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生活从五十岁开始

我叫他老徐——教育部部长——因为苏区里的每一个人都这样叫他。虽然六十一岁正好是东方各国最高政府官员的平均年龄，但在红色中国里，跟别人比起来，老徐却像一个年老的祖父了。然而他丝毫没有龙钟的老态，跟他的同寅[1]谢觉哉一样（你时常可以看到这一对“白发土匪”像中学生一样手携手地走着），他有着轩昂有力的步态，明亮而愉悦的眼睛，一双曾在长征中使他爬过很多高山、渡过很多大河的健腿。

徐特立是一个很受敬重的教授，在他五十岁的时候，他竟惊人地抛弃他的家庭、他的四个儿女和长沙一个师范学校校长的职位，而与共产主义者共赌他的命运。他一八七六年生于长沙，离彭德怀的出生地不远，他是某贫农家里的第四个孩子。他的父亲作了种种牺牲，让他在书塾里念了六年经书，念完后他就成为清政府时代的一个教师。一直到他二十九岁的时候，他才进了长沙的师范学校，毕业后，便当一个数学教员。

毛泽东就是在他所任职的中学里的一个学生（徐说毛的数学很糟糕），他还有许多学生后来成了共产党党员。在毛泽东能够分辨出共和派和专制派之前，老徐早已承担起了政治上的任务。直到现在，他还带着他在帝制时代与封建政治斗争的记号，当时他曾切下一个小指头，表示他诚挚地要求政府实行宪政。在第一次革命以后，湖南暂时有了个省议会，而老徐也是其中的一员。

大战后，他跟着“湖南工学团”到法国，在里昂念了一年书，暇时就在当地的五金工厂做工，借此自给。后来又在巴黎大学念了三年书，教几个中国学生数学，筹得他的学费。一九二三年他返回湖南，在省会建立了两所现代化的中学，四年间积下了相当的资产。一九二七年他才成为一个共产党党员和一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叛逆者。

在国民革命时期，徐特立在湖南省国民党内很是活跃，但他总同情共产党。他公开向他的学生讲说马克思主义。“清党”之后，他便被追捕，他的行动不得不秘密起来，又因为他与共产党没有联系，他就不得不找寻他自己的天地。“我要做一个共产党党员，”他很愁恻地告诉我，“但没有人来叫我加入，我已经五十岁了，我断定共产党必定认为我太老了。”但有一天，一个共产党党员竟到他躲匿的地方找他，要他入党。这老“匪徒”大乐起来，他告诉我说，当时他想到在建立新世界的工作中他还有一点儿用场，感动得哭起来。

中国共产党派他到苏俄，他在那里念了两年书。回来之后，他偷越过江西的封锁线，不久就成为瞿秋白负责的教育部的副部长。瞿秋白被杀之后，执行委员会就派他代替瞿的职位，自此之后他就是“老徐”——教育部部长。由于他富有各种各样的经验——在专制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之下生活与教学的经验，因此他特别适宜于担任现在这种工作。他的确需要所有这些经验，尤其是对那些如此繁重的，任何一个西方的教育家都踌躇失望、不敢接近的工作，他更加需要。老徐是过分年轻的，他始终不曾沮丧。

有一天，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他开始幽默地列举他的一些困难。“就我们所能估计的来说，”他这样肯定地说，“事实上，在我们未来之前，整个西北除了几个地主、官僚和商人之外，差不多没有一个人能够阅读东西。文盲竟达百分之九十五。这是世界上文化最落后的地方之一。你相信陕北和甘肃的民众竟相信水对他们是有害的这回事吗？这里普通人一辈子只洗两次澡——一次是在出世的时候，一次是在他结婚的时候！他们讨厌洗足、洗手、洗脸、剪手指甲、脚指甲、剪头发。这儿是中国留辫子的人最多的地方。

“但所有这些以及别的许多偏见都是由于无知，而我的工作就是在智慧上启发他们。这些人比起江西来，真的落后得多。江西文盲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但文化水准比此地高得多。我们也有较好的物质条件以配合工作，并且又有许多训练过的教师。在我们的模范县——兴国，我们有过三百所初级小学和八百个教师——这数字就跟现在陕甘苏区所有的相等。当我们最后由兴国撤退时，当地文盲已减到百分之二十不到！

“这里的工作进行得非常迟缓。一切事情都要我们从头做起。我们的物质资源又很有限。甚至自从我们的印刷机坏了以后，我们现在一切的东西都不得不用复写板和石印石来印刷。封锁使我们得不到够用的纸，虽然我们已开始自己造纸，但纸质的拙劣真是可怕。不过可不必担心这些困难，我们已经能够实施某些工作了。只要有时间，我们能够做出一些让全中国吃惊的事情来。我们现在已经从群众中训练出了几十个教师，党也在训练一些人，其中有许多快要成为民众教育学校的教师。我们实践的结果显示出此地的农民只要给予机会，他们都渴望学习。

