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红小鬼”

一天早晨，我爬上预旺堡的宽且厚的黄色城墙，从这城墙的顶上，可以俯瞰三十英尺以下的地面，一眼就望得到无数不同的、有些不调和而又熟悉的工作在进行着，这好像你掀开了这城市的盖子似的。城墙很大一部分被毁坏了，这的确是红军干出来的破坏工作。城墙对于像红军这样的游击战士，是一种障碍物，他们竭力企图跟空旷的乡村里的敌人作战，如果他们失败了，他们并不在保卫有城墙的城市的消耗战中消耗自己的弟兄，因为他们在这里有被封锁或消灭的危险；他们要撤退，让敌人占领那样的阵地，如果他们高兴的话。无论如何，当他们有充分力量再度夺取这城市的时候，破坏的城墙会给他们的工作方便。

在这锯齿形的城头兜了半个圈子，我碰到一小队号兵——他们这时在休息。我乐于看见他们，因为他们响亮的号声接连响了好几天了。他们都是少年先锋队队员，是小孩子，我装出父亲般的神气停在一个孩子跟前，跟他谈话。他穿着网球鞋，灰色短裤，头戴褪色的灰色帽，帽上有一颗黯淡无光的红星。但在这帽下的号兵毫不黯淡，他有玫瑰色的脸庞，明亮闪光的眼睛。看到这样的孩子，你的心就自然而然地会热起来，像看到一个需要温情和朋友的勇敢的流浪儿。我想：他想家一定想得很厉害！但我立刻就明白：他不是妈妈的孩子，而是一个老练的红军。他告诉我，他今年十五岁，四年前在南方加入红军。

“四年！”我不大相信似的惊喊道，“那么，你加入红军时一定是十一岁？你参加长征了吗？”

“是的，”他带着有趣的自傲态度回答道，“我当了四年红军了。”

“你为什么加入红军？”我问。

“我的家在福建漳州附近。我常到山上砍柴，冬天就到山上采树皮。我常听村里人说到红军。他们说红军帮助穷人，我喜欢这个。我的家里很穷。我们一共六个人，我的父母和三个哥哥。我们无田无地。田租吃去了我们收成的一半，我们老不够吃。冬天，我们用树皮烧羹汤吃，把谷省下来做来春的种子。我老是挨饿。

“有一年，红军来到漳州近旁。我翻过山岭去请他们帮助我们的家，因为我们很穷。他们对我很好。他们暂时把我送到学校里，我吃得很饱。几个月后，红军占领漳州，进到我的村庄里。一切地主、放债人、官长，都被赶走了。我家分到田地，用不着再付捐税和田租。家里人很快活，他们都称赞我。两个哥哥加入红军。”

“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现在？我不知道。我们离开江西的时候，他们在福建的红军里；他们同方志敏在一起。现在，我可不知道。”

“当时农民喜欢红军吗？”

“喜欢红军，你问？他们当然喜欢红军，红军给他们田地，赶走地主、收税官和放债人。”（这些“小鬼”都懂得马克思主义者的语汇！）

“但你怎么知道他们喜欢红军呢？”

“他们用自己的手替我们做千双、万双鞋子。妇女们给我们缝军衣，男子们侦察敌军。每个人家都送子弟入红军。老百姓就是这样对待我们的！”

用不着问他喜欢不喜欢他的同志们：没有一个十一岁的孩子会跟自己所憎恶的军队走六千英里路的。

红军里有无数像他一样的少年。少年先锋队是共产主义青年团所组织的，据共青团的书记冯文彬说，西北苏区里共有队员四万左右。单在红军里总有几百人：红军每一驻扎地都有一个“模范队”。他们都是十二岁到十七岁（照外国算法，实际上是十一岁到十六岁）的少年，从全中国各地来的。其中有许多经历过长征的艰苦，像这个小号兵一样。有许多是在向山西远征时加入红军的。

少年先锋队队员在红军里当传令兵、伙夫、号兵、侦探、无线电收发员、挑水夫、宣传员、演员、马夫、看护、书记，甚至教员！我有一次看见一个这样的少年在一幅大地图跟前向一班新兵讲解世界地理。红一军团的剧社里两个少年先锋队队员，是我生平所看见的最优雅的舞童，他们是从江西远征到那儿的。

