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红军的生长

毛泽东的陈述，至此开始走出了“私人历史”的范畴。私人历史，至此不知不觉地升华入一个大运动的行程之中，在这个大运动里，虽然他处于一个主要的地位，但你不能清楚地把他当作一个个人的活动来看。这里再没有“我”，而是“我们”了；再没有毛泽东，而是红军了；再没有个人生活经验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旁观者的客观记载，它关系着集体的人类命运，成为历史的具体材料。

他的故事快要结束了，所以我更需要追问他关于他自己的事。他在那个时候做了什么事？他在那个时候担任着什么职位？他对于这种或那种情形的态度如何？我的质问，引出了他关于自己的一些参考，构成了这自传的最后一章。

“慢慢地红军对于群众的工作改善了，纪律加紧了，在组织方面的新技巧也发展了。各地方的农民阶级开始主动地帮助革命了。最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对战士们提出了三条简单的纪律，那是：

（1）行动听指挥；（2）不许没收穷苦农民的任何物品；（3）一切从地主阶级没收而来的东西，应马上直接交给政府，听候处理。一九二八年会议以后，着实付出了很大努力，为了获得农民阶级的拥护，又在上面所说的三条之外，添加了八项。这八项是：

（1）在离开一家人家时，应将一切门板（睡觉用）放在原处。

（2）把你睡时所用的草褥子卷起后交还。

（3）对老百姓要温和客气，并且随时加以帮忙。

（4）一切借用的东西要归还。

（5）一切损坏的东西要赔偿。

（6）和农民交易要规矩。

（7）买东西要付钱。

（8）要讲卫生，厕所要在离人家很远的地方。

“最末两项是林彪所添加的。这八项后来加紧施行，到今天还是红军士兵的军纪，他们常常能背诵出来。另外还有三项别的守则，是被当作红军的基本目的，而教授给红军的：第一，对敌人要斗争到死；第二，要武装群众；第三，要募集款项帮助斗争。

“一九二九年春初，有几队在李文龙、李绍祖领导下的游击队，被改编加入了红军第三军。第三军由黄公略指挥，陈毅是政治委员。在同一时期，朱培德的民团有一部分哗变加入了红军。他们是由一个国民党司令官领导着来投到共产党军营前的。这位国民党司令官是罗炳辉，他对国民党感到幻灭而愿意参加红军。现在他是红军第二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军长。福建的游击队和正式的红军干部又创立了红军第十二军，这一军由伍仲豪[1]（译音）指挥，谭震霖[2]（译音）是政治委员。后来伍仲豪战死，改换了罗炳辉。

“正在这个时候组织了红一军团，总司令是朱德，我是政治委员。它包含了第三军、由林彪指挥的第四军和罗炳辉指挥的第十二军。我是前敌委员会的主席，党的领导就在这委员会里发生作用。那时红一军团已经有了一万人以上，编成了十师。除了这支主要军力以外，还有许多本地的独立团、赤卫队和游击队。

“除了这一运动的政治基础之外，特殊的红色战术足以解释军事之胜利的发展。我们在井冈山上采取了四个口号，这四个口号是游击战术所采用的方法的核心，而红军是从这种游击战术中生长起来的。这些口号是：

（1）敌进我退！

（2）敌驻我扰！

（3）敌疲我打！

（4）敌退我追！

“这四个口号，最初为许多军事家所反对，他们不赞成我们所主张的这种战术。但是后来许多的经验，证明它们是正确的。一般说来，每逢红军背离了这些口号时，便不能打胜仗。我们的军力是很小的，敌人的力量超过我们十倍到二十倍；我们的财源和战斗器具是受限制的。只有很巧妙地混合运动战术和游击战术，我们才能有希望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国民党是在丰富的资源和优越的基础上来和我们作战的。

“红军的最重要的一个战术，过去如此将来还是如此，是集中主力进攻，而之后又很快地分散开。这意思是要竭力避免阵地战，而用一切方法迎击在行动中的敌人队伍并毁灭它。这种战术虽然被许多有经验的军事专家所反对，可是它终于被采用了，而且在这种战术的基础之上，红军的惊人的活动力和快而有力的‘突击’发展出来了。

