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长沙时代

毛泽东接着说：

“我开始渴想着到长沙去。这是一个大城，湖南省的都会，而离我家只有一百二十里。人们传说这个城是很大的，里面有许多许多的人、许多的学校，抚台衙门也在这里。总之它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在这个时候我很想到那里去进一个为湘乡人办的中学。在那年冬天，我请求我的一个高等小学的教员介绍我到那里去，这个教员同意了。我步行走到长沙，感到极其兴奋，但又担心我会被拒绝入学，我几乎不敢设想：我真会变成这个大的学校里的一个学生。出乎意料，居然没有什么困难我就进去了。但政治事变很快就发生了，我在那里仅仅停留了半年。

“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力报》[1]。这是一种民族革命的日报，登载着广州反对清政府的起事和七十二烈士的殉难。这件事情是在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的领导之下发动的。我深受这个故事的影响，觉得《民力报》充满了动人的材料。这报是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变成国民党一个有名的领袖。在这个时候我也听到了孙中山先生和同盟会的纲领。国家这时正是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竟兴奋到这样的程度，以至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校里的墙上。这是我的政治意见的第一次发表，它的思想是很混淆的。我还没有放弃我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的赞美。我也不十分明了他们的分别。所以在我的论文里，我主张孙中山先生应该从日本回来就任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做国务总理，梁启超做外交部部长。

“著名的川汉铁路风潮，就是反对外国投资建筑川汉铁路的运动开始了。人民对于立宪的要求更加迫切。对于这个要求，皇帝仅仅是下旨设立一个资政院。在我的学堂里，学生越来越受刺激。他们用对辫子的反抗来表示他们反清的情绪。我和一个朋友剪去了我们的辫子，但别的一些答应也要剪去的人们，到后来没有信守他们的话。所以我和我的朋友就在暗中攻击他们，而且强迫地剪去他们的辫子，有十几个人变成了我们的剪子的牺牲者。这样子，在一个很短的时期中，我从讥笑‘假洋鬼子’的假辫子，跳到主张一切辫子的总取消。政治思想是多么能够改变人的观点啊！

“我和一个在法律学堂的朋友掀起了对辫子的大辩论，双方都对于这一问题提出相反对立的理论。这个法律学生引用经书作为辩论的根据，坚持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但我自己和一些反对蓄辫的人们，发明了一种反对的理论，站在反清的政治立场，完全驳倒他，使他无话可说。

“在黎元洪领导的武昌起义发生以后，湖南宣布了戒严令。政治局面很快地更换着。有一天，一个革命党，得到了校长的允许，来到中学堂做了一次惊人的演讲。在大会上七八个学生站了起来，用对清政府的猛烈的攻击来拥护他，并且号召大家实施建立民国的行动。人们都用全副精神谛听着。当那个革命的演说家——黎元洪的一个下属官员在激动的学生前面演说的时候，会场里面连呼吸的声音都没有。

“听了这一次的演说以后四五天，我决定要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我决定和几个别的朋友到汉口去，我们从我们的同学们那里筹集了一些钱。听说汉口的街道是很湿的，而且必须穿雨鞋，我去一个在军队里的朋友那里借皮鞋。这军队驻扎在城外，我被驻防的军队拦阻住了。这个地方已经很紧张。士兵们第一次被发给子弹，他们正向街道冲过来。

“起义军已经沿着粤汉铁道沿途前进，战争开始了。在长沙城外发生了一次大战。同时城里也发起了叛变，城门被中国工人攻击并且占领了。但通过其中一个工人的帮忙，我又进了城。之后我站在一个高的地方观战，直等到我看见了‘汉旗’在衙门上飘扬。这是一块白布中间有一个‘汉’字的旗帜。我回到我的学校，它已经在军队守卫之下了。

