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和红色农民的谈话

我离开保安，到甘肃边界和前线去时，一路上都留宿在农民简陋的草屋里，睡他们的土炕（在不能睡舒服的门板时），吃他们的饭，和他们攀谈。他们都是穷苦的老百姓，殷勤而且和善。有些人一听到我是个“外国客人”，就拒收我付的钱。我还记得一个要养育五六个小孩的缠脚的老农妇，她坚持要把她养的六只小鸡中的一只杀来敬我。

“我们不能让一个洋鬼子在外面告诉人家说，我们共产党不懂得礼貌！”我听见她对我的一个同伴说。我相信她不晓得这是无礼的，因为她要形容我，除“洋鬼子”外，便没有别的字眼儿了。

当时我跟傅锦魁同行，他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党员，苏维埃外交部派他伴我到前线去。跟后方所有的共产党党员一样，一听到有机会跟前线的红军一道，他就喜出望外，把我当作一位天使；但同时他又直爽地认为我是一个“帝国主义者”，以公然怀疑的眼光监视着我的全部旅程。然而，他对我的照应真是无微不至，在旅行还未结束之前，我们便已成为好朋友了。

有一天傍晚，到了陕北临近甘肃省界的一个叫周家的小村里，傅和我找到了一个住了五六户人家、围着栅栏的下宿处。一个年约四十五岁，要照顾十五个跑来跑去的小孩中的六个的老农夫，客气地答应招待我们。他给了我们一间清净的房子，土炕上铺着新的毛毡，还给我们的牲口喂马料。他卖给我一只小鸡和几只鸡蛋，要了二角钱，房间坚决不收费。以前他到过延安，见过外国人，但其他的人全没见过，所以所有的男人、妇女和小孩此刻全羞怯地围拢来瞧。有一个小孩看见我这怪样子，竟吓得哭起来。

吃过饭，许多农民便走进我的房子，给了我烟草，大家开始谈起来。他们想知道在我们的国家有没有牛、马和五谷杂粮，是不是用羊粪做肥料。（有一个农民问我们那里有没有小鸡，我们的主人便轻蔑地哼了一声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小鸡的！”）又问我们有没有穷人和富人，有没有共产党和红军，我向他们解释为什么只有共产党而没有红军，恐怕这席话说了，也完全是徒劳的。

答了他们的许多问题之后，我便提出我自己的几个问题来。他们觉得红军怎样呢？他们马上诉苦说军马的食量太大。听说红军大学最近迁移骑兵部时，曾经在这村里驻扎了几天，结果把村里的稻草、豆子几乎吃了个精光。

“他们买东西不给钱吗？”傅锦魁问。

“给，给，他们全给钱，这不成问题。你晓得我们有的并不多，只有那么几担杂粮和稻草。那些只够自家用，或许还多点儿，我们还未过冬呢。明年正月合作社会卖给我们吗？这个我们不晓得，我们能用苏维埃票子买什么？连鸦片也买不到！”

这席话是一个衣服褴褛的老头儿说的，他还拖一条辫子，眼睛垂下，阴郁地望着他那褶皱的鼻子和那支两尺来长的旱烟筒。他说的时候，在座年轻的人们都露齿窃笑。傅承认他们买不到鸦片，但他说他们在合作社里可以买到一切必需的东西。

“现在我们能够吗？”我们的主人问，“我们能够买到这样子的一只碗子吗？嗯？”他拿起那只我从西安带来的廉价的红赛璐珞碗子（是日本货，我猜想）。傅承认合作社里没有红碗子，但说他们有许许多多的五谷、布匹、石蜡、洋烛、针线、火柴和油盐——他们还想要些什么呢？

“我听说，一个人不能买六尺以上的布，现在，是不是这样？”一个农民这样问。

傅并不清楚，他想布料本是很富足的。于是他依仗他那抗日的议论谈起来。“谈到生活，你我都是一样苦的，”他说，“红军在替你们——农民和工人们——打仗，在日本和国民党的进攻下保护你们。假如你们时常买不到够用的衣料，买不到鸦片，那么有一件事总是事实，你们不用纳税，是不是？你们不欠地主的债，你们不会失掉房子和田地，是不是？那么，老兄，你喜欢白军呢，还是喜欢我们？——只回答这问题。白军收了你们的粮草给的是什么呢？嗯？”

说到这里，所有的诉苦似乎尽行消融了，意见也就一致了。“的确不喜欢，老傅，的确不喜欢！”我们的主人点点头，“要是让我们选，那么我们要红军，我的一个孩子就当红军，是我送他去的。这个谁反对呢？”