“在日益发展的苏区中，红军的纲领，是主张波浪形或潮汐型的发展，而不主张采用无计划的推进，这些推进是以跳跃的步骤占领没有考虑过的区域。这种政策很实用，正如上面已经说过的战术一样，它是从许多年集体的军事经验、政治经验中生长出来的。这些战略，被李立三激烈地反对批评。他主张集中一切武器于红军的手里，并吸收一切游击部队。他喜欢攻击而不喜欢稳定巩固；他喜欢前进而不喜欢保守后方；他喜欢对大城市的声势盛大的攻击和暴动的极端的行动。那时候在苏区外占统治地位的李立三路线，是有很大的势力的。在某种程度上，能强迫红军违反作战的经验而去接受它。这趋向的一个结果，是对长沙的攻击，另一结果，是向南昌的进军。在这两次的冒险中，红军并没有停止游击队的活动，或者将后方暴露给敌人们。

“一九二九年秋天，红军移运到江西北部，攻击并占领了许多城市，使国民党军队遭受了许多损失。当红军前进到离南昌很近的时候，红一军团突然转向西方，向长沙前进。在这一次的进军中，红一军团会合了彭德怀的部队，彭的部队一度占领过长沙，但为避免被占极大优势的敌人军队所包围，他们被迫撤退了。一九二九年四月，彭德怀不得不离开井冈山。他在江西南部活动的结果是大大地增加了他的部队。一九三〇年四月，他在瑞金联合了朱德和红军的主力。一次会议之后，决定彭德怀的第三军团应在江西、湖南边界活动，而朱德和我则推进福建。一九三〇年六月，第三军团和红一军团重新建立了联系，开始第二次向长沙进攻。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合并组成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为总司令，我自己为政治委员。在这种领导之下，我们到达了长沙城外。

“大约在这时候，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组成了，我被推为主席。红军在湖南的势力日趋普遍，几乎和在江西一样。我的名字在湖南农民中是很有声名的。国民党政府为捕获我（死的或活的），曾悬了很大的赏金。对朱德和别的红军领袖也是如此。我在湘潭的田地——从这些田地上得来的租金，我曾用来组织湖南的农民运动——被国民党没收了。我的妻子和我的妹妹，以及我两个兄弟——毛泽洪[3]（译音）、毛泽丹[4]（译音）的妻子，都被何键逮捕了。我的妻子和小妹妹被枪决了。其余后来则得到了释放。红军的威名在农民中很远很广地传播着，甚至传播到我自己的乡村里。我曾听见了一个故事，说当地的农民，深信我将要很快地回到我自己的家乡去了。有一天一架飞机从天空飞过，他们断定说飞机中坐的是我。他们警告那时正耕种我的田地的人，说我回来视察我的田地，来看田中的树枝有没有斫去。假如斫去了，我一定会向蒋介石要求赔偿的。

“但第二次对长沙的攻击失败了。国民党派的大批援军开到城里，全城由重军防守；九月间，又有新军队开到湖南来攻打红军。在围攻中，只发生了一次重要的战斗，红军消灭了两旅敌军。可是它不能争得长沙，几星期后，它不得不撤退到江西。

“这次的失败，促成了李立三路线的毁坏，阻止了红军去攻打武汉，使其免遭失败——这是李立三要求的。那时候红军主要的任务是募集新兵，将新的农村区域的苏维埃化，而最主要的是在红军已经占领了的区域里，彻底巩固苏维埃的政权。在这一政纲之下，对于长沙的攻击是不需要了，攻取长沙这件事本身是含有冒险的成分的。如果第一次的占领，是当作一种暂时行动，没有企图守住城市、建立国家政权的观念，那么这种努力，也可以认为是有益的，因这在国民革命运动上所产生的反响是很大的。当苏维埃政权在后面还没有稳定的时候，企图把长沙当作一种根据地，这是一种军事和战术上的错误。”

我此时不得不打断毛泽东的述说，进一步追问他对于李立三的令人感兴趣的批评。李立三是湖南人，法国的留学生，那时候他常在上海或汉口——在这两处，共产党有它的地下总部，一九三一年以后，党的中央委员才迁到苏区去。李立三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中最聪明的（假如同时也是最有错误的话）一个，而且或许是中国所产生的最接近托洛茨基派的一个。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一年，他掌控着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他被解除了政治局的职务，派遣到莫斯科去“学习”。现在他还在那里。和陈独秀一样，李立三对于农村苏维埃缺乏信心。他主张对军事上的大城市——像长沙、武汉、南昌等，采取有力的攻击战略。他主张用“恐怖”手段去征服豪绅，主张工人们的“有力进攻”，主张用风潮、罢工等手段去破坏敌人的基础，主张在苏联扶助下由外蒙古和中国东北展开北方的“侧击”。或者从莫斯科的眼光看来，他的最大的“罪恶”，是在一九三〇年把中国当作世界革命的“中心”，这样他就不承认苏联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了。