“第二天成立了一个都督政府，哥老会里两个有名的会员被举为都督和副都督。新政府设在以前省咨议局的房屋里，议长是谭延闿。原省咨议局被废除了。在由革命者所发现的清政府的文件里，有几份请求召开国会的呈文。原稿是由徐特立用血所写成的。徐特立现在已经有六十岁了，是苏维埃政府的教育委员。那时候他切断他的手指，表示他的诚恳和坚决。他的呈文是用下列的话开始的：‘请求召开国会，予向诸君（去北京的省代表）断指告别。’

“新都督和副都督都没有存在很久。他们俩不是坏人，还有些革命意志。但他们很穷，并且代表被压迫阶级的利益。地主和商人们对他俩很不满意。没有几天后，当我去拜访一个朋友的时候，我看见了他俩的尸身躺在街上。谭延闿对他们已经组织了一个叛变。原来谭延闿是湖南地主和军阀们的代表啊！

“这时候有许多学生参加了军队。一队学生军已经组织成了。在这些学生军里有唐生智。但我不喜欢学生军，它的基础太混杂了。我决定改换参加正式军队，完全地帮助革命。清帝还没有退位，这时候还要经过一个战斗的时期。

“在军队里我的饷银是每月七元——这比我现在在红军所得的还多。从这七元之中我每月用二元在伙食上。我还要买水。士兵们必须从城外去挑水，但是我是一个学生，不愿意去挑，只好从挑水夫那儿买水用。我的饷银的余下部分，都用在报纸上，我成了一个很贪婪的报纸读者。在报章中鼓吹革命的有《湘江日报》。里面常讨论‘社会主义’，而在这些栏中，我第一次学习了这一名词。我也和别的一切学生们和士兵们讨论社会主义，但实际上只是‘社会改良主义’而已。我读了一些江亢虎关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原理的小册子。我很热心地写信给好几个同班的同学，讨论这一问题，可是他们中只有一个回复并赞同我。

“在我那一队里，有一个湖南矿工和一个铁匠，我是非常喜欢他们的。其余的都很鄙俗，而且有一个是流氓。我劝说了两个学生参加军队，并且我和营长以及大多数士兵建立了很好的友谊。我能写，知道许多的书，他们都尊敬我的‘大学问’。我可以帮助他们写信，或者其他像这类的事。

“革命的结局，到这时还没有定。清朝还没有完全放弃政权。而在国民党中，关于领导权的问题有了一个争斗。人们都说在湖南再爆发战争是不能免的。有许多军队组织起来，反对清朝，反对袁世凯，湖南军队也在其中。可是当湖南人准备开始行动的时候，孙中山和袁世凯达成了和议，预定的战争取消了，南北统一了，南京政府被解散了。我觉着革命是过去了，就从军队里退出，决定回到我的书本子上去。我只做了半年的士兵。

“我开始注意报纸上的广告。那时候许多的学校刚开办，他们用报纸登广告去吸引新的学生。我没有特定的标准去评判学校，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确实想去做什么事。可是在我考试之前，我看见了一个‘制造肥皂学校’的广告。不需要什么学费，供给膳宿，并且还有些许薪水。这是一则吸引人、鼓舞人的广告。它说了许多关于制造肥皂对于社会的好处，说它会如何使国家和人民富足。我改了我的投考警察学校的志愿，而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我在这里交了一块钱的注册费。

“在这时候我的一个朋友成了法政学生，他劝我去进他的学校。关于这个法政学校，我也读了一则诱人的广告。这广告应许了许多美妙的事情。它允诺在三年中教授学生一切关于法律的知识，并担保在这三年终结，学生会马上变成京官。我的朋友不断地对我赞美这个学校，最后我写信给家里，重复述说广告上所允诺的一切，请求他们给我送学费来。对于他们，我把将来做法官和京官的前途描画成一幅光明的图画。我就在法政学校交了一元钱的注册费，等候着我父亲的回信。

