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革命前期

在毛泽东讲着过去事迹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旁听者，至少是和我同样感兴趣的。这就是他的妻子贺子珍女士。很明显地，他所告诉我的许多关于他自己以及共产主义运动的事实，她以前是从来没有听过的。而且不仅她一人，毛泽东在保安的许多同志，也是如此。后来，当我向别的红色领袖收集传记材料的时候，他们的同事常常围拢来，很感兴趣而且是第一次听到这些故事。虽然他们都在一起作战了许多年，可是他们并不知道彼此在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前的生活，这些日子被他们看作黑暗时代，人们的真实生活只有在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才开始的。

这是另一个夜里，毛泽东两脚交叉着坐着，背靠在两个铁的行军箱子上。他点起了一支纸烟吸着，拾起了前一天所讲故事的线索，接下去说：

“我在长沙师范学校的几年中，总共只用了一百六十块钱——里面包括许多次的报名费！其中我要花掉三分之一在报纸上，因为每月订一份报纸，就是一块钱。我常常还在书摊子上买些书和杂志。我父亲责骂我浪费。他说这叫作挥霍钱在废纸上头。可是我养成了读报的习惯，从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七年，就是在我没有走上井冈山以前，我从没有停止阅读北京、上海和湖南的每日的报纸。[1]

“我在学校的最后一年里，母亲去世了。这样我更加失掉回家的兴趣了。我决定那年夏天到北京去。湖南有许多学生都计划到法国去，用‘工读’的方法去读书。法国在欧战中用这种方法招募中国的青年为它做工。在离开中国以前，这些学生们打算在北京学习法文。我帮助组织这个运动。在这一群出洋的人们中间，有许多是从湖南师范学校去的学生，他们大部分后来都变成有名的激进分子。徐特立也被这一运动影响了，当时他已经是四十多岁了，他放弃在湖南师范学校的教员位置，跑到法国去。可是直到一九二七年他才成了共产党党员。

“我陪伴着一些湖南学生来到北京。可是，虽然我帮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还有新民学会的补助，但我不愿意到欧洲去。我觉得关于我自己的国家，我知道得并不够，把时间花在中国对我更有益处。那些决意要去法国的学生，师从李石曾——现在中法大学的校长——学习法文，可是我没有，我有别的计划。

“对于我，北京好像费用太高了：我是向朋友们借了钱来北京的，来了以后，必须马上寻找职业。杨昌济——我从前在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现在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我请他帮助我找寻一个职业，他就把我介绍给北大的图书馆主任。这主任就是李大钊，他不久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后来被张作霖枪杀了。李大钊给我找到工作，当图书馆的助理员，每月给我一笔不算少的数目——八块钱。

“我的地位是这样低下，以至人们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纸的人的名字，可是大多数人，都对我视而不见。在这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识了许多有名的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名字。像傅斯年、罗家伦和一些别的人，对于他们我是特别感兴趣的。我打算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忙人。他们没有时间去倾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土话。

“但是我并不失望。我参加了哲学会、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旁听大学里的功课。在新闻学会里我遇见了同样的旁听生，像陈公博，他现在是南京的一个大官了；谭平山，他后来变成了共产党，再以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一分子；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帮助我很多。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充满了热烈理想和良好性格的人。一九二六年他被张作霖枪决了。

“当我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我也遇见了张国焘——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康白情——他后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加入了三K党（！！！）；还有段锡朋——现在是南京政府教育部次长。在这里我也遇见且爱上了杨开慧女士。她是我以前的伦理教员杨昌济的女儿。在我的青年时代杨开慧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并且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最真挚的朋友。

“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加，我的头脑越来越激进。我已经告诉你了这种情形的背景。可是在这时候，我还是很糊涂，用我们所常说的话来说，我正在寻找一条出路。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一个北大的学生，名叫朱谦之的，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可能性。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穷苦的，可是另一方面，这座古代都城的美对于我可算是一种补偿。我住在一个叫作三眼井的地方，在一间小屋子里住下了七个人。晚上我们七个人都紧紧地挤在一个炕上，连气都透不过来。当我要翻身的时候，我常常必须先跟睡在我两旁的人们打招呼。但是在公园里，在故宫前面的广场上，我见了北方的早春。当北海上面正结着坚冰的时候，白梅盛开着，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上悬挂着水晶冰柱子，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北海冬天珠玉树的名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唤起了我的好奇和赞叹。

“一九一九年开头，我和要去法国的学生一同到了上海。我只有到天津去的车票，到了天津以后，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再向前走一步。可是，像中国俗语所说的‘天无绝人之路’，很幸运的是，有一个同学从北京孔德学校得到了一些钱，他借给我十块钱，使我能够买一张车票直到浦口。在往南京去的路上，我在曲阜停留了一下，去瞻谒孔子的坟墓。我到了孔子的弟子洗脚的那条小溪边，到了圣人幼年时所住的小镇。相传曲阜大成殿旁边有一棵古树，是孔子亲手栽种的，靠近替他所立的历史上有名的庙旁边，我居然看见这棵树了。我也在孔子有名的一个弟子——颜回曾经住过的河边停留过，并且也看见了孟子的出生地。在这次旅行中，我登了泰山——山东的神圣的山，冯玉祥曾在这里隐居，并且写了些爱国的对联。

