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真”的红军

在甘肃、宁夏一带两星期的登山履平的旅程之后，我终于到达了预旺堡。这是宁夏南部的一个有城墙的大城，当时是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总司令是彭德怀。

虽然在严格的军事意义上，一切的红色战士，都可以被叫作“非正规军队”（有些人会说是“高级非正规军队”），但红军自己们，对于他们的主力军、独立军、游击队、农民赤卫队等是划分得很清楚的。第一次在陕西短促的旅行中，我没有看见过任何“正规的”红军，因为它的主要部队，那时正在西面活动，离保安六百余里。我以前打算到前线去，可是消息传来，说蒋介石正在准备从南方发动又一次的大攻击，因此我不能不谨慎从事。趁我还能够通过战线去写我的报告的时候，做早日离开之计。

有一天我对吴亮平表示了这些疑惑。他是年轻的苏维埃职官，在我长时间和毛泽东的谈话里，他当我们的翻译员。虽然吴亮平是一个双颊赧红、年纪只有二十六岁的青年，可是他已经是两本关于辩证法的书的作者。我发现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除了辩证法以外，他对于一切东西都具有一种诙谐的意味。我把他引为我的好友，坦白地把我的犹豫告诉了他。

这使他很惊奇地说：“你有到前线的机会，而现在却怀疑到底应不应该接受这个机会？快不要犯这样的错误吧！蒋介石打算毁灭我们已经有十年了，现在他是绝不会成功的。没有看见‘真’的红军你不能回家的！”他供给我许多证据，证明为什么我不应该失掉这个机会。使我印象最深的，是单是到前线去这一个观念，就激发了他这样的热情，他是一个久经风雨的布尔什维克，是长征的老手了。我知道那里必定有些可看的东西。这样我就开始了这次的长途旅行，很安全地到达了吴亮平的口中“真”的红军所活动的区域。

我接受了他的劝告，这真是一件好事。假设我没有这样做的话，那么我会离开保安，而仍旧不知道红军是如何取得了他们那不可战胜的声威的。我仍旧不会了解正规红军的青年精神，它的训练、纪律、武器，特别是它的高级的政治认识。我会离开保安而仍旧不明白，这就是中国唯一的政治上铁打成的军队。

我们或者可以说要了解这些被叫作“赤匪”的人的最好方法，是统计。因为我发现红军对于一切正式入伍的士兵，有着详细的数字记载，我在下面所举的事实——在我是十分有兴趣且十分重要的——都是杨尚昆从他的档案中供给我的。杨尚昆是一个能说俄文的青年，年龄二十九岁，是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部主任。除了少数的例外，我把这种统计报告，只限于我有机会能从个人印象和观察来证实的事情上。

第一，许多人都以为红军是饱经风雨的一群不守法的不安分分子。我自己以前也有一些这样模糊的观念。可是我很快就发觉以前我是十分错误的。红军中的大部分是由一些年轻的农人和工人所组成的，这些人相信他们自己是在为他们的家庭、他们的土地，以及他们的祖国而战斗。

据杨尚昆说，士兵们的平均年龄是十九岁，这是很容易使人相信的。虽然许多士兵都作战了七年或八年，或甚至于十年，但他们被一大批年龄只十几岁的青年所平衡起来了。而且甚至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即那些经历了许多战争的老战士，现在大多数也只有二十几岁。他们大多数是作为少年先锋队队员而参加红军，或者是在十五或十六岁时就入伍的。

在红一方面军中，士兵们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八是来自农业劳动阶级（包括手工业者、脚夫、学徒、田地劳动者等）或工业劳动阶级；百分之五十八来自农民阶级；只有百分之四来自小资产阶级——商人的子弟、知识分子、小地主等。在红一方面军中，军队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包括军官们）是共产党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

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士兵是识字的。这就是说，他们能够写简单的信件、文章、标语和传单等。这比起在白区中的普通军队的平均数高得多。比起在西北的农民阶级的平均数来，是更高了。西北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是不认识字的。红军战士，在入伍的头一天起，就开始读共产党的课本来认字，这些课本是特别替他们预备的。为着鼓舞快速的进步起见，中国共产党又颁发奖品——笔记本、铅笔等，虽然贱价而很为士兵们所宝贵的东西——为鼓励进步快的读者又用最大的努力，激刺好胜和竞争的精神。