“命运又通过一个商业学校的广告来影响我了。另一朋友向我建议，说国家现在在经济战争中，而现在最需要的人才是能建立国家经济的经济专家。他的议论打动了我，我也在这个商业中学付了一块钱的报名费。结果我投考了这里，而且考取了。可是同时我还继续看广告，有一天我读了一篇广告，述说一个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的好处。这是由政府主办的，有很多课程，而我听说它的教员们都是能干的人。我决定了最好是能在那里学成一个商业专家，就付了一块钱报名，之后写信给我父亲告诉他我的决定。他对这件事很是高兴。我父亲很赞美经商的好处。我投进了这个学校，只住了一个月。

“我发现我在这个新学校上学的困难，在于许多功课都用英文来讲授。我和许多别的学生不同，只知道很少一点儿英文，简直是只知道字母。我对这种局面感到讨厌，在月尾，我就退学了。我又继续翻阅广告。

“我第二次的学业冒险，是在省立第一中学。我用一块钱报了名，经过了入学考试，取得榜上的头一名。这是一个大的学校，有许多的学生，而它的毕业生也是很多的。那里有一个国文教员，他帮助了我很多。因为我爱好文学，所以很爱接近这位教员。这一位教员借给我的书是《御批通鉴》[2]，里面有乾隆皇帝的圣旨和御批。

“正在这个时候，长沙的官办火药厂爆炸，起了很大的火，而我们学生们觉得这件事很有趣味。好几吨的子弹和炸弹都爆炸了，火药燃烧着变成一片很强烈的火焰，比起爆竹来要好看得多了。一个月以后，谭延闿被袁世凯驱逐了。袁世凯那时候正操纵着民国的政治机构。汤芗铭代替了谭延闿，而他开始替袁世凯筹备登基。

“我不喜欢第一中学。它的课程是很受限制的，它的规则是很值得反对的。在读了《御批通鉴》以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如果我自学和研究，或许对我自己还要好些。六个月以后，我离开了学校，自己安排了一个自我教育课程，每天到湖南省立图书馆里读书。对于这件事我是很规矩很认真的，而在这样的方法中所度过的半年，我认为对我是极有价值的。每天早晨当图书馆开门的时候我就进去。在正午的时候，我仅仅休息片刻，去买两个糕饼吃。这是我每天的午餐。我每天待在图书馆读书直到它关门的时候。

“在这个自我教育期间，我读了许多书，读了世界地理和世界历史。在这里我第一次看见并且很有兴趣地研究了一张世界地图。我读了亚当·斯密的《原富》[3]、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约翰·密尔的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梭的著作、斯宾诺莎的《逻辑》和一本孟德斯鸠写的关于法律的书。诗、小说、古希腊的故事，以及关于俄、美、英、法以及别的国家的历史和地理的研究，被我混到一起了。

“这时我住在湘乡会馆里。许多士兵也在这里，都是从县里退伍的或被解散的士兵。他们没有事做，而且都是很穷的。在会馆里学生和士兵总是吵架。有一天晚间，这种敌对以武力的形式爆发了。士兵攻击并且想打杀学生们。我躲避到厕所里，直等战争结束以后才出来。

“那时候我没有钱，我的家里拒绝供给我，除非我进入学校。因此，我不能够再在会馆里住下去了，我开始寻找新的住所。同时我正在认真地思索我的前程，最后差不多得出结论：我最适合于教书。我又开始留意广告。这时候湖南师范学校一则很动人的布告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带着兴趣读着它的好处：不需要学费、廉价的膳费、廉价的宿费，等等。我有两个朋友，也鼓励我投考。他们需要我帮助他们准备入学论文。我把我的打算，写信告诉我的家人，并且得到了他们的允许。我替我的两位朋友写了论文，也替我自己写了一篇。三个人都考取了——所以，实际上我考取了三次。那时候我不认为我代替我的朋友的行为是不道德的，这只是一件表达友谊的事情。

“我在师范学校做了五年的学生，努力抵抗着一切后来的广告的引诱。最后我确实得到了毕业文凭。我在这里——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生活中所遭遇的事情是很多的，而在这个时期，我的政治观念开始形成。在这里我也学习到了在社会中行动的最初的经验。

