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陕西苏维埃的开始

当江西、福建和湖南的共产党逐渐建立了他们抵抗南京的根据地时，中国其他各处也出现了红军。其中，占地最大而又完整的是豫皖鄂苏区，它包括中部长江流域三个富饶省份的大部分土地，并拥有二百万的人口。这一带的红军最初由徐海东指挥，后来改由徐向前，他是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的毕业生，前粤军的校官和“广州公社”的宿将。

在距豫皖鄂苏区极远的西北的群山中，另一个黄埔军校的干部刘子丹[1]也为现在的陕甘宁苏区奠下了基础。他是一个新的侠客，怀着西北山居者对于富人的憎恨，于是刘子丹的名字在穷人中成为一种希望，在地主与高利贷者中则成了天灾。

这个乱世的勇士，生于陕北保安的山村中，是一个中农的儿子。他到榆林——毗近长城，是陕西与蒙古商队贸易最盛的场所——去上中学，随后又离开榆林，考进广州的黄埔军官学校。一九二六年毕业后即成为共产党党员，在广东担任军职。他随军北伐，直至汉口，是时国共合作即告分裂。

一九二七年，随着南京的“政变”，他逃避了“清党”，秘密地在上海做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一九二八年返回陕西省之后，与当时在冯玉祥将军的“国民军”里的几位过去的同志重新建立了关系。隔年，便在陕南领导一次农民起义，起事的地点即在最近西安事变后南京轰炸机攻击东北军某前锋部队，曾给予其很重的损害的华县。这次的暴动虽然被残酷地压服下去，但由此却产生了陕西第一支游击队的核心。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二年，刘子丹的经历是一面万花镜，有失败、崩溃、挫折、逃亡、冒险和几次死里逃生，还有几个时期一会儿革了职，一会儿又升了官。他率领的几个小部队已被消灭殆尽。有一次，他担任保安民团的团长，于是他利用民团捉拿并枪毙了几个地主和高利贷者。这种事情，竟由一个民团团长干出来！保安的县长因此被撤职，刘子丹也跟着三个同伴逃到邻县去。当地一个冯玉祥将军的官员请他赴宴，席中刘和他的朋友竟解除了他们的主人的武装，得了二十条枪，就此逃到山里去，随即在该处召集了三百个人。

但这小部队当即被围，于是刘子丹提出议和。他的要求被接受，他做了国民党军队里的军官，卫戍陕西西部某地。他又开始反地主的运动了，又复越轨，这一次便被逮捕。因为他在陕西哥老会内很有势力，当局又宽放他，把他的部队改编成为运输队，由他当队长。现在难以置信的事情又再度发生：刘子丹第三次犯了同样的过失。在他区里的一些地主因一向不纳租税（这多少是陕西地主们的“世袭权利”），拒不纳租，刘子丹立即逮捕了许多地主，结果他们竟武装起来，要求西安省府把他撤职查办。他的部队因此被围缴械。

最后当局悬赏缉捕他，他返回保安，原先部队里许多信仰共产主义的官员与士兵也随他同来。一九三一年，他终于建立了一支有组织的独立军，高举红旗，占领了保安和中阳两县，随后更迅速地推进至陕北。政府派出“剿”他的部队，大多一经接战即归顺红军，甚至还有叛兵从山西渡过黄河前来投顺。刘子丹的勇敢、坚毅和激烈马上使他的名字传遍西北，并引起了他“枪弹不入身”的普遍的传说。

由我所能得到的一切证据看来，陕西开头一两年的斗争，对官员、税吏和地主的杀戮无疑是过分的。武装的农民一从长期被压抑的愤恨里解脱出来就恣意兜捕、掠夺、绑票候赎，使他们类似普通的土匪。但到了一九三二年，刘子丹的部队已占领了陕北十一县，共产党便在榆林组织了一个政治部，指导刘子丹的部队。一九三三年年初，第一个陕西苏维埃和正式的行政组织便建立起来，并实施与江西相似的纲领。

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五年，陕西的红军扩展很大，加强了他们的部队，也多少稳定了苏区内的情况。在安定建立了一个陕西省苏维埃政府，一个党的训练学校和一个军事总部。苏维埃举办了他们自己的银行和邮政局，同时开始印发纸币和邮票。在完全苏维埃化的地域，苏维埃经济便已萌芽，地主的土地被没收和再分配，一切苛捐杂税完全废除，合作社着手开设，党部发出邀请书招请小学教师。

