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童年时代

我交给毛泽东一大篇关于他个人生活的问题表，要求他答复。我自己感到抱歉，因为我所提出的问题太琐细了，像一个日本移民官吏一样不讲礼貌。但他竟不觉得。关于我所提出来的对于各种不同的事情的五六类的问题，毛泽东谈了十几个晚上，却很少提到他自己和他对于这些事情的作用。我开始想，指望他给我一些关于他自己的细情，是不可能的了——很明显，他认为个人是无关紧要的。像我所遇见的一些别的共产党人一样，他只乐于谈委员会、团体、军队、议决案、战斗、战术、办法等，而很少谈到个人的经验。

有一段时期，我以为这种不愿谈到主观的或个人的事情，是由于礼貌客气，或者是由于对我的怀疑和恐慌，或者是由于这些人头上悬有赏金。后来我才发现情形不是如此。事实是因为他们许多人实在都不记得这些私人的细情。当我开始收集传记材料的时候，我屡次发现：共产党员能够说出一切在青年时代所发生的事情，但只要他和红军一接触之后，他就把他自己丢开了。如果你不重复地问他，你不会听见任何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你所听到的只是一堆关于红军的故事、苏维埃的故事、党的故事。他们能够无限制地谈论每次战斗的日期和情形以及几百几千个他们曾经来往过，而别人从未听说过的地方。这些事情好像对他们有集体的意义，因为不是作为个人的他们，在那里创造了历史，而是因为他们的红军到过那里。在红军后面，有一种意识形态的整个的有机的力量，而为着这种意识形态，他们是在斗争着。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但因此我的报告更加困难了。

有一天晚上，当一切别的问题都有了满足答复以后，毛泽东翻到我这张标题为“个人历史”的问题表。“你结过几次婚？”对于这一问题，他发笑了——后来传出了谣言，说我问到毛泽东有几个妻子。他总是怀疑提供一个自传的必要。但我和他抗辩，说从某一方面说来，这比别的事情的报道更为重要。我说：“当人们读了你所说的话，他们愿意知道你是怎样的一种人。而且你也应该纠正一些流行的关于你的谣言。”

我提醒他外间关于他的死亡的各种传说。有些人说他能说很流利的法文，又有一些人说他是一个无知的农民，又有人说他是一个半死的肺痨病人，可是另外又有人说他是一个发狂的疯人。他很和蔼地惊奇着，人们竟用了这许多的时间来猜测他，但他同意了这些传说是应该被纠正的。于是他又看了一下我所写下来的那张问题表。

“比方说，我并不管你的这些问题，只告诉你关于我的生活的一个大略，你以为怎样？我想这样会更容易明白些，而同时，一切你的问题，最后同样也会答复到的。”他最后这样说。

“这正是我所需要的！”我大声叫着。

以后的几个晚上的谈话中，我们真像秘密阴谋家一样，躲在一个洞里，伏在一张红布罩的桌子上，蜡烛在我们中间爆着[1]，我一直记录，每天晚上直到要倒下去睡觉时为止。吴亮平挨着我坐下，不断地解释毛泽东的柔软的南方方言——“鸡”不是说成很好的沉重的北方的“chi”，而变成了很浪漫的“ghii”，“湖南”不是“Hunan”而变成“Funan”，一碗“茶”念成一碗“ts'a”，还有许多更奇怪的变音。毛泽东是凭记忆来述说一切的，我是照他所说的用英文记下来的。以后这个笔记又被重译出来改正了。下面就是这个谈话，我并没有打算写成很好的文艺作品，只是都经过耐心的吴先生的修正，所以是不会失真的了。

“我一八九三年生于湖南省湘潭县的韶山。我父亲的名字是毛仁生[2]，我母亲做女儿时的名字是文其美[3]。

“我父亲是一个贫农，在年轻的时候，就因为负债过多被逼迫着投入军队。他当了很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了我所出生的乡村里，做小买卖和一些别的事业，他克勤克俭，攒积下一点儿小款子，买回了他自己的土地。