我问他们为什么喜欢红军。

那个刚才嘲讽合作社没有卖鸦片的老头儿，在回答时候，发挥了一番激昂的演说。

“白军来后的情形怎么样？”他问，“他们要那么多那么多的食粮，代价呢，一字不提。要是你拒绝，就把你捉起来，说你是共产党。要是给他们呢，无论如何，我们可就缴不起租来！缴不起，好！他们把我们的牲口拿去卖。去年，当红军不在这儿，白军回来的时候，他们牵了我的两头骡子和四头猪。这些骡子一只值三十块，猪都是养大的，一头也值两块钱。他们给了我什么呢？

“哎哟，哎哟！他们说我欠了八十块捐款和地税，把这些牲口抵除四十块钱，他们还要四十块！我到哪里去弄这笔钱？我再也没有东西可让他们抢了。他们就要我出卖我的女儿，这是事实！我们这里的好些人就不得不这样做。那些既没有牲口又没有女儿的，就被押在保安的牢里，活活给冻死……”

我问这老头儿有多少地。

“地？”他哑声凄郁地说，“那儿就是我的地。”他指着那长满着豆子、小米和青菜的小山，就在我们天井对过，隔着一条小河。

“它值多少钱呢？”

“这里的地不值钱，除非是水田，”他说，“像那么样的小山，二十五块钱就可以买到。值钱的是骡、羊、猪、鸡雏、房子和农具。”

“那么，你的地值多少钱呢？”

他仍然拒绝说出他的田地值多少钱。“一百块钱就可以买到我的房子、牲口和农具——连那座小山都归在内。”他最后做着这样的估价。

“你那片地要纳多少租税呢？”

“一年四十块！”

“在红军未来之前？”

“是的，现在我们不纳税。但谁晓得下年又会怎样？红军一离开，白军就回来。一年红军，一年白军。白军一来，他们说我们是‘赤匪’。红军一到，又把我们当反动派。”

“但不同的就在这一点上，”一个年轻的农民插嘴说，“要是我们的邻居说我们没有帮助白军，红军就满意，什么事也没有。但要是我们只有一百个老实人，而没有一个地主时，白军可仍然把我们当作‘赤匪’！这不是事实吗？”

那老人点点头。他说白军最后一次来时，就把山那边的一家贫农杀了个干净。为什么？因为白军问他红军藏在哪儿，那家人拒绝回答。“那一次以后，我们全带着牲口逃开这儿。回来是跟红军一道的。”

“要是白军下次回来，你还逃吗？”

“哎哟！”一个留着长头发，但齿牙很完整的老头儿喊起来，“这一次我们准逃的，他们要杀我们！”

他开始叙说村里人的“罪孽”。他们加入穷人会，他们选举区苏维埃，他们把白军的移动告诉红军，有两个人的儿子当红军，另一个人的两个女儿被送进看护学校。这些不是“罪孽”吗？他向我担保，只要被白军知道其中一桩，他们准要给枪毙的。

这时，一个赤足的十几岁的小孩站起身来，忘记了“洋鬼子”，专心辩论着说：“公公，你说这些是罪孽吗？这些是爱国的行为！我们为什么要干那些呢？难道不是因为我们的红军是穷人的军队，为我们的好处打仗？”

他热烈地往下说：“我们国家从前有过义务学校没有？在红军没有给我们带来无线电机以前，我们听过世界上的消息没有？谁又告诉过我们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你说合作社里没有布卖，但是从前有过一个合作社没有？你的田地又怎样呢？不是大半押给黄地主了吗？我的姊妹三年前饿死了，但自从红军来后，我们不是有足够的饭吃吗？你说日子过得苦，但我们这些青年人，要是学会念书，这日子一点儿也不苦！当我们少年先锋队学会使来复枪，去跟汉奸和日本人打仗，这日子真一点儿也不苦！”

他的确提到日本和汉奸这件事，那些以为普通中国农民对于日本的侵略是无知（不是冷淡）的人，是完全不会相信的。但我可当真听到过，不只是从共产党党员的言辞里，而且从这么些人民的口中。共产党的宣传已留下了非常广泛的影响，连许多落后的山居者都相信他们马上就有成为“日本矮鬼”（他们中的大多数除了在共产党的招贴画和漫画中之外还没见过此种人种）的奴隶的危险。

那个少年坐下去，几乎喘不过气来。我看看傅锦魁，他的脸上现出笑容。有许多个农民赞同地叫好，但大半只微笑不语。

谈话一直持续到九点钟，早过了入睡的时间。而最使我感兴趣的，就是农民似乎一点儿也不畏惧傅锦魁，这共产党的“官员”。他们似乎把他当作一个自家人——而他呢，的确也是一个农民的儿子。

最后离开我们的，是那个拖着辫子、诉苦最多的老人。当他走出门时，他又靠着门低声对傅说话。“老同志，”他恳求地说，“保安有鸦片吗？现在，还弄得到吗？”

一等他走开，傅就厌恶地转身对我说：“你相信吗？这老东西是此地穷人会的主席，而他还要鸦片！这村子还需要更多的教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