“在这个新学校里有许多规矩，而我只赞成这些规矩中的很少数。例如，我反对自然科学的必修课程。我想专修社会科学。我对自然科学特别不感兴趣，我不愿意读这些，所以在许多这些课程里，我得到很低的分数。我所最恨的是静物写生的必修课程，以为这是极端愚蠢的。我往往只想些能够画得最简单的物品，很快地画完就离开课室。我记得有一次我画了一条直线，上面一个半圆，代表李太白诗‘半壁见海日’句。又有一次，在图画考试中，我画了一个椭圆形，说这就是蛋，自己认为满足了。图画这门课程我得了四十分，不及格。所幸我的社会科学课程都很好，这样平衡了我在别的课程里的低分数。

“这里的一个中文教员，学生们替他起诨名叫作‘袁大胡子’。他嘲笑我的文章，说它是新闻记者的手笔。他看不起梁启超，认为他是一个半通不通的文人。可是梁启超曾经是我的模范榜样。我只好被强迫着改变我的文章风格。我就阅读韩愈的文章，学习了旧的古文辞藻。所以，敬谢‘袁大胡子’，今天我仍然能够写出一篇可观的古文，假如需要的话。

“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一个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我和他有了极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很强烈地信仰他的伦理学，努力灌输一种做公正的、道德的、正义的而有益于社会的人的志愿给他的学生们。在他的影响之下，我读了一本关于伦理的书。这书是蔡元培翻译的。我读完后写了一篇论文，题名叫《心智的能力》[4]。那时我是一个唯心主义者，而我的论文被杨昌济老师大大称赞。他给了我一百分。自然他是从他的唯心观点来看的。

“一个姓唐的教员常常给我一些旧的《民报》，我用高度的兴趣来读它。从这上面我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有一天我看见了一份《民报》，上面登载着两个中国学生，旅行走遍中国一直到了藏区边界的打箭炉[5]的故事。这件事非常鼓舞我，我想要模仿他们的样子，但是我没有钱，所以我想我应当先完成湖南全省的旅行。

“第二年夏天我步行游历湖南省，走过了五县，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和我同行。我们走经了这五县，没有用过一文钱。农民给我们吃，给我们地方睡觉；我们到任何地方都被很好地招待着、欢迎着。这个和我一同旅行的萧瑜，后来成了易培基手下的一个国民党官吏。易培基那时是湖南师范的校长，后来成了南京的高级官吏。他替萧瑜得到了北京故宫博物院监守的职位。萧瑜卖了博物院里一些最有价值的宝物，在一九三四年拐款潜逃了。现在他在大连藏身。

“我这时感到心情舒畅，也想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邀请对爱国工作感兴趣的青年和我联络。我特别提出要结识吃苦耐劳、有决心能为祖国牺牲的青年们。这个广告使我收到了三个半的回信。一个是罗章龙的回答，他后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之后又叛变了。两个是从后来变成极端反动的青年那里得到的。半个回答是一个没有明白表示意见的青年，名叫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所说的一切话，可是他随即走开了，他自己并没有任何具体的建议。我们的友谊永远没有发展起来。

“但是慢慢地在我的周围聚集了一群学生，这群学生后来成了新民学会的核心。这个学会对于中国的事情和命运，有着广泛的影响。它是一小群头脑认真的人们，对于小事情是没有时间去讨论的。他们所做的和所说的每一件事，必定要有一个目的。他们没有时间来说爱情和‘浪漫史’，而且认为时局是太危急了，求知的需要太迫切了，完全没有时间去讨论女人或私人事情。我对于女人不感兴趣。在十四岁的时候，我父母替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子，可是我从来没有和她生活过——而且后来也没有过。我不认为她是我的妻子，而在这个时候，我丝毫不想念她。关于女人的魅力的讨论，在这个时候的青年生活中，通常是占有重要地位的，我的同伴们不仅不讨论这个，即便是日常生活的普通事情，他们也拒绝讨论。我想起来有一次在一位青年的家里，这位青年开始对我说要买些肉，他在我的面前唤来了他的仆人，为买肉的事，跟仆人谈论了半天，最后才吩咐他去买一小片肉。我心里非常不安，以后再没有见这位青年了。我和我的朋友们，只高兴谈论大事情——中国、人类的本性和人类社会、世界、宇宙！

