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论对日战争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六日,我坐在毛泽东住所里面一条没有靠背的方凳上。这正是晚上九点过后,熄灯的“号角”已经吹过,所有的灯火已快全部熄灭了。毛泽东家里的天花板和墙壁,都是硬石做的;下面则是砖块地。窗户也是就石壁挖成,半窗里挂着一幅棉纱的窗帘,我们前面是一张白坯子的方桌,铺了一块清洁的红台布,蜡烛在上面爆裂着火花。毛夫人正在隔壁房间里,把那天从鲜果商人那里买来的野桃子制成蜜饯。毛泽东盘腿坐在从岩石中凿成的一个很深的壁龛里,吸着一支前门牌的香烟。
开篇对简朴的室内环境略施笔墨,有庄严之感,“爆裂着火花”也暗示着这里即将开启一场思想碰撞。
坐在我旁边的是吴亮平,他是一位年轻的苏维埃“公务员”,担任我对毛泽东的“正式”访问中的译员。我把毛泽东对我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统统用英文记下来,然后又译成了中文,经毛泽东修正,连极细碎的地方他也必力求准确。靠着吴君的帮助,这访问录再译成了英文,经过了这样仔细的修正,我相信这些文字里当可减少一些错误的报道。
“连极细碎的地方他也必力求准确”可见毛泽东本人对这次采访的认真态度,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这次采访的真实、可靠。
吴亮平,我很感谢他在收集材料上给我许多的帮助,他是奉化——蒋介石的故乡的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几年以前,因为他那有野心的父亲要叫他和蒋介石的一个亲戚订婚,他就从家里逃出。吴亮平是上海大夏大学的毕业生,在上海,吉文斯(参看第一章)曾经拘捕过他,判他在华德路西牢里监禁了两年。他曾经留学法国、英国和苏联,他还只二十六岁,因为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努力工作,他受到了军服、居室和食物的奖赏——后者主要是粟米和面条等。
毛泽东开始回答我提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对日政策的问题,我的问题是这样的:“假使日本被打败了而且被逐出了中国,你是不是以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大问题也就可以一体解决呢?”
“是的。假使别的帝国主义国家不像日本这样地行动,又假使中国打败了日本,那就表示中国大众早觉醒了,动员了,而且确立了他们的独立。因此,那帝国主义的主要问题也就可以解决了。”
“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你想中国人民是否能够打败而且肃清日本的武力呢?”我问。
他回答说:“三个条件可以保证我们的成功:第一,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第二,世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第三,目前在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下受苦的被压迫人民革命的发动。中心的要点自然还是中国人民自己的团结。”
影响战争的因素是多重的,从这段分析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严谨的战略思维。对相关内容感兴趣的同学,可找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深入了解。
我问:“你想这次战争要拖延多长时间呢?”
毛答:“这要看中国民族战线的力量,要看中、日间许多的因素,要看国际对华援助的程度以及日本内部革命发展的进程而定。假使中国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是和谐无间而强有力的,假使纵的、横的都能有效地组织起来,假使那些明白自身利益已受日本帝国主义威胁的国际方面能对华予以巨大的援助,假使日本内部革命迅速地爆发,那么这次战争的时期是很短的,而且马上可以得到胜利。[1]假使这些条件不能实现,那么战争的时期是很长久的,但到终结,日本还是同样地失败,只不过牺牲重大,而全世界将经历一个痛苦的时期。”
问:“你看这次战争的军事和政治的发展趋势怎么样?”
