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红军大学
关于红军大学的事情有许多非常奇特。
这个大学的校长是一个二十八岁的指挥员,据说他从未打过败仗。这个大学中有一件足以自豪的事,就是在一班老练的战士们组成的学生里,平均年龄二十七岁,每人有平均八年的作战经验以及平均三处的伤疤。世界上可还有什么学校因为纸张缺少的缘故,只得用敌人宣传品的背面来做笔记簿的?或者,教育每个学生的费用,包括衣食及一切杂费,每月不到十五银圆的?或者对于其中学生的首级赏格的总数出到二百万元以上的?
这就是所谓的红军大学。
说到最后,这个大学大约就是世界上唯一的“高等学府”,用石头、砖头当作桌椅,石灰墙和泥墙当作黑板,而整所校舍完全可以防避轰炸。
为什么可以防避轰炸呢?因为在陕西和甘肃,除了普通房屋以外,还有窑洞式的住宅、窑洞式的庙宇以及经过了几百年的古堡垒的墙洞。千百年前,富有的官吏和地主们建造了这些奇怪的邸宅,防备水灾、强盗和饥荒,并且在这里囤积了粮食和财富,以备不时之需。许多圆顶房子在黄土和岩石里挖得很深,有的隔成好几间,可容数百人。这些山边的住宅现在做成了顶好的防空掩蔽部,防备南京的新轰炸机——那些飞机原是中国人民送给蒋介石去打日本的。红军大学设在这等古老的住宅,似乎有些奇怪,然而倒十分安全。
我一到那里,就蒙介绍得见红军大学校长林彪。他邀我某一天对他的学生讲演。他提出“英美的对华政策”这讲题,我为难了。我对于两国的对华政策都知道得太少,而且我又不够资格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加以解释。然而林却坚持着。他说他们自己会参照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当时他特地安排了一顿面食,这使我觉得太不好意思,于是我依从了。
林彪是湖北省一个工厂老板的儿子,生于一九〇八年。他的父亲给苛捐杂税弄得破败了,然而林却设法在初级小学结业,还做到了广州黄埔军官学校的学生。他在那儿成绩优秀。他在蒋介石及其主要顾问俄国加伦将军手下接受了紧张的政治训练和军事训练。毕业以后,国民革命军北伐就开始了,林彪升到陆军上尉的职位。一九二七年,他二十岁,在张发奎部著名的第四军里做了上校。当年八月,在南京右派政变以后,他率领了一团人加入贺龙、叶挺所统率的第二十军,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开始。
林彪是三五个从未受过伤的红军指挥官之一。这是他和毛泽东所共享的声名。在前线作战了百余次,在战场指挥了十余年,经受了他部下所熟知的种种艰苦,而南京方面对于他的首级又有过十万元的悬赏,他还是十分健康地活着,神秘地没有受伤。
一九三二年,林彪任红军第一军团总指挥,这一军团当时有两万支步枪,成了红军最可怕的一部分。多半由于林彪那非凡的军事才能,这一军团把一切奉派“来剿”的政府军击破、打败,或解除武装,而本身从未败溃。据说南京军往往只消一发觉在跟红军第一军团作战就溃退了。然而关于这有名的“铁军”的事,还得等我之后到了前线再说。
同许多有能力的红军指挥员一样,林彪从未到过外国,除了本国语以外,他不能读不能讲任何语言。然而,不到三十岁的年纪,他就已博得了苏区以外的赞许。他在中国红军的军事杂志《斗争》和《战争与革命》上的文章,在南京的以及日本、苏联的军事杂志上都转载过、评论过。他被称作突击战术的创始者——这种战术是冯玉祥将军精细地注解过的。红军第一军团的许多胜利据说都可归因于其突击战术的巧妙运用。
一天早上,我和林彪指挥员及其教职员们出行,走到离保安城不远的红军大学去。我们到那里,是在下课时间。学生们有的在两个具有设备的场子打篮球,有的在黄河支流旁边由泥土填平的场子上打网球。这条黄河支流围绕着保安边界。还有好些学生在打乒乓球、写字、阅读新书和杂志,或者在他们简陋的俱乐部里读书。
这是大学的第一部,有两百多名学生。这大学在苏区通常称作“红大”,共有四部,八百以上学生。保安附近,在教育委员会管理下的,还有无线电报、骑兵、农业及医药等学校。那边又有一个中国共产党训练学校和一个民众教育训练所。
两百多名学生聚着听我讲解“英美政策”。我就英美的态度做了一个粗略的归纳,并且答应了对他们所要问的话作答。我立即觉得这是大大的错误,而那顿面食难以补偿我的惶窘。那些向我提出的问话,虽有韦尔士[1]那样的急智和雄才,该也要觉得难以回答的吧。你想,你怎么来回答下面这样难倒我的问话呢?
