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游击战争的战术

在这里我想述说我和彭德怀的一次最有兴趣的谈话，这是关于红军如何及怎样成长起来的问题的。我的记忆是这样的：我们坐在预旺堡前县政府衙门里，这是一所两层楼的房子，有一个带栏杆的瞭望台，在上面可以越过宁夏的平原望到蒙古。

在高大坚固的预旺堡城墙上，有一小队红军号兵在练习吹号，从城墙的一角上，飞起一面大红旗，上面黄色的斧头和镰刀，从和风中不断地发出声音来，好像有一只拳头在它后面打击。往下看去，在一边有一个干净的院子，那里有一些回族妇女，正在磨谷子晒粮食。在院子的另一边悬挂着一些洗了的衣服。在较远的一块方场上，有一些红军士兵在练习爬高、跳远和扔铁饼。

彭德怀在湖南和毛泽东是同一县的人，虽然在红军组成以前，他们彼此并没有遇见过。他说着南方的土语，有着像机关枪一样的速度。仅当他慢慢地简单地说的时候，我才能听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可是通常他是不耐烦这样做的。为这一次的会见，北平一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他的英文是很好的，来替我当翻译。我希望他现在还活着，将来有一天，能读到我在这里对他表示的最深的感谢。

彭德怀开始说了：“中国游击战争发生的主要原因，第一，经济破产，特别是农村破产。帝国主义、地主制度、军阀战争，结合到一块，来破坏农村经济的基础，不消除它的主要敌人，农村经济是不能恢复的。沉重的捐税与日本军事的和经济的进攻，由地主来帮助着，增加了农民破产的速度。豪绅在乡村中榨取权力，造成了大多数农民的生活艰难。在乡村中有严重的失业问题。穷苦的各阶层，都准备着为一种改革而斗争。

“第二，游击战术，是因为内地的经济落后而发展起来的。缺乏交通、马路、铁路、桥梁等，使人民能够自己武装组织起来。

“第三，虽然中国的军事中心地点，都多少被帝国主义者所操纵着，但这种统治是不平衡而且不统一的。在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之间，在很宽的空隙地带，可供游击运动很快地发展。

“第四，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在许多人的心中，深植了革命的观念，而且即使在一九二七年的反革命和在城市里的大屠杀以后，许多革命者，拒绝投降，而采取了一种反抗办法，因为在大城市里的帝国主义买办阶级联合统治的特别制度，以及因为开始没有武装部队，不能够在城市区域里建立根据地，所以许多革命的工人、知识分子和农民，回到农村区域，去领导农民起义。不能忍受的社会和经济情形，造成了革命的条件：它只需要给这种农村群众运动一种领导形式和目的就行了。

“一切这些因素，都帮助了革命游击战争的发展和胜利。但在这里都只十分简单地说到，而没有深入隐在它们后面的较深的问题。

“除了这些原因以外，游击战争之所以成功，游击队伍之所以发展，也是因为战争部队和人民大众的一致。红色游击队，不仅是战士，他们同时也是政治宣传家和组织者。他们所到的任何地方，都带着革命的使命，很耐心地对农民大众解释红军的真正任务，使他们明白，只有经过革命，他们的要求才能实现，并且告诉他们，为什么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他们。

“说到游击战争的特殊工作，你刚才问及，为什么在某些地带，游击战争很快地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力量，可是在某些别的地带，它很容易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第一，中国的游击战争，只有在共产党的革命领导之下，才能胜利成功，因为只有共产党，愿意而且能够满足农民的要求，只有共产党明了在农民中，经常的广泛深入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的必要性，而且能够实行它所宣传的政策。

“第二，游击队单位的活动的作战领导，必须是决定的、无畏的、勇敢的。领导如果没有这些特点，游击战争不仅不能够发展，而且它会在反革命的进攻中，衰弱死亡。

“因为群众只关心他们的生计问题的实际解决，所以只有‘马上’满足他们最迫切的要求，才能够发展游击战争。这就是说：榨取的压迫阶级，必须很快地解除武装，消灭他们的活动。