“这时我家有十五亩田地，成了中农。在这田上我们每年可以收六十担谷。一家五口，每年食用共三十五担——每人七担，这样一年剩下了二十五担。用这种剩余，我的父亲又积蓄了一点儿小资本，到后来又买了七亩田，这样我家就归到‘富农’一类了。那时候我家每年可以收到八十四担谷。

“当我只有十岁，家中只有十五亩田地的时候，一家五口人是：我父亲、母亲、祖父、一个弟弟和我。我们又买了七亩田地的时候，祖父去世了。但我又另有了一个弟弟。可是我们仍然每年有四十九担谷的剩余，这样我的父亲慢慢地富有起来了。

“当我父亲还是一个中农的时候，他开始经营转运和贩卖谷米。用这种方法他赚了一些钱。当他成了富农之后，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了对这桩买卖上。他雇了一个长工，还叫他的孩子和他的妻子都到地里劳动。当我六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干农活儿了。我父亲自己并没有一个商店。他只是从贫农们那里收买谷米，售给城里商人，在那里他可以得到较高的价钱。在冬天正磨谷子的时候，他便多雇一个工人，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家有七口人吃饭了。我们吃得很俭省，但总是够吃的。

“当我八岁的时候，我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校里读书。在那里我一直读到十三岁。一早和晚间我到地里做工。白天我读《四书》。我的中文教员是顽固派，他是很粗暴和严厉的，常常打他的学生。因为这个缘故，我十岁的时候曾逃学。我不敢回家，因为怕在那里被打。我胡乱走向县城去，我以为县城在某个山谷里。乱跑了三天之后，终于被我的家人找回了。我这才知道我这次出走只是绕了几个圈子，走了这么久我并没有离开我家八里路远。

“可是，在我回到家以后，使我很惊奇的是情形有点儿改善了。我父亲稍微比从前周虑一点儿，而教师态度也温和多了。我的反抗行动的结果使我印象深刻。这是一个胜利的‘罢课’啊！

“等我学习了几个字以后，我父亲让我开始记家里的账。他让我学习打算盘。因为我父亲对这事很坚持，所以在晚间我就开始学习这些东西了。他是一个很严厉的教师，常恨着我的懒惰，假如没有账记的时候，他就叫我去田里干活儿。他是一个性情暴躁的人，而且常常打我和我的弟弟们。他不给我们一点儿钱，而且给我们吃最不好的东西。每月的十五那天，对他的工人们特别开恩，给他们鸡蛋和米饭吃，可是永远没有肉。而我既没有肉也没有鸡蛋。

“我母亲是个和善的女人，宽厚、有情感，而且永远愿意接济别人。在饥荒的时候，她可怜穷人们，常给他们米。但当我父亲在场的时候她不能这样做。他是不赞成慈善的。因为这件事，在我家里有许多次的口角。

“家庭里有两党。一党是我父亲——统治的力量。反对党是由我、我的母亲、我的兄弟，有时候甚至还有工人们所组成的。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意见颇有不同。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她不赞成任何明显的情感的表现和对统治力量的公开反叛。她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办法。

“但当我十三岁的时候，我开始用经书来为自己做有力的辩护，就是用我父亲自己的话为我自己辩护。我父亲对我最惯用的责备，是不孝和懒惰。为了反驳他，我引用经书上的话，说年长的人，必定要温和慈爱。为回答他说我懒惰的谴责，我用老年人应该比后辈多做些事的话来反驳。我说我父亲年纪比我大过三倍以上，所以应该多做工作。而且我宣称：等我到他这样年纪的时候，我会比他更勤快。

“这个老年人——我的父亲——继续‘积聚财产’，被人称为这个小乡村里的大财主。他自己不再买更多的土地，但他买进了许多别人抵押的田产。他的资本增加到了两三千元。

“我的不满增加了。在我们的家庭里，辩证法的斗争永远不断地发展着。[4]我特别记得一件事。当我大约十三岁的时候，我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里。当他们还没有走的时候，我们两人起了争论。当着大家的面，我父亲责备我，说我懒而无用。这事激怒了我。我责骂他，而且离开了家。我母亲跑着追我，竭力劝我回去。我父亲也劝我，可是同时也骂我，命令我回去。我跑到了一个池子旁边，恫吓着若是他再走近一点儿，我就要投水。在这种情形之下，为了停止内战，要求和反要求都提了出来。我父亲坚持要我磕头赔罪，作为求饶的表示。我同意如果他允诺不打我，我可以跪一条腿磕头。战争就这样停止了。从这件事我知道了，当我用公开反叛来保护我的权利的时候，我的父亲就宽和些了；但当我保持温善服从的时候，他只是更多地骂我打我。

