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为什么变成一个红军

彭德怀生于湘潭县的一个乡村里，离长沙有九十里，它在青色水流的湘江旁边，是一个很富足的农业村庄。湘潭是湖南的最美丽的地方之一——绿色的田野，铺着很深的稻田和高的竹林。人口是很稠密的，仅这一县就住有一百万人以上。可是虽然湘潭的土壤是很富足的，但农民的大多数一般是可怜、穷困、不识字的，依照彭德怀的说法，他们“比农奴略微好一点点”。在那里，地主们是最有势力的，领有最好的田地，索取着法外的田租和捐税——因为在许多情形之中，他们同时也是政府的官吏。

“在湘潭有几个大地主，每年能收四万到五万石的米，而且全省有几个最富足的米商住在这里。”

彭德怀自己的家庭是富农。六岁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死了，他的父亲又娶了亲，这第二个妻子虐待彭德怀，因为他总使她想起他死去的母亲。她把他送到一个中国的旧式学校，那里的老师常常打他。很明显地，彭德怀是很有能力来看顾他自己的利益的，当老师有一次打他的时候，他举起一张板凳，照着老师打去，并就此撒腿跑了。这位老师在地方法庭控告了他，他的继母也不认他做儿子。

在这次的争吵中，彭德怀的父亲是很不关心的，但是为着要和他的妻子保持着和平，他打发这位扔凳子的少年人，去到婶母家里住。他是很喜爱她的。她把这个小孩送到一个“现代的”学校里去。在这里他遇见了一个不相信孝悌礼教的“激进的”教员。有一天，彭德怀正在园里游玩的时候，这位教员走到他面前坐下来和他谈话。彭德怀问他是不是崇拜他的父母，并且请他猜猜彭自己对父母怎样。那教员说他自己不相信这些迂腐的道理。小孩子的出世，出于父母的寻开心，正如彭德怀在自己花园里寻开心一样。

“我很赞同这种说法，”彭德怀说，“所以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就把这些话对我的婶母说了。她大大地吓了一跳，在当天她就逼我从这个恶劣的‘外国势力’中退了出来。”听见了这位年轻人的反对孝悌礼教的说法，他的祖母——一个专制老魔王，她经常“每月初一、十五，斋戒；暴风雨日，祷告”——请求上天雷劈这个不孝顺的孙子。

以后就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这件事最好用彭德怀自己的话来说：

“我的祖母把我们大家都看作她的奴隶。她是一个烟瘾很大的鸦片烟鬼。我恨透了鸦片的气味，有一天，我实在再不能够忍受了，我站起身来，一脚踢开了她在火炉上的烟锅。她大大地生气，就召集了一个全族的会议，正式要求把我淹死，因为我是一个不孝顺的孙子。她列举了一长串的关于我的罪状。

“全族的人正要预备实行她的请求了。我的继母同意我应当处死，而我的父亲说：既然是全家的意见，那么他也不反对。这时候我的一个舅父——我母亲的兄弟，站起身来，猛烈地攻击我的父母，因为他们没有能够很好地教训我。他说这是做父母的错误，而在这种情形之下，小孩子是不能负责的。

“我的性命倒是保全了，可是我必须离开家庭。我这时只有九岁。那正是很冷的十月天气，除了我的衣裤以外，我没有任何东西。甚至这一身衣裤我的继母也想从我身上脱下去，可是我证明给她看，这身衣裤不是她的，而是我自己的母亲给我的。”

这就是彭德怀的生命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中的开始。他起先做了一个牧童，以后又做煤矿工人，在那里他每天拉扯风箱十四小时。苦闷于这样长时间的疲倦的工作，他逃离了煤矿去做一个鞋匠的徒弟。在那里每天只做十二小时的工，这已经是很大的改善了。他得不到任何薪水，在八个月以后，他又逃跑了。这一次他到一个硝酸工厂里做工。这个工厂关了门，他不得不再寻找工作。他仍旧是除了在他背上的烂布以外，没有任何东西。他成了筑堤工人。在这里他有了一个“好的职业”，实在地领到了工资，他在两年中积蓄了十五串钱——约现洋十二元！但是军阀更换了，省中的纸币变成毫无价值的东西，他于是又“丢掉了一切东西”！他是十分沮丧的，就决定回到家乡去。

这时他十六岁了，他去拜访一个富足的舅父——那个曾经救过他的性命的舅父。这个人正死了自己的儿子，而且从前一直很喜欢彭德怀。舅父欢迎他并且供给了他一间屋子。在这里彭德怀爱上了自己的表妹——而他的舅父是很赞成他们订婚的。他们在一个中文教员手下读书，在一块玩，并且计划着他们的将来。

这些计划被彭德怀不可遏制的暴脾气所打断了。第二年在湖南发生了一个大的米荒，成千的农民都无家可归。彭德怀的舅父帮助了许多人，但最大的米仓，被一个大地主商人所把持着，他大大地赚了钱。有一天一群二百人以上的农民，在他家门前聚合，要求这个商人平价卖给他们米——这是在饥荒时代一种对有道德的人的习惯要求。可是这位富人拒绝讨论这件事，他把人们驱走并关上了大门。

