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对彭德怀的印象
当我在八月和九月参观前线的时候,红一、二、四方面军的指挥的统一还没有实现。红一方面军有八师把守着一线,从宁夏的长城直到甘肃的固原和平凉。红一军团的前锋正向南向西推动,替朱德扫清一条路。朱德正带领着红二、四方面军——从西康和四川北上,冲破南京军队在甘肃南部的紧密防线。预旺堡是在宁夏东南部的一座古老的回族的城池,这时是红一方面军的总司令部,我在这里遇见了总部人员和总指挥彭德怀。
彭德怀当“赤匪”的履历,几乎是在十年以前开始的。那时候他在国民党多妻的军阀长官何键将军的军队里,领导了一次起义。他是行伍出身,曾取得了机会,先是在湖南一个军事学校读书,以后又在南昌读书。毕业以后,他很快地博得了名声,而且被很快地提升着。到一九二七年的时候,虽然还只二十八岁,他已经是一个旅长了,在所有湖南军队里,被称作“自由思想”的军官,因为他有事必和他的士兵委员会商量。
那时彭德怀在国民党左派中,在军队中,在湖南军事学校里的势力,对于何键来说实在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一九二七年冬天,何将军开始在他的军队里紧急地清除左派人物,举行了湖南有名的“农民屠杀”,好几千激进的农民和工人,被当作共产党而屠杀了。但是对于彭德怀,由于他的广泛的人望,还犹疑不敢下手。这一个延缓实使何键大亏其本。一九二八年七月,彭德怀用他自己有名的第一旅当作中心,加上了第二、第三旅的一部分士兵和军事学校的学生,发动了平江起义,和一个农民起义联合着,成立了第一个湖南苏维埃政府。
两年以后,彭德怀聚集了八千同伴的“铁骑子弟兵”,这就是红军第五军团。用这支兵力他攻打并且占领了湖南省城长沙,驱走了何键的军队六万多人——那时候他们一大半是鸦片吸食者。红军占领了这座城共十天,抵抗了湖南、南京的联合进攻,但最后在日本和美国军舰的猛烈轰击之下,被迫撤退了。
在这事以后不久,蒋介石就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大规模对“赤匪”的肃清“围剿”。这几次的“围剿”已经大体地述说过了。在华南的红军,战争进行了四年,击溃了派遣去攻打他们根据地的四次“围剿”,最后在一九三四年被迫撤退,虽然在军事上没有受损失,但经济上他们是被九十万白军的封锁政策所击败了。
长征路上的成就足以说明彭德怀具有非凡的胆略和精湛的军事指挥能力。但作为战功赫赫的红一军团前锋部队总指挥,彭德怀没有官架子,他不搞特殊,对同志们十分关心。
在南方红军的长征中,彭德怀是红一军团前锋部队的总指挥。他冲破了好几万敌人军队的防线,在前进的路上占取了重要的地点,替主力部队保证了交通路线,最后争取了到陕西的路径,在西北的苏维埃根据地安下了身。在他的队伍里的士兵告诉我说,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大部分,彭德怀都是用脚步行的,常常把他的马给疲倦了的或者受了伤的同志去骑。
既然他有了这样一种斗争的历史,我以为彭德怀是一个很疲倦的、很严刻的、很古怪的领袖,或者在身体上是一个残疾者。相反地,他却是一个活泼的、喜欢发笑的人,除了胃口很弱以外,他的身体是完全健康的。他的胃也是吃长征生活的亏,他有一星期不得不吃没有煮熟的谷米和草,以及吃一些半含毒质的食物,有几天根本没有吃任何食物,他是一个经过了数百次战争的老手,可是只重伤一次,以后受的都是表面的轻伤。
同毛泽东和周恩来一样,彭德怀的住所和饮食也十分简陋,他与士兵们同衣同食、同甘共苦,正因为如此,他受到了战士们的拥护和爱戴。
在预旺堡,我住在彭德怀司令部所驻扎的处所,所以在前线上我会见他的次数很多。我得顺便说一下,这个司令部,那时候指挥着三万人以上的军队,它是一个很简单的房子,里边有一张桌子、一条木板凳、两个铁的行军箱子、一些红军画的地图、一个战地用电话、一条洗脸手巾和面盆,而在炕上铺着他的铺盖。他和他的士兵们一样,只有两身军装,而且在军装上并没有等级的标志。一件私人的衣服,这件衣服使他孩子气地高兴骄傲着,这是一件背心,是用在长征中射下来的敌人飞机上所得到的一把降落伞所做的。
我们在一块吃了许多次饭。他吃得很简单很节省,和他的士兵们一样,饭食通常是白菜、面条、豆子、羊肉,有时候也有馒头。宁夏种着各种美丽的瓜类,他是很喜欢吃这些东西的。可是我这位贪嘴的参观者,发现了彭德怀在吃瓜的竞赛中失败了,他不得不在司令部里的一个医生前低头。这位医生由于吃瓜的能力,获得了“吃瓜汉”这个绰号。