“而他们可不笨。他们学得很快，而且只要能给出充分的理由，他们便能把旧习惯改过来。在本地较老的苏区里，你不会看见有小女孩缠脚了，并且还可以看见许多青年妇女剪了头发。男人们已逐渐剪去发辫，有许多已在跟青年们和少年先锋队队员学习读书和写字了。”

这里必须说明，在临时的苏维埃教育制度之下，有三个部分：学校的、军事的和社会的。第一项多少由各苏维埃办理，第二项由红军去做，第三项则由共产党组织。在这一切中所强调的是初级的政治常识——甚至小孩们开头学习认字时，就是认些简单的革命标语，进而念些共产党与国民党、农民与地主、工人与资本家间的矛盾的故事，其余照此类推，大都是叙述青年团与红军的英勇，以及未来的苏维埃——在苏维埃政权统治下的人间乐园。

在学校教育方面，共产党说已经成立了二百所左右的小学、一所训练小学教师的师范学校、一所农业学校、一所纺织学校、一所分成五个年级的商业学校、一所约有四百个学生的党校。所有这些学校的课程，全都在六个月内授完。

最重要的自然是军事教育，尽管两年来，这个被围攻的小小的国家面临着重重阻碍，但军事教育仍然获得了很大的成绩。苏区内有红军大学和骑兵步兵军校，这些上面已经说过。有无线电学校和实际上只训练护士的医科学校。有工科学校，在那里初学者的确能得到各种基本的训练。跟整个苏维埃组织本身一样，一切都是临时性质的，而主要的目的就是作为一种后方的活动，用以加强红军和增加红军干部。有许多教师甚至还没有中学毕业。而最有趣的就是他们所有的知识也都为集体所应用。这些学校不仅在意识形态上是共产主义的，就是在利用他们所有的各种极细屑的技术经验，以“提高文化水准”这一点上，也是共产主义的。

在社会教育这方面，苏维埃的主要目的也是政治的。他们没有时间和机会来教农民学习文学或栽花。共产党都是些最切实的人。他们把简单粗陋的、附以插图的识字课本发给列宁俱乐部、青年团和游击队，并帮助群众的组织设立他们各自的自学团，而以共产党党员或他们中的识字者为领导者。当少年们，有时甚至是上了年纪的农民，开始念诵那些短句时，他们就从那些文字里吸收了思想。因此，当你走进山里这些小的“社会教育中心”时，你就可以听见这些人大声地自问自答：

“这是什么？”

“这是红旗。”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穷人。”

“什么是红旗？”

“红旗是红军的军旗。”

“什么是红军？”

“红军是穷人的军队！”

就这样念下去，要是他比谁都快地念完那五百或六百个字，他就可以得到红色书签、铅笔，或别的奖品。自然，这是一种粗笨的宣传。但当农民和农民的子女们念完了那本书，他们不仅有生以来第一次能够读书，而且晓得谁教他们和为什么教他们。他们已掌握了中国共产党基本的战斗观念了。

而且无论如何，我总觉得这种教法比从“这是猫儿，这是耗子”和“猫儿做什么？猫儿捉耗子”教起的方法要有趣得多。为什么要用寓言教给现实的人们呢？

为了给大家找寻一种更快的识字方法，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某种限度下运用拉丁化新文字。他们设计了二十八个字母，据他们说，这些字母差不多能够拼出中国所有的发音，同时还印了一本翻成拉丁化新文字的简易成语袖珍字典。《红色中华》报有一部分也以拉丁化新文字印刷，老徐还在保安挑选出来的青年学习班中，从事试验的工作。他相信在大规模的民众教育上，复杂的中国方块字最后不得不被废除，而他还有许多理由，支持这个已实行了几年的教育方法。

对这些效果，不管是拉丁化新文字或是别的教育上的努力，徐特立毫无夸矜。“这里的文化水准真是不能再低了，因此我们自然有了一些的进展。”他这样说。至于将来呢，他认为只要有时间就行。同时他催促我把研究集中在对红军的教育方法上，他以为到那里就可以看见真正的革命教育。在我听来，这简直是海外奇闻。“作战不忘学习”，这口号对任何一种军队都是一种空谈，但在红色中国，你会相信它是可以做到的。共产党向我保证说，只要我到前线去，就可以看到它是怎样做到的。而不久之后，他们果真劝我上了马，送我起程——然而我主要并不是为研究教育而上前线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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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寅：年岁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