彭德怀接着说：“我正从他家门前经过，停下来观看这种示威。我看这些人一多半已饿个半死，而且我知道这个富人在他的仓里有一万石以上的米。可是他完全拒绝帮助这些饥饿的人。我激怒起来了，领导着农民攻打并且冲进他的家里。农民运走了他仓里的一大半粮食。以后想到这件事情时，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那样做。我只知道他应该把米卖给穷人，而且如果他不肯这样做的话，那他们从他这里把米抢走，是很对的。”

彭德怀又要逃命了。可是这时候他的年纪已大可以投入军队了。他开始他当士兵的生活，而且在不久以后，他就变成了一个革命人物。

在十八岁的时候，他当了排长，并且参加了推翻省长傅督军[1]的密谋。彭德怀被一个在他军队中工作的学生领袖很深地影响着，而这个学生领袖却被督军杀死了。彭德怀就被委托担任暗杀傅督军的工作，他走进长沙，有一天等候着傅督军在街上走过，他向傅督军扔了一个炸弹。可是这个炸弹受了潮，没有爆炸。彭德怀逃跑了。

不久以后，孙中山做西南联军总司令，并打败了傅督军，可是不幸他又被北方军阀驱出湖南。彭德怀跟着孙的军队一同逃跑了。受了孙的一个军长程潜的委托去做侦探的工作，彭又回到长沙，可是他被人出卖而遭受逮捕。那时候张敬尧正统治着湖南。彭德怀述说着他的经历：

“每天他们用许多不同的方法拷打我一个钟头。有一天晚间，我的双脚被捆着，双手被绑在背后，狱卒站在我的周围用脚踢我，逼着我招供——因为他们对于我还没有证据。我好几次昏了过去。

“这种拷打持续将近一个月之久。在每次拷打之后我总是想着再一次我就要招供了，因为我实在受不起了。可是每一次我总是决定不等到第二天我不会放弃的。结果他们没有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东西，而且使我非常惊讶的是他们后来终于将我释放了。在我一生中最满意的事，是几年以后，当我攻下了长沙以后，我们把那所折磨人的老房子拆毁了。我们释放了好几百个政治犯，他们里面有许多人，遭受了毒打、凶恶的待遇，以及饥饿，已经是半死的人了。”

当彭德怀重新得到了自由以后，他回到他的舅父家里，去看望他的表妹。他仍以为他俩是有婚约的人，所以打算和她结婚。可是他发现她早已死了。他重新投入军队以后，不久得到了第一次差遣，被派到湖南军官学校里去读书。毕业以后，他在鲁涤平手下，当了第二师的一个营长，在他本县里服务。

“我的舅父死了。听到了这个消息，我便回家参加葬礼。在路上我必须经过我幼年时候的家。我的老祖母还活着，那时已经过了八十岁了，仍旧很硬朗。听见我快要回家，她走十多里路来接我，要求我宽宥过去的事情。她对我是非常谦卑、非常尊敬的。这种改变使我非常惊奇。这是什么原因呢？以后我想到，这不是由于她的私人感情上有了任何的改变，而是因为我从一个被社会所抛弃的人，升到一个军队里的军官的地位，而且每月拿着二百元的薪金。我给了这位老太太少许钱，她在家庭里，把我称赞为‘孝子’的模范！”

我问到彭德怀，他最受什么书籍的影响。他说，在年轻时，他读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第一次有了一些军人对于社会的责任的重大思想。“司马光所描写的战争，完全是无着落的，而且只会给人民造成痛苦——正好像在我自己的这个时代，中国军阀彼此之间所进行的战争一样。我们如何才能对于我们的斗争，加上一些目的，谋求一个根本的改革呢？”

梁启超、康有为和许多影响着毛泽东的作家们的书籍，彭德怀也读过。有一个时期，他对无政府主义有些信仰。陈独秀的《新青年》使他对社会主义有信仰，而从这点出发，他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那时国民革命正在形成，而他是一个旅长，他觉得需要一种政治的主义，贯入一种精神，到他的军队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对梁启超的一种改进”，可是彭德怀认为它“太暧昧而杂乱了”，虽然彭德怀自己那时是一个国民党。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对他好像是“第一本提出了一个可行且合理的社会及国家形式的书”。

到一九二六年，彭德怀已经读过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大纲）、《新社会观》（一个著名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所写的）、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一些关于中国革命的唯物论的解释的论文和小册子。彭德怀说：“以前我仅是对社会不满，可是没有看到实行任何根本改进的机会。读了《共产党宣言》以后，我放弃了我的悲观，开始怀着一种‘社会一定能被改变’的新的信念，而工作着。”

虽然彭德怀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没有参加共产党，可是在他的军队里，他接受了共产党青年人的帮助，开办了政治训练的马克思主义课程，并组织了士兵委员会。一九二六年，他和一个女中学生——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结了婚，可是大革命中，他们被分开了。从一九二八年以后，彭德怀没有看见过她。在那年的七月里，彭德怀举行起义，占领平江，开始了他的“反叛者”——或者说是“土匪”的生活。

当他告诉我这些青年时代所发生的事情和斗争的时候，他在屋里往返地走着，一边大笑着、诙谐着，在他的手里握着一根蒙古马鬃的驱蝇鞭，心不在焉地挥着来加重说话的语气。一个信差送来了一沓电报，当他开始看它们的时候，突然又显出庄严的指挥官的面貌。

“好的！这是我所说的一切了。”他这样结束他的话，“这些话多少说明了：一个人是如何变成‘赤色土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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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傅督军：应为胡督军。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