下面他接着说：

“但是李立三过高估计了那时候红军的军事力量和在本国政治背景中的革命因素。他相信革命将近成功，而且很快地就要在全国掌握政权。他这种信心，被那时候正在进行的蒋介石与冯玉祥之间的长期内战所鼓舞着，这一战争，对于李立三，表面上，好像十分有利。但是依照红军的看法，敌人们是正在准备对苏维埃大举进攻的，只要内战一停止，敌人就会发动。所以红军不主张来试行那十分可能得到惨败的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这一估计后来证明是完全正确的。

“湖南方面失败，红军退回江西，且占领了吉安，这些使红军中的‘李立三主义’被克服了。李立三自己，在被证明是错误了以后，很快地失掉了他在党内的影响。但是，在‘李立三主义’被确定埋葬以前，军队曾面临一个危急的时期。红三军团的一部分，赞成执行李立三路线，要求红三军团和其他军队独立分离。幸有彭德怀极力和这种倾向斗争，保持了在他指挥之下的军队的团结，服从了最高当局的意志。但是由刘地藻[5]（译音）领导的第二十军，终于起来公开反叛，逮捕了江西苏维埃的主席，逮捕了许多军官和政府官吏，在李立三路线的基础上，对我们做政治的攻击。这事发生在富田县，被一般人称作‘富田事变’。富田是靠近吉安的一县，是那时候苏维埃区域的中心。这一事变产生了很大的震动，许多人以为革命的命运，将完全靠这一斗争的结局而定。幸而这一反叛，很快就被压下去，这全由于红三军团对于党的团结、红军部队的服从以及农民阶级的拥护。刘地藻被逮捕了，别的反叛者也被解除了武装肃清出去。我们的路线又重新建立起来，‘李立三主义’被确实地镇压下去了，结果苏维埃运动之后得到了很大的胜利。

“这时南京方面已彻底明了了江西苏维埃潜藏的革命势力，在一九三〇年的末尾，他们开始了对红军的第一次‘围剿’。敌人的军队总数超过十万，开始包围红色区域。在鲁涤平的总指挥之下，分五路进攻。红军那时能动员的军队，总数约四万人。它巧妙地运用运动战略，迎击并克服了这第一次的‘围剿’，得到了很大的胜利。它沿用迅速集中、迅速分散的战略，以主要军力，分别攻击每一个单位。它让敌人的军队深入苏区，然后突然对这些孤立了的国民党军队，用超越的数目，集中兵力攻击，我们形成了游击便利的地位，突然包围他们，把在数目上远超过我们的敌人所享有的军事优势，逆转过来。

“一九三一年一月，第一次‘围剿’完全被击败了。我相信红军如果不在‘围剿’开始时，成就了三个条件，这胜利是不可能的。（1）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在集中的指挥之下，结合起来；（2）李立三路线的清算；（3）党对AB团（反布尔什维克集团刘地藻等）及在红军中和苏区里的积极的反革命分子的胜利。

“仅仅休息了四个月以后，南京又在何应钦（现任军政部长）的最高指挥之下，开始了第二次‘围剿’。他的兵力超过了二十万，经由七路向苏区推进。那时一般认为红军的情形是很危险的。苏维埃政权管辖的区域是很狭窄的，财产是很有限的，设备是很缺乏的，而敌人的物质力量，任何方面都大大地超过了红军。可是，迎接这次的进攻，红军仍旧采用以前它所取得胜利的战略。它放敌人的军队深入苏区，又突然地集中主要力量，攻击敌人的第二路，由此击败了好几旅人，使他们丧失了进攻的能力。我们用很快的进军，攻击第三路、第六路、第七路，依次击退了他们。第四路没有作战就撤退了，而第五路的一部分则完全被消灭。在十四天中，红军作战了六次，进军了八天，结果得到决定性的胜利。别的六路被击溃和撤退以后，那由蒋光鼐、蔡廷锴所指挥的第一路军，也没有经过什么重大的战斗就撤退了。

