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关于朱德

孔子跟莎士比亚不同，他认为人的名字第一重要。至少“朱德”这个名字是很有意义的。这是一个简单而响亮的名字，英文拼音应该是Ju Deh，因这名字发音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很适切的名字，由于文字上的奇异的巧合，这两个中国字是“红德”的意思，不过当他在老远的四川出世时，替他命名的溺爱他的双亲，无法预知这个名字之后所获得的政治意义，否则他们一定会在恐惧中改变他的名字。

在南方几年中，朱德领导“赤色联军”打了数百次小仗、数十次大仗，冲破五次大规模的“围剿”，在最后一次“围剿”中，敌军的进攻武力（包括重炮队、飞机队、机械化部队）超过他八九倍，敌军的资源也超过他无数倍。然而他的胜败程度的对比还值得较量一下：我们不得不承认，关于战术的灵敏、巧妙的流动、行军的神奇，他一再证明自己胜过敌方任何将官。他无疑地在游击战中培养了中国革命军队惊人的战斗力。红军在南方的最大错误是战略的错误，关于这，政治领导必须负主要的责任。虽有这种妄动的错误，而红军在第五次“围剿”中仍能表现出几乎跟敌方势均力敌的姿态，这该是南京政府的惨败。

关于纯粹的战略和大军撤退时战术的运用，朱德、毛泽东和他们的红军军官们对于长征的煊赫的领导，在中国是空前的。红军的不能被击破的团结力，使全军在冷风凛冽的西藏的高原上抵抗“围剿”，度过艰苦的可怕的寒冬。除了牦牛，简直没有什么可吃——这种团结力应该归功于领导者的吸引力和那罕有的人类的品性，它把绝对的信仰和忠诚灌注进部属的脑子里，使他们敢于为主义而死。至少在我，绝对不能想象中国其他任何将官在此种环境中尚能随军生存，更不必说在受了此种苦刑之后，还要挥师冲击，冲破敌军从容布置了好几个月的防线。这就是当我走马西北时朱德所干的伟业。

中国人传说他具有各种神奇的才能：眼能看周围百里路，能飞行，能运用道士的法术，例如在敌军面前制造尘雾，或搅起逆风。迷信的人相信他是打不伤的，因为可不是有千万颗枪弹和炮弹打不死他吗？另有人说他能复活，因为国民党不是屡次宣布他已经死了，而且往往详细描写他断气时的情景吗？千百万人知道中国“红德”这个名字，依照各人的身份，有些人认为它是一种威胁，有些人认为它是希望的明星，但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个名字是写在十年历史的书页上的。

然而大家都对我说，朱德的相貌并不动人——一个沉着、谦恭、说话温和的人，大眼睛（老是“非常柔和的眼睛”），身材矮胖，但有铁一般的臂膀和腿。他对弟兄的忠诚是尽人皆知的。自从当红军总司令以来，他的衣、食、住都同士兵一样，共尝士兵们的艰苦，早年常常赤脚走路，有一个冬季专吃南瓜过活，另一个冬季专吃牦牛过活，从不诉苦，难得生病，度量很大，万事采用民主方式，永远忠于自己所信仰的主义。

他喜欢在军营里散步，跟士兵们坐在一起，说故事，同他们玩耍。乒乓球打得很好，篮球也不错。任何士兵都可以直接向总司令诉说——事实上他们常常这样干。朱德叫唤他的弟兄就脱下自己的帽子。他在长征中把马借给倦劳的弟兄，自己走很长的路，看起来一点儿也不疲倦。

“我以为他的基本特点就是天性极端温和。”当别人请他老婆康克清述说她的丈夫时，她说道，“其次，他对一切大小事情都十分负责。再次，他喜欢跟一般战斗员共同生活，跟他们时常谈话。

“朱德对弟兄们说话非常朴实。他们都听得很明白。有时要是他不十分忙，就帮助农民种田种地。他常常从山谷搬运谷物到山上。他非常强健。他什么东西都能吃，不需要任何特殊食物，只要大量辣椒就得了。因为他是四川人。他晚上非到十一二点钟不睡，早晨老是五六点钟起床。

“他喜欢运动，同时又喜欢读书。他细心地做出有计划的读书表，熟读政治、经济的书籍。他也喜欢跟朋友们谈话，有时也开开玩笑，虽然并不像毛泽东那样幽默。他不常发脾气，我从没有跟他吵过嘴，但他在战阵中是要发怒的。打仗时朱德老在前线指挥，但从没有受过伤。”