“回想到这一点，我以为我父亲的严厉态度使他失败了。我学会了去仇恨他，我们真正建立了一个‘统一战线’去对付他。同时，他的严厉态度大概对我也有利。这使我在工作上勤快，使我很仔细地记账，这样好让他没有批评责备我的口实。

“我的父亲读过两年书，认识一些字，很够记账用的。我母亲是完全不认识字的。他们两人都是农家出身。我是家庭里的‘学者’。我读会了经书，可是不喜欢经书。我最喜欢的是那些中国的旧传奇小说，而且特别是那些关于叛变的故事。我读过《岳飞传》《水浒传》《隋唐》[5]《三国演义》和《西游记》。这是在我还很年幼的时候，在我的老教师的谨慎提防下读的。我的老教师仇恨这些非法的书籍，说它们都不是正经书。我常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当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掩盖上。我的许多同学也都是这样做。我们几乎背诵了许多这样的故事，而且反复又讨论了许多次。关于这些故事，我们比起乡村里的老人知道的还要多些。他们也喜欢这些故事，而且常常和我们互相交换。我相信大概我被这样的书深深影响了，因为这些是在很容易记忆事情的年纪里读的。

“最后我离开了小学，那时我只有十三岁。我开始长时间地在田里工作，帮助雇工，白天做一个成人所做的全部工作。晚间就替我父亲记账。可是我还能够继续读我的书，除了经书以外，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一切我能够找到的东西。这事使我父亲烦恼，他希望我能熟通经史，特别是他在一次打官司失败之后，因为他的对手在中国法庭上引用了一句很适合的经典，而使他败诉了。我常常在深夜把我房子里的窗户掩上，好使我父亲看不见灯光。用这样的方法我读了一本叫作《盛世危言》的书，这书我非常喜欢。它的作者们是一些老的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是由于缺乏西洋的工具：铁路、电话、电报、汽船等。他们想把这些东西介绍到中国来。我父亲以为读这些书籍只是耗费时间。他想让我学一些像经书那样实用的东西，可以打赢官司。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一件事，就是：非常奇怪地，在这些小说里面，没有看见过耕种土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些战士、官吏，或者文人；永远看不见一个农民人物。对于这一件事，我奇怪了两年，之后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了：里面人物们都是有武力的名人、人民的统治者，他们都不必在土地上工作，因为他们拥有并管理土地，而且很明显地，是让农民替他们工作。

“我的父亲毛仁生，在他的早年，在他的中年，都是一个不信神的人。可是我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她给她的孩子们灌输宗教信仰，而我们曾经为父亲不信神而感到忧虑。当我还只九岁的时候，我和母亲，很郑重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神的问题。那时和那时以后，我们用了很多方法想改变他，可是没有成功。他只是骂我们，我们被他的攻击威胁着，只好让步，另想新办法。但他总是不愿意和神有任何来往。

“可是，书籍的阅读，慢慢地开始影响我，我自己也慢慢地开始怀疑了。我母亲为我忧虑，责备我不热心礼佛。可是我父亲不加任何批评。后来，有一天，在他去收款子的路上，他遇见了一只老虎。这只老虎遇见了他，惊慌地马上逃跑了。可是我的父亲更是受到惊吓，事后对于这种神秘的脱险，他回想了许多许多。从这以后，对于佛教，他增加了尊敬，间或烧些香烛。可是我反而越来越不信神了，老头儿仍然不加干涉。只是当他遇见困难的时候，他才向神祷告。

“《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我也逐渐讨厌我在田地上的工作。自然我父亲反对我这件事。关于这件事我们常常产生口角，最后我从家里跑开了。我到了一个失了业的法律学生的家里，在那里我读了半年书。在这以后，我在一位中国老学者手下又读了些经史古籍，也读了许多时论和一些新书。

