念中，他们对社会主义世界大同的未来更加忠诚。

这些观念，在我看来已显示它们可以改变中国人的行为。在中国共产党对我的态度中，我感受不到任何的“排外主义”。他们当然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一位美国或欧洲的资本家和他们在一起，也许会觉得不舒服，但是一位中国的地主或上海的买办，同样也会感到不舒服。民族的偏见似乎完全转化为了不分国家界限的阶级斗争。即如他们的抗日运动，也不是站在民族的立场上来反对日本人的。在他们的宣传中，始终强调他们只反对日本的军阀、资本家及其他法西斯侵略者，日本的大众还是他们有力的同盟者。当然，他们从那种信念中，获得了极大的勇气。把这种对国家的偏见提高到更高级的斗争，无疑应该完全归因于曾留学俄国的二十几位中国红军的领袖，他们都进过孙逸仙大学[1]、东方劳动大学、红军大学，或其他训练共产主义国际干部的学校，回国后又成为他们自己的人民的教师。

他们对西班牙事件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即是这种国际主义精神所表现的一例。他们在报纸上刊行这一事件的专号，张贴在村苏维埃的会议室中，公布到前线的军队中。政治部则举行关于西班牙战争的意义与原因的特别讲演，把西班牙的“人民阵线”与中国的“统一战线”相比较。他们召开了群众大会，举行了示威运动，奖励了集体的讨论。这是十分令人惊异的：甚至在辽远的山乡中，红色的农民也能知道一点儿关于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亚，德、意侵略西班牙等的事，并且说这两国是他们的敌人——日本的“法西斯同盟者”。不管他们在地理上是怎样隔离着，现在这些乡下人，靠无线电的播送、新闻壁报、中国共产党的宣传者与讲演者，对世界政治，比中国任何地方的农民都知道得更多。

共产主义者的行为与组织的严格的纪律（共产主义者的观念形态本身所固有的纪律），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建立了合作的、非个人主义的典型。这种典型，普通的“中国通”、“通商口岸”的“死硬派”或自称“懂得中国人心理”的传道者，如果不是自己所亲见，是不会相信的。在他们的政治生活中，在社会全体的集团中，个人的存在是非常微小的，无论在领袖这一地位上，或是一个重要的创造者，都必须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来服从社会全体或集团的意志。在共产党党员中当然曾经也有过争论与猛烈的斗争，但是没有一种斗争是严重到足以危害党与军队的。这种现象，这种“非中国”式的合作，是一种新观念——社会是作为阶级间争夺支配权的场所——的结果，在这种斗争中，最团结的、最有力量的、最有决心的，才是最终会胜利的。这种合作充分地说明了共产党存在的原因，虽然他们的胜利，还没有获得。

假使南京政府能够像对付其他一切反对派一样，分裂他们的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势力，使它们成为几个彼此不相容的党派，则消灭共产党的工作，也许可以取得最后的成功。但是这一企图失败了。举例来说，在几年以前，南京政府希望利用斯大林、托洛茨基两派的斗争，来分裂中国共产党，虽然所谓中国的“托洛茨基派”是出现了，但是他们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好的名声，即间谍与叛徒。他们大部分因受境遇的压迫，加入了特务队，并且出卖以前的同志给警察——他们始终没有获得任何重大的影响与广泛的追随者。他们只是作为一批孤独的知识分子，一批滑稽的、悲剧的、奇怪的人而残留着。对共产党的领导，他们一点儿也没有破坏的能力。

红军一般都抛弃了所谓的中国礼仪这一封建糟粕，他们的心理和人格与中国人的传统的观念，是完全不同的。荷罢特（Alice Tisdale Hobart）决没有能力来写一本关于这些的书，《王宝钏》的著者也同样的不能够。他们是正直、坦白、天真、忠实而又有科学头脑的人。他们几乎排斥曾经做过中国文明之基础的一切陈旧的哲学，而且似乎最重要的，他们是旧式的中国家族主义的不可饶恕的敌人[2]。我常常感觉到和他们在一起是非常舒服的，就像和我自己的同胞在一起一样。意外地，在某种意义上，我的出现，对他们是有极大的意义的。他们把我以及驱使我跑到苏区来的好奇心，当作他们这一运动具有“国际主义性质”的一个具体的见证。他们利用我作为一种很好的陈列品，来对付对此有所怀疑的人们。

由于对苏联的这种热烈的憧憬，自然有许多关于组织的、方法的、制度的以及外国思想的模仿与抄袭，中国红军是根据苏联军事系统而建立的，红军许多战术上的知识是从苏联的经验中得来的。一般的社会组织也沿用着苏联共产主义所制定的形式，许多红色的歌曲都用了苏联音乐来表现，在苏区里广泛地被歌唱着。中文的“苏维埃”，只是直接从俄文中翻译过来的许多词中的一例罢了。

但是在所有的这些模仿来的东西中，有许多是加以改造过的。苏联的观念或制度不完全适合他们所活动的环境，因此做了极大的改变。十年的经验历程已把盲目照搬的做法摒弃了，在苏维埃制度中带有明显的中国特征，也是这一行为的结果。西洋文明的采用与模仿的过程，在中国资产阶级的世界里，当然也是有的，因为古代封建遗产中的诗歌——斯宾格拉[3]（Spengler）所说的伟大的历史的碎屑——也少有什么价值，不论是对建立近代资产阶级或社会主义的社会，还是解决现代国家的新的需要，都没有很多价值。在老大的中国里面，同时孕育着两个社会，而两者都是从国外输入进来的。这是很有意味的，例如红军方面对于青年的组织方式，完全依靠苏联，而蒋介石总司令不但用意大利的轰炸机来毁灭他们，且同时借了基督教青年会来建立他的反共产主义的新生活运动。

中国共产党理论上的领导、战略上的路线以及政治意识的形态，不消说，是在共产国际的密切指导之下的（虽然没有明确详细的命令）。这一共产国际，事实上在过去十年来，已成为苏联共产党的办公机关。分析到最后，这意味着，不论好坏，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正和每一个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一样，是和苏联广泛的战略上的要求相一致的。

这里已很明白了，中国红军毫无疑问地，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中以及俄国革命的集体的经验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但这也是真的：中国共产党在其艰苦的生长中所遭受的严重的失败，共产国际是要负责的。

[1]孙逸仙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全称“孙中山中国劳动者大学”，是联共（布）中央在孙中山去世后为纪念他而开办的，目的是为中国培养革命人才。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俄国顾问鲍罗庭于1925年10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6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建立。

[2]我在这里说的，当然，不是农民大众全体，只是纯粹的共产党员。——作者原注

[3]斯宾格拉（1880—1936）：现多译为施本格勒，德国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