我没有会见朱德的好运道，因为当他到了陕北的时候，我已离开了。幸运的是朱德马上就被世界作家所注意，我现在竟有机缘得到一些他最近的材料。西安事变以后，就有人到苏区去访问，韦尔斯（Nym Wales）女士[1]是第二个会见中国红军领袖的外国人，康克清上面这番话就是对她说的。下面简单的朱德自传，是朱德亲口对韦尔斯女士说的，这改正了过去许多不正确的记载。[2]它里边没有富有戏剧性的叙述，这对于朱德是不公平的。正如韦尔斯女士所说：“朱德决不能写出一部自传，因为他以为自己的人格不能离开他的工作而存在。”但作为他的生涯的正确的记载，下面的自传仍有无限的价值。

朱德这样述说他的生活史：

“我于一八八六年生在四川仪陇县马鞍庄[3]。我的家族是穷苦的佃农。为着一家二十口的生活，我们租了二十亩田。我六岁时，进了一个姓丁的地主的家塾。他要我缴学金，待我很坏，好像他开这个家塾是一种慈善事业似的。我在家里吃饭，在家里睡，每天得走三里路。放学后，我做各种劳作，如挑水、看牛等。我在这个家塾里读了三年书。

“在地主的压迫下，我们这个大家庭再也过不下去了，因为经济困难，我们各自分散了。我被过房给一个叔父[4]，到大湾跟他同住。我自己的父亲待我很坏，但这个叔父爱我如同爱他自己的儿子一样，送我进学校，念了六七年古书。全家只有我一个人受教育，因此我一面读书，一面又不得不做各种劳作。

“我在一九〇五年考过科举，在一九〇六年到了顺庆县，在一个高等小学里读六个月书，又在一个中学里读六个月书。一九〇七年，我到成都，在一个体育学校里读一年书，后来回到故乡仪陇县，在本县高等小学里教体操。一九〇九年，我到云南的省会云南府，进云南讲武堂，直到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发生后才出校。我老想做个军人，而这个讲武堂恐怕是当时中国最进步、最新式的了。它收学生很严格，我竟被录取，我感到非常高兴。

“那时我一向崇拜现代科学，觉得中国需要一个产业革命。我做小孩子的时候，太平天国的故事给我很大影响，这是织布匠们和别的巡行的工匠们讲给我听的。他们在当时是新闻的传播者。一九〇九年，我进讲武堂不到几星期，就有一种革命的倾向，因此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一九一一年，我是一个连长，有名的云南都督蔡锷率领滇军参加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我也加入了。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十月十日在武昌开始，二十天后，云南起事响应。我在同一年被派往四川，与清朝巡抚赵尔丰作战。我们打败清兵，第二年四五月间回到云南。一九一二年下半年，我被任为云南讲武堂学生的队长，并在校里教授战术学、野战术、射击术和步枪实习。

“一九一三年，我被任命为蔡锷部下的营长，在中法交界驻扎了两年。一九一五年，我升为团长，被派往四川跟袁世凯的军队作战。打了六个月仗，我们获得胜利。我升为旅长，部队驻扎在四川南部长江流域的叙府、泸州一带。我的部队是第七师第十三混成旅（后来改为第七混成旅），当时稍有声誉。不过我们遭受重大的损失，在战争中半旅以上被消灭了。我在这一带地方驻扎了五年，不断地跟反动军队作战，他们是受命于北京段祺瑞政府的。

“到一九二〇年年底，我回到云南府，打反动的唐继尧，这时蔡锷已经死了。蔡锷是南方最进步的民主派青年领袖之一，他给了我很大的影响。一九一五年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蔡锷首先为保卫民国而举起叛旗。

“一九二一年从九月到十月，我做云南省的警察厅长。唐继尧得胜归来，追我追了二十天，我终于带一连人逃出来。一个同伴也带领一连人，跟我一起逃走，但他被唐继尧捉住，处以死刑。我带领一连难兵到了西康，所走的路线正是一九三五年红军长征的路线。我们渡过金沙江，经过打箭炉附近的雅州，在会理停驻一下，之后进入四川。我到嘉定，于是又到重庆，督军刘湘和重庆警备司令杨森在这里接待我，一九二二年六月同他们看了龙船会。这两个四川军阀过后当然被红军攻击。但在那时，刘湘并没有悬赏买我的首级，却急要给我一个师长的位置，我谢绝了，因为我已决定找寻新的革命道路，找寻中国共产党。刘湘之所以关心我的位置，因为我的特殊战术已为人们所共知、所害怕。我用以攻击敌军而获得绝大胜利的战术，是流动的游击战术，这种战术是我驻在中法边界时跟当地部族和匪徒作战的经验中得来的。我从跟匪兵的流动集群作战的艰苦经验中获得的战术，是特别有价值的战术。我把这种游击经验同从书本和学校得到的学识配合起来。

