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国民革命时代

毛泽东这时候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还不是一个共产党——这是因为在那时候，中国还没有像共产党的那一种组织。到一九一九年，陈独秀才和共产国际建立了联系。一九二〇年，马林——第三国际的一个很有力的长于煽动的代表来到上海，安排和中国党的联系。以后不久陈独秀在上海召集了一个会议，差不多同时，一群中国学生，也在巴黎开会，建议在那里设立一个共产主义的组织。

我们想到中国共产党到目前还不过是十六岁的青年，那么它的成绩实在不能算少了。因为除了苏联以外，它是全世界共产党中最强有力的。而且除了苏联以外，也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自称有它自己的强大的武装队伍。

这是又一个晚上，毛泽东继续他的故事：

“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在这个组织中间占主要势力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他们两人都是中国最著名的文化界领袖。我在北大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在李大钊手下，很快地发展，走到马克思主义的路上。我对于这方面产生兴趣，陈独秀也是很有帮助的。在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时候，我和陈独秀讨论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在我的生活中，这一个转变的时期，可以说陈独秀给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

“在上海这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次会议中，除了我以外，只有一个湖南人。参加会议的其他人有张国焘、包惠僧和周佛海。我们总共是十二个。那一年的十月，共产党第一省委在湖南组织起来了。我是委员之一。接着在别的省份和城市里组织也建立起来了。在上海的党中央委员会有陈独秀、张国焘（现在红军第四方面军）、陈公博（现任国民党官吏）、施存统（现为南京官员）、沈玄庐、李汉俊（一九二七年在武汉被枪决）、李达、李森（译音）等。在湖北的党员有项英、温得应、董必武（现任保安共产党学校主席）、许白昊、施洋。在陕西[1]的党员有高崇武[2]（译音）和一些有名的学生领袖。在北京是李大钊（一九二七年，与其他十九位北京党组织的成员一起遇害）、邓中夏（一九三三年，被蒋介石杀害）、罗章龙、刘仁静（现为托洛茨基派）和别的一些人。在广州是林伯渠（现任苏维埃政府财政委员）、彭湃（一九二九年被枪杀）。王精美[3]（译音）和邓恩明[4]（译音）是山东省委的发起人。

“同时在法国，许多工人、学生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几乎是和在中国国内的组织同时开始的。那里的党的发起人之中有周恩来、李立三和向敬予[5]（译音，蔡和森的妻子，发起人中唯一的中国女子）。罗迈和蔡和森也是法国支部的发起人。过了一些时候，在德国也组织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党员有高语罕、朱德（现任红军总司令）和张申府（现任清华大学教授）。在莫斯科支部的发起人有瞿秋白和一些别的人。而在日本是周佛海。

“到一九二二年五月，湖南省委——我那时是书记——已经组织了二十多个工会，包含矿工、铁路工人、市政职员、印刷工人和政府造币厂工人等。那年冬天开始了猛烈的劳工运动。那时共产党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学生和工人身上，而在农民中做得很少。大矿厂的大部分工人被组织起来了，而学生几乎全数被组织了。一九二二年冬天，湖南省省长赵恒惕下令枪决两个湖南工人——黄爱（译音）和庞人龙[6]（译音），这一事件引起了民众对赵恒惕的公愤。被杀死的两个工人之一——黄爱是右派工人运动的一个领袖，右派工人运动以工业学校学生为基础，是反对我们的。可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以及在许多别的斗争之中，我们援助了他们。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会当中也很有势力。这些工会那时候都加入湖南全省劳工会。可是我们对无政府主义者抱妥协态度，经过种种磋商，阻止他们干许多过于躁急而无谓的行动。

“我被派遣到上海去帮助组织反赵恒惕运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那年（一九二二年）冬天在上海开会，我本想要参加，可是忘记了开会的地点，又找不到我的同志们，结果错过了。我回到湖南，大力地推动工会的工作。第二年春天，湖南各处发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承认工会，大部分都胜利了。五一劳动节在湖南全省举行了一次总罢工，而这次罢工，表明中国的工人运动，已经达到了空前的力量。

“一九二三年在广州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个历史有名的决议：参加国民党，和它合作，建立统一战线反抗北洋军阀。这时我到了上海，在党中央委员会中工作。第二年（一九二四年）春天我到了广州，参加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三月我回到上海。我一面担任共产党党部工作，一面又担任国民党党部工作。国民党上海党部的执行委员，除了我以外，还有汪精卫（后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和胡汉民。我和他们一块儿工作，协调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双方行动。那年夏天，黄埔军官学校成立了。聘加伦将军为顾问，别的苏联顾问也来到了。国共的联盟开始领导遍及全国的革命运动。那年冬天我在上海病了，所以回到湖南休息。回到湖南以后，我组织了本省农民运动的核心。

