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政治集会

有一天下午，没有什么事要做，我去拜访刘晓。他是在预旺堡城上守望所里办公的红军政治部的人员。

指挥员和党的领袖们我看得太多了，但士兵大众我看得很少。从上面已经明了，红军指挥员们都是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坚实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经过各单位部队的政治部中的党代表。自然托洛茨基先生，可以来争辩他们是好的或坏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是在这里我不愿意来专门分析这一差别。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是在他们自己的方法之下，有意识地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战士。他们知道他们所需要的是什么，而相信自己是世界运动的一部分。

我说：“刘先生，指挥员的会议我参加了许多，可是士兵大众的聚会，我还看得很少。普通的士兵的情形如何呢？关于这一套反帝国主义及阶级斗争的玩意儿，他们相信的程度如何呢？我正要去参加他们的一个政治讨论会，请你和我一同去，那里有许多地方土语，我自己一人，是没法听懂的。”

刘晓是我在红军中所遇见的办事最认真的青年人之一，年龄二十五岁，工作最努力，为人最诚恳，有一种秀丽而聪明的面貌。他是极端的客气、文雅、温和。可是我觉得他对于自己参加了红军，在内心有一种很大的精神的骄傲。对于共产主义，他有一种纯粹的宗教绝对主义的感觉。我相信如果有命令让他去射杀千万的反革命及汉奸，他是一点儿也不会迟疑的。

我没有权利去打扰他的公务，可是我知道他接到命令，会在一切方面来帮助我——他已经做过我的翻译好几次了——所以我就不客气了。我也相信他讨厌外国人，可是后来当他把自己的历史告诉了我的时候，我不能够责备他了。你想吧，在他自己的国家里，他曾经两次被外国巡捕逮捕拘押起来！

刘晓从前是东方中学[1]的一个学生，这是美国在湖南辰州府办的一个教会学校。他以前是很诚心的基督教徒，一个老派的教徒，直到一九二六年大革命以前，他还是一个很好的基督教青年会会员。有一天他领导一次学生罢课，被革除出校，而且他家里也不要他了。“觉悟”了在中国的“教会组织的帝国主义基础”以后，他跑到上海，在那里的学生运动中他非常积极，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巡捕拘押在法租界里。一九二九年他才被释放出来，他重新会合了他的同志们，在江苏省共产党省委员会下工作，又被英国巡捕逮捕，关在有名的华德路牢狱里，被用电气刑具逼供，后来将他引渡给中国当局，又被拘在狱中，直到一九三一年才恢复了自由。那时候他才二十岁。不久以后他被共产党的“地下火车”送到福建苏区，从这以后他就在红军中工作。

刘晓答应和我一同去，我们一同向列宁室出发，那里正开着政治班的聚会。那是第一军第二师第二旅里一营人的聚会，参加的人共六十二名。这是营里的“高级班”，此外还有一个“低级班”。红军中的政治教育是分三队来进行的，每队又分成上面所说的两班。每队都选举自己的士兵委员会，他们的高级长官商量事项，并派代表到苏维埃去。那三队是：（一）营指挥员以上；（二）连指挥员及战斗员；（三）服务队——伙夫、马夫、驴夫、挑夫、清除夫、少年先锋队队员等。

屋子用绿色的树枝装饰着，在门上贴着一颗大的纸的红星。屋里是平常的马克思、列宁的画像，在另一面墙上挂着上海战争英雄蔡廷锴、蒋光鼐的照片。还有一张大的苏联红军照片，这些红军还集合在红场上，举行纪念十月革命的示威游行——这是从上海的一种杂志上撕下来的。最后还有一张石印的冯玉祥将军的大像，下面写着“还我山河”的标语。这是一句老话，是因了抗日运动而复活起来的。

人们都坐在他们随身带来的砖头座位上面。这个政治班是由营指挥员及政治主任来领导的——两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听出来，讨论的题目是：“抗日运动的进展”。一个瘦弱的年轻人在讲演。他好像是在总结中、日五年来的“不宣而战的战争”，他张开他的肺尽力地叫喊着。他报告日本进占中国东北的经过和他自己在那里的经历。他以前是张学良部队中的一个士兵，他责骂南京下令不准“抵抗”。接着他述说日本进攻上海、热河、河北、察哈尔、绥远。在每一桩事变中，他都竭力说“国民狗党”不战而退。他们已经“把国家的四分之一给了日本强盗了”。