“我自己带兵的特殊战术是这样的：我自己体格很强壮，能跟弟兄们共同生活，跟他们密切接触，因而获得了他们的信任。不管大战小战，我事前总要查勘地形，精密计划一切。我的主要战术总是很成功的，因为我细心处理一切，亲自领导部队。我老从一切角度勘明敌人的阵地。我跟民众保持很好的关系，这给我不少帮助。蔡锷是有名的战术家，他教我许多东西。那时滇军是新式军队，带着德国步枪。我认为另一种对官长、士兵都很重要的要素是对政治的了解。有了此种了解，他们才能坚决地为主义而战斗。此外就是经验——你仗打得越多，越能了解政治。

“离开四川的刘湘后，我搭船到了上海，找寻上海的中国共产党。那时候，中国已回到军阀的封建时期，光景实在黑暗，我很苦闷。我在四川当军官的最后一年（一九二〇年），吃上了鸦片烟。一九二〇年年底回到云南，在离开云南前买了一些戒烟的药品，一九二一年我向西康做第一次‘长征’时，实行戒烟，在到上海的途中，仍在戒烟。到上海时，差不多戒脱了，在上海广慈医院住了一星期，我完全根绝了烟瘾。

“一九二二年为找寻中国共产党而离开四川的时候，我没有想到怎样同该党发生关系，不过已经决心要同它取得某种联系。事实上，该党刚在几个月前组成，这是我后来知道的。我对于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兴趣，是在我自修俄国革命史时被引起的。跟法国留学生的几次谈话，也给我相当的影响。我停在四川的时候，凡是我能够得到的关于欧战和俄国革命的书籍，我都读过。那时以前，我把全部精力都费在保卫民国的战斗上，费在孙中山的民主政治的建立上。但一九一一年革命的失败，全国形成军阀混战，使我大失所望。我知道中国革命必须更进一步，必须像俄国革命一样彻底，俄国革命的不断胜利，又给我以希望。

“我在上海找不到中国共产党的踪迹，我到北京继续找寻。当时孙中山的机关报《民报》的主笔孙炳文也跟我同去找寻中国共产党。然而在北京也找不到共产党党员，我又回到上海。一九二二年这一年间，我从南方跑到北方，又回到南方，像一匹脱羁的马。北京给我的主要印象是国会的腐败和可笑的状态。然而另一方面，我又碰到许多学生，其中有些跟我一同旅行，他们的活动给我很好的印象。

“回到上海后，我碰到孙中山、汪精卫、胡汉民和其他国民党领袖。孙中山给我的印象，是一个非常诚恳、坚毅、精明的领袖。他要我去打陈炯明，我没有答应。他又要我到美国去，我却要到德国去研究军事学，亲眼看看欧洲大战的结果。我在九月间搭船赴欧，经过新加坡和马赛，到了巴黎，我庆幸自己得从埃菲尔铁塔（Eiffel Tower）俯眺巴黎的全景。

“在柏林碰到周恩来（现在是红军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和别的同志们。我终于在柏林找到中国共产党！我在一九二二年十月间到达柏林，那时年纪三十六岁左右。我一找到中国共产党，当场立刻加入，这是一九二二年十月间的事。