“对于亲日的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以及华北日军的驻防这两件事,英国政府是怎样的态度?”
“美国复兴方案的结果怎么样?对于工人阶级的利益起到什么作用?”
“如果日本同中国开战了,德意可会帮助日本吗?”
“如果日本得不到别国的帮助,你想日本对中国的大战能维持多久呢?”
“国际联盟为什么失败?”
“在英美两国,共产党都是合法的,可是两国却都没有工人政府,这是什么缘故?”
“反法西斯阵线的发展情形在英国怎样?在美国怎样?”
“中心设在巴黎的国际学生运动的前途怎样?”
“就你的意见,李滋-罗斯的访日可会酿成对华政策上什么英日之间的协定吗?”
“等到中国开始抵抗日本了,英美会帮助中国,还是会帮助日本呢?”
“请教一下,英美两国如果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为什么把军舰和军队长驻在中国呢?”
“英美工人对苏联的观感怎么样?”
在两个钟头的发问时间里,可以拉扯的范围就不小了,这你也许明白吧!其实呢,发问时间并不限于两个钟头。从早上十点钟开始,一直持续到下午三四点光景。这番问答终究得不到结论,徒然打扰了一天的工作。
过后,我参观了各种课室,跟林彪及其他教职员谈天。他们把本校的投考情形讲给我听,还拿了印好的课程表给我看,这种课程表已有好几千份秘密分散到全国各地了。“凡是志愿跟日本帝国主义作战,志愿为民族解放献身的投考生,不问是什么阶级,不问其社会思想或政治思想有什么不同”,红军大学的四部一律招收。年龄的限制是十六岁到二十八岁,“不论性别”。“投考生必须体格强壮,不患传染性的疾病”,而且——这一句似乎十分笼统——“不沾染一切恶习”。
据我所查知,大学第一部大多数学生,实际上是营旅或师的指挥官,受着高级的军事训练和政治训练。这一部所授的课程历时四个月。依照红军的规则,每个指挥官或政治委员,每服公务两年,至少须在红军大学过这么四个月。
第二部及第三部收着排长、连长和营长以及红军里有经验的战士,“从中学或同等学力的学校的毕业生中选择出来的新入伍生,失业的教师和官吏,抗日义勇军学生,抗日游击队领袖和那些从事组织及领导工人运动的工作人员”。在红军对山西省进军期间,该省中学毕业生有六十余是参加红军的。
第二部及第三部的课程历时六个月。第四部以专门训练工程师、骑兵学员和炮兵队为主。我在这一部会见了几个先前做过机器工人和学徒的学生。后来,到我离开苏区的时候,我在长途汽车上还遇见了从上海、北平来的投考生。林彪告诉我:该大学有一张报名单子,开列着从中国各地来的投考生两千余名,当时主要的问题是入境的问题,因为每一学生都非秘密入境不可。
红大各部的课目不同,可是第一部学生所学习的东西也就可以当作样品。政治讲话,所包含的课目有政治知识、中国革命问题、政治经济、党的建设、策略问题、列宁主义与民主政治的历史基础、日本的政治社会力量等。军事课目所包含的有对日战争的战术问题、运动战(对日)、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的发展等。
这些课目中,有几种备有特殊的教本。一部分教本是从江西苏维埃印刷局搬来的,(他们告诉我)在印刷局的总厂里,雇用过八百以上的印刷工人。又有几种课目用了红军指挥官及中国共产党领袖们关于俄国革命及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的讲演充教材,或利用所夺获的政府的卷宗、文件和统计。
红大这些课目对于我怀着的疑问“红军是不是真正要跟日本作战呢?”也许算得一个回答。这足以表明红军怎样预见着、怎样积极地计划着对日的中国“独立战争”——这一战争,他们是看作无可避免,除非日本因了什么奇迹,从现在日本军队的铁蹄下的广大的中国区域撤兵。
这不是一个愉快的预想。在中国的外国资本家有的认为这是疯狂的预想。然而有的却坦白地说,中国人民已有好几千万成了日本所征服的人民,在此种情势下,也难怪中国人宁愿准备着死,也不愿不斗争而再把本国的自由退让一些。
至少红军完全打定了主意要战,而且相信等到战争开始时他们会站在最前线,这一事实不但表现在红军领袖们激昂的谈吐中间,表现在红军严格的实际训练中间,表现在他们要跟其十年敌人——国民党结成“联合阵线”这等建议中间,而且在苏区里到处可见的深刻的宣传工作上,这也有着明显的表现。
在这个教育的使命上,尽着领导责任的是许多的青年队伍,称作“抗日剧社”,他们在苏区里不住地做着巡回旅行,散布抗敌的福音,唤醒农民的民族意识。
第一次参观了红军大学以后,我不久就去看了这么一个惊人的儿童剧社的一次公演。
[1]韦尔士(1866—1946):现多译为威尔斯,英国小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