答:“这里包含着两个问题——列强的政策和中国军队的战略。
“现在,日本的大陆政策,谁都知道是已经决定的了。那些以为再牺牲一些中国的领土,再做政治上和领土上的妥协让步就可以阻止日本前进的人们,简直是沉溺于乌托邦的幻想。南京过去所采取的错误政策,就是根据这种战略,我们只要看一看东亚的地图,就可知道结果是怎样了。
“我们深知不仅是华北,连长江下游和我们南部的海港,都包括在日本的大陆计划里面。同样我们知道日本的海军还想封锁中国海,并夺取菲律宾、暹罗、安南、马来亚[2]和荷属东印度。一旦战争发生,日本必企图把这些地方作为军事根据地,割断英、法、美和中国的联络,独占南太平洋的几个海。这些活动都包括在日本海军作战计划中,这方面的各种小册子,我们曾经看到过。而且这种海军的战略,是必将与日本陆军战略相配合的。
“有许多人以为一旦日本占领了沿海的几个要点而实行封锁以后,中国就将无力继续对日抗战了。这是胡说。我们只要看看红军的历史,就可以驳倒这种议论。在某些时期内,我们的力量要比国民党的军队小十倍或二十倍,他们在设备上也远胜我们。他们的经济资源超过我们好几倍,他们还接受外国物质上的援助。可是,为什么红军还能节节获得胜利,它不仅能够存在到今天,而且还能增加它的力量?
“这解释就是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已在他们区域内的全体人民中,造成了一个岩石般的坚强集团,因为苏区中的每一个人,都准备为他们的政府反抗压迫者而战,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主动的、有意识的,为着他们本身的利益和信仰而战。除此之外,在苏维埃的斗争中,人民都是受着有才能、有力量和有决心的人的领导,他们对于红军在战略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军事上的需求,都有着深切的了解。红军获得了许多次的胜利——当开始的时候,只有几个有决心的革命家,握着几十支步枪——因为它在人民中有坚实的基础,所以它能够从老百姓方面甚至从敌军方面吸引许多的友人。敌人固然在军事上大大强过我们,但在政治上,它却是不能动的。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可获得的便利,要比红军对国民党斗争时候所利用的更来得巨大。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只要还有一寸的土地没有在侵略者刺刀的下面,它就不能说是被征服。就算日本能够占据拥有一二万万人口的土地,要打败我们,也还差得远。我们仍旧有着巨大的力量来抵抗日本的军阀,而且在整个战争中,它还得经常去防御情势严峻的后方。
“至于军火,日本不能夺取我们内地的兵工厂,而这是尽够供给中国军队用许多年的;它也不能阻止我们从它自己手中夺取大量的军火。红军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补充它现在的武力的,九年以来,国民党成了我们的‘军火运输队’。如果全中国人民联合起来抗日,那么,运用这种战略来取得我们的军火,当然是有更大的可能了!
“从经济上说,中国自然不是统一的。但是中国经济不平衡的发展,在对那经济高度集中的日本抗战的时候,却反而是有利的。譬如,将上海跟中国其他部分隔绝,对于中国,并不像将纽约从美国隔绝这样的严重。而且,日本要使全中国陷入孤立是不可能的,它就不能封锁中国的西北、西南和西部,因日本终究还是一个海军强国啊。
“因此,问题的中心点,又要归结到全中国人民的统一和动员,以及统一战线的建立,而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从一九三二年以来所一直主张的。”
问:“在中日战争中,你想日本会不会发生革命呢?”
答:“日本的革命不仅是可能,而且是必然的。在日军碰到第一次大败后,革命就要不可避免地发动了。”
问:“你想苏俄和外蒙古,是否会卷入战争,来帮助中国呢?在怎样的情势之下,才有这种可能?”
答:“苏联当然也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它不能不顾及远东的事变。它不能是永远被动的。它是坐视日本征服全中国,以作为进攻苏联的根据地呢,还是帮助中国抵抗侵略者,以取得独立,而与苏联建立友善的关系呢?我们以为俄国人一定是采取后一条途径的。
“我们相信中国人民一旦有了他们自己的政府,一旦开始对日抗战,并需要跟苏联以及其他友邦建立友善的联盟时,苏联一定将首先来和我们握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是一个世界的事业,苏联既是世界的一部分,它是不会比英、美更守中立的。”
问:“中国人民是否要马上夺回全部的失地,还是只将日本驱赶出华北和长城以北的中国领土?”