他们怎样度过这样的生活，你也许会感到疑惑。一定有好几百名死了或被杀掉。有两百多名因做侦探工作或宣传工作而被捕关在西安肮脏的牢狱里，有些乃是长征时赶不上军队的散兵。但他们百折不挠的精神是惊人的，他们对于红军的忠诚是少年人的无可置疑的绝对的忠诚。

他们大多数所穿的军服都太大了，袖子垂到膝头，上衣几乎拖到地面。他们一天洗三次手和脸，但他们老是肮脏不堪，鼻子不时流着鼻涕，他们常用衣袖来揩抹，显出一副怪相。但世界依旧是他们的：他们吃得很饱，每人有一张毯子，当头的甚至还有手枪。他们缠着红布条，戴着多少有点儿大的破帽子，帽上缀着一颗红星。他们的家世往往弄不清楚：有许多人记不清自己的父母，有许多是逃亡的学徒，有些曾做过奴隶，大多数是从人口过多、不能养活自己的人家逃出来的流浪儿，而他们全都是自己决定加入红军的，有时还有成群的少年逃到红军里去。

有许多关于他们的英勇故事。他们的种种神情都不像孩子，有许多还参加过实际的战争。他们说红军主力离开江西时，当地好几百名少年先锋队队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跟游击队一同作战，甚至用刺刀实行肉搏战——因此白军的士兵们都笑着说自己能够夺下他们的刺刀，把又小又轻的他们推到壕沟里。在蒋介石为江西“匪徒”而设的感化院里，有许多被俘的红军只有十岁到十五岁的年纪。

少年先锋队队员之所以喜欢红军，大概因为他们在红军里生平第一次受到人的待遇。他们的食住都像人的食住，他们仿佛样样事情都要参加；他们认为自己跟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我从没见过他们中有谁被打或被欺侮。他们做传令兵和伙夫而真的被“利用”了（有很多命令从最高当局一直传到少年先锋队，这是足以令人惊异的事情），但他们也有自己的活动自由，有他们自己的组织保护他们。他们练习竞技和游戏，他们受着初步教育，他们获得一种对简单的马克思主义的口号的信仰——在他们的心目中，这些口号的意义不过是帮助别人打地主和学徒的主人。这种工作显然比在主人的工作台前一天做十四小时工作，侍奉主人要好些。

我记得在甘肃碰到一个这样逃亡的学徒，他的绰号叫作“山西娃娃”。他曾被卖给山西洪洞附近镇上的一间店铺。红军来到时，他同别的三个学徒偷偷地爬过城墙，加入红军。他怎样决定去参加红军的，我不知道，但阎锡山的一切反共宣传和长老们的一切警告，显然已发生与他们的希望相反的效果。他是一个布丁似的胖孩子，有婴孩般的脸孔，只有十二岁，但他很能照顾自己，像他在越过山西和陕西而进入甘肃的长征中所表现的一样。我问他为什么当红军，他说：“红军为穷人作战。红军是抗日的。为什么不要当红军呢？”

另一次，我碰到一个十五岁的瘦削的少年，他是在甘肃河连湾附近的一所医院里工作的少年先锋队和共青团的领袖。他的家在江西苏区的模范县兴国。他说他有一个兄弟还在江西游击队里，他的姊姊做过看护。他不知道他的家族到底怎么样了。是的，他们都喜欢红军。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懂得“红军是我们的军队——是为无产阶级作战的”。我疑惑着远征到西北的大军到底在这少年的脑子里留下了什么东西，但我不想去查究。在这个用心远大的孩子看来，长征只是一件小事，不过是走过两倍于美国的宽度一样长的旅途而已。

“长征很困苦吧？”我冒昧地问。

“不苦，不苦。跟同志们在一起，什么长征都不苦。我们革命的少年不能想到事情苦不苦，我们只能想到当前的任务。如果它要我们走一万里，我们就走一万里；它要我们走两万里，我们就走两万里！”

“那么你觉得甘肃怎样？它比江西好呢，还是比江西坏？南方的生活比较好些吗？”

“江西是好的。甘肃也是好的。凡是有革命的地方都是好地方。我们吃什么，睡在什么地方，都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革命。”

