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徐海东——一个红色的窑工

某一个早晨，我到彭德怀的总部去，那时他正同几个将领举行完了会议。他们把我请进去，开了一个西瓜请客。当我们围坐在桌上，吃着西瓜，吐着瓜子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青年将官，是以前我未曾见过面的。

彭德怀看见我在注视着他，就俏皮地说：“那边是一个有名的‘赤匪’，你认识他吗？”那个新来的将官，听了这话，立刻笑起来，面孔有点儿发红，很天真，一开口露出了唇齿间的一个窟窿，这窟窿应是两个门牙占据的地方。这表情显得他有点儿孩子气而顽皮，围坐的每个人都笑了。

彭德怀又补充说：“这就是你急于去看的人，他也想你去看看他的军队，他的名字是徐海东。”

目前，所有中国的红军领袖中，可以说没有一个会比徐海东更声名显著，更神秘。关于他的事，外间很少知道。一般人只知道他是湖北某地的一个窑工。蒋介石曾对他施过文明的鞭笞。最近南京的飞机访问红军阵线时，散下许多传单，引诱红军离队，许诺每个红军携枪归向国民党，可得赏一百元。此外更有如下悬赏：

“凡能杀死毛泽东或徐海东投诚政府军队的，当赏洋十万元；能杀死其他‘赤匪’领袖的，也分别有赏。”

可是在这里，徐海东的孩子气的双肩上，还高踞着一颗头。对于这颗头，南京政府的估价，并不少于彭德怀的头。

对于徐海东的间接邀请，我表示愿意，同时心中暗想，要是一个人的一条性命对自己的属下而言值那么多钱，则处此境时，真不知作何况味。我又问徐海东是否真的要邀我去看看他的军队。徐是红军第十五军团司令，他们的总部，离此间西北向约八十里，其地名预旺县。

对于我的询问，徐海东答：“我已经在钟塔中替你布置了一间房间，只要告诉我你在什么时候去，我可以派人来接你。”

我们就此约定下来。

几天以后，我随身携了一柄从红军军官处借来的手枪，出发赴预旺县。护送的有十个红军，皆肩荷来复枪及毛瑟枪——因为我们的路上，有几处红军据点离前线非常近。正和陕西、甘肃境内常见的高山深谷的地形相对比，我们所走的一条路——那走向长城和内蒙古草原的一条路——经过高平原，到处点缀着绿色草地、高长野草，以及低低的小山。小山上有羊群在吃草，鹰隼在天空高飞。有时突见羚羊群起于身旁，迅速奔逝没入山冈隐处。

经过了五小时的时间，我们到了预旺县。这是一个古旧的回民县城，城中有四五百户人家，周围有砖石的城墙，城外有一个清真寺，美丽的光砖砌成的寺壁依然无恙。不过其他的建筑，却不免留有红军围城时的伤痕。那曾为县长公署的两层建筑物，一部分被毁了。大门的额壁，深陷有子弹的孔洞。据说城外这些建筑物，全系红军初围城时，马鸿逵的守军所毁。守军从城外退入城内时，把城外的屋宇，放火毁掉，以免红军凭借此等建筑物，以攻击城墙。

后来徐海东告诉我说：“当这县城攻下时，只有极小的接战。我们围攻预旺县，只有十日的时间。城内有马鸿逵的骑兵一旅，此外是一千民团。我们并不攻城。直到第十日，我们才动手。这一天非常黑暗，我们就城墙架梯子，一队士兵爬上了城，守兵才发觉。我们的士兵用机关枪守住梯子，大队士兵就也爬上了城。

“上城以后，就没有什么战斗，在天未明时，我们已将民团的武装解除，接着就包围骑兵。我们只死了一个人，伤了七个人。对于民团，我们每人给洋一元遣散；对于骑兵，我们每人给洋两元。他们有好几百人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县长和旅长，早已于骑兵缴械时，从东城墙逃走了。”

我在红十五军团中住了五天，始终保有高度的兴趣。在预旺县中，他们称我为“苏区考察者”。对我这样一个人来说，没有什么比徐海东自己的故事更有价值了。我每夜同他谈话，我同他到过七十三师的前方去，我同他到过红色剧院，他第一次告诉我鄂豫皖苏区的历史，大率为外间所未知者。以这样一个巨大苏区——仅次于江西的中央苏区的大小的党军的组织者的资格，徐海东是详细知道它的历史发展的。

