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共产党的基本政策

中国共产党人目前的基本政策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我曾经和毛泽东以及共产党的其他领导人谈了十几次。但在考察这些政策之前，我们对于共产党跟南京长期斗争的性质，必须先有一些概念。甚至如果我们只想知道一些红色西北最近的情形，我们也必须首先看一看几件历史的事实。

在下述各节中，我将部分地解释洛甫[1]的意见。洛甫是一位曾经留学美国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我曾在保安晤见他。这样做虽似乎有些累赘，但我相信这是值得的。

谁都知道，中国共产党在一九二一年才成立。它很快地成长着，直到一九二三年国民党的创始者孙博士发表了联俄的著名宣言。那时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没有掌握政权，两党都宣言为建立民主政权而斗争。这是很易于达成一个谅解的。一九二四年，国民党在俄国顾问的帮助之下，依照列宁的党的路线，改组了一次。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个联盟，在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大革命的领导和组织中，中国共产党非常之活跃，这次革命最后推翻了腐败的北洋独裁政权。

总结起来，就共产党方面来说，这次合作的基础在孙总理和国民党接受了两大革命的原则。一是承认反帝政策的必要——就是用革命的手段来恢复全部政治的、领土的以及经济的主权。二是对内要求一个反封建和反军阀的政策——实行民主革命，以铲除地主和军阀，并建立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新方式，但这一点，国共两党都同意必须是民主性质的。

当然，共产党认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成功，是建立任何社会主义社会的先决条件。因此，在支持一个“民主的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运动中，他们的地位是合理的。

不幸的是，革命还没有完成，孙总理竟于一九二五年死了。到一九二七年，国共两党的合作宣告结束。从共产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国民革命也可说是在那时候完结了。国民党的右翼，在新军阀主义的控制之下，在某些列强、银行家和地主的支持之下，与合法选出的武汉政府宣告决裂。他们在南京另行树立蒋介石政权，这个政权，当时中国共产党和大多数的国民党认为是“反革命的”，是背离“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

国民党不久便顺从南京的政变，但共产主义却成了杀头的罪名。共产党所主张的民族主义两要点——反帝运动和民主革命——实际上是被放弃了。接着就是军阀的内战和压遏那些蜂起的土地革命的战争。无数的共产党和从前工农的领袖，遭到杀戮。各种工农会都被解散。所谓“开明的专制政权”，武力铲除着各种异己的势力。可是，即使这样，军队中却仍存在无数的共产主义者，而整个共产党团结着经受了一个极端恐怖主义的时期。国民党虽然花了几十万万元用于“剿共”的内战，可是到了一九三七年，红军却在西北占领了一块在他们自己全部统治下所从未有的最大的土地。

自然，中国共产党相信，一九二七年以来十年的历史，愈益增强了他们的论证：对外不实行反帝政策，对内不实行土地革命，中国的民族独立和民主政治（国民党也把这认作他们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这里无须详细阐述他们的意见。不过，假使我们要知道共产主义为什么能够急剧增加它的群众，特别在爱国青年中间是这样，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它还能在历史的幕布上投射远东大动乱的影子，我们就必须注意它主要的理论。

共产主义者说，自从南京摒弃革命的活力以后，中国的情形是“每况愈下”了。一次又一次的妥协。没有能够进行土地革命，结果引起了广大的不满，以及全国许多地方农民的公开反抗。农民贫穷和困苦的一般情形，在过去十年中日益恶化。经济学家尽管发现中国现在也有了几条可通行的公路，有了精锐的飞机队和“新生活运动”，但却没有一个对中国未来黯淡的前途会不觉得悲惨的。每天所发生的灾荒报告，在许多国家中要算是了不得的大灾难，但在中国却是常事。例如，当我执笔的时候，报上就载着从华中、华西寄来的这样骇人听闻的消息：

豫、皖、陕、甘、川、贵各省灾情，续有所闻。全国显已遭逢许多年来最严重之灾馑，而千万人已归死亡。据最近川灾救济委员会之调查，该省灾区中现有灾民三千万人，树皮白泥，已为罗掘一空。据传陕西现有避灾难民四十万人，甘肃百万人，河南约七百万人，贵州约三百万人。贵州灾况广及六十区，中央社认为是百年来最严重之灾馑。[2]

在许多省份中，赋税往往预征到六十年或六十年以上，农民因无力缴付地租和高利贷的利息，甚至几千亩的田地都任它荒芜着。四川就是其中的一省。在我所收集的六年来的材料中，也显示许多别的省有同样悲惨的情形，但很少显示这种灾祸发生的频率有渐减的趋向。

