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红军剧社

当我同那位邀我到红军剧社去的青年军官出发的时候，人们就已向古庙里临时搭成的露天戏台移动了。那天是星期六，日落前两三小时，整个保安似乎都奔向那里去似的。

红大的学生们、驴夫们、军衣厂及鞋厂的女工们、合作社及红军邮务局的职员们、士兵们、木匠们、带领着小孩的乡人们，一窝蜂似的向河边大草原上演戏的地方走去。这也许可以算是世界上最民主化的集会了吧。连隔得不远的网球场上也只有山羊吃着草呢。

戏票是不卖的，那边没有包厢之类，也没有什么优先的座位。我留意到中央委员会书记洛甫、财政委员林伯渠、政府主席毛泽东，其他官员及他们的太太们，都散布在群众中间，坐着有弹性的草捆，同别人一样。演剧一开始，就谁也不怎么理睬他们了。

横挂在台前的是一大幅粉红的绸幕，有“中国人民抗日红军戏剧社”这几个汉字，连同拉丁化新文字，这种新文字，红军为要促进民众教育，正在提倡着。剧目定三小时演完。这剧目是短剧、跳舞、歌唱及戏文所凑成的——一种错错落落的表现，多半用“抗日”及“革命”这两个中心题材连贯起来。这种戏剧满是明显的宣传，全不扭捏，而其“骨子”则是原始的。可是也有种种优点，如从铜钹敲打及戏腔解放出来，只探讨活生生的材料，不像颓废的中国旧剧那样，拉扯无谓的历史上的把戏。

最后，这种戏剧所缺少的细腻及精巧，因其健旺的活力、其闪动的幽默以及演员和听众间的一种共鸣却有一部分得到了补救。红军剧社的看客似乎真正细听着台上所说的戏词：跟中国旧戏的听众对照起来，这真是惊人的事，因为中国看旧戏的人们所破费的时间多半在吃水果、嗑瓜子、闲谈、抛递热手巾、在包厢上走来走去，只有间或向台上瞧一瞧。

这里的第一出戏叫作《侵略》。开场是在一九三一年东三省的一个乡村里，日本军到来，把“不抵抗”的中国军赶走。第二幕，日本军官们在农民的家里举行宴会，把中国人当椅子坐，醉醺醺地调戏他们的妻女。又有一幕表演着贩毒的日本人售卖吗啡和“白面”，强迫每个农民买多少。一个不肯买的青年便被带去审问了。

“你不买吗啡，你不遵守‘满洲国’的卫生条例，你不爱戴你的圣主溥仪，”拷问他的人们厉声说，“你不是好人！你是反日的‘土匪’！”于是这青年当即被处死了。

村市上的一幕表演着小商人们安安静静地贩卖货物。忽然，日本又来搜查“反日土匪”。他们急着要查护照，凡是忘记带护照的就被枪决了。过后两个日本军官就拿一个小贩担上的猪排大吃一顿。等到小贩要他们付钱时，他们便惊诧似的向他看一眼。“你要钱？什么钱？蒋介石把东北、热河、察哈尔给了我们，把《塘沽停战协定》、《何梅协定》、冀察委员会给了我们，不要我们付一个铜子！你这一点点猪排倒要我们付钱了吗！”这一来，他们把他当作“土匪”，在木桩上钉死了。

这一切，不消说，村上的人们是受不住的。商人们收起了他们的摊子和布棚，农人们带了他们的长枪直冲，妇女及小孩子们也拿了刀子赶上来，大家喊叫着“跟‘东洋鬼子’去拼命”。

这出短剧里散布着幽默及土话，厌恶日本人及痛恨日本人的一些咒骂引起了台下一阵阵的哄笑。观众是十分激动了。这对于他们不好算是政治的宣传，也不好算是热闹的悲喜剧，只不过是热辣辣的真理。观众聚精会神于剧中所提示的思想，也就完全忘掉演员们多半是陕西、山西十几岁的少年了。

