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保安的生活

又回到保安了。我再度下榻于外交部，我在这里度过了一个九月和半个十月。我已收集了许多传记材料，足够完成一部“红色中国名人录”。每天早晨我都会访问一位指挥官或苏维埃的公务员。但是我对如何离开苏区渐渐感到不安起来：因为中央军不断地开到甘肃、陕西，并且慢慢地代替了各地与红军相峙的东北军。蒋介石为了新的“围剿”，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要是我不立刻离开，恐怕以后也没有离开的可能了：因为封锁线中的最后的通路也许会被闭塞。我焦灼地等待着为我安然离开的种种安排。

这期间，保安的生活是非常安静的，你看不出这些人会因为他们马上就要被“剿灭”而忧愁。离我不远驻扎着新编的教导团，他们把整天的时间用于操练、唱歌、做比赛的游戏。有几天晚上则表演戏剧，并且每天晚上当各种不同的人歌唱着从山谷里集合到窑洞里或板屋里来，整个市镇就都充满了歌声。在红军大学里，学员们每天有十个小时的研究工作。新的集体教育正在城里开始。甚至外交部里的“小鬼”们每天也必须念着读本——政治科或地理科。

至于我自己，则过着闲散的生活，骑马、游泳、打网球而已。那里有两个网球场：一个在红军大学附近，被山羊、绵羊吃得短短的草原上；另一块是泥土的，位于西北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博古家的隔壁。每当清晨，太阳一升到那小山上，我就和红军大学里三位有才能的教授——德国人李德、蔡树藩和吴委员[1]等在这里打网球。网球场里满是石子，追接一个急球是非常辛苦的，但是比赛还是热烈地进行着。

蔡和吴二位都和李德说俄国话，李德是不会说中国话的，我对李德用英语，对蔡、吴用中国话，这样我们就又有了说三种语言的比赛。

我给公众最有坏影响的，是我的赌博俱乐部。我有一副扑克牌，到此地以来还未曾用过，有一天我把它拿出来，并把rummy[2]的玩法教给蔡树藩。蔡在战争中失掉了一只手，但这一点儿也不妨碍他打网球和玩扑克牌。当他学会rummy后，他就可以用一只手毫不费力地打败我。不久rummy流行了起来，甚至连妇人们都偷偷地跑进外交部的赌博俱乐部里来了。我的土炕成了保安精英们的集合所，在晚上的烛光之下，你可以看到周恩来夫人、博古夫人、凯丰夫人、邓发夫人，甚至毛泽东夫人。于是颇有人说闲话。

但是对苏维埃道德产生真的不良影响的，倒是从保安玩起“扑克”来以后才开始。“扑克”是我们打网球的四人，每夜轮流在李德的小屋里和我在外交部那一间罪恶的房子里开始玩的。我们把一批被人尊敬的人物，如博古、李克农、凯丰、洛甫及其他人，拖入了罪恶的泥沼中。赌注不断地大起来，最后独只手的蔡，在一夜之中，从博古主席那里赢得了十二万块钱，这于博古来说唯一的补偿方法似乎只有盗用政府的公款了。于是我们用仲裁的方式解决了这件事：就是如果蔡愿意用这笔钱为并未存在的苏维埃空军，购买飞机，那么博古可以从国库中支出十二万块钱来付给蔡。虽然如此，但他们赌的都是些火柴，蔡所买的飞机，也只是一些火柴罢了。

独只手的蔡是一位和蔼、有趣、讨人喜欢的青年，同时也很机敏、热情，而又善于应答、开玩笑。他在红军中已有十年了，当他在河南做铁路工人的时候就已经加入红军了。之后他到莫斯科读了两三年的书，并且同一位俄国女同志谈起恋爱，结了婚。有时候他会很懊丧地看着自己空空的袖子，并且担心他的夫人看到自己少了一只手会和他离婚。“不要担心这种小事情嗬，”一位也是从俄国回来的留学生吴教授[3]安慰他，“倘若你看到她的时候，传种的东西没有打掉，你就仍是幸运的。”但是蔡无论怎样，还是竭力要求我，回到白色世界后，送一只人造手给他。

