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途中所见

我从宁夏又南下到甘肃。四五天之后，我重新回到了河连湾，在那里我又碰到蔡璋[1]和她的丈夫李富春，大家又吃了一顿法国式的饭，还碰见了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的年轻漂亮的夫人。她最近刚从白区潜入苏区里来，此时刚从她已五年不见的丈夫那里回来。

在河连湾，我在兵站部住了三天，这兵站部设在一所以前为一位穆斯林谷商所有的大仓子里。这是一座有趣的中亚细亚式的屋子，平厚的屋顶，深深的阿拉伯式的窗户嵌在墙里至少有四英尺厚。当我牵马到了广阔的马厩里，一位高大的胡子雪白的老头儿，穿着一件旧的灰色制服和一条长到拖地的皮褂跑来，举手到他的红星帽边，向我敬礼，被太阳晒黑了的脸上，还露着微笑。他是来照顾“马鸿逵”——我的马的。

我奇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老头儿跑进我们童子军的营帐里来？我停下来问他，并且打听到了一些事：他是从山西来的，当红军远征山西的时候，他就加入了红军。他姓李，已有六十四岁，他自称论到年齿[2]，在红军战士中，要以他为最长。他仿佛很不好意思的样子，解释他之所以不在前线的原因，他说：“因为杨指挥认为非常需要我在这里做养马的工作，所以我就到这里来了。”

李在未加入红军以前是山西洪洞县卖猪肉的小商人，他竭力咒骂“模范省长”阎锡山和一般地方官以及他们的苛刻的捐税。他说：“在洪洞是不能做什么买卖的，他们连人粪都得抽税。”当李老头儿听到红军来了，他就决定去加入。他的妻子已死，两个女儿都嫁了人，他也没有儿子，除了他的捐税重重的猪肉买卖之外，他在洪洞已全无系累。洪洞是一块死气沉沉的地方，他需要有生气的生活，所以这位冒险家就爬出了城投到红军去了。

“当我去加入的时候，他们对我说：‘你年纪大了，红军的生活是艰苦的。’你想我怎么说呢？我说：‘是的，我的确有六十四岁了，但是我和二十岁的人一样会跑路，我也会打枪，能做任何人的工作。假使这种人是你们所需要的，那么我也可以算一个了。’这样他们就叫我一道来了。我跟了红军走过山西，也跟了红军渡过黄河，现在我又到了甘肃来了。”

我笑了。同时问他，红军里的生活是否比卖猪肉好，他是否喜欢红军。

“嗬！卖猪肉是没出息的人做的，这里的事，是值得做的。为被压迫者而战的穷人们的军队，是不是？当然我喜欢红军。”老头儿从他胸口的衣袋里，拿出肮脏的布包，小心地找出一本破旧的册子。“你看，”他说，“我已经认得了二百多个字，每天红军教我四个字。我在山西活了六十四年，谁也没有教我写过自己的名字。你想红军是好还是不好？”他很骄傲地指着像鸡爪印在席子上一样的写得非常拙劣的字，又结结巴巴地念着几句新写上去的句子。一会儿，好像高兴到了极点，他拿出一支短小的铅笔，很用心地把他的名字写给我。

“我猜你还想再结婚吧。”我取笑他。他很正经地摇着头否认，说因为忙于照料马，没有余暇来想女人的问题。说完后他就慢慢地走开，照料他的马去了。

第二天傍晚，当我走到屋后面的果树园时，碰到了另一位山西人，比李年轻二十岁，却是一样有趣的人物。我听到一位“小鬼”在叫“礼拜堂！礼拜堂！”，就好奇地想看看那位被叫作“礼拜堂”的人。在那地方一座小山上有一位剃头匠，正在剃一位青年的头，剃得像鸡蛋一样光滑。在询问之下，我知道他的真名叫作解河春，曾在山西平阳一所美国教会医院的药局里做过事。“小鬼”们给了他这个绰号，因为他是基督教徒，而且至今每天还在做祷告。

解拉起他的裤子，把腿上严重的枪伤给我看，因为这一枪伤，他如今成了跛脚，他又用力解开衣服给我看腹部的枪伤。他说这些枪伤就是战争的纪念，也是他为什么不在前线的原因。剃头完全不是他的营生：他是一位药剂师，同时也是一位红军战士。

解说那所教会医院里还有两位助手，也同他一道加入了红军。在离开之前，他们把自己的志愿，和医院里的美国医生商量过。这位医生的中国名字叫作李健。李医生“是一位好人，他免费替穷人看病，而且永不虐待老百姓”。当解和他的同伴们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去吧！我听说红军都是些好而诚实的人，并不像其他的军队一样，你们应该很高兴和他们一起战斗。”于是他们就跑去当红军，成了红色的罗宾汉了！