红军士兵和他们的长官同样是没有正式的薪金的。但是每一个入伍的人，都有权享受他的一份田地和从这块田地获得的一些收入。这块田地，当他不在的时候，是由他的家里人或本地苏维埃替他耕种的。假设他不是苏维埃区域的住民，他的报酬，是从“公田”收获的进益中取出一份。这“公田”是从大地主没收来的，“公田”的收获又帮助了红军的给养。“公田”是由本地苏维埃村庄住户耕种的。在这种“公田”上的无偿劳动是义务的，但农民的大部分，在土地的重新分配中受了利益，在保护一种改善了他们生活的制度的基础之上，他们都是十分甘愿来合作的。

红军中军官们的平均年龄是二十四岁。这包括队长以上直到军长的各级军官们。虽然这些人都很年轻，可是他们平均每人都有八年的入伍经验。连长以上的军官们都认识字。可是我遇见的好几个人，他们在加入红军以前，并没有学习过读书和写字。红军军官的三分之一是以前的国民党军官。他们中有许多是黄埔军官学校（蒋介石的军官训练学校）的毕业生。还有许多是莫斯科红军大学的毕业生，张学良的东北军旧军官们，保定军官学校的学生，以前的国民军（“基督教将军”冯玉祥的军队）的军官，一些从法国、苏俄、德国和英国回来的留学生。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只遇见过一个。

红军士兵们以及军官们中的大多数都是未结婚的。有许多人是离了婚的，这就是说他们扔开他们的妻子和家庭了。在有几种情形之下，我曾经很深切地怀疑，这种离婚的愿望，与他们参加红军也许有些关系，但是这也许只是一种滑稽的意见。

红军不称他们自己为“兵”——这个字在中国附带有很多令人憎厌的气味。他们自称“战士”。从在路上以及在前线上的许多谈话中，我知道了这些“红军战士”的一半以上，都还是童男身。只有很少数的女共产党党员在前线中和军队一起，而她们本人都是苏维埃的职员，或者嫁给了苏维埃的职官。

尽我所能看到的和尽我所能听到的，红军都是用很尊敬的态度，对待农村妇女们，而农民好像对于红军的道德，有很好的看法。我没有听见过一件红军奸淫或侮辱农民妇女的事情，虽然我从一些南方来的士兵口中听到他们谈及如何扔开了“爱人”的故事。红军很少吸烟喝酒，节省是红军八项注意之一。虽然对于这两种恶习没有特别处罚，可是我在壁报上的“黑栏”中，看见了对于习惯的吸烟者的几种严厉的批评。酒是不禁止喝的，但是鼓励不喝，喝醉酒这件事，几乎是从来没有的。

总司令彭德怀，从前是一个国民党将领，他告诉我说，红军军士的极端年轻，就足以说明它能抵抗艰苦的原因。这是很可信的。这件事也使女性伴侣的问题，成为不十分迫切的需要。一九二八年，当他领导国民党军“叛变”参加红军以后，彭德怀自己就没有看见过他的妻子。

红军军官作战的死伤率是很高的。旅长以下的军官，常常和士兵共同作战。一位外国军事随员说过，有一件事，可以单独说明红军拥有和广大优势的敌人军队作战的能力。这件事就是红军军官们习惯说：“跟着我来，弟兄们！”而不说：“向前去，弟兄们！”在南京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最后“清剿”战争中，红军军官的死伤率通常高达百分之五十。但是红军实在经受不起这种牺牲，以后乃采取一种战术，倾向于减少有经验的指挥官的生命危险。可是在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江西“围剿”中，红军军官的死伤率平均仍有百分之二十三。

在今天你能在苏区中看见关于这种事的许多证明。通常所看见的事，是一些年纪在二十二三岁的青年，短少了一只胳膊或一只大腿，或者是手指被射击掉了，或者是在头上或躯骼上有很难看的伤痕——但他们对于他们的革命仍旧是高兴的乐观者！

在红军的各种部队里，几乎中国的每一省份的人都有。在这种意义上，或者可以说，它是中国唯一的真正的全国性军队。它也是“征途最辽远”的军队。有经验的军官学生们，走过十八省的各地。它们比起任何别的军队，有着更多的关于中国的地理知识。在长征中他们发现了以前的中国旧地图完全无用。红军画图员重新画了好几千里区域的地图，特别是在苗族居住的地带和西方边疆区域。

