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叛徒

我和周恩来谈了几分钟，并向他解释我的履历后，他就替我安排在百家坪过夜，叫我在第二天早晨到他的司令部去，他的司令部设在附近的一个村庄。

我和驻扎在这里的交通部的一部分人员吃饭，遇见了十几个屯宿[1]在百家坪的青年。他们中间有些是游击队学校的教员，一个是无线电管理员，有几个是红军军官。我们吃的有煮熟的小鸡、不发酵的荞麦馒头、白菜、小米和我最爱吃的土豆。可是除了白开水以外，没有其他冷饮，而白开水热得不能进口。因此，我口渴得要命。

吃饭时是由两个态度坦然的孩子侍候的，他们穿着大了好几号的制服，戴着鸭舌尖式的红帽子。他们最初不愉快地注视着我，可是在几分钟后，我就想法惹起了其中一个孩子的友谊的微笑。我自己胆大了，他从我身边走过时，我招呼他：“喂，拿点儿冷水来。”

可是，他毫不理睬。几分钟后，我又招呼另一个孩子，结果也是一样。

我发现交通处长李克农——戴着厚玻璃的近视眼镜——在嘲笑我。他扯扯我的袖管，对我说：“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喂’。这里什么人都是同志。这些孩子是少年先锋队队员，他们是革命的儿童，自愿到这里来帮助我们。他们不是奴仆，他们是未来的红色战士。”

这个时候，冷水来了。

“谢谢你，同志！”我很抱歉地说。

那个少年先锋队队员勇敢地看着我。“不要紧，”他说，“你不要为了这种事情感谢一位同志！”

我心里想，这些孩子真是了不起。在中国儿童间，我从来没有看到这样伟大的自我尊严。可是，这一次遭遇仅是少年先锋队队员所给予我的许多惊奇事迹的开端，因为我更深入苏区以后，发现这些红颊的“红小鬼”——愉快、勤奋而又忠实——满溢着惊人的青年运动的活泼精神。

第二天早晨护送我到周恩来的司令部去的，就是少年先锋队的一个队员。司令部是一个有防御轰炸设备的茅屋，四面围着同样的茅屋，农民都若无其事，忘记了他们是处在战场的中间，忘记了本线的红军司令是居住在他们的中间。红军获得农民的普遍欢迎，能够毫无阻碍地推进农民的区域。我好奇：难道这就是红军的秘密吗？附近驻扎了一些军队，似乎一点儿也没有搅扰农村的宁静。

为了周恩来的脑袋，蒋介石曾悬赏八万元，可是，在周恩来的司令部门前，却只有一个卫兵。

屋子里很干净，陈设非常简单。土炕上的一顶蚊帐，是唯一的奢侈品。炕边摆着两只铁质的文件箱，一张木质的小方台当作办公的桌子。卫兵向他报告的时候，他正伏在桌子上看电报。

“我接到一个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表示同情，并且说你能够不抹杀真理和事实，”他对我说，“我们知道这些就够了。你是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我们欢迎访问苏区的任何新闻记者。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而是国民党。你所见到的一切，可尽量向外发表，你考察苏维埃区域的情形时，我们将给你种种帮助。”

对于允许我可以自由行动的诚意，我是有一点儿惊奇和怀疑的。我本来这样想：即使会允许我到苏区去旅行，总要规定若干限制，像关于拍照、笔录或访问谈话等。他的话实在太理想了，一定有什么令人困惑的地方……

关于我的“报告”，显然来自中国共产党的西安秘密总部。所有中国的重要城市，如上海、汉口、南京及天津等处，中国共产党都有无线电的交通。他们在白区城市内的无线电台虽常被破获，国民党想要长期破坏他们的交通，却从来没有成功。据周恩来告诉我，自他们成立了无线电一个部门后（他们的无线电设备是从白军方面夺来的），他们的密码从来没有被国民党破译过。

周恩来的无线电台离他的司令部不远。他靠这个电台和苏区里的各重要地方及每一个前线沟通消息。他甚至和红军总司令朱德直接通报，那时朱德的部队驻扎在千余里外的川、藏边界。苏维埃的西北临时首都保安，设立了一个无线电学校，大约有九十个学生正在那里受着成为无线电专家的训练，他们每天从南京、上海和东京的广播中收取新闻，以供给苏区的报纸。

