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货币的解剖

苏维埃经济至少有两个主要的任务必须完成：供养和武装红军；立刻救济贫农。两项中有一项失败，苏维埃的基础就随即崩溃。要保证这两大任务得以完成，中国共产党必须开始某种经济建设，甚至在苏维埃建立初期就是如此。

西北的苏维埃经济是私有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和初期社会主义三者的奇妙混合。他们准许或鼓励私人的营业与工业，而土地与农产品的交易也被允许，却有限制。同时政府占有和经营油井、盐池、煤矿等事业，并经营牲畜、皮革、食盐、羊毛、棉花和纸以及其他原料的买卖。但是政府对这些物品并不实行专卖，私人的企业可以在某种限度下进行竞争。

第三类的经济是以合作社的建立为基础的。政府与民众都参加合作社，作为社员，它不仅和私有资本主义竞争，还和国家资本主义竞争！但我们要记住，所有这些都是在极细小和极简单的规模下举行的。因此，虽然在这种情形下根本的对立很分明，而且在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域更足以招致破产，但在苏区以内，它们多少是互相补充的。

苏维埃合作运动的倾向显然是社会主义的。共产党阐明合作社是“对抗资本主义和发展一种新的经济制度的手段”，并列举了它的五大任务：“与商人对大众的剥削斗争；与敌人的封锁斗争；发展苏区国民经济；提高大众经济、政治的水准；准备社会主义建设的条件”——在这个时期内，“中国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将建立强有力的、足以使这革命转化为社会主义的条件”。[1]

这些听起来很动听的任务的开头两项，实际上只是说合作社可以帮助群众组织他们的“破坏封锁线队”，用以协助政府破坏封锁线的活动。本来苏区与白区间的贸易是被南京禁止的，但利用羊肠小径和贿赂边界守兵，共产党时常进行非常活跃的出口贸易。在国家贸易局执役的输送队，或合作社，从苏区运出各种原料，以交换国民党的货币和必需的制造品。

在村、区、县、省各处都设有消费、贩卖、生产和信用合作社。在它们之上是合作社中央局，而中央局又归财政委员会和国民经济部管辖。这些合作社都以种种方法鼓励社会最低阶层参加。购买者要获得社员的资格，只需加入五角的，有时甚至只消两角钱的股份，而合作社的义务又是那么广泛，差不多使每个股东都加入合作社的经济的或政治的生活。每个社员入股的数目不受限制，但不管拥有多少股份，每人只有一票的权利。每个合作社在中央局协助之下，选举它的管理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中央局还供给熟练的职工与组织者。每社分设业务、宣传、组织、检查、统计等部门。

当局以各种奖品赏给管理完善的合作社，还开展广泛的宣传，以鼓励和教育农民，使之认识到这一运动的好处。政府又给予经济上和技术上的帮助，而它也在分利的基础上参与经营，与一般社员相同。苏维埃政府对陕、甘两省合作社已贷与七万元免息借款。

边区各县除苏维埃货币外，白区货币也一样收受。在江西、安徽和四川的苏维埃，曾铸造过银圆和银质、铜质的辅币，这些大都带到西北来。但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南京没收全国存银之后，它的价格立即高涨。中国共产党也就收回银币，作为发行纸币的准备金。现在中国国内存银，尚有一小部分未曾落在国民党手中。

南方的纸币上印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印记，以良好钞票纸精印。但在西北，由于技术落后，只能粗陋地印在劣纸上，有时印在白布上。在各种银票上面都印有他们的口号，而陕西发行的纸币，则印着如下的口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革命万岁！”

苏维埃的货币在稳定的苏区内各处都被收受，也有充分的购买力，而物价较白区为低。为什么会达到这一点呢？我不晓得共产党发行的纸币有着多少准备金，也不晓得发行纸币的总额。但显然是由于没有兑换现金的可能，使得农民使用它，在某几个地方，或许要强迫行使，不过我个人还没有看见这一类的事实。在边界的农民时常拒收苏维埃货币，共产党即付以国民党的纸币，军队就是从后者换得给养的。不论在什么地方，苏维埃通货似乎是在普遍信任政府的基础上和它在市场上确有真正的购买价值的事实上取得它的地位的。自然，最主要的还是它储备了国民党的银洋。

但是商人们怎能够让购买者以苏区外没有交换价值的货币来交换他们由白区输入的货物呢？这困难由国民经济部解决，它规定了如下的交换率：国民党货币一元合苏维埃货币一元二角一分。条文有如下的规定：

一切由白区输入的商品，凡直接卖给国家贸易局者，付以外（国民党的）币；一切必需品，如非直接卖给国家贸易局，而由合作社或商人承销者，首先应向国家贸易局登记，其贩卖所得之苏维埃货币可换为外币。其他交换在必要时也可给予。[2]

由此看来，实际上一切“外来”输入都必须付以“外币”。但输入的制造品（极为缺乏）的价值，总是大大地超过苏维埃输出（主要是原料，而且全数被认为私货，故售价特别低廉）的价值，因此收支时有极不平衡的趋向，换句话说，就是破产。这一点是怎样克服的呢？

大体上说，并非如此。就我所知，这问题主要是由林伯渠，这位白头发的财政部长的精明干练解决的。林的任务是使苏维埃收支平衡。他曾经做过国民党的财政委员会主席，其生平是一个动人的故事，这里我只能简单谈一谈。

林伯渠一八八六年出生，是湖南一个私塾老师的儿子，念完经书之后，他进了常德府的师范学堂，后来又到东京留学。在日本的时候得识了当时被清政府放逐的孙中山，就加入他的秘密的革命组织同盟会。当孙中山将同盟会与其他革命团体合并，建立国民党时，林伯渠是发起人。后来他又结识了陈独秀，深受他的影响，一九二一年他便加入共产党，但他还是继续密切地与孙中山一道工作（孙博士是准许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做了国民党司库和总务部长。孙中山在北京逝世时，林伯渠是与他在一起的。

