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他们唱得太多”

我在吴起镇逗留了三天，访问在工厂里的工人，“考察”他们的工作条件，参观他们的戏院，出席他们的政治讨论会，阅读他们的壁报和作品原稿，和他们谈话，还跟他们做了一次体育竞赛。我参加了一场篮球赛，在吴起镇三个体育场中的某一个场上，我们临时凑成一队，由外交部的交际员傅锦魁，一个现在政治部工作、从前是英文专修学校学生的青年，一个红军医生，一个士兵和我五人组成。兵工厂的篮球队接受我们的邀请，结果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

那些兵工厂的工人能够造枪，又能够玩球。我曾在他们那不平常的工厂里过了一天，并在他们的列宁俱乐部里进餐。

这兵工厂，像红军大学一样，是掩藏在一列挖山筑成的穹形的房子里的。房子全都很阴凉，很通风。光线由一列与墙壁成角度凿成的斜洞里透下来，而最大的优点在于它完全不怕轰炸。我在厂里看见一百多个工人在制造手榴弹、迫击炮、火药、手枪、小炮弹等枪弹以及一些农具。修理部则专门修理破损的来复枪、机关枪、主动步枪和轻机关枪。但兵工厂的产品很粗劣，大半用以武装游击队员，红军正规军的枪械与弹药，差不多全是由敌人处俘获来的。

兵工厂的厂长何锡阳带领我参观厂里各个部分，把厂里的工人介绍给我，还约略地把他们和他自己的情形向我说明。他今年三十六岁，未婚，日本侵略东北之前，是著名的沈阳兵工厂的技师，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他到了上海，在当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就到了西北，潜入苏区，厂里的机师大半也是外地人，有许多曾在中国最大的汉阳铁厂任职，有几个则为广东兵工厂的雇员。我曾遇见两个年轻的上海机师和一个装配专家。他们把著名的英美商各公司如怡和洋行、慎昌洋行和上海电力公司等处竭力推荐的函件给我看过。还有一个曾任过上海某机械工厂的监工。此外还有由天津、北平和广州来的机师，有的还跟过红军一道西征。

我了解到兵工厂一百一十四个机师和工人里，只有二十个人结过婚。这些人跟着各自的妻子住在吴起镇，妻子们不是工人，便是党的职员。在代表苏区最高技术力量的兵工厂工会里，党员的占比非常高，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或青年团团员。

在吴起镇，除兵工厂外，还有几家织布和制服工厂、一家制鞋厂、一家织袜厂和一家药房兼配药处。药房由一个医生主持。他是一个青年，刚由山西医校毕业，而他那年轻貌美的太太则是一名看护。这两人都是去年冬天红军入晋时加入红军的。附近还有一家由三个军医主持的医院，收容的大半是伤兵。此外还有一个无线电台、一间设备简陋的实验室、一家合作社和军队的供养总部。

除兵工厂和制服工厂外，其余各厂的工人大半是十八岁至二十五岁或三十岁的青年妇女。其中有些已嫁给当时正在前线的红军，她们差不多全是甘肃、陕西和山西的女人，一律剪发。“同等工作，同等待遇”，这是中华苏维埃的一句口号，照此，对女工据说没有工资上的歧视。工人似乎比苏区里所有人的经济待遇都高。连红军指挥员的工资也不如工人，因为他们得不到定额的薪金，只能分到一笔小小的生活费，而这生活费还要看财政负担的轻重而决定。

二十九岁的美丽的刘群先女士，从前是无锡和上海的纱厂工人，又是雷娜·普罗姆（Rhena Prohm）的朋友，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留学生，现在是红色工会女工部的主任，她的总部就设在吴起镇。刘女士把工人的状况告诉我。工厂工人每月可得十元至十五元的工资，食宿由国家供给。工人们都能得到医药免费和伤害抚恤的保证。女工产前产后有四个月的休养时间，工资照给，还有一家为工人小孩而设的设备粗陋的“育儿院”。但到了小孩们能走动的时候，似乎就离院了。母亲们可以得到部分的“社会保险费”。这保险费是由平常工资中扣下百分之十，再加上政府同等的津贴而组成的。政府并补助与全部工资百分之二数目相等的款项，以为工人的教育和娱乐之用，这些基金全由工会和工人的工厂委员会共同负责保管。那里每天工作八小时，每周工作六天。当我访问他们时，各工厂每天开工二十四小时，工人分成三班，大概是中国最忙碌的工厂。