在红一方面军中，有三万多人，南方人占很大的百分率，约有三分之一是来自江西、福建、湖南和贵州。几乎有百分之四十是从四川、陕西、甘肃等西部省份来的。红一方面军里有一些土著民族——苗族和彝族，此外附属于它的还有一支新组织起来的“回民红军”。在独立的部队中，本地人的百分率较高，通常平均占总数的四分之三。

从最高级的指挥官们，下至下级士兵们，衣食完全是一样的。不过团指挥员以上，可以有权用一匹马或一匹驴子。我注意到在可能得到的好食物上，有着一种平分享受的精神。这主要表现在西瓜和橘子这类东西上。指挥员和弟兄们的住处是很少有分别的，他们来往自由地经过，不需要任何形式上的礼貌。

有一件事使我非常不了解，就是红军是如何补充衣着和武装他们的军队的。我以前猜想，以为他们会和许多别的军队一样，必须完全靠抢劫来维持生活。似我所已经说明的，我发现了这种猜想的错误，因为他们占领一个地方以后，马上就开始建设他们自己的一种自给经济。这一件事就能够使他们守住一个根据地，不怕敌人的封锁。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军队，能在一种几乎不能够使人相信如此之少的饷给上生活存在，我是一向失于了解的。

红军完全没有武装生产的工业，他们的敌人们就是供给武装的主要源泉。这些年来，红军总是把国民党军队叫作他们的“输送队”。红军说：他们枪支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弹药的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从敌人手里夺到的。假如这是很难让人相信的话，我可以做证。我所看见的正式的红军，都武装着最新式的英国的、捷克斯拉夫[1]的、德国的和美国的机关枪、来复枪、主动来复枪、毛瑟枪、过山炮等。这些都是大批地卖给南京政府的。

我所看见的红军所携的唯一的俄国制造的枪，是一九一七年的物品。我从一些马鸿逵的旧士兵口中所直接听得，这些枪支是从马鸿逵将军处夺来的。马将军是国民党属下的宁夏省[2]的主席，他自己是从“基督教将军”冯玉祥那里接受了这些枪支。一九二四年，冯玉祥统治着这一区域，他又从外蒙古得到了一些枪支。正式的红军不高兴用这些古老的武器，只有在游击队手里，我才能看到。

当我在苏区的时候，任何和俄国武装来源的接触，是完全不能的，因为红军被总数为四十万的各种敌军所包围，敌人们统治着到新疆地区、外蒙古或苏联去的每一条通路。外间说他们奇迹似的从俄国得到了大批接济，如果真有的话，我想他们是很愿领受的。但是只要稍微看一下地图，就可很明显地觉察，除非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北方和西方领有更多地域，否则莫斯科是很难履行订货单的，何况有没有这种订货单，还是极大的疑问。

第二，共产党没有很高薪俸的、榨取钱财的官吏和军长们，这是一种事实。在别的中国军队里，这些人吸收了军费的大部分。在红军中（同时也在苏区中）实行着最大的但可想象得到的俭省。实际说来，军队对人民的唯一负担，只是给养和衣服这几件必要品而已。

如我已经说过的，实际上，西北苏区（占领约有英伦大小的一个区域）的全部预算，那时候每月只三十二万美元！这真是不能令人相信的，但是，从我所看见的一切说来，我是不得不相信。这个少得可怜的数字中约百分之六十是用来支持军队的。财政委员林伯渠老先生，对于这件事很抱愧，可是他说：“除非革命稳定以后，这是不可避免的！”那时候武装军队约有四万人，农民辅助队伍不在内。这数字是在红二、红四方面军未到甘肃以前，这以后，红色区域大大地扩张了，在西北的红军主力，很快达到了九万人的总数。

够了，数字太多了。但是真要想明了为什么中国红军能生存这些年，那必须稍微看一看他们的内部精神、他们的军纪和战争志愿，以及他们的训练方法。或者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政治和军事领导。

举例说吧，彭德怀——红军的总指挥，为了他的头颅，南京曾经悬赏过一笔足以支持他的整个军队的款子（如果财政委员林伯渠的数字是正确的话，足够支持一个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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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捷克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

[2]宁夏省：现宁夏回族自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