当作一种喜剧演出的，这个剧情里边惨痛的现实，并不因其中的机智及幽默而模糊，至少剧中有一个兵是不会使其模糊的。完场时，那少年兵站起来，用激昂的声音呼喊道：“打倒日本强盗！”“打倒屠杀中国人民的刽子手！”“打回老家去！”整个人群跟着大声地喊他的口号。我探问到这少年是东三省人，他的父母是给日本人杀死的。

戏目上的第二项是《收获舞》，由剧社十二位女演员表演出来。赤着脚，穿着农民的裤子、短袄及背心，头上裹着绸巾，她们舞得很整齐很优美。我探问到，这批少女中间有两个是从江西一路步行着来的，她们在江西瑞金红色戏剧学校学过跳舞。她们有着真正的才华。

又一项别致有趣的是《统一战线舞》，这宣扬着中国抗日的总动员。我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妙法办到他们的服装，忽然，台上就有几群少年穿戴着白色的水手衣帽——头一群当骑兵队登场，其次当步兵，最后则当海军。他们的台步及手势——在这上头，中国人原是天生的艺术家——很写实地发挥出跳舞的精神来。过后是叫作“红色机械舞”的一种舞蹈，用声音及手势，用臂、腿及头的舞动，这批小小的舞者巧妙地模仿出蒸汽活塞的运动、大小轮子和发动机的旋转——以及未来中国机械时代的新气象。

在各幕之间，就有一片呼声，要台下的人们做客串歌唱。本地的陕西少女——工厂里做工的有五六个应了群众的邀请，上台去唱一支陕西古曲，一个陕西农夫弹着他做的土琵琶给她们搭配，又一个被邀请上来表演的节目是一个红校学生吹口琴，接着另一个学生应了大家的邀请上台去唱一支南方的流行歌。过后，惹得我十分惶窘的是，他们开始要求“外国新闻记者”随意来一个独唱了。

他们不肯放过我。啊哟！除了狐步舞、爵士舞、波希米舞及国歌以外，什么也想不出来，这些对于这批好武的听众似乎都是不适宜的。我甚至连《马赛曲》[1]（Marseille）也记不得。他们坚持地要求着。在极端的惶窘中，我终于唱出了《荡秋千的人》！他们这才很体谅了，不要求再来一下。

我看见下一个节目的幕布开了，心头无限宽松。这显然是采用革命题材的社会剧——一个账房姘上了他的地主的老婆。接着又是一种舞，之后是一种关于西南传来的新消息的“活报”，以及儿童合唱《国际歌》[2]，合唱时，戏台当中亮晃晃的圆柱四边挂有一串串的万国旗，少年跳舞员就在圆柱周围倾斜着身子。他们随着歌词慢慢抬起身子来，等到唱完，高举了捏紧的拳头，直挺挺站在那里。

戏剧是完结了，但我的好奇心却还存在着。因此，到第二天，我便去访问人民抗日红军剧社的指导员危拱之。

危拱之女士一九〇七年出生在湖南，做红军十年了。她本来参加过“基督将军”冯玉祥的国民军宣传部，可是一九二七年冯同南京妥协了以后，她就连同许多年轻学生脱离了宣传部，在汉口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二九年，中国共产党派她到欧洲去，她在法国读书，随后又在莫斯科读书。一年后，她回到中国，好容易穿过了国民党对苏区的封锁线，开始在瑞金工作。

她就红军剧社的历史对我讲了一通。戏剧队似乎是一九三一年才在江西组织起来的。据危女士说，红军在瑞金著名的高尔基学校，训练了一千名以上从苏区各地招去的学生，编成戏剧队六十组，他们走遍了各乡村，走过了前线地带。各队都有从乡苏维埃来投效的很多的预备演员。农民在其文化饥荒的生活里，对于无论怎样的娱乐，心头总是感激的，因此，戏剧队下乡时，运输、伙食及宿处，农民都主动地安排好。