“我们也成了热心的体育锻炼者。在冬季假期里，我们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河过江。假如遇见下雨，我们就脱下衣服，说这就叫‘雨浴’。当太阳很热的时候，我们也去掉衣服，说这就是‘日光浴’。在春风里我们大声叫着，说这是一种叫作‘风浴’的新游戏。已经下霜了的日子，我们还在露天中睡觉，甚至在十一月里，我们还在冷水里游泳。一切这些都是在‘身体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或许这对锻炼我的体格帮助不少，而这一种体格，后来我在华南许多次的进退行军里，以及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里，是这样迫切地需要它的。

“我和许多在别的市镇城池里的学生和朋友们，建立了一种很广泛的通信关系。慢慢地我开始认识到需要一种更严密的组织。一九一七年，我和几个别的朋友，帮助发起新民学会。这学会有七十到八十名会员。而他们中有许多人后来都变成中国共产主义里和中国革命史里的有名的人物。曾经参加过新民学会的较为有名的共产党党员有：罗迈[6]——现党组织委员会书记；夏曦——现在红二方面军里面；何叔衡[7]——中央苏区的最高法院法官，一九三五年被蒋介石枪杀；郭亮——有名的工人组织者，一九三〇年被何键枪杀[8]；萧子暲——作家，现住苏联；蔡和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一九二七年被蒋介石枪杀[9]；叶立云[10]（译音）——中央委员，后来叛变投降国民党，变成资本家工会组织者；萧铮（译音）——党的著名领袖，党成立时最初纲领的六个签字者之一，不久以前因病亡故。新民学会会员的大多数，在一九二七年反革命中都被枪杀了。

“大约在同时另一个团体组织成立，这是湖北的‘社会福利社’[11]（译名），是类似新民学会的。它的许多会员，后来也成了共产党党员。其中有：温得应[12]（译音）——该社社长，在反革命政变中被蒋介石枪杀；林彪——该社社员，现任红军大学校长；张豪[13]（译音）——现任白军工作负责人员。在北京也有一个会社，叫作‘互社’[14]（译音），有些会员后来也变成共产党。在中国别的地方，主要地在上海、杭州、汉口、天津，一些青年战士，组织了一些激进的团体，开始在中国政治上确立了一种势力[15]。

“这些会社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当我还在师范学校做学生的时候，我就开始读这本杂志。我特别爱好胡适、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梁、康二人我早已抛弃了。

“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成了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观念的一种奇怪混合物。关于‘十九世纪的民主主义’、乌托邦主义、旧式的自由主义等，我有一些模糊的情感，但是我是确定地反军阀反帝国主义的。

“我一九一二年考入师范学校，一九一八年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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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力报》：应为《民立报》，清末革命派的重要报刊之一，1910年创刊，1913年在袁世凯政府压迫下停刊。

[2]《御批通鉴》：应为《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下同。

[3]《原富》：严复翻译英国亚当·斯密著作《国富论》用的译名。

[4]《心智的能力》：《心之力》。

[5]打箭炉：古地名，今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

[6]罗迈，即李维汉。

[7]何叔衡于1935年2月牺牲于长沙。

[8]郭亮实于1928年3月在长沙英勇就义。

[9]蔡和森实于1931年被军阀陈济棠杀害。

[10]叶立云：应为易礼容。

[11]社会福利社：应为互助社。

[12]温得应：应为恽代英。下同。

[13]张豪：应为张浩。

[14]互社：应为辅社。

[15]这样的团体在天津是“觉悟社”，吸引了一些激进的青年到组织里来。周恩来是创立人之一。此外，还有邓颖超女士，周恩来的夫人；马骏，一九二七年在北京被枪杀；谌小岑，现任国民党官吏。——作者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