我对于徐的印象是，他是我所遇到的红军领袖中，有最强的阶级感的人——在姿态上、外表上、谈话上，以及背景上——除了贺龙之外，他是红军将领中唯一的纯粹的无产阶级者。红军中的中下级将领，虽多是无产阶级出身，但多数高级将领，则皆来自中等阶级——中农以及知识分子。

徐却是一个明显的例外。他以出身普罗[1]自傲。他常笑着自称一苦力。我们可以这样说，他确切深信中国受苦的人——农人和工人——多是好人。他们仁慈、勇敢、不自私而诚实。而富人们则专有了一切罪恶。我以为他是为了排除罪恶而斗争，这在他是同样的肫挚简单。这一种信仰的绝对主义，乃能使他对自己的猛鸷和他的军队的优长，凡有陈述，听似无稽，而实非荒唐欺妄。他说：“每一个红军可当五个白军。”这说法，在他也是一个不能否认的事实的陈述。

徐的自傲和热烈，虽不免有点儿朴野之感，可是他是十分诚恳的。他的部下，对他如此信服，这秘密，也许就在此。他对于他的军队，十分自傲——他们一个个的人格、他们的战斗技术、他们的骑术，以及他们的革命精神。他非常自傲于他们的列宁俱乐部、他们的富有艺术性的标语，他又自傲于他部下各师的师长。师长中有两个是和他同样的苦力出身，有一个才二十一岁，已在红军六年了。

徐海东非常重视表现体力勇武的行动。他深悔十年来身受的八处伤痕，不免妨碍了他勇武的体力。但他不抽烟，不喝酒。他还有一个挺直的身体，看去四肢百体，都有坚实的肌肉。他的腿上、臂上、胸口、肩上、膝上，都受过伤。曾有一颗子弹，从他的眼下穿入，从耳后出去。但他还保持一个青年农人的形象。这青年农人，似乎是刚跨出了田亩，放下了裤管，参加了过路的战士的队伍。

我又知道了他的两颗门牙的故事。它们是在一次骑马失坠的事件中失去的。有一天，徐骑着马在路上走，他的马踢着了一个士兵，徐在马鞍上转身去看士兵有没有受伤。马受惊奔逸，把徐撞在一棵树上。两星期后他恢复意识后，发现他的两颗门牙，深嵌在树上了。

我问他：“你怕不怕日后有一天会受伤呢？”

他大笑着说：“倒并不惧怕，我在幼年时，就受人家的鞭打，我现在已习惯于此了。”

事实上，他的幼年生活，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现在成为革命者。关于他的生活，我继续问他，从他口中取得答语是很困难的。因为也像别的红军一样，他只喜欢讲战争，而不大喜欢讲身世。从我所记的许多字句中，我拣出了些似乎有意义的事实。

徐海东一九〇〇年生于湖北的黄陂县——接近汉口的一个大县。他的一家，数代以来，都做窑工。他的祖父曾有些田地。因为水旱赋税的缘故，他们一家逐渐地普罗化。他的父亲和他的兄弟五人都在黄陂一家窑厂做工，生活少有可恃。因为他们都不识字，所以他的父亲对于他怀有相当的期望。因为徐海东是父亲的第六个孩子，最小而最聪明，他们父子凑起钱来，把他送入学校。

徐海东告诉我说：“我的同学们，差不多都是地主和商人的儿子。因为穷人们的儿女，是很少进学校的。我在同样的台子上，与他们共同学习。可是他们多数厌恨我，因为我不穿鞋子，衣服又破旧。他们骂我时，我不得不同他们打架。我去告诉教师，教师一定打我，却不打别人。地主们的儿子去告诉教师时，遭打的也一定是我。

“当我在学校第四年时，年十一岁，我卷入了‘贫儿对富儿’的争斗之中。我被一群富家儿赶到墙角落，我们苦儿们只好以砖石乱掷，我掷的一方石子，把一个姓黄的地主的儿子的头撞破了。这富家儿立刻去向他的父亲哭诉，他的父亲赶来，说我忘却了出身，又用脚踢我打我，教师也帮着打我。从此以后，我就脱离了学校，不再回去，这件事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子。从这时候起，我深信一个贫苦孩子，要伸张正义，是不可能的。”

