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寻之文找到了

1967年，我奉命到陈伯达任总编辑的《红旗》杂志社去，参编杂志社办公室主任林杰所说的毛主席提议要编的《鲁迅语录》。

选编小组的负责人是《红旗》杂志文艺组组长公盾，当时哲学组组长是关锋、历史组组长是戚本禹。公盾姓郑，著书撰文只署名“公盾”，不署姓，是一位老革命、大学者、资深编辑家、出版家。由他负责《鲁迅语录》的选编工作。

公盾极忙，常会交些事让我办（参见拙著《人生四季》中《我与公盾的“忘年交”》一文），如让我校对他起草的文件、大胆修改他的文章初稿等等，他创办《革命文艺战线》，后改名为《文学战线》。

对这个刊物，他也常叫我做些改稿、编辑的工作，甚至否定某权威写的“创刊词”，让我重写。

我真是个“初生牛犊”，居然接受了任务，从1967年8月19日晚到次日凌晨3点多，写出了初稿，又用一个白天修改，8月20日（正是我26岁生日）晚，公盾与我讨论、再修改，同时让《红旗》杂志社的排字女工姜迺娥一直陪着我们，她几个小时没吃晚饭，边排边改，边改边排，不知弄了多少稿。后来，我又根据公盾的意见认真修改了两天，最后正式出版时，就用了我起草的这篇创刊词。

《文学战线》于1967年9月26日即鲁迅诞辰日（鲁迅生于1881年9月25日）第二天出版。

不久，公盾对我说：“你读了这么长时间的鲁迅作品，写一篇纪念鲁迅的文章吧！”我于是写了关于鲁迅的文章，由公盾推荐，以《文学战线》谐音的笔名“闻赞先”，于鲁迅逝世31周年忌日（鲁迅卒于1936年10月19日），发表在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1967年10月19日第四版上，并作为该版头条。

世事沧桑，风云突变。公盾受江青迫害，被关进了秦城监狱，我则浪迹山西多年，被作为“反革命分子”立案审查了半年多。后来，公盾得以平反，在重新组建科学普及出版社（该社创建于全国向科学进军的1956年）的同时，留下了大量学术、文艺、科技的著作，直到1991年4月16日去世；我则在1976年12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次年调回曲靖，现在还活着。

几十年来，我一直记挂着写鲁迅的这篇文章。

那我为什么还要留恋这篇文章呢？

一、如果说那篇“创刊词”我只是奉命起草，基本观点和内容已不完全属于我所为；那么，这篇文章则是我真诚投入并独立完成的。

二、我一生只在《人民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年8月15日）各发表过一篇文章，当然微不足道，而且前者提起来还羞愧难当，但以我之卑微和浅陋，能在如此高端的报纸上发文，自以为荣幸，甚至窃想：这至少可以向儿孙后代说明他们的老祖宗还曾经那么“闪亮”过一瞬。

三、文章同时记录了公盾对我的提携之情、盼成之望和我在他循循善诱、殷殷教诲下历练做人为文的获益之丰，而这是我刻骨铭心、永生永世难忘的！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撰文的情景历历在目，而凝聚着我无限人生况味的文章却再也无缘相见。

什么时候才能寻找到它呢？我上网搜，托人查，均“泥牛入海无消息”！

也是机缘巧合，2018年6月12日，青年朋友邀我小聚，得以第一次认识曲靖市档案馆的贺英女士，谈起此事，她问我到市档案馆查过吗？我告知查过无果的种种，她说：“能否记得发表时间？”我告知文章题目和作者署名后，说：“虽时隔50多年了，但我记得发表时只在1967年鲁迅生日和忌日这两天中的其中一天。”她说：“明天一上班我就去查！”次日上午，她电告我：“郭老，您的文章查到了，但我马上要飞赴北京，您去麒麟区档案馆找戴勇吧！”

6月14日，我冒雨去区档案馆找戴勇，受到他与该馆罗际军女士的热情接待，他们帮我扫描、复印，并按登记、盖章等程序将复印文章给我，还允许我拍了当年的《人民日报》和文章。

离开档案馆，我心潮激荡，非常强烈地感到：找到这篇文章，不啻是补缺了我青春不再、岁月沧桑的一段人生！

在麒麟区档案馆查阅到暌隔50多年不见的文章

（原发于曲靖M　2018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