在南方的时候，危女士本是助理指导员。但在西北她肩负着戏剧组织的全部责任。她参加过从江西出发的长征，是数十个走完了全程的苏维埃妇女之一。南方的队伍未到时，陕西苏区就已创立了几个戏剧队，江西的新人一到，戏剧艺术显然就有了新生命。危女士告诉我，陕西现在有着这样的旅行戏剧队三十队以上，甘肃还有几队。我在后来的旅行中就碰到许多队。

“各支军队都有随军的戏剧队，”危女士接下去说，“各区差不多也都有戏剧队。演员们几乎都是在本地召集的。南方来的有经验的演员现在多半做了教师。”

我遇见了几个少年先锋队队员，长征的老手，还只有十几岁，他们负责组织训练各乡村儿童的戏剧团体。

“农民老远地赶来看我们的红军戏剧，”危女士得意地报告我，“有时候，我们靠近白区境界，国民党的士兵秘密派人请我们的演员到边界区域的什么市镇去。我们去演戏时，红军和白军士兵双方把武装留在后边，到这市镇来看我们的表演。然而如果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一晓得这事情，他们可就绝不允许了，因为许多国民党士兵只要见过我们表演一次，他们就不肯再打我们红军了。”

然而使我对这些戏剧俱乐部觉得惊异的倒不是他们把有艺术价值的什么东西贡献给了世界，他们显然并非如此，而只是他们设备这么简单，居然能够迎合真正的社会需要。他们的道具及服装都极稀少，可是靠着这些原始的材料，他们却设法做出逼真的戏剧效果来。演员所得到的只是伙食、衣服以及少数的生活费，但是他们却天天读书，同一切中国共产党党员一样，他们相信自己是在给中国及中国人民工作。他们什么地方都睡，开心地吃人家给他们备好的东西，路程迢迢地从这村走到那村，从物质享受的立场，他们无疑是世界上报酬最薄的演员，可是在我想来，却还没有见过比他们更幸福的人。

红军所用的剧本及歌曲差不多都是他们自己写作的。有的是有文才的军官们所供给，但大多数却出于宣传部里小说作家及艺术家的编撰。有几本红军讽刺剧是三年前加入红军的文学批评家成仿吾写作的，出得较近的几本则出于中国最有名的女作家丁玲的手笔。她现在是同红军在一起。

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里，比红军戏剧队更有力，而且运用得更巧妙的武器，再也没有了。因为剧目的时常变换，因为“活报”剧的几乎逐日的改变，新的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及社会的问题成了戏剧的资料，而怀疑的农民心中的疑点和问题，也就从幽默的容易领会的戏剧中得到解答。当红军占领新区域的时候，为争取人民的信服，使人民的恐怖心理安定，把红军纲领的基本观念传给他们，把大量的革命观念散播开去的，也是红军剧社。例如，在最近红军出征山西期间，成百的农民听说红军里有红军演员，便聚集来看他们，情愿接受那些在愉快的戏剧形式里的宣传。

总之，这么一回事就是“艺术上的宣传”发展到了极点，许多人也许要说：“为什么把艺术拉扯到这上头来呢？”可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这却是艺术，因为这把人生的憧憬灌输给观众，倘说这是浅薄的艺术，那是因为所采用的活的资料以及所诉求的活的人们，在追求人生问题的程度上，都是浅薄的。在中国大众的心头，没有艺术和宣传间精细的区分，只有人类经验上可理解者和不可理解者的分别。

你知道在某种意义上你可以把中国共产党运动的全部历史认作一个伟大的宣传旅行，又可以猜想红军一向保卫自身的生存权利大约甚于保卫某种思想的绝对权利。即使红军到头是失败了，被击破了，我可也不敢断言过去那段历史一定算不得是最有永久性的红军的成就。成百万的年轻农民，已经听到了那批光下巴的青年们——其中有好几万现在是死了——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的福音，此后中国文化上老套的劝诫对于那些农民，永不会再有功效了。在这批红军神出鬼没的迁徙中，无论命运使他们移动到什么地方，他们总是剧烈地要求着社会的彻底改变——这是农民从别的方面领略不到的——而且给穷人及被压迫者灌输着对行动的新信仰。