“在这个时候，湖南发生了一件事情，影响到我的整个生活。在我读书的那个小学堂外边，学生们看见许多豆商从长沙回来。我们问他们为什么都离开长沙，他们告诉我们城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变。

“那年有一次严重的饥荒，在长沙有成千成万的人没有食物。饥饿的人们派了一个代表到抚台衙门里请求救济。但抚台很高傲地回答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没有食物？城里的食物永远是很丰富的，而且我的食物也是够吃的。’当人民听到了抚台这样的答复，他们非常愤怒。他们举行了一个民众大会，并且组织了一个游行示威。他们攻打清朝衙门，斫断了旗杆——官厅的标志，驱走了抚台。这件事之后，内务部的特派大员，一位姓张的骑马出来，告诉人民，说政府会设法帮助他们。很明显地，这个姓张的对于他的约许，的确是很诚恳的，可是皇帝不喜欢他，责备他说他和‘乱党’有密切关系。他被革职了，来了一个新抚台，马上发命令逮捕事变的领袖们，许多人被斫了头，头都被挂在旗杆上，作为对将来‘谋反者’的一种警告。

“这件事变在我们学校里讨论了许多天，使我产生了一个深刻的印象。许多别的学生们，对‘谋反者’表示同情，但他们都只是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来看。他们不明白这和他们自己的生活有什么关系。他们感兴趣，只是因为这是一件惊人的事变。我觉得‘谋反者’们都是些像我自己家人一样的普通人民，所以我痛恨对于他们的不公正的待遇。

“不久以后，在韶山的哥老会和一个地主之间有了冲突。这个地主在法院里控告了他们。因为他很有势力，所以他很容易得到了一个对他有利的判决。哥老会败诉了。可是他们不但不屈服，并且反叛了地主和政府，逃到本地一个叫作浏山的山里，建立了一个强固的根据地。军队派去攻打他们，那个地主还散布了谣言，说当哥老会举起反叛之旗的时候，曾经杀死了一个小孩去祭旗。反叛者们的领袖，是一个叫作庞铁匠的。最后他们被压迫下去了，庞铁匠被逼逃跑了。后来他终于被逮捕斫了头，可是在学生的眼里，他的确是一个英雄，因为他们都同情这一次的起义。

“第二年，当新米还没有收成，陈米已经用完了的时候，在我们乡里感到粮食的缺乏。穷人们向富农们请求帮助，他们开始了一种叫作‘吃大户’的运动。我父亲是一个米商，虽然粮食缺乏，可是他仍然从我们乡里运出大批的谷米到城里去。他运出的一批米被穷苦的乡人扣留了，而他怒不可遏。我不同情他。可是同时我觉得乡人们的方法也是不对的。

“在这个时候，另一件对我有影响的事是在我们本地的小学里出现了一个‘维新派’教员。他是‘维新派’，因为他反对佛教，想要驱除神和上帝。他劝人民把庙宇改成学校。他是一个被广泛地议论着的人物。我称赞他，同意他的意见。

“这些紧挨着发生的事情，在我的年轻的心灵上，留下永远磨灭不掉的印象。我们心灵早已是反叛的了。在这个时期中，我也开始有了一些政治意识，特别是在我读了一本关于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我甚至于现在还记得，这本小册子是用下面一句话开头：‘呜呼，中国其将亡矣！’它述说着日本如何占领朝鲜、中国台湾，中国在越南、缅甸等地方的宗主权的丧失。在我读到了这些话的时候，我对祖国的将来，觉得非常可忧。我开始认为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人的职责。

“我父亲已经决定送我到湘潭一家米店去当学徒，这家米店和他有关系。起初我不反对，觉得这或许会是很有兴味的事。可是后来我听到了一个有意思的新学校，于是我不管我父亲的反对，决意要到那里去。这学校是在湘乡县我母亲娘家住的地方。我的一个表兄是那里的学生，他告诉我这个新学校和‘新教育’的改革情形。在那里经书不那么被重视，而西方的‘新学’教得很多。教的方法也是很‘维新’的。

