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关于贺龙

第二天早晨六点钟，我和大约有四十个青年的交通队一同出发，他们是护送货物运输队到保安去的。

这一队人中，只有我自己、外交部的专使傅锦魁[1]和红军军官李长林三人骑着马。可是，我这么说并不完全确切。傅锦魁骑的是骡子，驮的东西已嫌太重了；李长林的驴子也同样载重过分；只有我总算骑着一匹孤独的马，但这匹马真的是否还在我的胯下，我有时也觉得模糊起来。

我的马，背如弯月，步伐如骆驼。它的四条腿，瘦弱得可怜，危险地蹒跚着，我怕它随时会摔倒，咽最后的一口气。当我们沿着峭壁所凿成的狭径前进时，它尤其困苦不安。我觉得只要我的身体突然一偏，我们就会一同跌落到下面的山谷去。

坐在行李堆尖上的李长林，嘲笑着我的局促不安。他说：“同志，你坐的是一副好鞍子，可是，鞍子下面的东西是什么哟？”

当然，以我的地位是不应该抱怨的，因为我究竟算什么呢？也应该是骑兵吗？可是，对于他的嘲笑，我禁不住要批评一下：“李长林，你们骑在这种狗一般的马身上，怎样能够打仗呢？你们红军骑兵用的马就是这样的吗？”

“不是！不是！你该明白！你的马不是‘坏了’吗？因为我们在后方用这样的坏马，所以我们在前线才有所向无敌的骑兵！如果有一匹强壮又能跑的马，就是毛泽东也不能把它留在后方。我们在后方用的，只有狗似的坏马。什么东西都是如此：枪炮、食物、衣服、马匹、骡子、骆驼、羊，我们都把最好的供给我们的红军战士！同志，如果你要一匹好马，请到前线去吧！”

我决定接受他的意见。

“可是，李长林，你自己为什么不上前线呢？难道你也‘坏了’吗？”

“我‘坏了’吗？绝不会！不过，前线少用一个好人，要比少用一匹好马容易！”

看起来，李长林真是一个好人，一个优秀的布尔什维克[2]和优秀的说故事者。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已经十年了，是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的元老之一。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我时而骑马，时而步行，时而气喘，时而口渴，跟着李长林，他一件又一件地对我溯述往事。

他还是一个年轻人，三十一二岁，可是当他逐渐展开他的往事时，你就知道他出生入死已有十多次了。我从他的身上发现一种特殊的性格，这性格，后来我在中国革命战士坚固如铁的奇异结合中不断看到。某种东西使个人的苦痛与胜利，成为全体的负担或大家的快乐，某种力量使个人一律平等，消失了个人的判别，使个人真正忘记了自我，使大家在自由、严肃和艰难中共同努力。

假使你认识中国的话，这样的事情恐怕不会使你相信！可是，这却是事实，且待我以后再解释。

李长林是湖南人，当中国国民革命开始时，他还在中学读书。他加入国民党，直到一九二七年举行“清党”时，他才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一个短期间，他在邓发的领导之下，曾在香港组织工人。后来，他到江西的苏区，成为游击队的领袖。一九二五年，国民党曾经命令他和一个宣传队，去干一件责任非常重大的工作，要他们去会见“土匪领袖”贺龙。他们的使命是去说服贺龙，参加国民革命。现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报纸上称为“罪恶昭彰”的贺龙，实则当初他是为国民党极力争取的。

我们在溪边的树林下休息时，李告诉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贺龙的部下也并非土匪。他的父亲是哥老会[3]的一个领袖。贺龙承袭了父亲的威势，年轻时声名就盖遍湖南全省。湖南人有许多关于他在年轻时的勇敢故事。

“他的父亲是清朝的一个武官。有一天，同僚宴客，他带了贺龙去。他夸奖贺龙的胆气。有一个客人决定要试验一下，便在桌子下面放了一枪。据说，贺龙连眼睛都没有眨一下。

“当我们会见他的时候，他已经被收编为省军。他所管辖的区域，恰为云南的鸦片运往汉口的必经之路，他就靠征收烟税为生，并不剥削老百姓。他的部下也不像旧军阀的军队那样狂嫖滥赌。他也不准士兵吸鸦片。贺龙自己也不抽鸦片，但以鸦片敬客却是一种习惯。所以，当我们到达时，烟枪和鸦片都摆上了炕，我们便在烟炕上谈论革命！

“我们宣传队的领袖是周逸群，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和贺龙有着亲戚的关系。我们谈了三个星期。贺龙除了军事外，不曾受过多少教育，可是他并非无知无识的人。他很快就了解革命的意义，不过他也详细考虑，并和部下商议，然后才决定加入国民党。

“我们在他的军队中设立了一个党务训练学校。这虽然是一个国民党的训练学校，大多数的宣传员却是中国共产党，许多学生后来都成为政治上的领袖。除了贺龙的军队外，该校还培养了第三师的政治工作人员，那时第三师师长是袁祖铭。袁祖铭给唐生智的部下暗杀以后，第三师就归贺龙指挥，贺龙的军队扩充成为第二十路军，成为张发奎将军统率下第四集团军的一部分。”