“我在柏林住了一年，学习德文，之后到哥廷根（Göettingen），在这里进了大学，修了两学期社会科学——一半是掩护我继续在德国求学。我在德国的时期内，经常做党的工作。一九二四年，我们在柏林组织了国民党支部。中国青年党是国家主义的政党，当时学生分裂成两个阵营。我同时主编一个油印的《政治周报》。后来在中国组织第三党的邓演达当时也在那里。我出席世界学生大会，而在一九二五年，因与臧戈夫（Chankoff）案件有关，被德国警宪所拘捕，臧戈夫是保加利亚的一个反动派要人，有人在一个大教堂里炸他，许多人因此被捕。被捕者共三十名，内有三四个中国人。这是我第一次被人逮捕，仅仅被拘二十八小时。一九二五年，在柏林为着援助‘五卅’运动而在一个由中国共产党召集的大会中被捕，这是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捕。这第二次被捕的结果，是不过三十小时的拘禁。所以我的革命牢狱的纪录并不怎样动人——恐怕一共不过五十八小时。那时候，我跟许多在德国的印度人一同工作。许多国学生出席学生大会，我结识不少朋友。我终于由于上述的活动而被逐出德国。我环行欧洲，到了美国[5]，在美国一直住到一九二六年回中国的时候。

“回到祖国，我从上海到汉口，再到四川万县。党曾命令我去领导四川的军事运动，到杨森的军队里做宣传鼓动工作，因杨将军是我的好朋友。这些军队是吴佩孚的旧部，杨森是吴佩孚部下的长官，他们阻挠过国民党的北伐。我劝告杨森把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而终于获得成功。我当这二十军的政治部主任，兼任国民党党代表，但未担任军职。一九二七年，因杨森态度依旧动摇不定，他的军队表面上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实际上依然跟北洋军阀有联络，湖南的唐生智奉令率领国民党军队打杨森。我在这时离开万县，到了江西。

“一九二七年一月间，我加入南昌朱培德的军队，被任为南昌军官学校校长，兼充南昌公安局局长，直到八一南昌起义才离开职位。我帮助组织这个起义，它是在我的保护下计划成的。起义后我被推举为在起义中组织成的新第九军副司令，该军约三千人。国民党军队第四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也有队伍参加起义。

“那时候，我跟周恩来、贺龙、张国焘、林伯渠、林彪、徐特立、叶挺，以及别的革命同志一同工作。毛泽东那时不在南昌，我和他见面还是后来的事。

“我率领队伍到了广东东江，我是革命军右翼司令。我进攻梅县的三河坝，叶挺、贺龙进攻潮汕和汕头。我们在这些区域同时失败后，我退到福建，之后到江西，到湖南。到那时，第九军大部分弟兄已经牺牲了。我只有一千二百个弟兄，其中还有许多从贺龙、叶挺的部队退下来的散兵。

“于是我帮助组织一九二七年的湘南起义。我们改名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掮出红旗，内有斧头、镰刀与红星。湘南起义那次，是我们第一次在我们的旗上标着红星。六个月后，正是一九二八年五月，我到了江西的井冈山，队伍增到一万人。我们在井冈山脚建立最初的根据地，我在这里第一次会见毛泽东。这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愉快的场合。

“一九二七年冬季，在湘南起义的期间，毛泽东的部队上井冈山去。当我退出广东东江后，他派他的兄弟毛泽丹来和我取得联络，一九二八年前，我跟毛泽东的联系，就只有这一点儿。一九二八年在井冈山，我们两部军队合组成新‘第四军’，所以用这名字，为要保持国民党第四军——‘铁军’的大名，它在大革命中是我们革命的堡寨。我被推举为‘第四军’军长，毛泽东当党代表。我们在井冈山上停了六个月，击退了三次进攻。这时彭德怀在平江区域起义后率部到了井冈山。我们推他守卫井冈山，毛泽东和我率部到了江西南部，在福建、广东、湖南为着苏维埃而实践长期的斗争。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史不过是红军历史的一部分。

“关于我的私生活，我在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斗争以前结过两次婚。第一个妻子死了，第二个还活着。第一个妻子生了一个儿子，但我不知道他现在的下落。一九三五年长征时，我在报上看到我的儿子（那时十八岁）为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已离开他母亲的故乡（叙府附近的地方）。我的第一个妻子是一个师范学校的教员，天足，有赞成革命的进步思想。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二十五岁，她十八岁。我第三个妻子，是一九二八年湘南起义时期跟我同居的，她名叫吴玉兰[6]。她被湖南主席何键捉住砍了头。目前的妻子康克清是在一九二八年同我结婚的[7]。

“关于我有百万家财的传说是不真确的。我在云南有些财产，但并不多，我的妻子也稍稍有一点儿。我一九二一年被迫离开云南时，唐继尧没收了我的财产。”

