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与时迁移”到“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是当今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热词。虽然我考证不出最先使用它的是何人、始于何时，但我知道它的出现是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后，使用者上至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下至广大干部和平民百姓，是中国人习惯用、喜欢用的既非常时髦又具有文言典雅色彩的一个词语。

“与时俱进”虽出现和盛行于当今，但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就说远在至少2100多年前，便赫然出现了一个内涵和表述与之极类似的另一个词语“与时迁移”。西汉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全文引入其父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其文对先秦儒、墨、道、法、名、阴阳六家学派的宗旨及其学说的优缺点，逐一进行了简约精当的评析。司马谈在引用《易大传》（即解释《周易》的重要著作《易·系辞》，传为孔子作）“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语后，评述阴阳家：

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意思是说：阴阳家作为一个学术流派，能够遵循春、夏、秋、冬四时阴阳的变化规律安排农事顺序，采纳儒、墨两家的优点，吸取名、法两派的精要，随着时代之变而变，顺应万物之化而化，按世俗所需，或立或弃，无所不当。其道理简单而易操作，用力少而功效大。

由此可见，若能“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则往往能取得“事少而功多”即事半而功倍的效果。

“与时迁移”之语虽出自两千多年前司马谈的笔下，其理念则至少在七八千年前农业成为主要生存根基的新石器时代便孕育在中国人头脑中了。作为农耕民族，我们祖先受农业生产由播种、生长、收获而顺应四时变化的启发，或许也受“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的教训，得出了欲使国家富强，必须“不违农时”（《孟子·梁惠王》）的深刻认识，后“时”引申为时机、时期、时势、时代等等，《易·革卦》的《象传》中有“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易·系辞下传》有“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利之有”等语，说明“时”越来越泛化，便逐渐扩展，形成了“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理念。

这理念在社会大变革时期，显得格外突出，司马谈论春秋战国六家学说的要旨时突出“与时迁移”，与我们今天在社会转型期强调“与时俱进”，是一样的道理。

社会发生大变革、大转型时，最需要人们随时代急速变化而迅疾更新观念，因为不如此，就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最后被时代所抛弃。春秋战国时许多寓言、故事成为经典，讽刺那些不会“与时迁移”的蠢人，实乃社会发展大趋势使然。“守株待兔”（《韩非子·五蠹》）嘲笑死守老经验、不会变通跟上情况变化的可笑之人；“拔苗助长”（《孟子·梁惠王》）调侃不顺应事物客观发展规律、不遵循“与时迁移”而任意“悖时迁移”的心急愚蠢者。最典型的是“刻舟求剑”，典出《吕氏春秋·察今》：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

这个楚人能否求得剑，不言自明。时已“迁”，船已“移”，而楚人之观念还死守于舟的那个“契”点，这对当时那些不能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更新观念、只会墨守成规的人是多么生动的写照。

“与时迁移”作为宝贵的思想文化遗产，滋育了中国历史上众多的改革家，鼓舞了众多顺应历史潮流的时代弄潮儿；今天，“与时俱进”成为中国共产党人顺应历史发展、充当时代先锋的理论支撑，也成为一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者的精神动力。从“与时迁移”到“与时俱进”，我们的民族精神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

“与时俱进”的“进”，体现为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前进和有益于人类获得福祉的进步，并非指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更不是已经绝迹的丑德恶行沉渣泛起；有时，形式的“退”实质是内容的“进”，说的是“古”，精神指的是“今”。唐代中期，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主张以质朴自然、散行单句的先秦两汉古文取代魏晋以来浮华柔靡、讲究对偶的骈文，名为复“古”，实则追“今”，从而在中国文学史上奠定了“文起八代之衰”（苏轼《韩文公庙碑》）的重要地位，也大大增强了人们“与时俱进”的观念，自诩“五言长城”的中唐大诗人刘长卿便感叹：“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听弹琴》）我们今天大力弘扬“长征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似乎都是在提倡“退”后几十年的精神，但谁能否定我们不是在追求大“进”呢？

而有些人把“与时俱进”当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于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钱能通神”，包二奶、养情妇，连祭悼亡故之人也由烧纸钱、“老三件”“新三件”到改为烧“汽车”“别墅”并带几个“小姐”等等，也都美其名曰“与时俱进”了，这不仅荒唐可笑，泛滥开来，还会毒化社会的精神文明，必须坚决反对。

“与时俱进”有着深刻的哲学内涵，是积淀了几千年的民族文化精神，我们任何时候、做任何事都要不抛弃、不放弃！

《马过河》创刊号

【作者心语】

谨以此文祝贺《马过河》创刊，祝愿刊物“与时俱进”，成为马龙县过河跨江、勇于进取、不断进步的魅力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