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再谈四马

八月二十九日，我骑马到了红城水。这是韦州县一个可爱的小市镇，当地出名的是美丽的果园——梨园、苹果园和葡萄园等。这些果园受着清澈的河泉的灌溉。七十三师有一部分驻在这里，近处有一所要塞，一道临时防线，防线内没有壕沟，只见一列鼹鼠洞一样小小的机关枪窟。小山山顶周围有堡垒——围着矮墙的泥土筑成的防御物——红军就从这里对抗敌军，敌军大概撤到七八英里路外围着城墙的镇里去了。几星期来这前线上没有战事，红军乘机休息着，把新得的区域“巩固”起来。

我又回到预旺县，发觉军队正在举行“西瓜宴”，庆祝从甘肃南部传来的无线电消息，说马鸿逵部队整整一师团已经归附朱德所统率的红四方面军。这个国民党师团的司令李宗义原是奉命截阻朱德北上的。他部下较年轻的军官们（其中有秘密共产党党员）领导起义，带领三千左右弟兄加入陇西附近的红军，内有一个骑兵队。这次起义对南京军队在南部的防线是一个大打击，加速了南方两部红军的北进。

两天后，徐海东所统率的红十五军团的三师队伍中有两师又完成了移动的准备，一纵队向南移动，替朱德部队打出一条路线，另一纵队向西面黄河流域移动。早晨三点钟左右，喇叭开始响了，到六点钟，队伍开始移动。我自己在那天早晨动身回到预旺堡去，两个红军军官和我同行，他们是去向彭德怀做报告的。我同徐海东及其参谋官佐由南门出城，跟在军队和牲畜的长长的行列的后边，行列像一条灰色的巨蛇绕过无止境的草地，一直伸展到你视线的尽头。

大军静静地开出城区，只有号声无止息地响着，这给人一种指挥得法的印象。据说进军的计划好几天前就完成了，路线很周密地被查勘过了，敌军的集中点都在由红军自己绘成的地图上很仔细地标记出来，哨兵事前阻止商旅通过这些路线（红军为鼓励商业，一向允许他们通行，除了在战争或行军的时候），国民党军队毫不知道他们的行进，后来他们能乘敌人的不备而占领其哨地，可以证明这一点。

随军走的，除了三十或三十多只甘肃猎犬外，我没有看见别的什么。猎犬们紧紧连在一起奔跑着，在平原上来回奔驰，追逐一只偶然发现的远远的羚羊或草原上的野猪。它们愉快地吠着，怪有趣地互相斗殴，显然很高兴去打仗。许多士兵随身带着各自心爱的东西。有一个肩上站着一只可爱的灰色鸽子，有些带着小白鼠，有些带着小兔子。这是一支军队吗？从战士们小小的年纪看来，从沿途嘹亮的歌声看来，这更像小学生假日的旅行队。

一到离城区几里的地方，突然传到一道命令，要举行防空演习。一小队一小队的士兵离开大路，躲藏在长草里，戴着用草做成的阔边大帽，披着草披肩。机关枪（他们没有高射炮）架在大路边的草丘上，期待着飞得很低的靶子。不一会儿，整条巨蛇隐没在自然的景色里了，你不能从无数草丛里辨别出人影来。只有骡子、骆驼和马还在路上看得见。航空员许会把它们看作普通经商的旅队的。不过骑兵队（他们那时是在看不见的前面）却比较困难，他们唯一可能的戒备办法，就是找寻现成的隐蔽所，否则只有仍骑在马上尽可能地四散开来。遭遇空袭时，如果没人骑在马上，这些蒙古马就无法驾驭，整个骑兵队就要陷入极度混乱中。一听到飞机的嗡嗡声，第一道命令就是“上马”！

司令宣告对这次演习相当满意，我们继续前进。

李长林说得不错。红军的良马都在前线。红军的骑兵师是全军足以自豪的一师，每个弟兄都引以为荣。骑兵们在体格上是全军的精锐，骑在三千匹左右美丽的宁夏马上，这些出色的良马，比你在华北看到的蒙古马更高，更强壮，有光滑的侧腹和丰满的臀部。它们大部分从马鸿逵和马鸿宾的部队俘获过来，但也有三大队的马是在约莫一年前跟何柱国将军的骑兵第一军打仗时俘获来的，内有一大队纯白的马和一大队纯黑的马。这一批是红军第一骑兵大队的核心。

红军进入甘肃、陕西时，苏区以外的人都预料回民的骑兵队将把他们冲得粉碎，而事实却不然。一九三五年，陕西创办了一个学校，红军骑兵队的核心是由德国顾问李德训练起来的。李德是骑兵专门人才，曾在苏俄的骑兵队里服务。陕甘的民众有许多是在马鞍上长大的——不像大多数不会骑马的南方人一样——从这本地的材料立刻发展了一个优秀的骑兵军团。一九三六年他们开始踏上战场，把马上战争的新战术介绍到西北来。

回民是优秀的骑兵，但他们没有受过马上放枪或使用马刀的训练，汉民骑兵队也没有受过这种训练。他们的战术是同步兵配合起来，疾驰猛冲，担任侧面攻击，如果这样赶不走敌人，他们就下马从地上放枪，因此失掉骑兵的流动性。李德训练红军骑兵队使用马刀，从红军兵工厂制造出来的马刀是粗劣的，却很合用。因为他们能用马刀密集砍杀，他们在短短一年中接连打了许多荣誉的胜仗，获得许多新马，所以红军骑兵的成名是很快的。

我同红军骑兵队在甘肃骑了好几天马——更正确地说，我步行了好几天。他们借给我一匹好马，配着一个俘获来的西洋马鞍，但每天一到夜里，我总感觉到自己非但不能节省时间，反而为马费了许多时间。这是因为我们的骑兵队长唯恐他的四脚动物筋疲力尽，一定要我们两脚动物，每骑一里路，就牵着马走三四里路。他对待他的马匹，好像对待宝贝一样，我因此说凡有资格在这个人的骑兵队里当兵的人，必须是一个看护而不是一个马夫，而且步行的本领必须比骑马的本领高。他们对牲畜这样体恤——这在中国是不平常的现象——使我感到相当钦佩，但我宁愿脱离他们，恢复到我自由自在的行动，这么着，我有时倒真正骑得到马。

我当时就这情形，对徐海东和婉地抱怨着。我怀疑他是存心和我开个玩笑的。我要回到预旺堡去，他借了我一匹公牛一样强壮的很神气的宁夏马，这次骑马是我生平最放肆的骑马之一。在草地上一个大堡垒旁边，我的路线同红十五军团的路线分开，我在那里向徐及其参谋人员告了别。随后我骑上了借来的牲口，我心里生出了一种感触，要看看到达预旺堡时谁还活着。

横过平原的路线是五十多里的坦途。一路我们只有一次下马步行。在最后五英里路中，我的马不断地疾奔着，最后扫过了预旺堡的大街，同伴们远落在后面。在彭德怀的司令部前，我滑下马来，检视我的牲口，我预料它会昏倒。但它只是非常轻微地喘着气，现出几颗汗珠，依旧非常沉静。

这次骑马真正使我苦恼的就在中式的木头马鞍。那马鞍非常狭小，我坐不进座位里去，实际上我一路都是用两股的内侧骑在鞍上的。又短又重的铁踏镫紧夹着我的两腿，这让我感到像木头一样。我此刻只想休息，睡眠——但是我得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