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死亡与捐税

当西北大饥荒时，我于一九二九年六月访问绥远灾区。这灾荒差不多延续了三年，影响了四个巨大的省份。至于饿死灾民的确数，我不知道，大概也永远没有人会知道，这事现在已被人遗忘了。据统计半官方保守的数字是三百万人，但我更相信另一个统计，其认为受灾人数可达六百万。

这灾荒在西方各国甚至在中国沿海各地的忽视中过去，只有“华洋义赈会”中几个勇敢的人——一些中国人和若干外国人，如爱德华（Edwards）、O. J. 托德（O. J. Todd）和值得钦佩的老博士英格兰姆（Dr. Ingram）等——曾冒险到这伤寒流行的灾区去，设法减轻一点儿人类的灾厄。我跟他们一起过了一些时候，穿过许多死城，越过曾经是沃原的荒芜的田野，走进一个真正恐怖的世界。

我当时二十三岁。我之所以到远东，为的是探寻“东方的魅惑”，我相信我已把自己想象为一个冒险家，而这次到绥远的远行，也就是这一类行为的开始。然而在当地竟不意遇到了我有生以来所未见的事情——当我在绥远所过的那些如逢梦魇的日子里，我目击成千上万男女老幼，因饥馑无物可食而濒于死亡！

你曾见过一个人——一个工作勤苦的老实人，一个“守法”的良民，从未严重地伤害过别人，但他已有一个多月没吃饭了？这是一个悲惨的景象。他们松弛的肉已经皱褶，眼睛茫然无神，身上的每一根骨头都凸显出来，而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人，走路时竟一步拖一步，像一个龙钟的老妇。要是他有过运气的话，那就是他早就把女儿和妻子卖掉了。他们出卖他们所有的东西——搭建屋子的木材和大半的衣服。有时甚至把最后一条裤子也卖掉，而他就在炙人的阳光下摇摆着，那对睾丸像一对干枯的橄榄似的垂下来——这极尽残酷的最后的嘲弄是提醒你，这就是一个曾经做人的人。

孩子们更加可怜。细小的骨骼已经弯曲变形，脚胫和手臂有如细小的柴枝，满塞着树皮和木屑的紫色的小肚子，像痈瘤一样凸出来。妇人们蜷伏在角落里等死，翘起她们扁平的屁股，乳房好像泄气的袋子。但是那妇人们和女孩们毕竟为数不多，她们早就给卖掉了。

我不想来搬演当时的恐怖。这些是我亲眼看见和终生不会忘的景象。几百万的中国人已这样死于饥荒了，但今日的中国仍然有几千万人要这样死去。我在萨拉齐的街上看见许多刚死的死尸，但在别的许多村庄里，我也看到无数掩埋着成打以上的、死于饥荒疫疠者尸体的浅坟。然而这些还不是最骇人的事，最骇人的却是在那些城镇里，仍然有许多富人、囤米囤麦者、高利贷者和地主们，以武装的警卫来防护他们，在灾荒中获得巨大的利益；骇人的是在城市里——官员们就在那里跳舞、狎玩妓女——却满是米粮，足够几月的米粮；而在北平、天津和其他各处，由“华洋义赈会”募来（大半是从国外募来）的千万吨大麦小米，竟无法输进灾区。为什么无法输送？因为西北的军阀控制着机车，一节也不准开到东面来，而东方的许多国民党的将军们，也一样不肯把机车开到西面去，生怕会被对手扣留。

当这灾荒日甚一日，“华洋义赈会”就决定用美国的捐款开一条运河，以使干枯的田地得水。官员们一方面竭力和他们合作，另一方面，又马上以一英亩[1]几分钱的代价收买那些可得灌溉的旱田。一大群吃人的财奴就飞集到穷僻的村落里，以过去的欠款或几分钱的地价，从灾民手里攫取了几万亩田，然后保住它以守着雨天守着地租。

然而这些现已死去的民众，却大半没有任何反抗的行为！

“为什么他们不谋叛？”我问我自己，“为什么他们不结成大队前进，去攻击那些只知酷收地税而又不能扶养他们，只知收买田地而又不能修理运河的恶汉？为什么不掠进大城市里，抢掠那些恶棍——那些买他们的妻女，在好人挨饿的时候却吃着三十六道大菜的宴席的恶棍的财产？他们为什么不呢？”

他们的这种消极使我非常迷惑。有一段时间我想到再不会有一件事能够使得中国人为之争斗的了。

然而，我错了。中国的农民是并不消极的，他们不是怯懦的人。当他被给予了方法、组织、领导、一个可行的纲领和一个光明的希望以及武器时，他们就战斗起来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在这种条件之下，共产主义在西北特别普遍，分明是必然的事情。西北农民大众的生活条件，较之中国其他各处，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这种种事实，出乎人们意料，竟生动地记载在官方的文件里。这里我要推荐A.斯坦普尔博士（Dr. A. Stampar）的报告[2]，他是一个出名的卫生专家，由国际联盟派来充当南京政府的顾问。在这方面，斯坦普尔博士的报告是极可信的材料。不久之前，他周历过陕、甘等国民党统治的地带，而他的报告是依据他本人的考察和官方供给的文件写成的。

