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苏维埃运动

我和毛泽东有一次谈话，是关于一九二七年春天那些争辩不决的事情的。我觉得在这里提到它，是很有意思的。诚如毛泽东所说，这不是他的自传的一部分，而只是一种个人对于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生活中转变关头所经历的回忆。

我问毛泽东，究竟一九二七年共产党的失败、武汉国共合作的失败，以及南京独裁政府的整个胜利，谁应该负最多的责任。毛泽东把最大的责任放在陈独秀身上，因为陈独秀的“动摇的机会主义，使党失掉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等到继续妥协将要招致灾害的时候，又使党失掉了自己的路线”。

第二个对于失败最应负责的是鲍罗廷——苏联籍政治顾问主脑。毛泽东说鲍罗廷完全改变了他的立场，他在一九二六年是赞成激进的土地重新分配的政策的，可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时，他又竭力地反对这政策。他的动摇徘徊，是没有任何逻辑根据的。“鲍罗廷站在陈独秀右边一点点，”毛泽东说，“他是准备一切去讨资产阶级的欢心，甚至于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都可以，而最后他竟真的下令解除工人的武装了。”照毛泽东的说法，罗易（Roy）——共产国际的印度代表，是“仅仅站在陈独秀和鲍罗廷两人的左边一点点，可是他只是站着而已。他只是说说，可是虽说得多，却不提出任何实现的方法”。毛泽东认为，在客观上：罗易是个笨虫，鲍罗廷是个荒唐鬼，而陈独秀是一个不自觉的叛徒。

“陈独秀实在怕工人们，特别是惧怕武装起来的农民。最后面对武装起义的现实，他完全失掉了他的知觉。他再也不能看清楚事情会怎样发展。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本性贻误了他，使他走向惊惶和失败。”

在那个时候，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完全的独裁者，他甚至不和中央委员会磋商就采取重要的决议。“他不把国际的命令，给其他领导人看，甚至也不和我们讨论。”最后还是罗易促成了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分裂。共产国际送给鲍罗廷一份文件，要求党开始没收地主的土地。罗易得了这文件的抄件，他很快拿给汪精卫看了。汪精卫那时是国民党左派武汉政府的主席。这一幕滑稽剧的结果[1]是人所周知的。武汉当局把共产党人从国民党中驱逐出来，它的力量就坍倒了，而且不久以后蒋介石又摧毁了武汉政府本身。

武汉的失败，形成了俄国对于世界革命性质的一个斗争的焦点，紧接着这个时期俄国的反对派被摧毁了。托洛茨基氏的“不断革命论”被驳倒了，苏联开始认真地“在一国里建立社会主义”——以这一点为根据，它现在已达到了保障世界和平的地位了。

毛泽东以为即使当时共产党采取了一种较富于攻击性的政策，甚至在和国民党分裂以前，已经从工人和农民中创立了共产党军队，即使这样，那反革命的势力也不一定能在一九二七年被击败。“可是苏维埃在那时要是能够在南方有一个很大的开展，能够建起一个根据地，这根据地以后无论如何是不会被消灭的……”

在他的自我述说中，毛泽东已经说到苏维埃的开始。苏维埃是从革命的破碎环境中起来的，它空手斗争着，要从失败中建立出新的胜利来。他接着说：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贺龙、叶挺领导之下的第二十军，和朱德合作，发起了历史上有名的南昌起义。当这个起义开始时，红军就被组织起来了。一星期后，八月七日，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非常会议，撤销了陈独秀的书记职务。自从一九二四年广州第三次代表大会以来，我就成了党政治局的一员。在这个决议中，我是很积极的。在这次到会的其他十个人中，有蔡和森、彭孔塔[2]（译音）和瞿秋白。党采取了一个新的路线。一切和国民党的合作暂时是放弃了，因为国民党已经毫无希望地成了帝国主义的工具，不能执行民主革命的任务了。长时期政治权力的斗争就此开始。