周把许多无线电报搁在一边——大多数是山西省对面黄河沿岸各据点即红军东部战线的报告。他替我开列一个旅程，需要九十二天的一个旅程。

“这是我个人的建议，”他说，“你是否愿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认为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旅程。”

但需要九十二天啊！而且一半的日子是要消耗在路上。究竟可以看到些什么呢？难道红区有这样辽阔吗？我口里没有说出，心里对于他的旅程却有点儿怀疑。可是，实际上，我花的时间比他所建议的还长久，最后我还不忍离开，因为我看见的太少了。

周允许我骑着马到保安去，有三天的路程，并且叫我第二天早晨就动身，因为我可以伴着回到临时首都去的交通队同行。听说毛泽东和其他苏维埃要人都在那里，周已经同意打一个电报给他们，告诉他们我就要到保安去。

我和周恩来谈话的时候，曾以深切的兴趣去研究他。因为像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他在中国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是瘦个子，中等身材，细小而坚韧的骨骼，又大又深的眼睛富有热情，尽管有长而黑的胡子，外表上却仍不脱孩子气。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那一种吸引力是羞赧、个性的魅力和领导的坚决彻底奇妙地混合而成的。他英文讲得虽不流利，却相当准确，据他说已有五年不讲英文了，这使我很惊讶。

我从周的一个旧同学以及在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代共同工作的国民党人那里知道了一点儿关于他的事情。我从周恩来本人那里知道了更多的事情。有一点尤其使我感兴趣。他显然是中国一切人物中最稀罕的一个，他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他的行动完全和学识及信仰相协调。他是一个学者，却转变为造反者。

他是一个世家子弟，祖父是清代高官，父亲是声望卓著的学者，母亲也非常奇特（她读书很多，实际上还喜欢现代文学）。他从小就表现出惊人的文学天才，所以周恩来似乎是注定了要做一个学者。可是，像他同一时代的许多人一样，他在民族意识觉醒的大时代中，对于文学的兴趣转变了。经过了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新文化运动开始萌芽而逐渐成长起来，周恩来也就被卷入了摇撼中国的社会革命运动中。

他进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后来升入南开大学。南开中学是美国教会主持的学校，他在那里学习英文并受到了“自由的”教育。他是班里的高才生，领到过三年的奖学金。不久，日本向中国提出了“二十一条”，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全国爆发起义，产生了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运动，接着是一九一九年的学生运动。周恩来因为是学生领袖，在天津被捕，监禁半年。和他同时被捕入狱的爱国青年有很多，其中有一个是天津女子师范的学生，思想激进，她现在是周的妻子和同志。

周恩来被释放以后，到法国去读书。他为战后共产主义运动所影响，在巴黎帮着组织中国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在中国的共产党也成立了，所以他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他在巴黎读了两年书，到英国去了几个月，又回到法国，然后在德国读了一年书。一九二四年，他回到中国，已经是一个著名的革命组织者，他马上到广东去帮助孙中山，那时孙中山正在与中国共产党及苏联合作，准备北伐。

二十六岁的周恩来，成为广州政治生活中的领导人物，他是著名的黄埔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是加伦[2]将军的亲信（那时加伦将军是黄埔军校的首席顾问，现在他是苏联远东红军的总司令）。黄埔的校长蒋介石虽把周视为眼中钉，但因为他在激进的学生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不得不委任他做军校的政治部主任。

北伐开始了，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联合推举蒋介石做总司令，自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军事上获得空前的胜利。周恩来奉命到上海组织暴动，援助革命军夺取上海。那时他还不过二十八岁，既未受过正式的军事训练，也没有和劳工阶级接触的经验（他是一个大布尔乔亚[3]家庭的子弟，和劳工阶级向来没有接触），既缺乏如何准备暴动的指南，又无随身的顾问（重要的俄国顾问都和蒋介石在一起），他赤手空拳到上海，带来的只是革命的决心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在三个月内，中国共产党组织了六十万工人，而且能够发动一次总罢工。工人的回答是一致的，这对于各帝国主义在华最强大的根据地上的人们，真是一个可怕的经验啊。可是，暴动并未实现。工人既无武装，又没有受过训练，不懂得怎样去“夺取城市”。他们还要从实际经验中学习如何组织工人的武装核心。当时的军阀为他们提供了这个经验。