“一个月以后蒋介石自己指挥着三十万军队，来‘最后肃清“赤匪”’。他有他的最有能力的指挥官帮助他，像陈铭枢、何应钦、朱绍良等，每人都负责一路大军。蒋介石希望用急速的‘扫荡’来占领苏区。他开始在一天之中，把军队推进八十里，深入苏区的中心。这很完美地符合了红军的作战条件，这又证明蒋介石战略的最严重错误。我们的军队只有三万人的主力，我们用一连几次的精明的游击，在五天之中攻击了五路敌军。在第一次战争中，红军俘虏了许多敌军，缴获大批弹药、机关枪和其他军器。到九月间，蒋介石第三次的‘围剿’宣告失败了，他在十月就撤退了他的军队。

“这时候红军走入了一个比较和平的时期，生长和发展都很快。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开幕了，中华苏维埃政府组织成功。我被选为主席，朱德被选举为红军总司令。在同一月间，发生了大的宁都暴动，国民党军队第二十八路军有二万人以上哗变了来参加了红军。这些军队，是由董振堂、赵博生率领着，赵博生后来在江西阵亡，董振堂今天仍旧是红军的第五军军长。红军第五军团是从宁都暴动中创造出来的。

“红军现在开始它自己的进攻了。一九三二年在福建漳州它打了一次大战，夺取了这个城池。在南方，它在南雄击败了陈济棠，又在蒋介石的阵线上，突进到了乐安、黎川、建宁、泰宁等县。它攻打赣州，但没有占领。从一九三二年十月以后，直到长征开始，我把我的全部时间用于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上，而把军事的指挥交给了朱德和其他人。

“一九三三年四月，南京开始了第四次——也是最惨败的一次——‘围剿’[6]。在这一时期的第一次作战中，红军解除了两师人的武装，俘虏了两个师长。国民党第五十九师的一部分被击溃了，它的第五十二师，则完全被击溃。仅仅在这一次作战里，红军就俘虏了一万三千人的敌军。这次作战是在乐安县的大龙坪和桥汇。国民党的第十一师——蒋介石最好的军队——几乎等于被消灭，它全部地被解除了武装，师长又受了重伤。这一次的作战，在第四次‘围剿’中，有决定全局的力量。蒋介石当时写信给他的前敌总指挥陈诚，认为这次的失败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耻辱’。陈诚是不赞成这样急速地推进军队的。陈诚对人说，从他的意见看来，和红军作战是一种‘终身的使命’，而且是一种‘死刑的宣判’。这话报告到蒋介石时，他就被革去了最高指挥的职位。

“为了他的第五次即最后一次的‘围剿’，蒋介石动员了将近一百万人，而且采取了新的战术和战略。在第四次的‘围剿’中，由于他的德国顾问的建议，蒋介石已经开始采用封锁和防卫建筑的体系。在第五次‘围剿’中，他全力实现这一体系。他用他的军队，实行严厉的封锁，整个包围了苏区。他很小心地前进，建筑汽车路、碉堡和战壕。他避免把他的主力军队接近红军，他们谨慎地在防御工事后面作战，他们只做短距离的前进，并用飞机、大炮和机关枪掩护着。

“在这一时期中，我们犯了两个重要的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三年福建事变中，没有能和蔡廷锴联合。第二个错误是放弃了我们以前的运动战术，而采用错误的单纯防卫战略。在阵地战上，迎击占极大优势的南京军队，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在这种战争上，红军的技巧和精神都不相适合。

“这些错误的结果，加上蒋介石‘围剿’的新战略和新战术、国民党军队的惊人的数目和技术的优越，到了一九三四年，红军不得不改变它在江西的情形了。另外，民族的政治情形，迫使我们不得不决定将我们的活动迁移到西北去。随着日本进攻东北和上海，苏维埃政府，已于一九三二年二月，正式对日宣战。这宣言自然不能实现，因为苏维埃中国正被国民党军队封锁包围着。接着它又发表宣言，号召中国所有的武装军队，联合作战，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一九三三年年初，苏维埃政府宣布，在下列三个条件之下，愿意和任何白军合作：（1）停止内战和对苏维埃红军的攻击；（2）保障民众的公民自由和民主权利；（3）武装民众举行抗日战争。