“我被派遣到长沙，去组织后来被称为秋收起义的这个运动。我在那里的纲领，号召实现下面五点：（1）省的党组织和国民党的完全脱离；（2）组织工农革命军；（3）除了大地主以外也没收中小地主的财产；（4）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政权；（5）组织苏维埃。在那时候第五点为共产国际所反对，直到后来，它才承认这是一个应当提出的口号。

“九月间，在组织广泛的起义上，我们已经成功了。经由湖南的农民协会，工农军队的基本单位组成了。入伍者是从三个主要方面来的：农民阶级本身，汉阳矿工，国民党军队的起义部队。这早期的革命军事力量被称为“工农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是由汉阳矿工组成的。第二团是由平江、浏阳、醴陵以及湖南两个别的县份里的农民保卫队组成的。第三团是由叛弃了汪精卫的武汉守卫队的一部分组成的。这一军队是经由湖南省委员会的批准而组织的，但湖南省委员会及我们的军队的总纲领，为党中央委员会所反对，不过中央委员会好像只是采取了一种等待观望的政策，而不是积极反对的政策。

“当我正在组织军队，在汉阳矿工和农民保卫队之间奔走的时候，我被和国民党勾结的一些民团捕获了。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正达到最高点，数百个中国共产党嫌疑犯被枪决了。我被送到民团总部去枪决。我从一个同志处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队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用钱雇的，我遭受枪决，于他们没有特别益处，他们已经同意释放我了，可是负责的队长不允许。所以我打算逃跑，不过直到离民团总部不到二百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在这个地点，我扭断了绳子，逃到田野里面躲着。

“我走到一个高高的地方，下面是一个池子，周围有长得很高的草，在那里我藏着直等到日落。士兵们搜寻我，他们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我。有好几次他们走得很近，他们几乎接近了我的身子。可是我终于未被发觉。有五六次，我曾经放弃希望，觉得我是一定会被再捕获的。最后，天已经黑了，他们不再搜寻了。我马上出发越过了山，整夜地跑着。我没有鞋，我的脚起了疱。在路上我遇见了一个农民，他很友善地待我，给我住处，又领导我到了邻县。我身边只带了七块钱，这钱我用来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保卫队的时候，在我的口袋里，只剩两个铜圆。

“新军成立以后，我做了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原武汉卫戍司令俞泻都[3]（译音）担任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俞泻都多少是被他部下的人所迫，勉强担任这个职务的；不久以后他抛弃了红军，参加了国民党的反动集团。现在他在南京为蒋介石工作。

“这支领导农民暴动的小军队，向南移动穿过湖南省。它必须从千万的国民党军队里打出它自己的出路，打了许多仗，退了又进，纪律是很坏的，政治训练停滞在低水平上。在士兵和长官之中，有许多动摇分子。逃兵是很多的。俞泻都逃跑以后，军队走到宁都的时候又重新改编了。郑豪[4]（译音）已被任命为残留军队的（约有一团人）指挥，可是他后来也叛变了。不过第一队的大多数人，始终都是忠实的，直到今天他们还在红军中——如罗荣桓（红一军团政治委员）、杨录生[5]（译音，现为军长[6]），都是这一流人。当这一小队最后爬上了井冈山时，总数仅仅不到一千人。

“因为秋收起义的纲领没有得到中央委员会的批准，又因为第一军遭受了一些严重的打击，又从城市的视角来看，这种运动好像绝无成功的可能，所以中央委员会这时候决定斥弃我。我被免了政治局和前敌委员会的职位。湖南省委也攻击我们，说我们是‘枪杆子主义’。可是我们在井冈山把军队团结起来了，我们十分相信自己走的是正确的路线。后来的事实充分地替我们辩护了。新兵来了。这一师人又充实了，我成了它的总指挥。

“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到一九二八年秋天，第一师在井冈山建起了根据地。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在湖南茶陵成立了第一个苏维埃，选举了第一个苏维埃政府；它的主席是杜仲宾（译音）[7]。在这个苏维埃中我们实行了一种民主政纲和一种缓慢而正常发展的温和政策。这样井冈山得到了党内盲动主义者的责难，他们要求一种恐怖政策——焚烧杀戮地主们和他们的财产，以便击毁他们的魂魄。第一军前敌委员会拒绝采用这种战略，所以被头脑发热的人们称作‘改良主义者’。因为不实行一种较为‘激进’的政策，我被他们猛烈地攻击着。