所有这些，说来是很进步的，虽则或许跟共产主义的理想还差得远。而这些条件，在苏维埃为争取生存的斗争中犹能被实行，实在是非常有趣的。他们所实行的环境是多么粗陋，那完全是另一回事！他们有俱乐部、学校、宽敞的宿舍，但是在泥地的窑房里，没有淋水浴，没有电影，也没有电气设备。他们由公家供给饭食，但吃的只有小米、蔬菜，有时或有羊肉，而全无美味的东西。他们虽然可以领到工资和社会保险费，以苏维埃货币支付，但他们能够买到的物品却全限于必需品，而必需品又不多！

“难挨啊！”一般的英、美工人可能会这样说。但对这些人，显然不是这样。你应该将他们的生活和中国其他各处流行的制度比照一下，才会懂得它的原因。例如，我想起了几百家工厂，那里有许多未成年的男女童工坐着或站着做工，每日要做十二三小时，倦极了，就倒在脏污的棉絮上，以这儿充当他们的卧床，在他们的机器之下酣睡起来。我又想起了丝厂的小女孩、纱厂的面色灰苍的青年女工——所有这些人，跟上海大多数订了契约的产业工人一样，作为实际的奴隶而出卖劳动力，一做就是四年或五年，如得不到特殊的允许，不论白天与黑夜，就始终不能离开那严密的监视和高耸的围墙。我又记起一九三五年在上海的街上、河浜里、水沟内捡出的二万九千具以上的死尸——这些就是赤贫者的死尸，还有他们所不能养育的那些饿死溺死的婴儿或孩子的死尸。

但是，对这些吴起镇的工人们来说，不管设备如何粗陋，他们过的毕竟是一种健康的、有新鲜山原空气的、自由的、尊贵而且富于希望，又有发展余地的生活。他们晓得没有人从他们身上挣钱，我想他们都感觉到他们都是为他们自己、为中国而工作，而且说他们都是革命的！在这样的情形下，我明白了他们为什么那样认真地每天花两小时去读书写字、上政治课、参加戏剧团体；为什么那样激烈地竞争着那赠给组与组间或个人与个人间的为运动、识字、公共卫生、壁报和“工厂效率”等竞赛的获胜者准备的那小得可怜的奖品。所有这些物事对于他们都是现实的，都是前所未闻的，也都是中国别处一切的工厂所未能梦想的东西，因此他们对那为他们而开的生活之门，似乎感到很愉悦、很感谢。

然而，所有这些都很难使我这样的中国通相信，而关于它的终极意义，我仍然很迷惑，但我可不能抹杀我亲眼看见的一切证据。这里篇幅有限，使我不能列举所有的见证，我本来是应该叙说许许多多和我会谈过的工人们的故事，征引从壁报里节录下来的文章和批评（这些是草率地用白话文写成的，有许多我已靠着那位专修学校的学生翻译过来），告诉你我参加过的政治讨论会，看过的由这些工人创造和排演的戏剧以及一连串形成一个总“印象”的小事情。

但写到这里，我又偶然记起这类小事情中的某一桩来。我在吴起镇会见了一位电气工程师，一位独特的、非常严肃的共产党党员，他的名字叫朱兆祺[1]。他精通英文、德文，是一位电学专家，他曾经著过一本电气工程方面的教科书，在中国使用极广。从前他在上海电力公司任职，后来改至慎昌洋行，直到不久前，在华南也有过每年一万元的收入、担任顾问工程师与效率师的职务。而他最终抛弃职位，离开家庭，跑到陕西这荒野阴郁的群山中来，无偿地为共产党服务。这岂不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这事件的根源是他敬爱的祖父，宁波一位著名的慈善家，在临终时嘱咐年轻的朱“为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而献身”。于是朱断定最快的就是走共产主义这条路。

我想朱是以殉道者与狂热分子的精神，走上这条多少是传奇式的道路来的。这在他是一桩至圣的事情，他以为这样干会早死，而他也以为每一个人都这样想。但我想，当他发觉他认为是粗俗的那种种娱乐竟那样多，而每个人显然都很快乐时，他多少总要感到讶异。我曾问他有何感想，他严肃地回答说，他只有一个严肃的批评。“这些人唱歌，费的时间太多！”他说，“现在还不是唱歌的时候！”

我觉得这句话总括了陕西苏维埃这个独一的“工业中心”里，许多热情而近乎浮夸的现象，但他们确实都有社会主义工业的精神，就是在缺少物质条件的时候也是这样！

[1]朱兆祺：应为徐承志。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