“以前我没有充分地了解在农民中阶级斗争的程度，可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以及接着的政治大波浪当中，湖南的农民的斗争性变得十分明显。我离开我的家，开始组织农村工作。在几个月之中我们组织了二十个以上的农民协会，引起了地主们的仇恨。他们请求当局逮捕我。赵恒惕遣派军队追捕我。我便逃到广州。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正逢黄埔学生打败了云南军阀杨希闵、广西军阀刘震寰。广州和国民党内部充满了乐观的气氛。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之后，蒋介石被任命为第一军总司令，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

“我在广州担任《政治周报》编辑，这是国民党政治部[7]的机关刊物。它后来在攻击和批评戴季陶所领导的国民党右派方面，起了积极作用。我也负责训练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并且为此设立了一个班，由二十一个不同的省份的代表来听讲，还包括从内蒙古来的学生。来到广州不久以后，我便担任国民党宣传部部长和中央候补委员。林伯渠这时是国民党农民部长，另一共产党党员谭平山是工人部长。

“那时我写的文章很多。在中国共产党内，我负担了农民工作的特别任务。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的经验，我写了两个小册子。一个叫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个叫作《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陈独秀反对第一本书里所发表的意见。那本书主张实行土地革命和在共产党领导下加紧农民组织。但陈独秀拒绝共产党中央机关发行这本书。以后在广州《农民月刊》和《中国青年》杂志里登出了。第二篇论文是在湖南当作一个小册子发行的。大约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我们慢慢地分离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等到一九二七年才达到最高点。

“我继续在广州国民党内工作，直等到一九二六年三月，蒋介石快要在那里实行他的第一次政变。在国民党左右两派协调，国共联合重新建立之后，我又前往上海。这是一九二六年春天。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是这年五月在蒋介石领导之下召开的。我在上海指导共产党的农民部，从这里又被送到湖南，作为农民运动的视察员。同时，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之下，在一九二六年秋天，开始了历史上有名的北伐。

“我在湖南视察了五县——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形。我对中央委员会做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次年初春，当我到了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我出席并提出建议，主张重新分配土地。在这一次会议上，有彭湃、方志敏和约克（York）及沃伦（Volen）两个俄国共产党党员，决议通过了我的建议，提交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可是后来中央委员会却加以否决了。

“当一九二七年五月在武汉召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党还是在陈独秀操纵之下。虽然蒋介石已经发动反革命行动，并在上海、南京开始对共产党攻击，可是陈独秀对于武汉的国民党，仍旧是温和让步，而且不顾各方面的反对，实行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对于那时候的党的政策，特别是关于农民运动的政策，非常不满意。我今日想起来，如果那时把农民运动更彻底地组织起来，把农民武装起来对地主从事阶级斗争，那么苏维埃或许会在全国范围内有一种较早的而且更有力的发展。

“但是陈独秀强烈地反对。他不明白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十分低估农民革命在这时候的可能性。结果，在大革命危机的前夜举行的第五次全会，没有能通过一种恰当的土地政纲。我的加速深入农民斗争的意见，甚至没有提出讨论，因为陈独秀所操纵的中央委员会，拒绝考虑我的意见。这次全会决议以‘有五百亩以上土地的农民’方为地主，这样就把土地问题搁下了。在发展阶级斗争上，这种对地主的定义，是完全不够也不符合实际基础的，而且也没有考虑到中国农村经济的特殊性。可是，会议以后，却组织了一个全国农民协会，我是第一任会长。

“到一九二七年春天，湖北、江西、福建，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已经发展到了一种惊人的威力，尽管共产党对它态度冷漠，国民党对它着实感到惊慌。高级长官和军队司令们开始要求镇压这种农民运动，他们把农民协会称作‘流氓协会’，认为行动和要求都太过火。陈独秀把我从湖南调回，认为我应对湖南所发生的一些事情负责。他强烈地反对我的意见。

“四月间反革命运动已经在南京和上海开始，在蒋介石领导之下的对有组织的工人们的大屠杀已经开始了。同样的举动在广州也实行了。五月二十一日在湖南发生许克祥事变，好几十名农民和工人被反革命枪杀了。不久以后，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取消了它和共产党的合作，把共产党从国民党驱逐出去，从武汉政府驱逐出去，可是这个武汉政府也很快不再存在了。

“这时许多的共产党领袖们被党命令着离开中国，到俄国、上海或别的安全的地方去。我被命令到四川去。我说服陈独秀不要派我到四川去，而派我到湖南去做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可是十天以后，他很快地命令我回来，责备我不应该组织反抗唐生智的暴动。唐生智那时掌握着武汉政权。党务这时候是在一种混乱的状态中，几乎每一个人都反对陈独秀的领导和他的机会主义路线。最后武汉国共合作的崩溃，就很快地促成了陈独秀领导的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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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陕西：应为山西。

[2]高崇武：应为高君宇。

[3]王精美：应为王尽美。

[4]邓恩明：应为邓恩铭。

[5]向敬予：应为向警予。

[6]庞人龙：应为庞人铨。

[7]政治部：应为宣传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