无论他们有时犯下多大的错误，无论他们的过火举动有着怎样的悲剧性，无论本书上所强调的各点怎样免不了夸张，总之，他们真诚的、鲜明的宣传目标一直是促进、唤起几百万中国农民本身对社会的责任；提醒他们对人权的信仰，排斥道教及孔教中懦怯、被动及安静等信仰；教育、劝导，而且，我可以肯定地说，有时候，那目的则在怂恿、强迫他们为“民主政治”——中国农村里的新的憧憬——去作战，照中国共产党的看法，为公道、平等、自由及人格的生活去作战。中国农民经过了两千年的酣睡，现在一醒，就渐渐直立起来，从他们中发挥出来的日益增长的力量，远超过了南京所通过的一切郑重的，可也无谓的决议案，这一力量也许会在中国促成大突变的实现。

这种“共产主义”，从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历史上第一次，几千几万受教育的青年们经他们所领略的科学知识的宇宙，激起了伟大的梦想，他们“回到了民间”，回到了祖国的下层基础，用他们所新得的学问来“启发”无知无识、过着黑暗生活的乡下农民，想要跟农民联合起来，建造这“更丰满的生活”。他们深信一个好世界可以造成，只有他们可以把它造成，他们把他们的方案——公社的理想带回去，要求人民的认可与拥护。他们的成功便到了惊人的程度。他们用宣传、用行动把关于国家、社会及个人的新观念传布给人民大众了。

在红军中间，我常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是我仿佛是在一群学生中间，他们醉心于闹风潮的生活，因为奇异的历史使命使他们觉得闹风潮的生活比足球竞赛、教科书、恋爱，或是别国青年们所关心的各种主要问题不知重要多少倍。有时我几乎不能相信：十年来那指导着大众对南京一切军队的斗争的，只不过是这个具有某种思想而抱定决心的青年集团。这神出鬼没的团体是怎样发动起来、集结起来，而且从什么地方生发出力量来的呢？为什么这竟还达不到成熟期？为什么这根本上似乎还像青年们的大示威，好像一个什么宗教运动呢？

只有当你懂得过去二十五年来，中国历史所经过的显著的“孕育期”，这问题才能够得到解答——这孕育期的法定的产儿显然是红军。几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竭力要爬到民众上面，依附一班官僚，这班官僚高高在上地统治大众——所凭借的手段就在牢守“等因奉此”[3]式的汉文及其浅薄的一些知识，把这些用作武器来统治黑暗的乡村，却永不使乡村开明。然而新的孕育期却产生了新的现象——一个孩子，他要把自己的知识分给“落后的大众”，而且使他们理想化。

当我在保安的时候，我时常诧异着：这震荡着中国的胚胎的深烈的自然的变乱，我怎么能够加以解释呢？我怎么能够描写出其缓缓地受胎、其胎儿的发展、其产时的痛苦及其结果呢？我能够把其赤裸裸的历史事实列举一番，可是其人间的痛苦，我当时却不能描写出来。这时，毛泽东开始对我讲些他个人的历史，当我一夜复一夜写下来时，我认识到这不但是他的故事，还是共产主义成长情形的记录——其各种各样的情态对于中国都是真切的；我认识到共产主义并非如有些浅薄的作家所臆想的那样：仅仅是从外国抱来的孤儿；我又认识到共产主义之所以博得了成千上万青年男女的信仰及拥护的解释。这种个人历史，我过后从许多旁的红军领袖的自述中也不断听到，只是细节有所不同。我想，这该是人们所想要读的故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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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赛曲》：法国大革命时期的革命歌曲。在1792年奥、普武装干涉法国革命的危急形势下，此曲表达了法国人民争民主、反暴政的革命意志和爱国热情。

[2]《国际歌》：1888年6月法国工人狄盖特根据巴黎公社诗人鲍狄埃于1871年6月所做的诗篇谱成。

[3]等因奉此：“等因”和“奉此”都是旧时公文用语，“等因”用来结束所引来文，“奉此”用来引起下文。“等因奉此”借指例行公事的文牍或官样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