国民革命开始，林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几个老前辈中的一个。在广州时，他是农民部部长；北伐时期，则为程潜将军——后来是南京的参谋总长——指挥的第六军的政委。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开始“清党”时，他痛斥蒋后，逃至香港，随后就到苏俄，在共产主义学院学习四年。回国后搭乘“地下火车”，安全地进入江西，即被委为财政部长。现在林是一个鳏夫，从一九二七年之后就不曾看见过他那已经长大的子女。他是在四十五岁的时候，放弃他优越的地位而与年轻的共产党党员一起赌他的命运的。

有一天早晨，这位五十五岁的长征中的宿将，面带笑容地走进我在外交部的房子里来。他穿着一套褪色的军装，戴着一顶帽檐已折破的、缀着红星的帽子，在他那双祥和的眼睛之上，架着一副一脚已断、另用小绳子套在耳朵上的眼镜。这样的一位财政部长！他坐在炕沿上，我们就谈起苏区的税源来。我晓得苏维埃政府实际上不征捐税，工业的收入又极细微，那么，从什么地方获得他们的财源呢？这就是我要知道的。

林伯渠开始解释：“我们说我们不向大众抽税，这是真的。但我们对剥削阶级课以重税，没收他们盈余的现款和货品。因此我们所有的课税都是直接的。这一点与国民党所实施的完全相反，在他们那种方式下，归根到底，还是贫苦工农负担最大部分的捐税。这里被抽税的不到全人口的百分之十，全是地主与高利贷者。我们也向几个大商人征收一笔小税，但小商人完全豁免。以后我们或许要向农民收小额的累进税，但目前大众的一切捐税早已全行废除。

“另外一种收入的来源是民众的主动捐助。当战争在进行时，革命的、爱国的情绪非常高涨，民众晓得他们将失去自己的苏维埃，于是主动捐助大量衣服、食粮和金钱给红军。我们也从国家贸易、从红军的土地、从国营工业、从合作社、从银行借款等途径获得相当收入。但我们最大的财源还是得自没收。”

“得自没收，”我打断他，“你的意思就是指通常所说的掠夺！”

林笑了一下：“国民党说它是掠夺。不过，如果对群众的剥削者收税是掠夺，那么，国民党对群众的收税也是掠夺。但红军从未做过白军所说的那种掠夺。没收是由负责人在财政委员会的指导之下执行的，每一件都应该列成清单，向政府报告；而没收的一切也只用以增进社会的公益。私人的掠夺要受重罚，你可以问问人民，看红军买东西时是不是给钱！”

“是的，你说得很对，不过对这样的回答，自然要看你是问一个地主，还是问一个农民。”

“要是我们不必再继续作战的话，”林接着说，“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在此地建立起自足的经济来。我们的预算制定得非常小心，而每一种可能的节省都已做到。因为每一个苏维埃官员都是革命者和爱国者，所以我们不要薪俸，只要有饭吃，我们就可以过活，我们的预算小得怕要叫你吃惊。现在整个苏区[3]的费用每月是三十二万元，这数字代表着商品的价值，也代表货币的价值。在这总额中，有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是得自没收，有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是得自自愿捐献，连党在白区内从我们那些拥护者那里募来的现款也包括在内。其余的税源则来自贸易、经济建设、红军的土地和银行给政府的贷款等。”

共产党说他们已创制了一个防止舞弊的收支预算的机构。我曾读过林伯渠的《预算编制大纲》的一部分，其中对这种办法和各种预防法都有详尽的说明。它的完整主要是基于收支的集体控制。从最高机关到最低的组织单位村，各理财者要把收、支两项向监察委员会说明。因此为私人利益而假造账目的事情是极端困难的。林对这办法非常得意，并肯定在这种方式下，各种舞弊完全不可能。这也许是真的，无论如何，在苏区里，现在主要的问题显然不是舞弊的问题，而是如何渡过财政难关的问题。尽管林伯渠抱有愉快的乐观主义，但在那次会面之后，我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林伯渠的任何数字或许都是准确的。但当我们想起红军游击队在这区域作战已达五年，想起它的经济始终保持得住，想起苏区没有饥荒，想起所有农民都收受并信任苏维埃货币——当我们想起了这些时，我们觉得这完全是一个中国的奇迹。事实上这不能只靠财政来说明，只有从社会的和政治的基础上着眼，才能理解。

然而，目前的情势却非常严峻，甚至连这个以那么小的来源支持的组织也受到威胁，这是非常明显的事。在最近，苏维埃经济必须有下列三种改变之一：第一，机械工业化的部分的完成，供给市场以必需的制造品；第二，与外界某些现代化的经济根据地建立良好关系，或夺取比现在所有的经济水准高的经济根据地，如西安或兰州；第三，苏区应与现在在白军统治下的这一类根据地取得切实的联合。

共产党承认上列各点，但并不认可我的悲观。“总会找到一条出路。”他们说。而在几个月之后，他们竟以“切实的联合”的形式得到了他们的“出路”！

附说一句，在经济上，林伯渠自身并未走在人家的前头，作为一个财政部长，他每月的“薪俸”是苏维埃币五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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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作社发展规划》第四页，国民经济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陕西瓦窑堡）。——作者原注

[2]见《关于苏维埃货币政策》，刊载于《党的工作》第十二期（一九三六年保安出版）。——作者原注

[3]当时苏区的面积约与奥地利一样大小。——作者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