“两个以前在井冈山附近的土匪的领袖，名叫王佐、袁文才，在一九二七年冬天参加了红军，使红军实力增加到将近三团人。王、袁都被任为团长，而我是军长。这两个人虽然过去是土匪，可是曾经率领队伍投过国民革命军，而现在他们准备对反动势力作战。当我还在井冈山时，他俩对于共产党是忠实的，而且执行了党的命令，可是后来，当他们单独在井冈山的时候，他们恢复了土匪生活的习惯，结果他们被那时已经组织起来的苏维埃化了的农民杀了。

“一九二八年五月，朱德来到了井冈山，我们的队伍会合了。我们两人起草了一个计划，成立了六县的苏区。慢慢地在湖南、江西、广东边界各县中，稳定凝结了共产党的力量，又用这个区域作为基础，去向更大的区域发展。不过这个策略与党的建议相反。因为党怀着快速发展的美妙理想。在军队本身中，我和朱德须与两种倾向斗争：第一种是希望立即向长沙进攻，这被我们认为是‘冒险主义’；第二种是撤退到广东边界以南去，这被我们认为是‘退却主义’。根据我们当时的看法，我们的主要工作是两件事：（1）分土地；（2）建立苏维埃。我们想要武装群众来加速这些步骤。我们的政策，主张自由交易，并宽柔地对待被俘虏的敌人部队，一般说来，即主张民主的温和主义。

“一九二八年秋天，在井冈山召集了一个代表会议。到会的有井冈山以北苏区里的代表。关于上面所说的各点，苏区里的党代表中，还存在着一些分歧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中，各种不同的意见，充分地发表了出来。小部分人说：在这种基础上，我们的前途，将大受限制。大部分的人，则对于我们的政策有信仰。当我们提出决议案，说明苏维埃运动将来会达到胜利，这决议案便很容易地通过了。可是党中央委员会还没有对这一运动加以批准。直到一九二八年冬天，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议事录，到达了井冈山的时候，我们才得到批准。

“在这次会议中所采取的新路线，我和朱德是完全同意的。从那以后，党的领袖和在农业区域里的苏维埃运动的领袖间的不同意见才消除了，而党的一致又重新建立了起来。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决案，综合了种种经验——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秋收起义。它的结论是赞成对土地运动加以重视。大约在这时，红军开始在中国别的地方出现了。一九二七年冬天，湖北西部和东部发生了起义，这些起义奠定了新苏区的基础。在西面的贺龙和在东面的徐海东，开始组织了他们自己的工农军队。徐海东活动的区域，成了鄂豫皖苏区的中心，后来徐向前和张国焘也加入了。在一九二七年冬天，方志敏和邵式平在江西东北沿福建边界，也开始了一种运动。从这一基础上，后来发展出一个有力的苏维埃根据地。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彭湃领导着一部分忠实的部队，到海陆丰组织了一个苏维埃。这个苏维埃，因为执行盲动主义的政策，后来很快地被摧毁了。不过它的一部分军队，离开了那区域，在古大存指挥之下，与朱德和我建立了联络，它变成了红军第十一军的基本队伍。

“一九二八年春天，游击队开始在江西的兴国、东固一带活动，由李文龙、李绍祖[8]（均译音）领导着。这一运动，在吉安一带建立了根据地。这些游击队以后成了第三军的中心干部，而吉安本县，则成了中华苏维埃政府的根据地。在福建西部，由张鼎丞、邓子恢、傅柏翠（后变成社会民主党）等成立了苏维埃。

“在井冈山‘反对冒险主义的斗争’中，第一军击退了白军两次夺取井冈山的企图。证明了井冈山是我们所要创造的这种部队活动的绝好的根据地。它有很好的天然屏障，种的农作物足够供给一支小小的军队。它周围有五百里，直径约八十里。本地人用别的名字来称呼它，叫作大小五井。这名字是从周围五个大井得来的——大、小、上、下、中五个井，在山上的五个村子，也是跟着这五个井而命名的。