“一九三三年十月，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开始。一九三四年一月，在苏维埃的都城瑞金召集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了革命成绩的检阅。在这次会议上我做了一个报告，这次会议也选举了中华苏维埃政府人员，这就是现在这里的一批人员。不久以后，我们开始准备长征。这长征开始于一九三四年十月，正在蒋介石举行他最后一次‘围剿’的一年以后。在这一年中，不断地有作战和争斗，两方面的损失都很重大。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主要的部队到达贵州遵义。接着的四个月里，红军继续行进着，并进行了最有力的搏斗和战争。红军经历了许多困难，越过了中国最长、最深、最危险的河流，越过了一些最高、最危险的山道，经过了凶猛的土著居民的区域，受尽风、雪和暴风雨，被全中国白军军队半数所追逐，经过了一切自然的障碍物。我们一直和当地的军队争战，冲过了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西康[7]、四川、甘肃、陕西，最后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了陕西北部，在中国的大西北，扩大了现在的根据地。

“红军的长征，胜利地到达了甘肃、陕西，而没有损伤主要军力，第一是由于共产党的正确的领导，第二是由于苏维埃人民的基本构成分子的伟大的才能、勇气、决心，以及超人的忍耐力与革命的热情。中国共产党，过去、现在、将来永远忠实于马列主义，继续与一切机会主义斗争的。在这种决心之中，我们找到了使它的不可征服的力量和最后的决定的胜利。

“它的不可征服的另一原因，是革命干部的异常干练、英勇而忠实。朱德、王明、洛甫、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彭德怀、罗迈、邓发、项英、徐海东、青云[8]（译音）、徐向前、陈昌浩、贺龙、萧克等许许多多优秀同志们，还有许多已把生命献给革命的人们——他们都为同一目的工作，创造了红军和苏维埃运动——以及今后新起来的别的许多人，定会把这一运动领导着，达到最后的胜利。

“现在我们正企图在中国造成一个统一战线，请求各党各派、各种职业的人们，以及有诚意抗日的各军队，和我们联合起来，担当民族解放的共同任务。为了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为了救国，形成这一种战线，建立彻底的中国民主政治，都是必要的。我的工作和目的，也正与党和红军的工作目的一样，此后要尽全力以求达得这一个鹄的[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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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伍仲豪：应为伍中豪。下同。

[2]谭震霖：应为谭震林。下同。

[3]毛泽洪：应为毛泽民。

[4]毛泽丹：应为毛泽覃。下同。

[5]刘地藻：应为刘铁超。下同。

[6]关于对苏维埃区域“围剿”的次数，在反共战争的许多记载上，有很多说法。有些作者说“围剿”的次数总计八次之多，可是这几次南京的大动员中间，有若干次，纯粹是自卫的性质。红军指挥官们，只说有五次的主要“围剿”。这五次的时间，以及在这五次中，南京军队直接参加作战的大概人数如下：第一次，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到一九三一年一月，人数十万；第二次，一九三一年五月到六月，人数二十万；第三次，一九三一年七月到十月，人数三十万；第四次，一九三三年四月到十月，人数二十五万；第五次，一九三三年十月到一九三四年十月，人数四十万（“动员了”九十万人以上，进攻三个主要的苏区）。在一九三二年中，南京没有发动大规模的“围剿”，那年蒋介石在包围着红色区域的防地，动用了约五十万人，而这倒是红军大举进攻的一年。显然，一九三二年的南京军的防卫战，因为被当作反共的“围剿”来宣传，就被许多作者误解为大“围剿”了。红军并不这样加以讨论，蒋介石也一样。——作者原注

[7]西康：旧省名。在中国西南部。包括今四川省西部及西藏自治区东部地区。

[8]青云：应为陈云。

[9]鹄的：目的。

[10]在这里附带声明，毛泽东口述的自传，是用第一人称的，和在这里发表的一样。但毛本来要求我用第三人称发表。如果这样一改，就失掉了许多价值、准确性和趣味。有一家美国杂志愿意分期登载这些稿子，但提出一个条件，就是要作为自传的形式，而不用传记的形式。在那时我无法和毛见面得到他的许可。而且这稿子，如果因毛泽东个人这一点儿的谦逊态度而不能在美国发表，这实在牺牲太大。所以，由我个人负责，保持原有自传的形式。后来就在《亚洲》（Asia）分期发表，曾引起了各方面广泛的注意和评论。现在就把已经发表过的，作为本书的一章。——作者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