“为什么？”他这样追问着，意气十分激昂，声音也嘶哑了，“为什么我们中国军队不为保卫中国而战？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吗？不！绝不是！我们东北军队几乎每天请求我们的长官领导我们到前线去，夺回我们的老家。每一个中国人都满怀仇恨不愿意去做日本的奴隶！但是中国军队不能作战，因为有卖国政府。”

“假如我们红军来领导的话，全国人民都会愿意来作战的！……”他用西北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运动的增长来总结他的讲演。

另一个人站了起来，聚精会神地看着，两手紧紧地贴在身两旁。刘晓附耳告诉我他是一个连长，是曾参加了长征的。“只有汉奸不愿意抗日。只有那些富人、军阀、捐税征收者、地主、银行老板不愿意抗日。他们提出‘中日经济合作’‘共同防共’的口号。他们只是少数的一撮人，他们不是中国人。”

“我们的农民工人，每个人都愿意为保卫我们的国家而战。对于他们只需要指出一条路来……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在我们江西苏维埃中，人口只有三百万，可是我们募集了五十万的义勇游击队伍。在和白军汉奸们作战的时候，我们的苏维埃极热情地帮助我们。当红军在全国胜利了的时候，我们的游击队会超过一千万！那时看日本强盗还敢不敢来抢劫我们！……”

这样的发言还有许多，他们一个跟一个地站了起来，发泄他们对日本的仇恨，有时候加重情绪，有时候不同意前一个人所说的意见，也有时候回答讨论领导人的问题，建议“推广抗日运动”，等等。

有一个青年述说去年红军经由山西，北上抗日，所得到的人民的反应。他高声喊着：“老百姓欢迎我们。他们成百成千来参加我们的队伍。当我们前进的时候，他们在路上给我们送饼和茶；许多人放弃了他们的田地来参加我们，或者鼓励我们……他们很清楚地明白谁是汉奸，谁是爱国者——谁愿意抗日，谁愿意把中国出卖给日本。我们的任务是像唤醒山西人民一样地来唤醒全国……”

有一个人演讲在白区中的抗日运动，还有一个人演讲在西南的抗日运动。有一个东北人说到为什么张学良的东北军队拒绝再和红军作战。“中国人必定不要打中国人，我们必定要联合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必定要收回失掉了的老家！”他用简单明了的言语来结束他的演讲。第四个人说到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第五个人讲到在中国的日本纱厂里的中国工人的罢工。

讨论持续了两点多钟。指挥员或政治主任，有时候偶尔插入一两句，总结已经说过的话，再细说某一点，或者添加些新的消息，有时候也偶尔来改正别人所说的话。士兵们在他们小的笔记本里，记下短短的精粹的笔记。他们认真地构思，他们的农民的面貌上，起着很深的皱纹。整个的集会自是明显的宣传，可是事实的夸张不曾憎恼了他们。这有点儿类似传教，选择一些材料去证明一个单独的理论。但这在它的效力上很有力，那是很明显的。简单而有力的信仰的理论形态，在这些青年中已经形成了。

最后我插入问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他们用举手的形式来答复了。我发现在六十二个到会的人之中，有九个是城市工人阶级家庭出身，其余都是农人，直接来自田间。二十一个是以前的白军士兵，六个来自旧东北军队。只有八个人是结了婚的，二十一个来自“红色家庭”——这就是说，来自某个苏维埃里那些土地分配中已经分到了土地的农民的家庭。三十四个人年龄在二十岁以下，二十四个人年龄在二十岁到二十五岁之间，只有四个人年龄超过三十岁。

我问：“红军在什么地方比中国别的军队好？”这一质问，使着五六个人马上站起来。下面是我在那时候记下来的一些简单的答复：

“红军是革命的军队。”

“红军是抗日的。”

“红军帮助农民。”

“红军中的生活情形和白军军队的生活相比是完全不同的。在这里我们一切人都是平等的，而在白军中，士兵大众是被压迫的。在这里我们为我们自己以及大众作战，白军只为豪绅地主作战。在红军里，指挥员和战斗员生活一样。在白军中，士兵是像奴隶一样地被对待着。”

“指挥员是从我们自己的队伍里出身，他们只有用功勋才能得到职位。白军军官们用钱买他们的职位，或者是用他们的政治势力得到职位。”