当农民大众迅速地趋于破产的时候，田地和财富集中到少数地主和高利贷者的手里，也随着独立农业一般衰落的比例增加着。[3]李滋-罗斯（Leith-Ross）说中国没有中产阶级，只有赤贫和大富。这句话在过去如果不对，将来也许会变成这样的。苛重的捐税、腐败的分配谷物的方法以及社会、政治和经济全部的传统制度，像维脱富格尔博士（Dr. Karlogus Wittfogel）所称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弄得没有田地的农民，经常得负着重债，没有积蓄，而当碰到旱灾、饥馑、洪水等危机到来的时候，就毫无应付的办法了。

一九二六年，毛泽东担任国民党农民运动委员会的书记（在国共分裂之前，当时毛泽东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曾经管理二十一个省田地统计的收集。据他说，这种调查说明了那占全部农村人口百分之十的本地地主、富农、官吏、在外地主和高利贷者，总共拥有中国所有可耕地的百分之七十。中等农民拥有百分之十五。但是那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六十五以上的贫农、佃户和雇农，却只有全部耕地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

据毛泽东说：“自从反革命以后，这些数字统被禁止发表了，在十年后的现在，我们还不能从南京方面得到一些中国土地分配的说明。”

共产党以为农村的破产，因放弃反帝斗争的恶果而愈益加速。所谓反帝斗争，在今天大部分中国人的意思就是“抗日斗争”。由于南京对日采取“不抵抗政策”，中国失去了五分之一的领土、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铁路线、百分之八十五的荒地、一大部分的煤、百分之八十的铁矿、百分之三十七的最佳林地以及百分之四十左右的输出贸易。日本现在控制了中国全部百分之七十五的铣铁和中国所有的铁矿事业，以及中国一半以上的纺织业。对东三省的征服，不仅从中国夺去了它最好的市场，也夺去了它大部分可用的原料。在一九三一年，东三省从中国其他各省的输入，占其总输入的百分之二十七以上，到一九三五年，中国对伪满洲国的贸易，却只占其输入的百分之四。这给予了日本以中国最适于工业发展的区域——使它可以阻止这种发展，而把原料移用于自己的工业。这给予了日本以大陆上的根据地，它可以从这里毫无顾忌地继续对中国的侵略。许多人觉得，即使中国其余部分不再遭侵略，这种种的变动，已完全扫荡了任何改革所必需的便利，而这种改革，是南京所寄望于下一代的。

那么，南京九年来“剿共”的结果是什么呢？西北当局最近曾在一个反对第六次反共“清剿”运动的宣言中，把这些结果归纳起来。它告诉我们，第一次“清剿”运动时，东三省落入日本的手里，再一次发生了上海“一·二八”事变，到第三次热河是放弃了，再一次失去了冀东，而在第五次“肃清残匪”运动中，冀、察的主权又受了很大的损害。西北方面想，要是蒋介石再来一次新的“剿共”运动，绥远一定又将失去了，这是跟日本侵入该省北部的行动完全相配合的。

自然，红军要是不放弃武力推翻政府的企图，南京是不能停止内战的。但早在一九三二年，红军就主张和平，而提出一个与南京联合抗日的计划。他们的提议被拒绝了。现在，红军在西北发展的地位虽然已占了战略上很大的便利，但中国共产党却在全国抗日军队和爱国团体的合作之下，又重申它原来的提议，要求合作停止内战，并建立民族抗日统一战线来抵抗侵略者。只要南京同意建立民主代议政府，对日抗战，保障人民的一切自由，中国共产党情愿把红军和苏区完全归中央政府来管辖。换句话说，中国共产党准备再度与国民党“合婚”，只要它能恢复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政策。在这两个基本目标中，他们认定民族生存的斗争是特别重要的，甚至要不惜放弃内部土地问题的斗争去进行；他们又认定阶级矛盾应该消纳到外部对日矛盾的最后解决中，因为不解决外部的矛盾，阶级矛盾当然不能满意地解决。

把毛泽东在我访问时所发表的谈话，引录几段在下面：

“今天中国人民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我们苏维埃的政策，是完全由这种斗争的条件来决定的。日本军阀希望征服全部的中国，而使中国人民成为他们殖民地的奴隶。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反抗日本经济和军事征服的斗争——这些就是在分析苏维埃政策时候所必须记住的主要任务。

“日本帝国主义不仅是中国的敌人，而且也是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敌人。它特别是那些在太平洋有利益的诸国，即美、英、法和苏联各国人民的敌人。日本的大陆政策和海上政策，不仅针对中国，而且也是针对那些国家的……