“我们的队伍在井冈山会师了以后，实行重新改编。有名的红军第四军创立了，朱德做军长，我做党代表。一九二八年冬天，在何键的部队起义哗变以后，井冈山又来了很多军队。从这些军队中，又出现了红军第五军，军长是彭德怀。此外，还有邓萍（在长征中死于贵州遵义）、黄公略（一九三一年死于江西）和滕代远。

“来了这些军队以后，山上的情形，变得很坏了。士兵们没有冬天的服装，粮食是非常稀少的。好几个月我们几乎吃南瓜过活，士兵们呼喊着他们自己的口号：‘吃南瓜！打倒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就是地主们和地主们的南瓜。朱德让彭德怀留在井冈山上，自己冲破了白军所设立的封锁。一九二九年一月，我们第一次在山上的逗留，就这样结束了。

“这时候第四军，开始做贯穿江西南部的征战，这征战很快地很成功地发展了起来。我们在东固建立了苏维埃，和本地的红军会合。我们把军力分开继续进军到永定、上杭和龙岩。在这几县里，都成立了苏维埃。在红军到来以前，在这些区域里旧有的武装民众运动，保证了我们的胜利，帮助我们很快地在一种稳定的基础上，建立苏维埃政权。经由了农村群众运动和游击队，红军的势力扩张到几个别的县份，但共产党则到后来才能在那里掌握完全的权力。

“红军的情形开始改进了，不论在物质方面或政治方面。但还有许多坏的倾向。举例说吧：‘游击主义’是一种弱点。这弱点反映出来是缺乏纪律、夸张民主观念和组织涣散等。另一种需要斗争克服的倾向是‘土匪性质’——不喜欢沉静下来，去做政府的严肃工作，反而喜欢行动、改变和新的经验。此外，还有军阀主义的残余，有些司令官虐待甚至鞭打士兵们，凭个人的好恶，而表示区别，表示偏爱。

“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在福建西部所举行的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以后，许多这样的弱点都被克服了。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改善的办法，许多误会被清除了。新的方法——它奠定了红军高级意识形态的领导基础——被采用了。在这以前，上面所说的那些倾向是很厉害的，而且被党和军事领导中的托洛茨基派分子利用来破坏这一运动的力量。对于这些坏倾向的一种猛烈的斗争开始了，有些人被取消了党里的地位和军事指导。刘恩康（译音）——一个军长，是一个例子。他被人发觉打算把红军领导到作战困难的地方去，而用这方法，来消灭红军，几次失败的作战，很明显地暴露了他们的阴谋。

“这次会议，准备了在江西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道路。这在第二年就有了一些光明的胜利。江西南部，几乎整个落到了红军的手里。中华苏维埃区域的基础，已经建立起来了。

“一九三〇年二月七日，在江西南部召集了一个重要的本地的党会议，讨论苏维埃的将来的纲领。本地的党、军、政府代表都出席。在这次会议上，详细地讨论了土地政策，反对‘机会主义’（由那些反对重新分配的人们所主持着的）的斗争胜利了。会议又决定实行土地重新分配，加速苏维埃的形成。在这以前，红军只是组织本地的和县区的苏维埃，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建立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农民热烈地拥护，并响应这一个新的纲领，这拥护帮助红军在后来的几个月中击败了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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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当时的情形可参见The inner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y T'ang Leang-Li（汤良礼著《中国革命内幕史》，一九三〇年伦敦出版），这是根据国民党左派的观点写的。——作者原注

[2]彭孔塔：应为彭公达。

[3]俞泻都：应为余洒度。下同。

[4]郑豪：应为陈浩。

[5]杨录生：应为杨立三。

[6]军长在此指的不是一个具体的官名或职务，说的是杨立三当时在红军中担任职位。他到达陕北后，历任军需保管处处长、红军总医院院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抗大校务处处长等职。

[7]湖南茶陵是全国最早的县级苏维埃政权。出任政府主席的是谭震林。作者所说的“杜仲宾”应为“杜修经”，1927年时任醴陵县委书记。

[8]李文龙、李绍祖：应为李文林、李韶九。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