朱德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他的自述。但这些朴素的文句，是历史上最生动的人类经历之辉煌的纪录——这是一个无比英勇和大公无私的故事，一个无比勇敢和智慧的故事，一个难以相信的苦难的故事，一个为忠于一个伟大的主义而丢弃了个人享乐、财富和地位的故事，这个伟大的主义就是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斗争的主义。当这一时期的历史完全被写下的时候，上述这个简单的自传将长上血肉，我们就可以看见从这历史的新页上涌现出一个人物——少数真正的时代伟人之一。

朱德的全生涯与中国民众的命运有不可分离的联系，他从自身昭示出红军奋斗的原因。请容许我再引用韦尔斯女士的话：

红军是古老的中国一支十分年轻的新军。朱德是坚韧不拔的精神的化身，是新旧历史间的桥梁，因为他在最落后但又最重要的地带参加清朝以后的整个革命运动。他的家乡是中国腹地两个最落后的省份——云南和四川。当时沿海一带的急潮冲击到这些落后的地带，使它们不得不反拨起浪花。他的经历是植根于中国的内地的，他之所以能获得弟兄们的信任和中国旧式将军的敬重，这未始不是重要的原因。他熟悉从北到南一带的地势，熟悉当地的民情风俗。

朱德在中国第一个新式军官学校里受过赫赫有名的民主派将军蔡锷的训练。他接着又学得特殊的游击战术，这使他在中法交界的戍地上和在四川、云南的山堡上给予红军绝大的贡献。在政治上，他首先以同盟会会员的身份为民主政治而奋斗，接着加入国民党，最后完全主动地找寻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二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最老的党员之一。朱德到上海，到北京，到柏林找寻共产党，表示出他精神上的独创力和坚韧不拔的决断力，这使他成为三次革命的领袖。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两个孪生的天才——“朱、毛”，有不可分离的联系，实际上许多中国人都把朱、毛看作一个人。毛泽东有一个冷静的政治头脑，朱德有一颗热烈的斗争的心，它决定了他一生的行动。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完全操纵红军，朱德对党的忠诚和对政治驾驭的服从，正是原因之一。从朱、毛直到所有军官和政治委员中间没有任何斗争。朱、毛的联合，非但不会冲突，而且有相辅的作用。朱德在各方面都没有政治的雄心，他能接受命令，因此也能发施命令——这是革命军队的领导的一个很有价值的要素。朱德这种宝贵的个性，立刻为众人所周知。这种性格好像是从谦虚中产生的，而这谦虚的渊源大概是他的诚实。

然而因红军而送命的人们无疑觉得他是一个以人的姿态出现的凶神。阶级斗争是不知道慈悲的。固然许多关于红军的恐怖故事现在是没有人相信了，但以为朱德不知道杀人有时是一种“革命的需要”，那也过于天真。为要完成他的任务，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忠诚完全献给被剥夺了一切的人们，而在这个任务中，他不能比他要授权给他们的，他所服从的群众更为慈悲。所以除非你相信群众不会杀人，朱德不是手上没有鲜血的人，但你认为这是外科医生的血或是刽子手的血，那全看你自己的哲学或宗教、偏见或人类的同情来决定。

朱德无论如何不是圣人，但在他自己的民众中，在到底属于中国人的绝大多数穷人中，他依然是个可爱的人。他高高举起解放的火炬，而在未来的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战争中，我们可以保证他将站在那些为中国千百万大众的前途而斗争的人们的最前列。在这个革命战争中，日军许会再三宣布他已被杀（像过去国民党所干的一样），但实际上，他永不会被杀。人们只以为他的肉体不能被毁灭，这是错误的。不能被毁灭的，是朱德的精神。这种精神将在未来世世代代中继续鼓励中国的自由战士们追求他们时代的最高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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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韦尔斯女士：即海伦·斯诺，她于1937年访问延安。

[2]这本书第一版中关于朱德的一节，虽然根据我在西北时所收集的材料，而且是朱德的同伴所供给的，可是其中仍然有许多错误和不准确。幸蒙韦尔斯女士慨予合作，我得以在中译本里纠正这些错误，不胜欣幸。但从这一个经验，更可证明，写作关于中国革命的复杂的生活，除了第一手的材料外，都不可靠，这一个规则，到底是对的。——作者原注

[3]马鞍庄：应为马鞍场。

[4]叔父：应为伯父。下同。

[5]美国：应为苏联，本句另一处的“美国”也应为苏联。

[6]吴玉兰：应为伍若兰。

[7]朱德与康克清于1929年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