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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打算写“明代服饰”，但一想到“服”除衣裳外，还应包括帽子、围脖、手套、鞋袜之类，而“饰”的花样更多，故只好缩小范围，仅谈衣裳，即便如此，再多的文字也难道出其万一。没奈何，那就像已写过明城的几篇那样，略说一二了。

原始人在告别以兽皮、草叶掩体遮羞后，便用“衣裳”代了。在甲骨文、金文中，“衣”字赫然在列，后来的小篆，形体也相差无几：

三者区别不大，都象形：上部像衣领，下部似衣襟相叠，两侧开口处是袖子。

“裳”字也出现在甲骨文、金文、小篆中，但三者区别很大：

裳有两个读音，单独用时，音chánɡ，《说文解字》就写作常，解云：“常，下裙也。”当它和衣组成词时，则读shanɡ（轻声）。《诗经·邶风·绿衣》：“绿衣黄裳”，毛传：“上曰衣，下曰裳。”裳又被称为下衣。古人骑马，不便穿裙，于是在下裙中开个口子，但由于那时席地而坐，还是穿裙子方便。可以说，此时男女下部都是穿裙的。

公元前302年，战国时的赵武灵王学习游牧或半游牧民族，改“胡服骑射”，让步战的士兵为“上褶下袴”的骑兵，“褶”有3音3义：读zhě时为襵，指衣服上有折叠；读xí为传统戏服，也叫“褶子”；读dié，是夹衣。这里应该是夹衣，便于打仗。袴（kù），古代指套裤，无裆，不同于有裆的裈（kūn），今也作裤的异体字。

说这些主要是想说明，作为裙子的“裳”逐渐离开男性，隋唐后改为专属女装，而男子则穿裤或长袍了。

唐代杨贵妃穿“霓裳羽衣”，即上穿鸟羽衣、下着霓虹裙，在唐玄宗改制、润色的“霓裳羽衣曲”中翩翩起舞，力求描绘出虚无缥缈的仙境和仙女形象。李白《清平调》三首之一首句“云想衣裳花想容”，妙在不说杨贵妃那衣裳像多彩变化的“云”，容颜像艳丽绽放的“花”，而反过来说是云、花多么想能够像杨贵妃那样穿得美丽、长得漂亮啊！

现在说到明代衣裳了。

明初，朱元璋以“古昔帝王治天下，必定治礼以辨贵贱、明等威”，制定了严苛的着装等级制度，同时出于重农抑商、恢复农业的考虑，对商人的着装限制更严。由于明朝是承非汉族统治而建立的汉族统治政权，朱元璋特别强调衣服必须恢复汉宋传统，并且具体指出要“上承周汉，下取唐宋”。

由于朱元璋的强力推动，汉服得以发扬光大，得以继承和超越过往汉服，明代衣裳的影响盛极一时，后来连戏曲的服饰也是以明代戏服为主，不用说演清代故事，即使演先秦、秦汉、唐宋元的舞台戏曲，也是以明代戏服为基础的，不像影视故事片，着装是与同代人的穿着尽量吻合的。

以明代戏服为主的中国戏曲服装（曲靖市国家一级滇戏演员杨美凤供）

明代中后期，尤其是晚明，“天崩地裂”“纲纪凌夷”，伴随着礼制颓堕，去朴从艳、追奇慕异成为弥漫社会的时髦风气，不用说豪门贵户“导奢导淫”，几乎遍及市井庸人，甚至以情操自守的文人寒士也追风逐浪，唯恐逮时尚而不及（见郭兴良的《中国古代文学（下）》第七编明代文学概述）。表现在服饰方面，任性而为，求奇求怪，乃至“男为女饰，女作道装”，或求新求艳，如《金瓶梅》里西门庆为妻妾做衣服：“拿出南边织造的罗缎尺头来，每人做伴妆花通袖袍儿，一套遍地锦衣服，一套妆花衣服。惟月娘（正妻）是两套大红通袖遍地锦袍儿，四套妆花衣服……”（第40回）若全穿起来亮相，肯定令人眼花缭乱。

西门庆作为小土豪，做到这些并不难，但明显有悖于“俭约”的明制。就一般平民言，因为棉花从外国输入后，至明代而得以大量种植，江南一带织机可批量生产棉布，一些穿不起丝绸，只能穿粗劣葛麻者，也能穿价格偏低、花色较多的棉布衣了，这也是明代衣裳空前繁盛的一个重要原因。