“也许李健医生正想辞掉你们吧！”我说。

剃头匠愤然否认了这点，他说他和李医生一向是很说得来的，李医生是一位很好的人。他要我告诉这位李健，倘若我能碰到李健的话，说他还很快乐地活着，只要革命一成功，他仍会立刻回到药局里干他原来的工作。我很怅然地离开了“礼拜堂”。他是一位很好的红军战士，很好的剃头匠，同时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

在红军中，我意外地碰到了几位基督徒和以前曾是基督徒的人，红军的军医队主任傅医生（Nelson Fu），过去就是一位江西教会医院的医生。他虽然志愿加入红军，而且热诚地支持他们，但他仍固守着他的信仰，所以他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江西苏维埃，实行广泛的“反宗教”宣传。所有的庙宇、教堂以及教会的财产，都被没收作为国家的财产。僧侣、尼姑、牧师、神父及外国传教士们，都被剥夺了公民权。但在西北对宗教实施的是更和缓的政策。事实上信仰的自由，已有了初步的保障。所有外国的教会财产也被保护了，避难的传教士们也被请回到他们的教会里去了。中国共产党党员保留了他们自己的反宗教宣传的权利，把“反对信仰的自由”和“信仰自由”认作民主权利。

从共产党对宗教制度的新政策中得到利益的外国人，要数作为绥远大地主的几位比利时传教士了。他们有一处两万亩的地产，另在长城的汀平[3]有五千亩左右。当红军占领汀平之后，比利时传教士的地产的一边邻接着苏维埃区域，另一边则在白军的控制之下。红军并没有想没收这些比利时人的土地，只是和他们订立“条约”，规定红军担保保护教会的财产，但是教会方面应允许红军在耕种教会田地的佃农（实际上等于农奴一样）中间组织抗日团体。这一条约中，另有一个古怪的条款，就是这些比利时人应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代拍一份贺电给法国国务总理勃伦[4]，祝贺法国人民阵线的胜利。

在河连湾附近，曾发生过几次民团抢劫的事件。有一相近的村庄，在我到达之前曾被掠夺过两夜。

就在黎明之前，这队民团偷偷进了村庄，枪杀了孤单的哨兵之后，放火焚烧十几位红军睡在那里的茅屋。当红军从屋子里逃出来，在烟雾中睁不开眼睛的时候，民团就枪杀他们，劫夺了他们的枪。那时这队民团还联合着四百人左右的土匪，他们大部分是高桂滋的部下，从北边一路抢劫焚烧村镇而来。第二十八军派遣了一营军队，去包围他们，当我离开河连湾的那天，这些年轻的战士，已得胜回来了。

战争发生的地方，离河连湾不过几里，正是“白匪”准备袭击的地方。有的农民发现民团隐匿在山岙里，就去报告红军，于是红军分作三纵队，而中路的纵队和土匪发生正面的冲突。当红军两侧的纵队，包围了他们时，战争的胜负也就决定了。这次双方除受伤很多外，民团死了约四十人，红军也死了十六人。民团全被缴械，红军还俘虏了他们的两个头儿。

我们在回陕西去的路上，碰到这队红军带了战利品回来。村庄里已准备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农民都站在路旁来欢迎这胜利的军队。农民保卫队也拿了有着长长的红须的尖枪，站着欢迎他们。少年先锋队队员为他们唱着红色的歌曲，妇女们则带了她们所有的茶、果子、热水等来慰劳他们。倦怠的士兵们的脸上都浮现着微笑。他们非常年轻，甚至于比前线的正规兵更为年轻，而且在我看来，那些受了伤的，似乎只有十四五岁。我看到一位骑马的青年知觉已失去了一半，由他的同志们在两旁看护着。一条白的绷带包在他的前额，正中有一块圆的血迹。

在拿着像他们人一样大的步枪的这少年队伍的正中，走着两个土匪的头儿。其中一个是头发已转灰白的中年农民，你也许觉得，他被年轻得可以做他儿子的这些战士们牵着走，会感到羞耻吧。但是看到他毫无惧色，倒颇有点儿气概。我想他也未尝不是和其他穷苦农民一样，为了所信而战，遗憾的是，他就要被处死了。当我问傅锦魁的时候，他却摇了摇头：

“我们是不杀被俘的民团的，我们教育他们，并给他们一个自省的机会，他们大部分后来都成了好的红军游击队员。”

红军肃清这些土匪真是一件幸运的事情，因为在我们回保安去的路上，不会再有什么危险了。我们在甘肃的边界，做了五天的旅行，这五天我们走了百里以上，路上仍然有不少事故发生，却也没有什么大事件。我回到保安时除了在沿途买了几只瓜之外，并没有带别的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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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蔡璋：应为蔡畅。下同。

[2]年齿：年纪。

[3]汀平：应为定边。下同。

[4]勃伦（1872—1950）：现译作“勃鲁姆”，社会党右翼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