同时刘子丹从苏区再向南移，直趋西安。他占领离西安极近的临潼，并围攻西安数日，但无结果。另一支红军则直下陕南，在好几县建立了苏维埃。他们曾跟杨虎城将军（后来他成为红军的盟友）接过几次仗，互有胜负。因为军队中纪律提高，匪的成分已经被消灭，农民大众对红军的拥护更为有力。到了一九三五年夏秋间，苏维埃已统治了陕、甘两省二十二县。总数超过五千人的第二十六、第二十七两支红军，此时都在刘子丹领导之下，并以无线电与南部、西部红军主力取得联系。而当南部红军开始由赣闽根据地撤退时，这些陕西山居者的力量已大为增强，直至一九三五年，蒋介石就被迫调派他的副总司令张学良将军率领大兵来“围剿”他们。

一九三四年年末，红二十五军八千人在徐海东指挥之下，离开河南。同年十月，它到达陕南，与当地由刘子丹武装的一千名左右的红军游击队队员取得联络。徐在该处过冬，协助游击队建立一队正规军，又与杨虎城的部队打了几次胜仗，并武装了陕南五县的农民。一个临时的苏维埃政府建立起来，以陈卫山[2]（译音）——一个二十三岁的陕西省政治保卫局委员为主席，又以李龙逵[3]（译音）和程三瑞[4]（译音）两人分任两支独立红军部队的指挥员。徐海东留下这些部队以防卫本区，接着便带领红二十五军移入甘肃，在千万政府军堵截之下，直入苏区，沿路占领了五个县城，并解除了由马鸿宾将军指挥的两个团回民军队的武装。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军在陕北延长附近集合，全部改组为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总指挥，刘子丹为副总指挥兼陕甘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九三五年八月，这个军团遇着并击败由王以哲指挥的两个师东北军，补充了许多新兵和急需的枪械与弹药。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桩古怪的事情。八月，一个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到了陕北，这是一个矮胖的青年绅士，名字叫张庆佛[5]。依照对我报告这事的人——他当时是刘子丹的参谋——所说，这位张先生（绰号张胖子）由中央授权以“改组”当地的党和红军，他是一个高等巡阅使。

张胖子着手收集证据以证明刘子丹没有依循“党的路线”。他“审讯”他，要求他辞去一切职务。现在看来，这事如果不是荒谬的，便是不可思议的，也许两者兼而有之。但无论如何，这是表现“党的纪律”的突出例证，刘子丹并未非难这个敢于批评他的干涉者，反而无言地接受他的裁判，辞去一切，返回保安，在他的窑洞里，过着抑郁的生活！张先生还发令逮捕党内及军队里别的一百多个“反动分子”，加以监禁，然后非常满意地结束这件事。

一九三五年十月，南方红军先锋部队，即由林彪、周恩来、彭德怀和毛泽东统率的红一军团入陕之后，才发觉这件离奇的事。他们都为这骇人的局势所震动，要求重新检查，发觉其中大多毫无根据，张庆佛已经越权，并且本身误解“反动”的意义。他们马上恢复了刘子丹和他的同伴的职权。张胖子被捕受审之后，监禁了相当长的时间，然后命他从事体力劳动。

一九三六年年初，联合起来的红军开始了他们著名的“抗日”远征，渡过黄河，进入邻省山西，这时候刘子丹又再度握了军权。在红军于两月内占领了“模范省”境内十八县的卓著战绩中，刘子丹建了奇功。但他在前线阵亡的噩耗，并不是国民党报纸的臆想。一九三六年三月，他率兵进攻敌方的碉堡时，受了致命的重伤，但那碉堡的占领，却使其余的红军能够安然渡过黄河。他被载回陕西，凝视着他儿时爱好并漫游过的山丘，并在那些被他领到他所坚信的道路——革命斗争的道路上去的山居者中间，从此与世长辞了。他被葬在瓦窑堡，苏维埃又把苏区内的某一县改名为子丹县[6]以纪念他。

我在保安遇到他的妻子和他的遗孤——一个美丽的六岁的小孩。共产党给她缝了一套特制的制服：她佩着武装带，帽子上缀着红星。她被当地所有的人所疼爱。小刘自己装出一个元帅的样子，并且以她那“匪”父为极大的光荣。

但是，西北的苏维埃虽因刘子丹而建立起来，不过引起这场民众起义运动的却不是刘子丹，而是生活条件本身。要了解他们得到的任何成功，不仅要看看这些人是为什么而战，而且还需要考察他们是对什么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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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刘子丹：应为刘志丹。下同。

[2]陈卫山：应为郑位三。

[3]李龙逵：应为李龙桂。

[4]程三瑞：应为陈先瑞。

[5]张庆佛：应为张庆孚。下同。

[6]子丹县：应为志丹县，即原保安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