“可是当我到了浦口，我又没有一个铜圆，也没有车票。没有人有钱可以借给我，我不知道如何能离开浦口。屋漏偏逢连夜雨，车上一个贼又把我仅有的一双鞋偷去了。哎呀！我怎么办呢？但是，又是‘天不留出门人’，我又遇着好运气。在火车站外，我遇见了从湖南来的一个老朋友，这样他成了我的‘救命菩萨’。他借给我的钱买了一双鞋后，还足够买一张到上海去的车票。这样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行——同时留神着我的新鞋。到上海我知道了已经有人募集一批大款子送学生到法国去，还预备了一笔钱送我回湖南。我送我的朋友们到轮船上之后，我就向长沙出发。

“尽我所能记忆的，我第一次到北方旅行中所值得纪念的，是这些经历：

“我在北海湾滑过冰。我围绕洞庭湖走过了。在保定的城墙上我曾环绕着走过一圈。在三国里有名的徐州的城墙、在历史上有名的南京城墙，我都环绕着走过一次。最后我登过泰山，拜谒过孔子的墓。这些事情，在那时候，对于我，好像是除了遍游湖南以外的最大的成就。

“当我回到长沙的时候，我比之前更直接地参加了政治工作。五四运动以后，我把大部分的时间，专用在学生政治活动上。我是《湘江评论》的主笔。这是湖南学生办的报纸，对于华南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影响。我在长沙帮助创办了文化书社——一种研究新文化和政治趋势的团体。这个书社，而且特别是新民学会，猛烈地反对那时候的湖南督军张敬尧——一个很坏的人。新民学会领导了一个学生总罢课，反对张敬尧，要求革去他的职，派遣代表到北京和西南鼓动人们反对他。因为那时候孙中山在西南已经开展活动了。于是张敬尧就用查禁《湘江评论》来报复学生的反对。

“这以后我跑到北京，代表新民学会在那里组织了反军阀运动。新民学会又把反张敬尧的斗争，扩大为普遍的反军阀的煽动。当时我担任一个通讯社社长，来推动这个工作。这种运动在湖南得到了成功。张敬尧被谭延闿推倒了，长沙建立起一种新的局面。正在这个时候，新民学会开始分成了两派——左派和右派——左派坚持要进行一种远大的社会、经济、政治的改革。

“一九一九年我第二次到了上海。在那里我又见了陈独秀。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北京。那时我在北大。他对我的影响也许比任何人都大。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希望他能赞助湖南学生运动。在上海我和陈独秀讨论我们组织‘湖南改造联盟’[2]的计划。之后我回到湖南就开始组织起来。在那里我得到一个教员的职位，同时继续我在新民学会的活动。那时新民学会的政纲是争取湖南‘独立’——意思是真正的自主。我们那时对于北方政府非常厌恶，并且相信如果能够和北京脱离关系，湖南会更快地现代化。所以我们的组织主张和北京政府‘分离’。那时候我是一个坚定的美国门罗主义[3]和门户开放主义的拥护者。

“谭延闿又被一个叫作赵恒惕的军阀赶出湖南了。赵恒惕利用‘湖南自治’运动图谋他自己的利益。他假意拥护自治，主张中国成为‘联省自治国家’。可是当他一得到政权之后，他用极大的力量镇压民主运动。我们的团体要求男女平权和代议制政府，总而言之，赞成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政纲。我们在自己办的报纸——《新湖南》上，公开地鼓吹这些改革。有一天我们领导了去捣毁湖南省议会的活动，因为在那里，大多数议员都是军阀所指派的地主豪绅们。这一次捣毁的结果，我们把省议会里张所挂的胡说八道和吹牛的对联匾额都除下了。

“捣毁省议会这件事被看作湖南的一件大事，统治者们都惊慌了。可是，当赵恒惕夺得政权以后，他背叛了一切他以前所支持的主张。特别是他猛力禁止一切民主的要求，所以我们的学会把斗争的目标转向了他。我记得一九二〇年的一段故事，那年新民学会组织了一个示威，庆祝苏联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这示威被军警镇压下去了。有些示威者曾经企图在这一次会上，举起红旗，可是军警禁止这样做。示威者指出依照那时候的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集会、组织、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军警并不听从。军警说他们不是来上宪法的讲堂的，而是来执行赵省长的命令的。从这次以后，我信服了只有经由群众的行动而得到的群众政治力量，才能保障有力的改革的实现。

“在一九二〇年，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被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史所影响。在我第二次游北京期间，我读了许多关于俄国的书。我热情地搜寻一切那时候能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有三本书特别印在我的脑海里，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最正确解释，从此以后，从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是由中文印行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刻儿枯朴[4]的《社会主义史》。到了一九二〇年夏天，在理论上——某种程度上说，也在行动上，我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从这以后，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同年我和杨开慧女士结了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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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那时候，现代报纸在中国还是一件稀奇的东西，许多人们，尤其是官员们，都憎恶报纸。说实在的，直到现在还是如此。——作者原注

[2]湖南改造联盟：指“湖南改造促进会”。毛泽东等人1919年发起和领导的革命组织。

[3]门罗主义：1823年12月2日，美国总统门罗在致国会咨文中提出的主张。主要内容：宣布任何欧洲强国都不得干涉南、北美洲的事务，否则就是对美国不友好的表现；提出“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

[4]刻儿枯朴（1844—1912）：现多译为柯卡普，英国学者，费边社会主义者。

[5]毛泽东以后没有再提他和杨开慧女士的生活。从种种方面来看，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她是北京大学的一个学生，后来成了大革命中的一个青年领袖，最活跃的女共产党员之一。他们的结婚被当时湖南新青年所庆贺着，认为是“最理想的浪漫史”。很明显地，他们是彼此很专爱而忠实的。后来，杨开慧女士，大约是在一九三〇年被何键枪杀了。——作者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