“游击队永远不能停留不动，这样做的话，只会遭受摧残。他们必须不断地扩大，在他们自己周围，建立永远的新的外围和保护部队。政治的训练，必须要伴随着每一斗争方面，而且必须从每一个参加到革命的新部队里，发展出本地的领袖来。从外界来的领袖们，只能引进到一种有限的程度，假如运动不能够鼓动、唤醒及不断地从本地的群众中创造新的领袖们，那么持久的胜利，是不能得到的。”

这些述说是很有趣味的，它们无疑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可能的话，我愿意知道领导红军的军事原理，这些原理，使他们成了南京政府最难对付的敌人，虽然南京军队的武装，比起他们来，是无数倍的可怕。读过阿拉伯的劳伦斯[1]将军及其征战事迹的人们，一定要把中国红军的战略，和这位伟大的英国天才的游击战争战略相比较。和阿拉伯人一样，红军在阵地战少数几个大进攻中，所表演的只是平凡的演习；可是，和阿拉伯人一样，在运动战中，他们是所向无敌的。

为什么张学良渐渐地尊敬起红军（这是他受命要去消灭的敌人）来了呢？这主要原因就是他被红军在这种斗争形态中的技巧所感动了，他慢慢地相信，在对日作战中，是可以利用他们的。自从他和红军间有了一种停战协定之后，他请了一些红军教官，到陕西东北军队所开办的新军官学校里去教书。在这学校里，共产党的势力很快地发展起来。张将军和他的许多军官，是激进的抗日者，他们渐渐地相信了，在对日作战中，中国终必依靠优越的活动性和游击能力。他们很想知道，红军在十年作战的经验中，所学习到的一切关于运动战的战略和战术。

关于这些要点我问过彭德怀。我问他：“能不能把‘红色游击战争的原则’归纳一下？”他同意了，写下了一些笔记，开始念给我听。关于这一问题的较详细的讨论，他介绍我参考毛泽东写的一本小书，这是在苏区出版的，但是我没有能得到。

彭德怀解释说：“如果新发展起来的游击队伍想要得到胜利，有几条战术的原则是必须遵守的。这些是我们从长期的经验中得到的。虽然依照情形，它们是变化无常的，但是我相信，如果违背这些原则，则一定会被引导走上被消灭的道路去。主要的原则，可以十分简单地总结起来，像下面这样：

“（一）游击队不打任何打不赢的仗。除非有很大的胜利把握，否则他们应该拒绝任何的作战。

“（二）很好地领导游击部队的进攻战术是突击。静的战争必须避免。游击队伍没有辅助队伍，没有后防，除了敌人的给养及交通线外，没有自己的给养及交通路线。在长期的阵地战中，敌人有一切有利条件，而且一般说来，随着战争的延长，游击队胜利的机会就随之减少了。

“（三）在发起或接受任何作战以前，必定要制订出一种关于进攻的，特别是关于撤退的谨慎细密的计划。发起任何的进攻，没有充分的初步准备，一定会使游击队伍遭受敌人的包围。优越的游击能力，是游击队的一种最大的长处，而它的错误使用，等于被敌人消灭。

“（四）在游击战争的发展中，最大的注意力应放在民团身上，这是地主豪绅最初的最末端的而且也是最顽固的反抗线。民团的武力必须破坏，但必须尽可能地在政治上，把他们争取到群众这边来。除非在一个区域里的民团被解除武装了，被取消活动能力了；否则想动员群众，是完全不可能的。

“（五）在和敌人正规军队作战中，游击部队必须在数目上超过敌人。但是如果敌人的正规部队正在移动、休息，或很不注意戒备的时候，对于敌人防线有机可乘的致命地点，从侧面施以迅速的决定的突击，则可以由队员较少的游击队伍来承担一切。许多红军的‘突击’，都是由几百人对千万人的敌人来进行的。惊奇、迅速、勇敢、不动摇的决定，计划周密的游击，选择敌人部队最易击伤而最致命的地方——对于这种攻击的完全胜利，这些是绝对重要的。只有经验丰富的游击部队，才能达到这点。