这是要我送东西进来当中的又一个不可能的请求了。罗鼎仪[4]要我用卖掉红军照片的收入，为他们买一队飞机来，而且要连汽油机件和驾驶人员都是齐全的。徐海东要买一副假牙齿来填满他空缺的齿龈：因为他恋爱了。他们每个人的牙齿都是不健全的，他们多年不看齿科医生了，但是他们的忍耐力确实惊人。虽然因为多年的不良饮食，他们大部分人都患着病，特别是溃疡和其他胃病等，但你绝不会听到任何人在怨恨着。

至于我个人，吃得倒很好，体重也有增加，每天看到那种不变的菜单，虽有些讨厌，但吃起来仍能吃很多。他们让我吃粗面的、没有烘过的馒头。这种馒头，只要烘过也是很好的。有时我可以得到猪肉、羊肉。除此以外我还常吃小米——煮小米、煎小米、烘小米。卷心菜很多，此外还有胡椒、洋葱及豆类等。我虽然缺少咖啡、牛油、糖、牛乳、鸡蛋及其他许多东西，但还是满足地吃小米。

有一天，图书馆里到了一批合订的《字林西报》，我看到一种似乎十分简单的巧克力软饼的制法。我晓得博古的小屋里有一罐可可藏着，我想用一点儿可可，并用猪油来代替牛油，可以做成那种饼，于是我请李克农写了一张正式的请求书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区政府的主席，请他们供给我两盎司可可。经过了几天的延搁、支吾、他们对我做饼能力的怀疑、许多官僚式的解释以及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后，我们终于强迫博古拿出那两盎司可可，同时从食品合作社里拿到了其他的东西。但我还没来得及把面粉、鸡蛋、猪油调和起来，我的卫兵就跑进来看，这家伙把可可打翻到地上去了。经过了多次的交涉后，我终于重新得到所需的材料，开始了这伟大的实验。苦心的结果怎样，无论哪一位聪明的太太都是能料到的。我临时所造的炉子，完全没发生效用，饼并没有发起来，当我从火上拿起它来的时候，底下已变成了两寸厚的木炭，而上面还是黏液的流动体。但即使是这样的饼，外交部里那些有趣的看客们，却仍吃得非常有滋味，因为饼里有很多很好的原料。我丢了很大的脸，从此就安安分分地吃我的小米了。

李德要我同他吃一顿“西餐”。他时常有办法可以得到米和鸡蛋，又因为他是德国人，所以自己有许多香肠。你可以看到这些香肠吊在绳上，晒在他的门外，靠近保安的大街。他已在开始准备他冬天的食料，他自己也造了一只炉子，把烘的方法教给他的中国太太——一位同他一道从江西来的女子。他告诉我那些材料是可以做很好的烹调的，只是食物合作社（通常我们的饭都是在那里烧的）不知道怎样做罢了。一位红军司令太太罗炳辉夫人（她是经过长征的唯一缠足的妇人）是食物合作社的社长，我想李德的太太一定和她有交情，所以李德就有鸡蛋和糖了。

李德当然不单是一位烹饪能手、扑克专家。中国苏区中这一位神秘人物是谁呢？他的重要性是否正和国民党的将军罗卓英在江西看到他写的东西之后，所说的那样，是红军的“智囊”呢？他与苏联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呢？事实上，苏联对于红色中国，究竟有多少影响呢？

[1]吴委员：应为伍修权。下同。

[2]Rummy：拉米纸牌，纸牌游戏中的一大类。在美国盛行。基本玩法是形成三四张同点的套牌，或者形成不少于三张的同花顺。

[3]吴教授：伍修权。

[4]罗鼎仪：应为陆定一。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