我想：这是千篇一律的答话。这个孩子从红军的宣传员那里学到了他的答话。第二天我在红军的士兵大会中十分惊异地发现他是主要的演讲者之一，是一个生动的宣传家。听说他是军队里最好的演说家之一，而在那个大会中，他简单而充分地说明了目前的政局，说明了红军之所以要停止内战而与一切抗日军队结成统一战线的原因。

我碰到一个十四岁的少年，他本是上海机器厂里的学徒，同三个侣伴，经过各种危险，到了西北。我看到他的时候，他是保安无线电学校的学生。我问他是否想念上海，他说不，他在上海没什么可挂念的，他在上海所做的唯一有趣的事，就是望着商店橱窗里美味的食品——他当然是买不起这种食品的。

我所喜欢的孩子们中最好的一个，是保安那个“小鬼”。他是外交部交通司司长李克农的传令兵。这个“小鬼”是“山西产”的，十三四岁，我不知道他怎样加入红军的。他是少年先锋队的波·布剌麦尔[1]。他极认真地尽着他的职。他穿着一套精致的小军服，非常称身。他的帽檐破了的时候，他老是用新的厚纸衬上。他那刷得很干净的上衣的领口里边老衬着一条白麻布。他可以说是镇上最漂亮的士兵。站在他旁边一比，毛泽东好像一个江湖浪人。

但由于他父母的疏忽，这个娃娃的名字碰巧叫作向季伯。这本来没有什么毛病，不过季伯念起来很像“鸡巴”，因此别人常常叫他鸡巴，给他无穷的羞辱。有一天，季伯走进外交部我的小房间里，带着如往常一般庄肃的神色，嚓地合上两个脚跟，向我行了一个我在苏区所看到的最普鲁士式的敬礼，叫我“斯诺同志”。他接着吐露出他小心思里的忧虑来。他的目的是要向我说个明白，他的名字不是“鸡巴”，而是“季伯”，他说这两者在全世界都完全不同。他在一张纸条上细心地写下他的名字，放在我面前。

我吃了一惊，很认真地回答他，说我一向叫他“季伯”，从未叫他别的什么，而且从不想叫他别的名字。我预料他会用刀子砍我，或用手枪打我。

他却感谢我，给我一个恭敬的鞠躬，又向我行了那种不平常的敬礼。“我希望你向我保证，”他说，“当你在外国报上写到我的时候，不要写错了我的名字。要是外国同志们以为一个红军士兵名叫‘鸡巴’，这会给他们一个坏印象的。”那时以前，我从不想把季伯介绍进这本书里，但那次谈话以后，我对这件事情就别无选择了，而他终于走进这本书里，站在总司令旁边，顾不得历史的庄严。

苏区少年先锋队的职务之一是在后方检查路上的旅客，看他们有没有通行证。他们很认真地执行这个职务，把任何没有通行证的旅客带到苏维埃去审问。彭德怀告诉我，有一次几个少年先锋队队员叫他停步，要他的通行证，声言没有通行证就要逮捕他。

“我是彭德怀，”他说，“通行证就是我写的。”

“即使你是朱德司令，我们也不管，”年轻的怀疑者说，“你总得有一张通行证。”他们做了一个求助的信号，几个孩子就从田野跑来加强他们的力量。

彭德怀不得不写一张通行证，自己签了字，他们才放行。

总而言之，正如你们所推想的，中国苏区的“小鬼”们的言行中很难找出严重的错误。他们的精神是高尚的。我猜想大人们看到他们，往往会忘掉了自己的悲观，鼓起勇气来，想到自己正在为这一类孩子的未来而战斗。他们永远是愉快的、乐观的，他们不管行军的倦怠，一碰到人就向他问候：“好呀！”他们有坚忍、苦干、活泼的精神，有热烈的求知欲，你一看见他们就会感觉到中国不是没有希望的，会感觉到任何民族最有希望的都是少年人。如果这一类孩子都能被解放，受教育，使他们觉醒过来，使他们有机会参加建造新世界的工程，那么从这里的少年先锋队就可以看出中国的未来。我想这样说来有点儿像说教，但任何人看见这些英勇的少年人都会感觉到中国人并非生下来就腐化，倒具有前途无量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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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波·布剌麦尔：Beau Brummell，英国社交界领袖，一七七八年至一八四〇年。——作者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