“（六）在实际作战中，游击队阵线必须有最大的伸缩性。一旦发现他们对于敌人的力量或备战能力的估计有了错误，他们应该马上用开始攻击时的速度，来解散和撤退。在每一个单位里，必定要发展可靠的组织，在作战中伤亡的任何指挥官，必须能够完全补充起来。游击战争，是很依赖于士官的源源接济的。

“（七）必须要熟练分散兵力、诱敌、转移视线、埋伏、诈计，以及激怒敌人等战术。这些战术，中国叫作‘声东击西’的策略。

“（八）游击部队必须要避免和敌人的主要军力作战，把部队集中在最弱的一环上或者最致命的地点上。

“（九）必须用一切的小心，避免让敌人发现游击队的主要部队。因为这种缘故，当敌人前进的时候，游击队应该避免集中在一处地方，应该常常改变他们的位置——在开始攻击以前，在一天或一晚间，应该改变两次或三次。在行动中的神出鬼没是游击队胜利的主要条件。攻击后的撤退、分散的周密计划与正确的集中、迎击敌人的前进是同样重要的。

“（十）除了优越的活动性以外，游击队和本地群众是不可分开的，它有着优越的情报优势，而这点必须很大地被利用起来。理想地说来，每一个农民应该是属于游击队的情报部的，这样敌人们便不能移动一步，而不让游击队知道。应该用很大的小心，来保护关于敌人的情报路线，而且必须永远保持好几条辅助的情报路线。”

依照彭指挥说来，这些是红军建筑它的力量的主要原则，在扩大每一苏区中，它们是必须被运用的。彭德怀这样来结束：

“现在你明白了，胜利的游击战争，要求这些根本的东西：不惧怕、迅速、聪明的计划、活动性、秘密性，在行动中的突然出奇和坚决。缺少任何一件，游击队是很难获取胜利的。假如在战争开始，他们缺乏很快的决定，那战争一定会延长的。他们必须要迅速，不然敌人会增援起来。他们必须是流动而有伸缩性的，不然他们就失掉了运动战的优点。

“最后，游击队绝对必须取得农民群众的拥护和参加。实在说来，如果没有武装农民运动，就不会有游击队基础，而红军就不能存在。只有把自己深深地植在人民的心中，只有实行群众的要求，只有在农民苏维埃里巩固一个基础，而且只有在群众的掩护之下，游击战争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彭德怀在瞭望台上踱着，每次话说完了一点之后，就走回到我所坐着的写字桌前。这次他突然停止了，站在那里深思着。

他说：“没有事情，绝对没有事情，比这件事更重要，即红军是人民的军队，是因为人民帮助我们，它才生长起来的。

“我记得一九二八年冬天，那时候我的军队零零落落只剩下两千多人，而且我们被包围了。国民党军队焚毁了包围区域三百里内的一切房屋，抢夺了那里一切的食粮以后，把我们封锁住。我们没有布，用树皮来做短的里衣，剪断我们的裤脚来做鞋子。我们的头发好久没剪，我们没有居住的地方，没有灯光，没有盐。我们都病了，饥饿到半死了。农民也不比我们好，我们绝不轻动他们所仅有的东西。

“可是农民鼓励我们。他们从地下挖出隐藏下来不让白军知道的粮食给我们吃，他们自己只吃红薯和野菜。他们仇恨白军焚烧他们的房屋，抢劫他们的粮食。在我们来到以前，他们已经和地主捐税征收者战争过，所以他们欢迎我们的到来。许多人参加到我们队伍里来，而且几乎一切人都多少从某方面帮助过我们。他们是盼望我们能战胜的！因为这种缘故，我们继续战争着，冲破了封锁。”

他转脸对着我，简单地结束说：“战术固然是重要的，但是如果人民大多数不拥护我们，我们是不能生存的。我们并不是别的东西，只是人民打击他们的压迫者的拳头而已！”

不管他是对的或是不对的，但我不能不深感到在他的语言后面的坚决的信心。他也许是一个“疯人”和一个“土匪”，至少他是一个“反叛者”。可是我很清楚地感觉到，这个“反叛者”，是具有很伟大的一副心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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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劳伦斯（1888—1935）：英国军人、作家。因参加阿拉伯人反对土耳其的起义，被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