“红军战士是自愿参加的，白军士兵是征募来的。”

“资本家的军队是为保护资产阶级的。红军是为无产阶级而战的。”

“军阀们的军队的工作，是征收捐税，榨取人民的血。红军则为解放人民而战。”

“大众们仇恨白军，他们喜爱红军。”

我又一次打断了他们的话：“可是，你们如何知道农民真正喜爱红军呢？”又是好几个人跳起来答复。政治主任允许了大家的发言。

他说：“当我们走进一个新的区域，农民永远主动帮助我们做救护工作。他们把我们受伤的人们，从前线上抬回到我们的医院里。”

另一个人说：“在我们长征过四川的时候，农民给我们送来了许多他们自己做的草鞋，在沿路上，他们给我们送来茶和热水。”

第三个人说：“我在刘子丹的第二十六军时，在定边作战的时候，我们一小队人正防卫一个孤立的前哨，抵抗国民党军阀高桂滋。农民送给我们食物和水。我们不必用自己的人去运给养，人民帮助我们运。高桂滋的军队被我们打败了。我们俘虏了一些人，他们告诉我们，他们已经两天没有水喝了。农民在井里下了毒药就都跑走了。”

一个甘肃士兵说：“人民在种种方面来帮助我们。在作战中，他们常常解决敌人的小部队，切断他们的电话线和电报线，报告我们白军军队行动的消息。可是他们永远不切断我们的电话线，他们帮助我们安设电线。”

又一个人说：“最近有一架敌人飞机，在陕西撞在一座山上。除了几个农民以外，没有人看见了。这几个农民只有锄头和铁锹，可是他们攻击飞机，缴了两个飞机驾驶员的械，俘虏了他们，给我们送到瓦窑堡来！”

还有一个人说：“去年四月在延长的时候，我所驻扎的地方，有五村组织了苏维埃。后来我们被汤恩伯攻击着，不能不撤退。民团回来了，捕了十八个村里的人，斫了他们的头。以后我们反攻，村里的人领着我们走一条秘密的山路去攻击民团。我们突然地到达地点，攻击而且解决了三大队的敌人。”

接着有一个脸上有一条长疤的青年站了起来，述说在长征中的一些经历。他说：“当红军经过贵州的时候，靠近遵义的地方，我和几个同志受了伤。军队必须前进，他们不能带着我们一同走。军医替我们上了绷带，把我们交给一些农民，请求他们看护我们。他们很好地款待我们，当白军来到那个村子里的时候，他们把我们隐藏起来。几星期后我们复原了。不久红军又回到那里，第二次占领遵义。我们又加入了军队，村里一些年轻人也和我们一同走了。”

还有一个人说：“有一次我们停留在陕北安定，我们仅有十几个人和几支枪。农民替我们做豆腐，并且给了我们一只羊。我们举行了一个宴会，吃得太多，就去睡觉了。只留下一个人站岗守卫，后来连他也睡着了。可是在半夜的时候，一个农民的孩子跑了来把我们叫醒。他跑了十几里路来警告我们，说来了一些民团，打算要包围我们。一点钟以后，民团真的来攻击我们。可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把他们轰走了。”

一个眼光明亮、没有一点儿胡须影子的小孩站了起来说：“我只有一句话说：在甘肃境内当白军来到一个村子里的时候，没有人帮助他们，没有人给他们一点点食物，而且没有人想参加；可是当红军来的时候，农民组织起来，推举委员会来帮助我们，年轻的人主动来参加。我们的红军就是人民，这就是我所要说的一切。”

每一个人好像都有个人的经验，可以说出来，证明“农民是喜爱我们”的。在我的笔记本上，记着对于这一问题的十七种不同的答复。每个人都有话可说，时间又过了一小时多，我发现这些年轻的战士，已经耽误了吃饭的时间很久了。我请求宽恕，准备要走，这时连里的一个“小鬼”，站了起来说：“不要客气。当我们作战的时候，是不顾吃饭的时间的，当我们和一个外国朋友，谈论我们的红军的时候，我们是不怕耽误吃饭的！”

这是非常漂亮的言语，但是大概这个“小鬼”的每一个字都是认真的。然而这至少是不曾影响他很快地去吞喝一大碗热的小米粥，因为在几分钟以后，我看见他在连里这样用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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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东方中学：应为朝阳中学，美籍传教士在辰州开办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