据李长林说，直到一九二七年南昌八一起义时，贺龙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这以前，他还效忠于汪精卫的武汉（国民党）政府。唐生智、何键等镇压打倒地主的运动，开始“农民大屠杀”，国民党的军阀们不仅杀戮中国共产党人，并且杀戮无数的农会领袖、工人和学生，贺龙才毅然转变为中国共产党。他出身于农家，完全对穷人表示同情，大屠杀激起他的愤怒。

何键是“反革命军阀中最野蛮最残酷的一个”，据李长林说，“我不知道他究竟杀了多少人，至少有几万。在我自己的家乡浏阳，从一九二七年四月到六月间，他杀了二万余农民、学生和工人。我也在那里，所以我知道。据说在醴陵，他也杀了一万五千人。”

我奇怪李长林本人怎样能够脱逃，所以我问他。他拉开蓝布短衫，指着一条长长的疤痕，笑着说：“你瞧，我没有完全脱逃啊！”

“南昌起义后贺龙怎么样了？”

“他的军队是打了败仗了。他和朱德向汕头推进。他们又吃败仗。他的残余部队退回内地，贺龙本人则撤往香港。后来他潜赴上海，化装重返湖南。

“据说，贺龙是靠了一柄刀把湖南的苏区建立起来的。这是一九二八年春的事情。贺龙匿居在一个乡村，和哥老会的弟兄们密谋起事，恰巧县政府的收粮员到来。他率领着几个乡民，亲手用自己的刀把那些收粮员杀死，并把他们的卫队缴械，这样，他获得了手枪和步枪，武装了他的第一支农民军队。”

贺龙在哥老会中的声望，是全国皆知的。据红军说，他可以赤手空拳到随便哪一个乡村去，通知哥老会，组成一支军队。他精通门槛中的礼节和术语。他擅长口才，据李长林说，“他讲话时能够‘把死人变成活人’”。

贺龙的红二方面军于一九三五年从湖南的苏区撤退时，据说有四万支步枪。这支军队在长征中遭遇的艰难困苦，要超过江西的主力部队。许多人在雪山上冻死，许多人饿死，许多人给飞机炸死。可是，在中国的农村中，贺龙的吸引力和声势非常之大，他的部下宁愿死在路上，也不愿中途离开，并且在长征中有许多人加入、补充他的队伍。最后，他到达了西藏的东部，始与朱德联合，已经只剩二万人左右了，大多数赤脚光腿，筋疲力尽。休养了几个月以后，他的部队又向甘肃出发。

我问李长林：“贺龙到底是怎样一个人？”

“他的身体是魁梧奇伟的，像老虎一样强悍。他虽然已是五十岁以上的人，还是非常健旺。他从来不会觉得疲乏。据说在长征中，他曾经携带许多伤兵。在未入红军以前，他的生活就和士兵一样简单。除了马，他什么都不放在心上。他真喜欢马。有一次，他得到一匹非常心爱、非常美丽的马。那匹马给敌人抢去，他追击敌人，终于把那匹马夺回！

“他虽然生性暴躁，却十分谦逊。自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他忠实于党，从未破坏党的纪律。他常常要求批评，遵从忠告。他的妹妹很像他——真是一个伟大的女子。她曾经亲率红军作战，把受伤的士兵驮在背上。贺龙的夫人也是这样。”

贺龙憎恶富人这一件事情，已经成为传奇。许多农民因为他们的亲戚朋友牺牲于“农民大屠杀”，许多农民因为在何键的反动统治下受着苦痛压迫，都怀着复仇的情绪投奔贺龙。据说，地主士绅们只要听到贺龙距他们还有两百里路的消息，即使在南京军队严密保护的地方，也往往争先逃避，因为贺龙行动的敏捷是大家都知道的。

不久以前，贺龙拘获一个瑞士籍的教士鲍士哈（Bosshardt），其因间谍的罪状被军事法庭判决十八个月的徒刑。所谓间谍大概是指将红军移动的消息报告给国民党方面，许多外国教士都有这种习惯。当贺龙的军队开始长征时，鲍士哈的刑期还没有满，所以随着军队出发。刑期满后，鲍士哈恢复自由，贺龙给他旅费到云南。奇怪得很，鲍士哈对于贺龙并无什么怨言。恰恰相反，据说他曾经这样表示：“如果农民知道中国共产党到底是怎样的人，就谁也不会逃避了。”

晌午时分，我们决定到清凉宜人的溪水里洗澡。我们躺在一块长长的平平的石头上，浅水的波纹漾过我们的身体。几个农民走过去，赶着前面的一群羊；仰视天空，清朗碧澄。这里充满了和平与美丽的空气。

突然，我问李长林有没有结婚。

“我已经结过婚了，”他慢慢地回答，“可是，我的妻子在南方被国民党杀死了。”

我开始有点儿明白中国的共产党为什么能够打得这样长久，这样不妥协，这样非中国式。在之后行进的路上，我从其他红色伴侣那里知道了更多此类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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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傅锦魁：应为红军战士胡金魁。下同。

[2]布尔什维克：俄语音译。列宁建立的苏联共产党用过的称号，意思是多数派。

[3]哥老会：帮会的一种，清末在长江流域各地活动，成员多数是城乡游民。最初具有反清意识，后来分化为不同支派，常为反动势力所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