答:“中国必须立刻收复全部的失地,不仅在保卫我们长城以南的主权。这就是说,东三省是必须收复的。但我们并不将朝鲜包括在内。不过,假使朝鲜人要想挣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枷链,我们对他们的独立斗争自然将给予热烈的援助。对于台湾也是如此。至于内蒙古,那是汉族人和蒙古族人合居的地方,我们一定要把日本从那里赶出去,帮助内蒙古建立一个自治的政府。”
问:“在实际上,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怎样才能跟国民党军队合作抗日呢?在对外战争中,所有的中国军队,是必须放在统一指挥之下的,那么,假使红军可以派员出席最高军事会议,红军是否愿意遵守它政治和军事的决议?”
答:“是的。只要它是真正抗日的,我们当然一心遵守这个会议的决议。”
问:“红军是否同意,除了得到最高军事会议的允许和命令之外,绝不开入国民党军队所驻扎的区域?”
答:“是的。我们军队当然不会开入任何抗日军队所驻扎的区域的——我们在过去也不曾这样做过。红军绝不愿意利用战时的情势来投机。”
问:“那么,中国共产党对于这样合作的交换条件是什么?”
答:“那就是坚决地、彻底地对日抗战。此外,它还要求履行实现那在吁请建立民主共和国和国防政府宣言中所提出的各点。”[3]
问:“怎样才能好好地武装人民、组织人民和训练人民来参加这样的战争?”
答:“人民必须有组织和武装自己的权利。这种自由,蒋介石在过去是不肯给予他们的。但这种压迫可并未完全成功——譬如,就红军的情形来说,还有,北平、上海和其他各地虽受严重的压迫,但学生却仍能把自己组织起来,并准备在政治上动员。但当时学生和革命的抗日群众还没有获得他们的自由,还不能动员,不能训练和武装。反过来,当大众获得了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自由,他们的力量就将千百倍地增强,到那时候,我们民族真正的力量,才可以显示出来。
“红军从反抗军阀的斗争中获得了自由,而成为一个不可征服的力量。抗日的义勇军,也可以同样从日本侵略者的手中,获得行动的自由,并武装他们自己。假使中国的人民能够训练起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他们也一样可以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问:“在这次‘解放战争’中,你看应该采取怎样的战略?”
答:“这战略应该是一种运动战,在一条绵长的流动不定的战线上,战略的成功完全要靠艰险地带中的高度流动性,就是迅速地进攻和退却,迅速地集中和分散。这将是一种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壕、重兵和坚垒的单纯阵地战。我们的战略必须依战地的形势来决定,而这是适宜于运动战的。
“这并不是说须放弃军事上的要镇,只要认为有利,军事要镇还是应该用阵地战来保卫的。但中心战略却必须是运动战,而着重于别动队和游击队战略的配置。深垒战必须利用,但这在战略上只是辅助的和次要的。”
说到这里,我要插入几句话。就是这种战略,也颇为非中国共产党的中国军事领袖所普遍赞成。南京全部输入的飞机,固然建立了警卫内部的强固力量,但大部分专家,对于空军在对外战争中的价值,却并不存怎样的奢望。中央军所置备的空军和机械化设备,有许多人甚至视为浪费的玩具,认为在战争初期,它固然有惊人的价值和辅助防御的作用,但过了没几个星期,就不能维持长期的任务,因为中国几乎没有基本的军需工业,足以维持和补充空军以及其他高度机械化的现代军器。
白崇禧、李宗仁、韩复榘、胡宗南、陈诚、张学良、冯玉祥和蔡廷锴就是相信这种意见的人。他们以为中国战胜日本的唯一希望,完全在于把大军分成许多的游击队,维持着高度的流动,并且在广大的游击区域中,维持迤长的防线,这样渐渐地先从经济上,然后从军事上来击破日本。这至少是他们的理论。