“我们对于列强各国希望的是什么？我们希望友邦各国至少不要帮助日本帝国主义，而采取一个中立的立场。我们盼望他们能够积极地援助中国反抗侵略和征服。”

在运用“帝国主义”这个词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把现在积极侵略中国的日本和目前与中国友好的互不侵犯的民主资本主义国家显著地分了开来。毛泽东解释说：

“关于一般帝国主义的问题，我们看出在列强中间，有许多表示不愿参加新的世界战争，有许多不能坐看日本占领中国，如美、英、法、荷兰和比利时诸国。此外，还有永远在侵略强国威胁下的国家，如暹罗[4]、菲律宾、中美诸国、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荷属东印度等，这些国家，都多少在日本的威胁之下。我们都把他们当作朋友，而请求他们的合作……

“因此，除了日本和帮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以外（据毛泽东在别处发表的意见，就是指意大利和德国），上述范围中的各国，可以组成一个反战、反侵略和反法西斯的世界联盟。……过去，南京曾从美、英和其他各国接受了许多的帮助。这些借款和供给，大部分耗用于内战。每杀一个红军的士兵，等于杀了许多的农民和工人。据银行家章乃器在最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的估计，南京每杀一个红军的士兵，必须耗去中国人民八万元的金钱。[5]因此，就我们看来，这样的‘援助’，是无利于中国人民的。

“只有当南京决定停止内战，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抗战，并与革命的人民组成一个民主的国防政府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这样的援助于中国民族才有真正的利益。”

当我问毛泽东，苏维埃是否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他指出有许多不平等条约，实际上已为日本所破坏，特别就东三省的情形而言。讲到中国代议制政府的未来态度，他这样说：

“那些援助中国或并不反对中国独立和解放战争的列强，应该请它享有中国密切的友谊关系。那些积极援助日本的列强，自然不能给予同样的待遇。例如，德国和意大利，他们已和伪满洲国建立了特殊的关系，是不能算作中国人民的友邦的。

“对于友善的列强，中国愿意和平谈判共利的条约。对于其他的列强，中国准备与之维持更广范围的合作。……至于日本，中国却必须以解放战争的行动，来废止一切不平等条约，没收日本帝国主义的所有财产以及取消日本在我国的特权、租界和势力。关于我国对于其他列强的关系，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什么足以使中国在抗日斗争中处于国际不利地位的主张。

“当中国真正获得了独立时，那么，合法的外国商业利益就可享有比从前更大的机会。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生产和消费的力量，已不是一件能算为中国独占利益的事情，而必须是各国共占的。我们几万万的人民，一旦获得真正的解放，以他们解放出来的伟大潜在的生产力，从事各方面创造的活动，必能帮助改善全世界经济和提高全世界文化的水准。但中国人民的生产力在过去却很少发挥；相反，它还受着本国军阀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

最后我问：“中国是否可能与民主的资本主义强国缔结反帝的联盟呢？”

毛泽东回答道：

“反帝、反法西斯的联盟，性质上就是共同防止好战国家的和平联盟。中国与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缔结的反法西斯公约，是完全可能而且需要的。这种国家加入反法西斯阵线，也正有着自卫的意义。

“假使中国全部沦为殖民地，那么就将是长期的恐怖和惨无人道战争的开始。为了他们自己，中国人民将选取对压迫者抗战的路，我们希望外国的政治家和人民，也能跟我们同走这条路，而不重蹈帝国主义血的历史所奠定的黑暗的途径……

“要抗日成功，中国也必须找取其他列强的援助。但这不是说，没有外力的援助，中国就不能抗日！中国的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和中国的人民，准备尽力联合起来，以缩短这次战争的时期。但即使没有一个人加入我们，我们也决定要单独抗战下去！”

红军是真的相信中国可以摧毁像日本这样强大的战争机器吗？我相信他们是这样想的。那么，他们的胜利假定所根据的特殊逻辑，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我向毛泽东提出的十几个问题中的一个。他的回答，确是一种鼓动的也许是预言的东西，虽然正统派军事家认为这是技术上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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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洛甫：张闻天（1900—1976），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2]这一消息可见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十五日的《民主》，北平。——作者原注

[3]近年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和分析中最杰出的著作是陈翰笙的《中国的地主和农民》（一九三六年纽约出版）。——作者原注

[4]暹（xiān）罗：泰国的旧称。

[5]人民和党人被杀的，要比正式红军被杀的多得多。章君的估计，除了实际军事费用外，还包括劳动损失、谷物损失以及村庄农田破灭的耗费。——作者原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