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红色伴侣

陕北是我在中国所看见的最贫瘠的一个区域。那里并非真正缺少土地，而是缺少真正的土地，至少可以说是缺少真正能耕种的土地。陕西的农民往往有一百亩土地，还是一个穷人。地主至少要拥有几百亩土地，其中一部分必须在肥沃的区域，否则他不能被称为地主。

陕西的农田可说是有些倾斜，其中有一些也可说是颇为平滑，因为常常发生山体滑坡。这里的农田多半是夹在地缝和小溪流之间的条状土地。很多地方的土地看起来都非常肥沃，但是生长于此的农作物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被这倾斜的农田所严格限制。这里极少有真正意义上的山，只有无穷无尽的破碎的山丘。山丘的角度陡峭的阴影和着色随着太阳的转动奇迹般地变化着，黄昏时，这些山丘宛如一片宏阔的紫色海洋，暗色的天鹅绒般的褶皱自上而下铺展开来，就像是中式服装中的百褶裙，一直延伸到似乎深不可测的峡谷中。

第一天以后，我骑马的时候很少，并非为了可怜这匹憔悴的老马，而是因为大家都在步行。李长林是这一群人中最老的战士，其余大多数是不满二十岁的小伙子。其中有一个绰号叫作老狗的，我问他为什么要加入红军。

他是南方人，从福建苏区辗转到西北。他也参加了二万五千里的长征，这是外国军事专家认为不可能的。老狗却终于到了西北，只有十七岁，实际看来还不过十四岁。他完成了那一次长征，不当一回事。他说，如果红军需要的话，他准备再走二万五千里。

一个绰号叫作老表的，和他在一块儿。这个老表从江西出发，走了几乎同样遥远的路程，他只有十六岁。

他们都喜欢红军吗？我这样问过他们。他们看着我，露出真正惊奇的神色。他们显然从未想到有人会不喜欢红军。

老狗说：“红军教我读书写字。现在我又学习管理无线电和射击来复枪。红军永远帮助穷人。”

“就只有这些吗？”我追问。

老表回答道：“红军待我们真好，我们从未挨打。这里人人平等。在白区里，穷人是地主和国民党的奴隶。这里不是那样。这里，大家为着帮助穷人而奋斗，为着拯救中国而奋斗。红军对地主作战，对‘白匪’作战。红军是抗日的。为什么有人会不喜欢这样的红军呢？”

还有一个孩子是在四川加入红军的。我问他为什么加入红军，他对我说，他的父母是穷苦的农民，只有四亩田，不够养活他和他的两个姐妹。当红军到他的村庄时，农民都欢迎他们，给他们泡茶、做点心。红军的戏剧家上台演戏了。那真正是一段快乐的时光。只有地主逃跑了。分配土地时，他的父母得到了一份。所以，他加入穷人的军队时，他的父母只会快活，不会伤心。

还有一个十九岁的青年，曾经在湖南省某县当铁匠店的学徒，他的绰号叫作铁老虎。红军一到，他就抛弃了风箱、炉子和学徒的头衔，只穿了一双草鞋和一条裤子，急忙跑去投入红军。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去和使学徒们挨饿的师傅们打仗，要去和榨取他们父母的地主们打仗。他要为革命而战，为解放穷人的革命而战。红军对老百姓很好，不像白军那样会抢掠他们，虐待他们。他扯起裤脚管，露出一条长的白创痕——打仗的纪念品。

还有几个青年是来自福建、浙江、江西和四川的，但大多数是陕、甘两省的本地人。有几个已经从少年先锋队中“毕了业”，看上去虽像孩子，实则已经做了多年的红军了。有几个为了抗日而加入红军，有两个为了不愿做奴隶而加入红军，有三个则是从国民党的军队中逃来的，但大多数加入红军的人，是为了“红军是要打倒地主和帝国主义的军队”。

我又和一个小队长谈话，他是一个比较“老成”的人，二十四岁，江西人。他自一九三一年起就加入红军。那一年，他的父亲和母亲都给南京的飞机炸死了，连房子也给炸毁了。他从田里回家，看见父母双亡，立刻抛下锄头，别离妻子，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有一个兄弟是红军游击队员，一九三五年在江西被杀死了。

他们是混杂的一群，但比起按照地域区分的普通中国军队，在组织上更具真实的“民族性”。不同地域的背景和方言，似乎并没有使他们隔离，反而成为善意的笑料。我从未看见他们发生厉害的争执。事实上，我在红区旅行时，没有看见过红军士兵打架，这是难能可贵的。

虽然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几乎都遭遇过悲剧，但他们一点儿也不沮丧，也许是因为太年轻了，他们都很快活，是我所见过的第一批真正快活的无产阶级。消极的知足是中国的普遍现象，但对于生存怀着积极的高超的快活情绪，却是很少看见的。

他们在路上几乎整天歌唱，歌的来源好像没有止境。他们的歌唱不是出于命令，而是自发的，出于心坎的，唱得都很好。每当一个人兴致一来，或想到某一首歌曲，而突然引吭高歌时，不论指挥员或战士都会加入合唱。他们在夜间也唱，他们从拉着陕西胡琴的农民那里，学会了许多乡村间的新调子。

他们所有的纪律，似乎完全是出于主动的。当我们走过一棵野杏树时，队伍突然散开。每一个人的袋里装满了杏子，杏树好像受了一阵狂风的吹打，于是他们归队，迅速开步走。可是，当我们走过私人的果园时，没有人采摘一个果子。我们沿路所吃的饭和菜，都照价付钱。

据我观察所及，农民对于我的红色伴侣，毫无憎恶；反之，他们似乎彼此很友好，很忠诚，这一种事实也许与最近的分配土地和废除苛捐杂税有关。农民把所有可吃的东西卖给我们，毫不犹豫地接受苏维埃钱币。当我们在中午或黄昏到达一个村庄时，本地的苏维埃主席很快就替我们预备地方、指定炉灶。我常常看见农妇或她们的女儿们主动给我们拉炉灶上的风箱，和红军战士有说有笑，这在中国妇女，尤其是陕西妇女，不能不算是绝大的解放啊。

最后一天，我们在绿色山谷中的一个村庄吃饭，全村庄的孩子都走来看他们第一次看见的洋鬼子。我决定盘问他们一下。

“什么叫中国共产党？”

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高声回答：“帮助红军打‘白匪’和日本人的就叫中国共产党。”

“还有呢？”

“帮助红军打地主和资本家！”

“可是，什么叫资本家呢？”

一个孩子答不出，另一个孩子说：“自己不做工作，而使别人替他工作的人，就叫资本家。”

这定义也许太过简单化了，我再继续问下去：

“这里有地主或资本家吗？”

他们齐声高喊：“没有！他们都逃走了！”

“他们怕什么？”

“怕我们的红军！”

“我们的”红军，一个农民儿童竟会谈论到“他的”军队。很明显，这不是中国，可是，如果不是中国的话，这又是什么国家呢？我认定这是难于相信的。是谁这样教他们的呢？

后来我看到红色中国的教科书，会见老人徐特立（前任湖南长沙师范学校校长、现任苏维埃教育部部长）的时候，才发现教那些儿童的是谁。

事实上，在那天下午，当我们一群走下最后的山坡，踏进红色中国的临时首都时，我就要去拜访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