他指出：“在纪元前二百四十年，据说有一位叫郑国的人已发明了一个用以灌溉前陕西渭河流域——中国民族的发祥地一百万英亩田地的方法，但这方法并未实行。自堤坝溃决之后，虽然时时实行新的灌溉工作，但到清朝末年（一九一二年），被灌溉田地的总数还不到两万亩（约合三千三百英亩）！”根据斯坦普尔博士得到的数字，陕西某县在大饥荒中，死亡者占全人口的百分之六十二；另一县则占百分之七十五，其余类推。他摘录的官方统计显示，只甘肃一省饿死者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二百万人。这些死者，如果官厅禁止囤积米谷，如果军人不扣留机车，使灾粮无从输送，其中大半是可以得救的。

现在我把这位国联派来的考察者对红军未到之前的西北状况的叙述，随便摘录几段于后：

在一九三〇年的大灾荒里，变卖二十英亩的田地只能购买三天的食粮。该省（陕西）富有阶级即利用这个机会购置了大批田产，而自耕农的数目遂大为减少。后面所引的是一九三〇年“华洋义赈会”的芬德莱·安德鲁（Findlay Andrew）的报告，由此对本年本省的情形可得一明晰的印象：

“……就本省的外表看来，已比去年大为进步。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从事工作的甘肃省这一特殊部分，由于两年来的疫疠、饥荒与兵灾，死亡激增，人口骤减，以至食物的迫切要求大见缓和。”

现在有许多田地已经荒芜，有许多则集中于地主和官僚之手。甘肃可耕但又未耕的地域尤其“大得惊人”。“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的饥荒中，地主以极廉的价钱买入的田地，在实施渭水灌溉计划时，得利极巨。”

在陕西，不纳地税被认为是一种光荣的标志。因此富有地主照例不纳地税……而另一个最不合理的事实，即政府又向灾荒时期内放弃土地的农民，征收灾荒期中各地未纳之税。地税不纳，则将所有田地没收，直至缴清后始行放还。

斯坦普尔博士又发现陕西的农民（显然，“照例不纳”的地主并未包括在内）缴纳地税及一切赋税，占其全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五。其他捐税“又再占百分之二十”。“不只课税如此奇重，它的税额似乎又是无定的，至于征收的方式更是浪费的、残酷的和富于流弊的。”

至于甘肃，斯坦普尔博士这样写道：

在最近五年中，甘肃的税收每年平均在八百万以上……这比中国最富饶的课税又最繁重的省份之一浙江，还要来得浩重。还有一点可以看出来的，就是这种税收——尤其是甘肃——并非得自一二大的税源，而是由许许多多总额无几的杂税聚积而成。差不多没有一种用品、一种生产物或一种营业是没有税的。而人民所缴纳的税额，甚至比公布的数字还要多得多。首先，收税者会在总收入中扣下一部分——在某种情形下，这且是极大的一部分。其次，除由省及县征收的赋税外，还有由军事领袖所赋课的特税，就甘肃一省而论，照政府的估计，每年在一千万以上。

民众的另外一项负担就是民团的费用。民团本来是用以防卫土匪的，然而在许多情形下，它却成为一群专依乡村供养过活的无赖。

斯坦普尔博士征引了许多数字，说明支持民团的费用竟达当地政府总预算的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这些自然完全在支持巨大正规军的负担之外。正规军的费用，依斯坦普尔博士说来，竟占了陕、甘两省总税收各在百分之六十以上。

我曾经听一位住在陕西的传教士告诉我，他本人亲见一只猪由所有者转到购买者手中，中间要付六种不同的税。另一位甘肃的传教士说，他亲眼看见农民拆卸下他屋里的木梁（木材在西北很值钱），载到市上去卖，以这钱去纳税。他说就是一些“富有的”农民，对共产党也原无好感的，在红军到来时，他们都漠不关心，以为“世上再没有比过去更坏的政府了”。

然而西北在经济上绝不是一个无望的地域，土地大半都很肥沃，人口不很多，它能够轻易地生产出较它所能消费的还要多得多的生产品。只要改良灌溉的方法，有一部分即可成为“中国之乌克兰”。陕、甘两省，有非常丰富的煤矿，陕西还出产煤油。斯坦普尔博士以为：“陕西，尤其是西安周围的平原，可以成为一个工业中心，其重要性仅逊于长江流域，并可采用它自己的煤矿。”甘肃、青海和新疆的矿产据说非常丰富，但差不多全未开采。只黄金一项，依斯坦普尔博士所说，“这地带可变成第二个克隆狄克[3]”。

这里，的确，有的是亟待变革而且似已过熟的条件！这里，的确，有的是需要民众抗争，甚至无目的地抗争的事情！因此，当红星一在西北出现时，千万的民众就起来迎迓[4]它，以它作为希望与自由的象征，这自不是偶然的事。

然而共产党果真好一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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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亩：英美制地积单位，1英亩等于4840平方码，合4046.86平方米。

[2]见A. 斯坦普尔博士所著的《西北各省及其发展的可能性》，一九三四年七月，由“国家经济委员会”在南京非公开地印行。不幸，跟斯坦普尔博士许多卓越的报告，又跟别的国联专家关于华中、华南的报告一样，这本书是不公开的。——作者原注

[3]克隆狄克：加拿大著名产金地。——译者注

[4]迎迓（yà）：迎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