“我随我的表兄到那里报了名。我说我是一个湘乡人，因为我以为这个学校，只为湘乡人开办的。到后来当我发现这学校是为一切人开设的，我又改用了湘潭人的真籍贯。在这个学校里，我交付了一千四百铜圆，作为五个月的膳宿及书籍用品费。最后我父亲同意我进这个学校，因为许多朋友对他竭力主张这个学校会增加我的赚钱能力。这是我第一次走到离家五十里路远的地方。那时我十六岁。

“在这个学校我能够读到自然科学和一些西方学问的新科目。另一个可注目的事情，是教员中有一个是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他戴着假辫子。很容易就可以看出他的辫子是假的。人们都嘲笑他，叫他作‘假洋鬼子’。

“我以前从没有见过这些个儿童在一块。他们大多数都是地主们的子弟，穿着很值钱的衣服；很少有农民能够供得起他们的子弟上这样的学校。我比别人穿戴得都寒酸。我只有一身体面的衣服。学生们不穿大褂，只有教员们才穿，而洋服只有‘洋鬼子’才穿。许多阔的学生们都看不起我，因为我平常总是穿着破烂的衣服。可是在他们之中我也有朋友，特别有两个是我的好同伴。这两个中有一个现在是作家，住在苏联。

“我不被人喜欢也是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在这个学校里，湘乡人是很重要的。假如是湘乡某一乡的人则更重要。湘乡有上、中、下三个乡，而上、下两个乡，为了一种纯粹地区的原因，总是不断地斗争。这一乡的人总是不容许另一乡的人并存。我在这一斗争里采取中立的态度，因为我并不是湘乡人，结果三方面的人都看不起我。在精神上我是非常沮丧的。

“在这一个学校里我大有进步。教员们都喜欢我，特别是那些教经学的教员们，因为我用经书的形式写了很好的论文。但是我的心并不在经书之上。我正读着我的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报，讲的是康有为的改革运动。一本叫作《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我读了又读，直读到我能把它们记在心里了。我崇拜着康有为和梁启超，对我的表兄是非常感谢的——那时候我以为他是很进步的，但是他后来变成一个反革命者，变成豪绅阶级的一分子，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中，参加了反动营垒。

“许多学生讨厌那个‘假洋鬼子’，因为他那个假辫子；可是我喜欢听他谈论关于日本的事情。他教授音乐和英文。他有一首歌是日本的，叫作《黄海之战》，我还能记得里面的一些媚人的句子：

燕子歌唱，

夜莺跳舞，

春天的绿色田地是可爱的，

石榴花红，

杨柳叶绿，

这是一张新鲜的图画。[6]

“在那个时候我只知道并且感觉到日本的美，在这个歌里感觉到它战胜帝俄的一些骄傲和威力。我没有想到也会有一个野蛮的日本——像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日本。

“这是我从‘假洋鬼子’那里所知道的一切。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才第一次听说光绪皇帝和慈禧皇太后两人都死了——虽然新皇帝宣统（现在的溥仪）已经统治两年了。那时我还不是一个反帝制派；说实在的，我还认为皇帝以及许多官吏都是很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仅仅需要康有为的改革的帮助。我那时埋头读古史，关于尧、舜、秦皇、汉武以及其他古代统治者的历史。在这时候我也读了一些外国历史和地理。在一篇讲美国革命的论文里，我第一次听到美国这一名词，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在八年的艰苦战争之后，华盛顿获取了胜利，建立了他的国家。’在一本叫作《世界英杰传》的书里，我也读到了拿破仑、喀德邻女皇[7]、大彼得[8]、卫灵吞[9]、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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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爆着：这里指火光闪动的声音。

[2]毛仁生：应为毛顺生。下同。

[3]文其美：应为文七妹，真名文素勤。下同。

[4]毛泽东追述到这些事时，老爱引用这些幽默的政治名字，来做说明，而一边大声笑着。——作者原注

[5]《隋唐》：指《隋唐演义》。

[6]这首歌，显然是在日俄战争终了之后，春天的庆贺胜利宴会中所唱的。——作者原注

[7]喀德邻女皇：现多译为叶卡捷琳娜女皇。

[8]大彼得：现多译为彼得大帝。

[9]卫灵吞：现多译为惠灵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