徐在一家窑厂中做学徒，在当学徒这几年中，他的工作，得不到任何报酬。在十六岁时，他才得正式满师，做一个正式工人。在三百个工人中，徐还是工资最高的一个。徐笑着夸说：“我能做很好的窑器，能做得与任何的中国窑工一样快。所以中国革命完成的时候，我依然可以做一个有用的公民！”

他又讲一个故事，这故事使他不能不更憎恨中国的所谓缙绅先生。他说：“有一个旅行戏班，到了邻近的村庄上，窑厂工人们都去看戏。绅士们以及官员们的内眷，也都在那里看戏。工人们好奇心重，不免要向那些严密保卫的官眷们，频频注目，要看看她们究竟是怎样的人物。对于工人们的行为，绅士们大为不悦，他们命民团来驱散我们，于是工人和民团打起架来。后来我们的厂主，只好设宴招待那些‘受辱’的贵眷，并燃放鞭炮，以消解官眷们因被工人注视而产生的不洁感。厂主想要从工人身上刮取那因宴席而损失的钱，可是工人们立刻发动斗争，厂主不得不断此念头。这是我的第一次经验，知道组织团结，是贫苦人防卫自己的利器。”

当徐二十一岁的时候，他因家庭琐事争吵而脱离了家庭。他走到汉口，又从汉口到江西去。在江西，他做了一年的窑工，积了一点儿钱，想返回黄陂去。可是他不幸生了霍乱病，把积蓄的钱全部用光了。他因无颜空手回家，只好投入军队。他在名义上，虽可有十元一月饷银，可是他所得到的，只有鞭打。其时国民革命的北伐军，方发动于南方。有好些共产党党员，在徐的军队中宣传，他们中有几个被发现砍了头，徐则开始于共产主义有兴趣。他厌憎这私人的军阀的军队，他跟了一个下级军官，离开湖北，到了广东，加入了张发奎所带领的第四军。他留在广东，直至一九二七年。他在那里的职位是排长。

一九二七年的春天，国民党的势力，分裂为左、右两集团。在张发奎的军队中（此时已开到了长江流域），这个分裂特别尖锐。徐因加入了左翼集团，不得不逃走。他秘密地逃回到黄陂，此时他已是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党员，深深地受了学生们的宣传的影响。在黄陂，他立刻组织了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支部。

一九二七年四月，发生了右派的政变。中国共产党只好成了一个地下组织。可是徐还是公开活动，他觉到这已是他自己独立行动的时候了。他把窑厂里的工人和就近农民组织起来，从这些人中，他又选择组织而成最初的湖北工农军。这开始只有十七个人，只有一把手枪八粒子弹，那是徐所携来的。

后来的红四方面军的六万人，就是从这个核心组织发展开来的。到一九三三年时，红四方面军控制下的苏维埃区域，约有爱尔兰那样大。这区有它自己的邮政组织、金融组织、矿业、合作社、纺织工厂——一个组织调整的经济，一个公选的政府。黄埔出身做过国民党军队的军官的徐向前做了红四方面军的统将，而曾经做过“五四运动”领袖的留俄学生张国焘，做了政府的主席。

也像江西的一样，这鄂豫皖的苏维埃共和国，也力抗了那前四次南京方面所发动的“围剿”；也像江西的一样，在南京政府的同样军事策略下的第五次“围剿”中，它不得不将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做战略的退却。他们先退到四川，然后退到西北。

除了经济封锁、飞机轰炸，以及沿苏区建筑碉堡之外，南京的将领们，又执行了另一个政策，就是要把苏区以内的人口完全消灭。因为南京方面最后觉到红军的真正根据地，是在农村大众，所以他们就有计划地来消灭这苏区的农村大众。当第五次“围剿”时，湖北、安徽的“反赤”军队——人数约达三十万人——大抵由身受法西斯训练的军官们率领。对于这些军官们，蒋介石以整年的时间，在南京、南昌两处军事学校中灌注“反赤”的理论，结果乃有和西班牙相差不多的残酷的内战。

统治阶级的政权，如果受威胁时，它的报复，总采取同样野蛮的方式，这是不问国家、不问种族的，到处都是如此。不过所采方法略有不同。此不同处，大有警告价值。下边所说的，就是这种报复在中国境内所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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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普罗：“普罗列塔利亚”的简称。指无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