毛泽东继续说:“从地理方面来说,战场是这样广大,我们有可能以最大的效率来采取运动的战略。像日本这样呆笨的作战机构,它还得随时防御后方的袭击,这一定可以发生很大的效力。在狭隘战线上集中重兵和竭力防御一两处的要镇,那完全是放弃了我们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便利,而重蹈阿比西尼亚[4]的覆辙。在战争初期,我们的战略应该注意避免主力的决战,而应该渐渐地击破敌军的战志、军纪和军事的效率。
“阿比西尼亚的错误,除了内部政治上的弱点以外,就是在于他们想保有一条深而且广的战线,使得法西斯蒂[5]便于轰炸,便于放毒气,便于将技术上较强的战争机器进行集中,给阿国以致命的有机伤害。
“除了中国正规军之外,我们还应在农民中组织并指导大量的游击队和别动队,而予以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训练。东三省的这种典型的抗日义勇军的成绩,只不过是全国革命农民中可以动员起来的潜力的极小表现。只要有适当的领导和组织,这种队伍可以弄得日军一天二十四小时没有休息,愁得要死。
“要晓得这次战争是在中国境内进行的。这就是说日军的周围都是敌视他们的中国人民。日军必须积藏他们所有的给养,并且保护它;各交通线都要重兵驻守,同时在日本本部和他们根据地的东三省,也须驻有重兵。
“在战争历程中,中国可以夺获许多日本的俘虏、枪械和弹药。到了某个时候,我们可以渐渐跟日本打阵地战,可以利用堡垒和深壕了。因为战争进行下去,抗日军队的技术设备一定会大大地改善,同时还可以从外援中加强起来。在长期占领中国的靡费重压下,日本的经济是要崩溃的;在无数不定的艰苦战争中,日本的军心是要涣散的。当日本帝国主义的浪潮在中国抵抗的暗礁上冲散了以后,中国革命人民中潜藏的大量人力,却还可以送出无数为自己的自由而战斗的人民到前线来!
“这一切以及其他的因素,注定了这次战争,使我们可以对日本的堡垒和军事根据地做最后且决定性的攻击,将占领中国土地的日军逐出中国去!
“我们将欢迎并优待被俘获的和被解除武装的日本官兵。我们绝不杀他们。我们将如兄弟一般对待他们。我们对于日本无产阶级的士兵并无仇恨,我们要用尽方法使他们觉悟,使他们起来,反对他们国内的法西斯军阀。我们的口号是:‘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法西斯压迫者!’反法西斯的日本士兵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目标是相同的。”
这时已是凌晨两点过后,我真是筋疲力尽了,但在毛泽东的白而带黄的脸上,却还找不出一些疲倦的表示。每当吴亮平翻译和我记录的时候,他一忽儿在两个小房间中来往踱着步,一忽儿坐着,一忽儿躺着,一忽儿倚着桌子读一沓报告。毛夫人也还没有睡。忽然间,他们两个都扑向一只在蜡烛旁边僵萎的飞蛾,欢呼起来。这确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动物,淡淡苹果色的绿翼,还镶着一条郁金香色和玫瑰色的柔软彩纹。毛泽东揭开一本书,把这片彩色的翅叶夹了进去。
谁想得到这样的人,会在认真地想着战争啊?
我蓦然想起早上八点还约定去参观红军大学,人们要研究“中国共产党人抗日感情的诚意”,这也许是一个好地方。
[1]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三二年就已“正式”对日抗战,那时苏维埃政府就已在江西发表对日战争的宣言。这宣言为国民党所禁止发表。参阅《红色中国:毛泽东关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展的报告》(一九三四年伦敦出版)第六页。——作者原注
[2]马来亚:马来西亚联邦西部土地,位于马来半岛的部分的旧称。
[3]在一九三五年和一九三六年,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曾送了几种意见书给国民党,其中就谈论了这几点。——作者原注
[4]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旧称阿比西尼亚(Abyssinia),位于非洲东北部。
[5]法西斯蒂:法西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