北洋军阀低估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罢工的重要性，仅仅砍了许多人的头颅，没有根本地阻止工人运动。周恩来和上海著名的工人领袖（如赵世炎、罗亦农等），终于组成了五万人的纠察队，在法租界某处使两千个干部秘密地受着军事训练。偷运的步枪和训练成功的三百个射击手，成为上海工人所有的唯一武力。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国共产党发动总罢工，全上海的工厂一律停工，有组织的、有斗争精神的六十万工人，一致起来做革命的后盾。他们先后占据警察局、兵工厂和警备司令部，终于获得了胜利。五千工人武装起来，六营革命的队伍组织起来，“上海市民政府”也随之宣布成立。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声有色的一次“造反”。

因此，蒋介石在几天以后到达上海近郊时，战事已告胜利，长驱直入，接受胜利的工人队伍所获得的权力。因此，大约在一个月以后，当蒋介石实行“清党”时，名单上的第一个也就是这个有危险性的青年。蒋介石知道，周恩来固然能够给予他以胜利，却也能够使他失败啊。于是，周恩来就开始了从国民党势力下逃亡的生活，成为第三次革命——擎起了红旗的革命——的领袖。

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陈独秀的儿子）以及周恩来领导的许多同志们，先后被杀。在“上海大屠杀”中，牺牲了不下五千人。周恩来自己也给蒋介石的第二师捉获，由白崇禧下令枪决。不料第二师师长的兄弟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他设法使周脱离险境。

他先逃到武汉，又逃到南昌，他帮助组织八一起义，这是中国红军的历史发端。他又到汕头去，那里的红色工人已经夺取了华南的大海口，在周恩来的指挥之下，抵抗外国炮舰和地方军队的双重攻击，整整支持了十天；然后再到广州，组织著名的广州起义。

因为广州起义的失败，他不得不开始秘密工作，直到一九三一年，他才能够突破封锁，进入江西和安徽的苏维埃区域。他先做政治委员，后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我们见面的时候，他仍任该职。他在华南经历了几年的苦斗，用步枪、机关枪和铁铲抵抗轰炸机、坦克车和铁甲车，抵抗他们的敌人所可利用的一切财富，以伟大的努力来拯救小小的苏维埃共和国，那缺乏出海口甚至缺乏食盐的苏维埃共和国；后来他被病魔缠绕，并屡次遭遇险境；再后来又开始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到了中国西北部的新的红色根据地。

抛弃中国的旧哲学——中庸和爱面子，具有耐劳忍苦的无上的能力，绝对忠于一种思想，始终不屈不挠的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含蓄在红军的故事中，含蓄在造成这故事的人物中。

周给我的印象是：具有冷静的、合理的和实际的头脑。最近九年来，国民党的宣传以种种侮蔑中伤中国共产党，把他们形容为“无知的强盗”“匪徒”等，可是，周的温文的谈吐，却和国民党的宣传完全不同。

当他和我沿着安静的小路，经过芝麻田和小麦田，走回百家坪的时候，任何关于“赤匪”的那些形容词，都不适合用到他的身上。恰恰相反，他似乎真正是充满了愉快和生命的爱恋，像神气活现地跟在他旁边的“红小鬼”一样，他的手臂正靠着“红小鬼”的肩膀。他在南开读书的时候，生得很俊秀，身材苗条，如今他似乎还有那种风度。

---

[1]屯宿：屯驻；驻守。

[2]加伦：苏联陆军将领。原名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留赫尔（1890—1938）。1924年10月受苏联政府委派，化名“加伦”，来中国广州，任广州革命政府军事总顾问。

[3]布尔乔亚：资产阶级，法语bourgeoisie的音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