我必须承认彭德怀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在他的行动和语言中,有某种坦白、爽快和正直的品质,这些是在中国人的性格中很少见而很为我所喜欢的。在行动和语言上他都是很快的,充满了玩笑,而且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在体育上他是很活泼的、很好的骑手,他很能吃苦,这一半因为他是一个不吸烟者和节欲者。有一天在红军第二师演习的时候,我和他在一块。我们必须要爬一座很高峻的山。“跑上山顶去!”彭德怀突然这样对我和他的气喘着的总部人员喊着。他像一只兔子一样地跳着跑开了,到山顶的时候他远超过了我们一行人。又有一次,当我们骑马行着的时候,他又叫出了同样的一种挑战。在这种情形以及一些别的情形之中,他表现出他还有很多没被用完的精力。
即使在这样恶劣且艰苦的环境中,彭德怀仍苦中作乐,发起一些有趣的活动和挑战,由此可见其积极乐观的精神。
彭德怀睡得很晚但起得很早。他和毛泽东不一样,毛泽东是睡得很晚,起得也很晚的。据我所知道的,彭德怀平均每晚只睡四个或五个钟头。他永远不显得慌张,可是总是忙碌着。我记得我是如何惊奇,有一天早晨,红一军团接受命令,前进二百里(约七十英里)到海原敌人的区域里。在早餐以前彭德怀颁布了一切必需的命令,而后下来和我一同吃饭。接着他动身走路,好像是到郊外去做一个短旅行一样,他在预旺堡的大街上和他司令部的人员一同走着,中途又停下来和一群聚集起来给他送行的穆斯林阿訇们谈话。他好像让他的大军自己去单独行进一样。
虽然国民党的悬赏通告满天飞,但彭德怀不仅毫无惧色,还把这些纸留下来用于印刷红军的宣传,这真是对敌人的一种莫大讽刺!
很奇怪地,虽然政府的飞机常常散布一些传单到红色区域里去,悬赏五万元到十万元以逮捕彭德怀——死的或者活的,可是在他的司令部门前总只有一个哨兵站班,而且他在城里的街上,不带卫队随便来回走着。当我在那里的时候,成千的传单发散下来,悬赏要逮捕他、徐海东和毛泽东,彭德怀却下令说这些传单应保留着。因为这些传单只印在纸上的一面,而红军正感到纸的缺乏。这些传单的背面后来用来印刷红军的宣传。
我注意到彭德怀是很喜欢儿童的,他常常被一群儿童跟随着。许多孩子,当送信童子、号兵、传令兵、马夫等,被编成红军的正式队伍,名字叫作少年先锋队。我常常看见彭德怀和两个或者三个“红小鬼”坐在一起,和他们很认真地讨论政治问题或者私人的困难。他用很大的尊敬对待他们。
彭德怀不会因为“红小鬼”是小孩子,就随意敷衍或不理不睬,他将他们视作同志、战友,给予他们足够的尊重。
有一天,我和彭德怀还有司令部里的一些人去参观一个离前线很近的小兵工厂,去观察工人们的娱乐室——他们的列宁堂或者是列宁俱乐部。在屋子的一边,有一张大的漫画。它画着一个穿和服的日本人,用脚踏在东北、热河和河北的上面,手高举着一把刀,刀上还滴着血,刀刃对着中国其余的部分。这张漫画上的日本人,有一个大鼻子。
“那是谁?”彭德怀问一个看守列宁堂的少年先锋队队员。
“那是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小孩子回答说。
“你是如何知道的呢?”彭追问着。
“你看他的大鼻子吧!”——这是小孩子的答复。
彭德怀笑着望着我:“那么,这里有一个洋鬼子,他是一个帝国主义者吗?”
“他倒真是一个洋鬼子,”少年先锋队队员回答说,“可是不是一个日本帝国主义。他有一个大鼻子,可是还不够一个日本帝国的那样大!”
彭德怀高兴得大笑,从此以后他开玩笑地叫我“大鼻子”。实在说来,在西方社会里,我的鼻子是很正常而不讨人厌的,但是对中国人来说,一切外国人都是大鼻子。我向彭德怀指出,这样的漫画,当红军真正和日本人接触的时候,会发生很严重的错误,因为日本人的鼻子,是和他们自己的鼻子一样,不算很大的。他们会认不出敌人来,而拒绝作战的。
“你不必担心!”总指挥说了,“我们会认识每一个日本人,不管他有没有鼻子!”
有一次我和彭德怀去看红一军团的“抗日剧社”演戏。我们和一些别的士兵们一起坐在临时舞台的草地上。他好像对于这些戏剧很感兴趣,并且起来领导着要求唱一个最流行的歌。黄昏以后,天气变成刺骨的冷,虽然其时还只是八月的下旬。我把我的棉袍很紧地裹着身子。在戏剧演到中途的时候,我突然惊奇地发现彭德怀已经脱去他自己的棉袍了。原来他是把他的棉袍围着一个坐在他旁边的小号兵。
这让我们看到了彭德怀细腻体贴的一面。在“我”的笔下,这些革命将领既是伟大的、非凡的,又是充满了生活气息和人情味儿的。
后来我才明白了彭德怀对于这些“小鬼”的爱的所以然。有一个晚上,他屈从了我的要求,告诉我一些关于他儿童时代的事情。在西方人听来,他自己幼年时代的遭遇,会让人觉得奇怪而不可相信,可是在中国,这些是极普通的典型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解释了为什么今天有这许多青年中国人来参加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